之后，吉敷马上给K宾馆打了电话。吉敷想见一下佐佐木的妻子，看她觉得光冈的证言有多大的可信度。

接电话的是佐佐木的儿子，他说他母亲为了准备葬礼，已经在返回鹿儿岛的路上了，大概当晚能到。

这下可麻烦了，现在正有许多事情要问他的妻子……吉敷在想是不是要去一趟鹿儿岛。

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面色凝重，双臂相抱。他在仔细思量光冈的证言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或者说有多大的真实性。

一番考虑后，吉敷觉得光冈没应该有撒谎，如果他要撒谎的话，至少会撒一个正常一点的谎吧。光冈可以撒谎说自己是受人所托，但委托人自己也坐上目标巴士、并要求光冈点着他的提包，这种事情恐怕他编造不出来吧。也许光冈证言的离奇性正说明了它的真实性。

那么为什么这起案件和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十九日的案件如出一辙呢？按光冈的话来说，他并不知道七年前的案件。如果光冈的纵火行为是受人指示的，他不知道之前的案子倒也说得通。可能是委托人知道那起事件吧——也就是说委托人想再现七年前的那起纵火案。

为什么委托人佐佐木德郎要再现那起事件呢？是不是因为他自己曾经历过那场纵火案？而且，如果他想让自己导演的这场事件被认作是偶然事件的话，就必须制造一些不合乎常理的事情，而且不能制造成普通纵火案的样子。于是，他决定利用七年前的那起案件。这类犯罪是不存在伦理性动机的，而是所谓的“变态者的冲动犯罪”。这种犯罪常常是类似案件的重演。比如，有犯人在铁路上放石头来阻碍列车运行，那么就会有人模仿这种犯罪。佐佐木是不是想把这次纵火案伪装成模仿式的犯罪，所以他才选择了同样的地点、同样的车站？可能他觉得这样可以让两起案件看起来相互关联。

这样一来，就出现很多前后矛盾的地方。佐佐木的儿子说他每晚都离开K宾馆去外面，回来时总是喝过酒，并抱怨身上脏，还会掸西服。这应该是因为他每晚都在物色合适的人选替他放火。

就算是流浪汉，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答应。要是付了定金，对方却逃之夭夭，那就惨了。而且即使仔细解释、交代，糊涂的人也容易弄错放火时间和巴士车次。所以要找一个老实人，还不能告诉他整个犯罪计划。

这就需要在很多人里挑出合适的人选。这很费时间，因为佐佐木需要每晚选中一个流浪汉，请他喝酒、和他商量、观察他的性格。

应该就是因为这样，佐佐木才会每晚都是喝过酒的模样，而且抱怨“太脏了太脏了”。吉敷也连日在新宿地下调研，每次回来后他也觉得西服很脏，想好好掸掸。

还有，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光冈拿着汽油瓶从后门一上车，佐佐木马上就往外逃跑。

目击乘客说佐佐木“好像认识纵火犯一样”。原来何止是认识。因为是他自己花钱雇光冈来放火，所以他看到光冈肯定立马就跑。光冈开始倒汽油时手一直哆嗦。佐佐木肯定也预测到光冈会紧张，很难说不会把汽油弄到自己身上。

还有，无论是佐佐木的妻子还是儿子，都说他在中野那边没有认识的人。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了。佐佐木一开始就没想去中野，他选择那趟巴士，只是想模仿昭和五十五年的那起案子。所以即使在中野没有亲戚或朋友也没什么关系。

以上这些疑问暂时得到了解答。总而言之，按光冈的交代，佐佐木支付五十万的高额报酬——原本应该是五十万，但最终光冈只拿到一半的钱——让光冈放火去烧自己坐的巴士。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关于他的动机，吉敷百思不得其解。包里装着儿子考试要用的文具——好像要完成这个计划就必须装上儿子的文具似的——不但不去陪儿子考试，反而花五十万导演一场K商场前的纵火事件。

为什么？！

为了钱？这样可以拿到钱吗？

他让光冈一定要点着自己的手提包，但包里只有儿子的文具，烧掉这样的一个包和拿钱有什么关系呢。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理由。若是为了某个理由，这样的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不对，不是这样。不能被提包所迷惑，佐佐木不是为了烧提包。他之所以一定要确保自己的包被烧掉，是为了制造一个确实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财产被烧毁，自己是这起纵火案的受害者。

那么佐佐木为什么要让把自己伪装成新宿纵火案的受害者呢？恐怕是为了钱吧。可能在东京遇到纵火案的话，他就可以拿到钱。

现在手上资料不全，再怎么想也想不出头绪，只能是空想。只有他的亲人才能做出推测吧，或者他的同事可能也知道一些情况。这些相关资料都要在鹿儿岛收集，这下又要麻烦鹿儿岛警署的留井了。——

现在吉敷手上的材料基本上只有A报纸的剪报，报道主力赛马选手向黑社会团伙泄露自己马匹的状况。

另外还有鹿儿岛出身、昭和六十年在东京被杀的壶井合三。他的死、他死时穿着的浅灰绿色薄夹克和鸭舌帽、以及在鹿儿岛时给他钱花的俱乐部女招待。

此外吉敷还掌握一个情况——壶井离开鹿儿岛的前几天，佐佐木家二楼的屋顶掉了下来。那天好像是八月十九号。

八月十九号？吉敷的思绪停留在这个日子上。现在才注意到啊！八月十九号——昭和五十五年的新宿巴士纵火案不也是八月十九号吗？！

吉敷急忙翻开笔记本确认那天的日期。没错，两件事都发生在八月十九号。难道是偶然？

吉敷想了想，觉得可能的确是偶然。因为很难将这两件事联想到一起。用同样的日子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未免太过牵强。

不管怎么说，佐佐木家房顶掉落一事和这次的案件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除此之外已经了解的情况还有——佐佐木德郎是东大毕业的精英人物，性格刻板；而壶井合三认识黑社会团伙的成员，还和俱乐部女招待同居过一段时间。所以很难想像佐佐木和壶井在鹿儿岛会有来往。虽然留井是这么介绍的，但佐佐木在两年前杀害壶井的嫌疑还是很大。

将这两人联系起来的关键就是A报纸的剪报。因为这则剪报很有可能是从壶井手上转移到佐佐木手上的。

吉敷想不明白。已经知道的这些情况能解释光冈交代的事情吗。这些支离破碎的事情能能不能顺利的结合到一起呢。

最好的线索就是那则A报纸的剪报。但是事件当事人——骑手松永荣吉却说没有叫壶井合三或佐佐木德郎的人联系过他。

现在还有几件事没能落实。首先——佐佐木真的杀害了壶井吗？两人根本不可能认识啊。就算认识，佐佐木应该也没有理由非要至壶井于死地。

但就现有的物证来看，佐佐木的确有可能是杀害壶井的凶手。若佐佐木不是凶手，又如何解释他手上有那则剪报呢。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壶井是在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四日那个星期六的晚上被杀的，前一天的星期五，佐佐木破天荒向公司请了假。在那之前和之后，佐佐木没请过第二次假。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他肯定是有什么大事才请假的，难道有比杀人更重大的事吗？

从现在的情况看，尚未发现其他人有杀害壶井的嫌疑，但这可能是调查不足所导致的。说不定还存在其他嫌疑犯。而掌握着这个线索的就是在鹿儿岛时曾拿钱给壶井的那个女招待——“城堡”俱乐部的茂野惠美。她可能知道一些有助于破案的信息。

看来关键还是这个女招待。如果她知道壶井和佐佐木的交往情况以及昭和六十年壶井来东京的理由，那么找到她，就可能会发现佐佐木杀害壶井的动机。或许还能解释这次离奇的纵火案。不管怎么样，都要让她开口。

这时，留井打来了电话。吉敷一上来就询问了女招待的情况。但留井回答说：

“没有用啊，吉敷先生。完全没有进展，简直成了瓜达康纳尔岛持久战了。她一句有用的话都没说。我也不能强迫他，真是束手无策啊。”

“可是……”吉敷正要强调女招待的证言有多么重要时，留井先开口了：

“不行啊，我真的干不了这活儿。您能不能过来一趟试试看啊？哎呀，一般招数对这个女的都没有用。”

“她这么不爱说话啊。”

“不是，她不是不爱说话，没用的事情滔滔不绝的说了好多，但不论什么时候见她，她总是喝的酩酊大醉。”

“是酒精中毒吗？”

“而且很严重，就差点送医院了。我都喝不过她。吉敷先生，您酒量大吗？”

“这个，我不怎么喝酒。”

“这样啊，哎，真愁人，看来是没戏了。”

“你不是去问她话吗？也不用非得边喝边说吧？”

“哎，要是谁能和她说话却不用喝酒，我就服了他了。”

吉敷把话筒从嘴边拿开，轻轻叹了一口气——他决定要去趟鹿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