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人物》杂志上，曾刊登过对松崎玲王奈的采访报道。我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条旧街区的书店里，买到这本杂志的，报道中主要介绍了她的近况，包括新近参演过的影片，也提到了她初来乍到时，在美国电影界的一些经历，其中有些说法，甚至相当尖锐。

那次采访是一九八七年上半年的事情，正是她担任主滇的第二部大片《阿依达，一九八七》正式公演的前后，采访中，她对记者这样说：“影片《阿依达》拍摄结束后的那段时间里，我接不到什么自己想演的戏。电影在日本受到冷遇，西海岸这边，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事可做，那时我心里，真是烦到了极点，总想做点儿什么来寻找刺激。我甚至想过出去干点粗活，打工卖力气也行。我本来就是做好了这个准备，才到美国来的。多亏我身边没交什么强盗朋友，不然他一个电话打过来：‘嗨，玲王奈小姐，我们一起抢银行去吧！’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着去。

“当时，我十分相信自己的实力，认为自己绝对能够获得成功。我也曾经有过辉煌的经历，而且，我有语言方面的优势，能说东西方好几种语言，对自己的演技也充满信心。我那时身体也比现在要强壮得多，所以十分自信地认为，即使是体力消耗很大的动作片的角色，只要我肯接下来，就能把身体状态，调整到剧情需要的水平。导演说九点钟集合的话，我肯定会在十分钟前到达拍摄现场。我想这一行的规矩你也知道，稍微大牌点的演员架子都挺足，别说九点以前到现场，磨蹭到十点，也许还没露面，来了之后还要卖乖讨巧：‘各位好！今天咱们是几点开拍呀？’但我初来乍到的，在摄影师和导演们的眼睛里，不过是个从东方来的花瓶而已，谁也不指望我能拿出什么新鲜演技。他们以为我站在镜头前面，就只能和在东京出席时装发布会时似的，在T型台上随便走几圈了事。可是我一上场，要做的动作，几乎都是一次到位，谁也挑不出什么毛病。甚至有几组画面拍出来后，还能多次使用，弄得连我自己都十分惊讶：‘什么？今天的活么快就干完了？’那种心情，你能理解吗？

“我的经纪人什么，也没教过我。我一对她讲自己焦虑，她就回答说：‘太棒了，玲王奈小姐，你很有进取心，这种精神很要紧！’接着一连介绍了几个剧组给我。但是和他们接触后我发现，那些剧本内容，都没有什么吸引力。偶然有几部剧本让我感兴趣，想要好好施展一番演技，可是对方剧组，又看不上我，借口他们要的是白人女性。有位导演看了我主演的《阿依达》后找到我，想让我在他片里，演上一个小角色，可是我一看剧本，戏里只需要我演一个年轻艺妓，或者演一个多情的日本女子，和到京都出差来的外国青年实业家，产生恋情什么的。剧本中，要求我在短短一周里，结识这名外国青年，然后，带着他在京都一些古寺到处转转，和他接吻，再和他上床，然后那个男人离开日本，回芝加哥的老婆孩子身边去。你说演这种角色，能有什么出息？难道这就是我一直憧憬的好莱坞的演艺生活吗？我感觉无聊透顶，后悔来到这里，甚至觉得，生活还不如在东京有意思，那时我很认真地考虑过，要滚回国内去的问题。

“那年夏天，我的经纪人又来劝我，说是能替我找一个临时的模特工作，让我和几个女孩，到巴黎去试试。她说，你在履历书里，写着曾经在东京当过模特，要是觉得这儿的生活无聊，倒不如试试这个工作。那些当红的名模，大多数是在欧洲成名的，要说时装，还是欧洲比较正宗。不过，那儿的竞争太激烈，简直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好比几条鲨鱼放进一个游泳池，让它们拼命地厮杀，看谁能笑到最后，谁被咬死。但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她似乎觉得，这份工作很好玩。

“那次旅行真是糟糕透了，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心里不舒服。旅程中发生了许多不如意的事情，虽然也有些事情，给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但是总的来说，太让人失望了，我这辈子真的不想再去第二回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任人挑选的商品，旁边再放一张价签，只要看中了，就可以拿走，任人摆布。我想现在还是一样，那个行当里的情况，不会改变多少的啦。

“我到了巴黎以后，就和其他三位和我一样、临时被叫来的女模特一起，被扔在一间宾馆里。我们四个人里面，没有一个能说法语的，接我们去那儿的人，不知道在什么时侯也不见了，那时我们几个，真是非常担心。和我在一起的I(那篇报道里提到了她的真名），当时还没什么名气，但现在已经成了一位超级名模。那时，她和普通女孩没什么区别，甚至晚上睡觉时，还得让人哄着，要是没人跟着照顾，她简直都活不下去。我还真觉得她挺可爱的，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那么认为的。

“第二天早晨，那几只大灰狼全露面了：‘嗨！小姑娘们，晚上睡得好吗？对繁华的巴黎早晨有什么印象？……I小姐，你的工作来了，是给L杂志拍封面广告，会有一些暴露的镜头。马上跟我走！’

“那时我们几个，谁都没想到过要拒绝。给我安排的工作也不好做，那是在海滩上，脱光衣服后，再抹上点稀泥，在海边的沙子里，一躺就是半天，全身晒得火辣辣地痛。我好容易刚去完体毛，又被晒成那样，弄得我好久都没法上镜头。

“回到宾馆后，只见I气哼哼地在发火。她告诉我，对方问她同不同意拍全裸写真。我一听也挺生气，马上给我的经纪人打了个电话，直接告诉她，我和I明天不干了，要回日本去，不过到了晚上，I的举动却变得很奇怪，整个人摇摇晃晃地站不稳，而且，说好的事情又全忘了。吃完饭以后，一位当地有名的摄影师，在她德望套间里开了个派对，中间端上来一个大银盘，上面摆着满满的小袋可卡因。我这时才明白，原来她还是一个瘾君子。我想，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眼里，全都是一样的吧？

“现场来的一群人里，有时装杂志主编，还有所谓法国青年艺术家，他们把我们当仙女似的，使劲夸了半天。那位I小姐刚才还气鼓鼓地不说话，这会儿又嘻嘻哈哈的大笑起来，觉得挺开心。

“那些自称是艺术家的人里面，虽然也有好人，但在我的眼里，他们无异于一群饿狼，个个都色迷迷的，随便找个什么借口，就会凑到你身边，不是把手搭在你肩膀上，就是伸手偷偷搂一下你的腰，要多恶心有多恶心。现在我回想起来，那种做派，大概就是所谓‘法国社交界的通行模式’吧，不管洛杉矶的男人，还是东京的男人，都做不出来。我实在很看不惯这些，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个妓女，被他们叫到那里去似的，何况，当时我们身上，还有着当演员那点儿优越感呢。

“刚过了一小会儿，I就在洗手间里大声喊我过去，满脸醉醮醣的样子.我过去看看她到底怎么了，发现她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上完洗手间，连裙子都提不上去了。

“那阵子，我也跟着沾上了毒品，回美国去的事也不提了。当时我还觉得挺高兴呢，吸过毒，浑身就像火烧似的发烫。过了几天，这家宾馆里，又开了一次更小型的私人派对，那天，连我自己也喝得酩酊大醉，提不上裙子了。从洗手间里出来，我只穿了一条短裤，上身围着一件披肩，出现在派对里的时候，反而博得满堂喝彩，那些人还抢着跟我合影呢。

“可是，再荒唐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我自己能把握得住自己。好歹我也是个演员，现在这份工作，只是来玩一玩，我可不想因为这份临时工作，让自己掉了身价。所以，我虽然沾过几次毒品，但是滥交的事我绝不会干。

“不过，真正开眼的是之后到罗马去的那一趟，在那里工作结束之后，经常需要来点刺激，那帮摄影师们，从来不会马上回老婆那里去，总要尽情享受一番。那时的情景，真叫人看不下去。晚会上还有不少本地的无名模特，吃过晚饭后，其中有个女孩，跳到铺着台布的桌子上站着，裙子下面连内裤都没有穿，什么都能看见。我回头一看，其他那些女孩儿们，全都在男人们的腿上坐着呢。

“这种晚会，后来会变成什么样，你也猜得出。那群人在地板上滚成一团，丑态百出，场面相当滑稽。我们在欧洲待了不过三个礼拜，其他女孩对每天晚上见到这些事，已经慢慢地见怪不怪了，好像是在一点点地，接受学坏的心理教育似的。不过，我可跟她们不一样。

“哦，说到这里，你一定很想知道，那位I小姐的事情吧。她那段时间，都干了些什么呢？呵呵，起码她是没有跟着我，离开那间开派对的屋子。

“我刚出房间的门，后面就跟上来一位高个子男人。他自称是作家，想找我问点儿事，他说的是英语，态度还挺客气，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人也挺诚实。我说：‘要不，你请我喝杯咖啡，再聊一聊吧。’他马上就答应下来了。我们到一层的咖啡厅，找了个连体的座位，边喝边聊了起来。他算是我在这趟欧洲之旅中，见过的唯一正经点儿的男人了。

“他说自己是德国人，原来当过律师，现在不干了，才改行当了作家。因为对模特界的内幕很感兴趣，想收集点资料写本书。我告诉他，赶紧死了这条心，这一行，整个就是一团糟，写出来的东西，正经人不会买来看的。

他笑了笑，告诉我，他并不这么认为：无论是哪个行当里，都少不了一些在地板上搂着打滚的人，不管是当律师，还是当法官都一样。女人要是长得漂亮点，就会有许多人注意你，也就更容易被拉下水去。可是也有些模特，先在美国干一段时间，有了点名气后，再回到欧洲来，最后，在艺术界里获得了成功。

“我告诉他，自己当过演员，他听了后很惊讶，他说：‘你的确看起来很冷静，当演员的天分，似乎也不低。’他劝我，还是要好好发挥自己的长处，干出点事业来。我当然也不是听了他这句话，才下的决心，因为我自己本来也有过这种考虑，所以，当时就决定，不再这么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摄影模特就干到今天为止，我还是要回好莱均去努一把力，不管在那里多么无聊，也比在这儿混着强上百倍。

“我真想再见他一次。他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全忘了，但是我记得他是德国人，现在一定也是很有名的作家了吧。我当时抱怨了一句：‘混蛋！什么当模特，还不就是给人当衣架子，套上件时装？’他也劝导过我，说这些模特，确实不过是每天抹抹口红，化化妆，一天换几件时装，上台走几趟而已。年轻时，整天跟那些只关心裙子长短的男人，混在一起，不管多么聪明的人，也得变傻。我觉得，还是他说得有道理，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想找什么模特的事来做了。”

我是在斯德哥尔摩的一间咖啡馆里，读到这篇报道的，读着读着，怀旧感又爬上了心头——松崎玲王奈小姐还记得我，这当然让我很自豪；其实那天晚上，她在罗马那家R宾馆里，和我一起喝咖啡，并接受采访的事，我也还记得很清楚。那家咖啡馆里面，到处都铺着髙级地板，看起来都能赶得上莎士比亚《麦克白》的舞台布景了。那天我喝的是乞力马扎罗咖啡，玲王奈要的是一杯摩卡。

就像玲王奈直言不讳的批评那样，当晚的那场派对，确实不堪入目；可是，当时，我正在暗地里调査、采访米兰的一些黑社会卖淫组织，知道了很多内幕。跟那些团伙干的事情比起来，这种疯狂的派对，还算是非常正经的啦。那时候，我刚刚用不久前，在欧洲模特里采访来的实际材料，写了本有关这个行业内幕的书，出版以后，居然十分畅销，我也因此有了点名气。所以，当时我正想采访几位美国模特界的人，写一本续集，刚巧听说来了几位美国的名模，都住在了R宾馆里，我一听说后，就想找到她们，了解点儿实情。

那天我一进宾馆，刚好碰见这位美国来的、名叫松崎玲王奈的日本裔女演员。刚一见面，我就觉得，她和其他那些模特不大一样，她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她显然具有东方人的血统，首先就给人以特别聪明的感觉；她的说话虽然有点直，但话里话外听得出，她这个人，不乏幽默感和独特的见解。对她的气质和灵性，很欣赏赏也很佩服。

这篇报道中，她提到的事情，大体上是对的，但有几个细节，也许她记得不准确。一开始见面时，我的确说了那些庸俗的女模特们不少坏话，但说那些话的目的，是用来引出她的话题。随着我们的谈话越来越深入，我已经感觉到，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孩，而且，就像她转述的那样，我最为吃惊的是，她在这种乌七八糟的环境中，居然还能保持那么冷静的头脑，这一点我很佩服她。

玲王奈记忆不准确的，还有一处地方。我那天告诉过她，自己虽然是个德国人，但基本上生活的重心，是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我只不过是出生在德国罢了，那地方，现在也已经划归波兰了，所以，我究竞算是哪国人呢，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也许造就了我现在多愁善感的性格。当天，那些闹哄哄的场面，和猥琐不堪的行为，我也说不上特别讨厌，我的目的，只是想从中找到一些，略显阴暗的索材，并把它们写进书里去。

说起我的经历，几乎可以写成一本小说了；而且遗憾的是，这甚至比我以前写的几本小说，情节更为曲折，也更富文学色彩。我原名海因·里希·冯·伦道夫·斯泰因·奥尔特，出生于茅恩泽湖畔的一座小城堡里。这座本来属于我们家族世代所有的城堡，在纳粹德国进攻莫斯科那一年，被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强行占为己有。

我父亲曾经当过德国陆军的预备役中尉，但他一直在暗地里，试图除掉希特勒，这件事情，不幸被盖世太保觉察以后，我的父亲立即遭到了逮捕，随即于一九四四年，被法西斯枪决了。我们家的财产也全部充公，直到二战结束后，也没有归还。当时除了父亲，母亲也遭到逮捕，她带着当年只有四岁的我，以及妹妹，被关押在一座集中营里面，原以为我们一家，迟早都逃不脱被杀害的命运，但多亏我母亲认识一位有地位的人，在他的帮助下，一直到纳粹德国投降，我们还活着。

因为失去了一切，所以在战后的西德，我们的日子过得就像吉卜赛人似的，只能在有房子住的母亲朋友家里，辗转搬来搬去。我们几乎每年都要搬家，光是我读过的小学和中学，加起来就有十三所，我妹妹转学的次数，竟然也和我差不多。

尽管小时候吃过不少苦，所幸，我们的生活还是渐渐好了起来。我大学毕芈后当了一名律师，在社会上小有名气，那时，我的母亲依然健在。到她去世时，我们家还买了座不大的房子。我妹妹长大后，就当了一名模特，在事业上也还算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二十五岁那年，妹妹脱离了模特这一行，嫁给了一位富有的男士。现在，他们一家定居在波兰的华沙，而且，生活过得还算幸福。

这么说，过得不幸福的，也许只有我一个。大概是家族遗传下来的贵族血统起了作用，我在生活中，喜欢追求奢华和排场。我后来爱上了一位和我妹妹一起，工作的瑞典籍模特，并和她结了婚，但终归因为性格不合，在结婚六年后，还是以分手告终。母亲活着的时候，我还老老实实地在家乡待着，她去世以后，我就托一位读书时的同学帮忙，跑到瑞典谋生来了。也许是娶过一个瑞典女子的原因吧，我的瑞典语和英语，都说得非常不错，干起律师这行后，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来自这个语言圈子里的朋友。

虽然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正式职业是律师，但我有位出版界的朋友，还是经常委托我写些东西。在他的要求下，我一口气写了好几本书。我写了我们家族没落的经过，写了关于纳粹和阿道夫·希特勒先生的一些旧事，也写了许多在波兰生活时的故事。由于当年瑞典所受的战乱不多，我写的内容，还很受当地人的欢迎。那几本书，当时的销量很可观，因此，瑞典皇家笔会还特地吸收我当了会员，由于我德语、英语和瑞典语三种语言的听说读写都没有问题，我写的书，不用专人翻译，也能同时在这些国家出版。虽说还算不上有多髙的知名度，但收入很不错。也许因为妹妹和前妻，都当过模特，加上我当律师时的经历，我对模特这个行业比较熟悉，因此，我才专门到罗马去，并在那里，认识了这位松崎玲王奈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