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你提到的那点实在很叫人纳闷。”蒙塔纳回答。“我一直没办法解释这些女孩为什么要把鞋子脱掉。莫非她们穿上衣服离开汽车旅馆时，因为时间紧迫而没有来得及穿？我们后来在福斯汽车里找到她们的鞋子和袜子。”

“那天晚上天气暖和吗？”马里诺问。

“是的。不过，都一样的，我想她们穿上衣服时，应该也会把鞋子穿上。”

“我们并不确定她们是不是真的曾经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待过。”我提醒蒙塔纳。

“这点倒是没有错。”他同意。

我不知道蒙塔纳是不是看了《华盛顿邮报》上连载的系列报导，里面提到其他谋杀案件里遗失的鞋子和袜子。即使他看过，也不像是已经把这些细节连结在一起的样子。

“当时你可曾跟一位名叫艾比·敦布尔的记者接触过？她是那位报导吉尔和伊丽莎白谋杀案的记者。”我问他。

“那个女人就像个狗尾巴上绑着的锡罐一样，到处跟着我。我每到一个地方，她就在那儿。”

“你记不记得曾告诉她有关吉尔和伊丽莎白赤足的事？你曾把这些现场照片给艾比看过吗？”我问，因为艾比如此机灵聪慧，绝不会忘记像那样的细节，特别是这个细节现在变得如此重要。

蒙塔纳毫不迟疑地说：“我是跟她谈过话，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把这些照片拿给她看过，也对我说的话很小心。你看过那时的报导，对不？”

“我是看到了一些文章。”

“那里面并没有提到罹难女孩们的衣着，吉尔衬衫被撕破，以及她们没有穿上鞋子和袜子等细节。”

那么艾比不知道，我心中想着，松了一口气。

“我在解剖报告上看到两名女子的手腕上都有着绳索的痕迹，”我说，“你找到了任何可能用来绑缚她们的东西吗？”

“没有，小姐。”

“那么很显然，他在杀了她们之后把绳索解开了。”我说。

“他相当小心。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弹壳、武器，或可能用来捆绑她们的东西。没有精液，所以看来不像发生了强暴，但也许有只是无法确定。两个人的衣服都穿得好好的。看看这个，就这个女孩衬衫被撕破——”他伸手拿一张吉尔的照片，“那可能是他跟她争斗时造成的。”

“你在现场是否找到任何扣子之类的东西？”

“一些，靠近她尸体的草地上。”

“烟蒂呢？”

蒙塔纳开始安静地翻阅他的文件。“没有香烟头。”他停顿了一下，抽出一份报告。“你猜我们找到什么，一个打火机，品质相当不错的银制品。”

“在哪里？”马里诺问。

“距尸体大约15英尺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墓圆周围有铁栏杆。你从这个铁门进去。”他展示着另一张照片。“打火机在草地上，距铁门五六尺。很贵的那种，像墨水笔一样的瘦长，是那种点烟斗用的。”

“坏了吗？”马里诺问。

“功能正常，也上光打蜡得很漂亮，”蒙塔纳回忆着。“我很确定那不属于那两个女孩。她们都不抽烟，我访谈过的人没有一个记得见过她们带着那样一个打火机。它也许是从凶手的口袋里掉出来的，无法得知。也有可能是别人遗失的，像是一两天前到那里闲逛的人。你知道，有些人就喜欢到墓园走走，看看墓地。”

“这个打火机做过指纹鉴定吗？”马里诺问。

“无法在表面采到指纹。银器表面刻有这些十字符号，就像你平常可以看到的那种有花纹的钢笔。”他若有所思地把眼光调开。“这玩意儿大概值个100元。”

“你是不是还留着那个打火机和在那里找到的扣子？”我问。

“我留有这个案子的所有证物，总是希望有一天能把这案子了结。”

蒙塔纳的这份希望没有我来得强烈。马里诺和我在他离开了好一阵子后，才开始讨论盘旋在我们脑海里的点滴。

“是同一个该死的杂种，”马里诺说，面露不可置信的表情。“那个该死的坏蛋要她们脱掉鞋子，就像他对其他情侣所做的一样，让她们在走向预定的杀戮地点时，因走不快而放缓速度。”

“那个地方不会是墓园，”我说，“我不相信那是他选定的地方。”

“是啰，我想他在迫使那两个女子就范时发生了意外，她们不肯合作——或者跟福斯汽车后坐的血迹有关，所以他叫她们在中途看到的第一个可能地点停下车子，那刚巧是一个黑暗、无人烟，而且有墓园的教堂。你有弗吉尼亚州的地图吗？”

我回到书房找到一份，马里诺把它摊开在厨房餐桌上，研究了好长一段时间。

“看看这个，”他说，面色凝重。“转上教堂的叉路就在60号公路的这里，若过了叉路再往前走大约两英里就可以转向通往一片树林的另一条叉路，那个地方就是在五六年后发现吉姆·弗利曼和邦妮·史迈斯尸体的所在。我要说的是，那天我们开车去找乔伊斯先生的时候，就开车经过这条该死的叉路。”

“我的老天，”我惊呼着。“我在想——”

“没错，我也在想，”马里诺打岔。“也许那个坏蛋真是在那里查看树林，选择地点，而混账跑来吓了他一跳，他于是枪伤了那条狗。一个月之后，他绑架了他的第一对牺牲者，吉尔和伊丽莎白。他想要强迫她们载他到这片树林区，但事情失去控制，他把车程缩短，或者他慌乱了，要吉尔或伊丽莎白转向错误的叉路。接着，他看到这间教堂，然后他真的吓坏了，明白他们没有拐向应该要转的路，也许他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

我试着想像。其中一个女子开着车，另一个坐在前坐司机旁，凶手在后坐拿着枪指着她们，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他流下那么多的血呢？他不小心射伤了自己吗？那不太可能。他用他自己的刀割伤了自己？也许，但同样的，那也很难让人相信。从蒙塔纳的照片上可看到汽车里的血迹似乎是从驾驶坐旁的乘客坐位上靠头部分的后面开始滴落，坐椅后面也滴有血迹，后坐上也有一滩血。这可以想像为凶手就坐在乘客坐位后面的位子，上身往前倾斜。是他的头还是脸流着血吗？

或是流鼻血？

我把这假设向马里诺提出。

“果真那样的话，一定相当严重，才会流那么多的血。”他想了一下，“所以也许是其中一个女子用手肘往后顶了一下，击中他的鼻子。”

“如果其中一个女子那样对你，你会怎样？”我说，“假设你是凶手。”

“她不会有机会再做一次。我也许不会在汽车里枪杀她，但我可能会握拳挥打，或者用枪托敲她脑袋。”

“前坐没有血迹，”我提醒他，“完全没有证据显示任何一个女子在车子里受过伤。”

“嗯……”

“很复杂困惑，对不？”

“是。”他皱着眉，“他坐在后坐，往前倾靠，突然间开始流血？像狗屎一样复杂。”

我重新煮一壶咖啡，继续抛出更多假设。打一开始，就持续出现一个人怎么降服两个人的问题。

“车子是伊丽莎白的，”我说，“让我假设是她在开车。很显然，在这时她的手没有被捆绑。”

“但吉尔的手一定被绑上了。他也许在行驶中把她的双手绑起来，譬如要她把手举起来高过头顶，他从后坐绑上。”

“或者他可以强迫她转身过来，把手臂伸过坐椅靠头的部分，”我提议，“这可能是她击打他的脸的时候，如果那真的发生过。”

“也许。”

“不管怎样，”我继续说，“我们都假设当他们终于停下车时，吉尔已经被绑起来，而且赤脚。接下来，他命令伊丽莎白脱掉她的鞋子，再捆绑她，然后用枪强迫她们走进墓园。”

“吉尔双手和前臂上有很多刀痕，”马里诺说，“那些伤痕跟她用被绑的双手挡开刀子的状况是否吻合？”

“只要她的双手是绑在她身前，不是身后。”

“把她们的双手绑在身后会比较明智点。”

“他也许在那次不顺的行动后了解到那点，也因此改善了他的技巧。”我说。

“伊丽莎白没有任何防卫性伤口？”

“没有。”

“那坏蛋先杀了伊丽莎白。”马里诺做出决定。

“你会怎样做呢？要记得，你有两个人质要处理。”

“我会要她们两人脸朝下躺在草地上。我会把枪抵住伊丽莎白的头后面，要她听命于我，然后我准备要在她身上动刀。如果她意外地挣扎反抗，也许我会扣下扳机打死她，即使我原本不打算那样做。”

“那也许可以解释她为什么脖子上有枪伤。”我说，“如果他是把枪抵住她后脑勺，而她反抗，枪口可能会滑开。这情节让人回想到发生在德博拉·哈威身上的事，除了我十分怀疑她被枪击时，是躺倒在地上的。”

“这家伙喜欢用刀，”马里诺回应，“他是在事情出乎他计划之外时才用到枪。而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知，那只发生过两次，伊丽莎白和德博拉。”

“伊丽莎白被枪打伤，然后呢，马里诺？”

“他杀死了她，然后对付吉尔。”

“他跟吉尔有打斗。”我提醒他。

“那一定有争斗。她的朋友才刚被杀，吉尔知道她不会有活命的机会，不如全力挣扎反抗。”

“或者她早已开始跟他搏斗了。”我大胆地提出。

马里诺眼睛眯了起来，露出满腹怀疑的表情。

吉尔是一名律师，我不认为她对恶行重大罪犯的性格特征毫无认知。当她和她的朋友被强迫在深夜走向墓园时，我怀疑吉尔早已知道她们两人都要死了，其中一个或她们两个在他打开铁门时可能就已经开始反抗。如果那个银制打火机真是属于那凶手的，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时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来。然后，也许马里诺是对的，凶手迫使两个女子脸面朝地地躺下，但当他开始向伊丽莎白下手时，吉尔恐慌了，意图保护她的朋友。枪开火，射中伊丽莎白的颈子。

“吉尔身上的伤痕，显示一个狂乱的特征，那个人生气、恐惧了，因为他无法控制局面。”我说，“他也许用枪打她的头，爬上她的身体，撕开她的衬衫，开始猛刺猛戳。最后，做了个告别姿态，切割她们的喉咙。然后他开着那辆福斯汽车离开，把它弃置在汽车旅馆，走路离开，也许回到他车子的所在。”

“他身上应该会有血，”马里诺考虑着。“很奇怪驾驶坐上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只后坐有。”

“从来就没有在任何一对情侣的汽车驾驶坐旁发现到任何血迹，”我说，“这个凶手非常小心。行凶前也许准备了换穿的衣服、毛巾，谁知道还有什么。”

马里诺在他口袋里摸索一阵，拿出一把瑞士军用小刀，开始在一张餐巾纸上修剪他的指甲。天知道多丽丝是如何忍受那些岁月的，我心中想着。马里诺也许从来就不管清理烟灰缸、把碗碟放到洗碗槽里，或把他自己的脏衣服从地板上捡起来等等家务琐事。我讨厌去想像他离开浴室之后，浴室变成的样子。

“‘艾比·敦布狗’仍试着跟你联络吗？”他问着，没有抬起头来。

“我希望你不要那样喊她。”

他没有回答。

“她过去几天没有再试，至少我没有接收到。”

“我想你也许有兴趣知道她和柯利弗德·林之间不仅仅只是同事关系，医生。”

“什么意思？”我不安地问。

“我是说这个艾比着手努力收集有关那些情侣的故事，跟她被迫从刑事报导案件中调离开来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在修剪他左手拇指，剪下的指甲落在餐巾纸上。“很显然，她变得非常古怪，以致于新闻室里再也没有人可以跟她共事。事情在去年秋天达到顶点，就是她来到里士满看你之前。”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恶狠狠地瞪着他。

“我听到的，是她在新闻室里大大出了一场丑，把一杯咖啡泼到林的腿上，然后飓风般溜出去，没有告诉她的编辑她见鬼地要去哪儿，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接着她就被调到专栏组。”

“谁告诉你的？”

“彭顿。”

“彭顿怎么会知道发生在《华盛顿邮报》新闻室里的事情？”

“我没有问。”马里诺把小刀缩回去，放到他口袋里。他站起身，把餐巾纸卷起来，丢到垃圾桶。

“最后一件事，”他站在我厨房中间说，“那辆你想找到的林肯车。”

“怎样？”

“是1990年出厂的，车主登记是巴瑞·阿蓝诺夫，38岁，来自罗诺克，白人男子。在一家医药供应公司工作，是个销售员。外出旅行的机会很多。”

“这么说你跟他谈过了？”我说。

“跟他老婆谈过。他去出差了，从过去两星期到现在。”

“当我看到那辆车出现在威廉斯堡时，他原来应该在哪里？”

“他老婆说她不确定他的行程。好像有些时候他会每天换不同的城市，到所有的地方转转，包括外州。他的责任区最北到波士顿。就她记忆所及，你说的那个时间，他是在潮水镇地区，准备要搭飞机离开新港纽兹，前往麻萨诸塞州。”

我沉默下来，马里诺把这个视为尴尬，事实上不是的，我在思索。

“嘿，你做了很有水准的侦探工作。把一个车牌号码写下来，进而追踪，没什么错。你应该要高兴，证明了你没有被什么鬼跟踪。”

我没有回答。

他又说：“你惟一弄错的是颜色。你说那辆林肯是深灰色，阿蓝诺夫的是棕色。”

那天晚上，被狂风吹得剧烈摇晃的树木上空，不断传来交击映现着的闪电，夏日风暴正猛烈地释放出它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我坐在床上闲闲地翻阅着几份期刊，等着蒙塔纳家的电话能够拨通。

他的电话不是坏了，就是有人在过去两小时中持续使用着电话。他和马里诺离开后，我记起在那些照片中看到的一个细节，让我想起安娜最后告诉我的一件事。吉尔公寓里，客厅一张椅子旁的地毯上，有一叠法律文件，几本非当地的报纸，和一份《纽约时报》周日版。我自己从来不费神玩填字游戏，天知道我现实生活中就有太多事等着我去理清，但是我知道《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就像制造商的折价券一样广受欢迎。

我伸手拿起话筒，再次试拨蒙塔纳家的号码，这回终于通了。

“你有没有想过要申请接插拨服务？”我尽量耐心地问道。

“我是想过要另外申请一条线给我那十来岁的女儿。”他说。

“我有个问题。”

“请说。”

“当你搜索吉尔和伊丽莎白的公寓时，我估计你翻阅过她们的邮件。”

“是的，小姐。持续一段时间检查她们的邮件，看看有什么东西寄过来，是谁写信给她们，还查看她们的刷卡账单等等。”

“你能告诉我吉尔邮购订阅的报纸吗？”

他停顿了一下。

我脑中闪过了一件事。“我很抱歉，她们的案件资料很可能放在你办公室里……”

“没有，小姐。我直接回到家来，资料就在这里。我只是试着回想，今天事情太多了。你能等一下吗？”

我接着听到翻阅纸张的声音。

“嗯，有两张账单、垃圾邮件，但没有报纸。”

我很惊讶，解释着吉尔在她的公寓里放着几份外地的报纸。“她一定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也许是从贩卖机买的，”他提供情况说，“大学附近有很多。那是我的猜测。”

如果是《华盛顿邮报》或《华尔街日报》，那么有可能，我心中想着。但不会是周日版的《纽约时报》。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吉尔和伊丽莎白在每星期天早晨外出用早餐时，顺路从惯常光顾的杂货店或书报店里买来。我谢谢他，然后挂断电话。

我把床头灯熄灭，躺了下来，听着雨点以一种粗暴的旋律打在屋顶上。我把身上的棉被拉得更紧。思绪和影像交替在我脑中闪动，我看到德博拉·哈威的红色钱包，湿答答地埋在泥土中。

指纹实验室的范德刚完成检查工作，我隔天翻阅着报告。

“你要怎么做？”罗丝问着我。

奇怪的是，那钱包竟然已经放在罗丝桌上的塑料文件盘里。

“你不能就这样送回去给她家人呀。”

“当然不能。”

“也许我们可以把信用卡等东西拿出来，把它们清洗干净送回去？”

罗丝的脸因愤怒而扭曲着。她把文件盘扫过她的桌面，然后喊叫着：“把这东西拿走！我无法忍受它！”

突然间，我在我的厨房里，从窗户中看到马克开车过来，只是那辆车看来很陌生；但是又不知怎么的，我似乎对那辆车有些熟悉。我在手提包里翻寻一阵，找到一把梳子，胡乱地梳理头发。然后开始冲向浴室刷牙，但没有时间了，门铃响了，只响了一次。

他把我圈进他怀里，低语着我的名字，像是痛苦的小小哭喊。我奇怪他为什么在这里，而不在丹佛。

他亲吻着我，一面用脚把门踢上。门竟轰隆一响，重重地关上。

我的眼睛也在这时突然张开。外面雷声隆隆，闪电又一次照亮我的卧室，然后再一次的，我的心激烈起伏着。

第二天早上我做了两项解剖，然后到楼上去看尼尔斯·范德，指纹检验室的区域组长。我找到他时，他正坐在电脑荧幕前，瞪视着指纹自动辨识系统陷入深沉的思索。我手上握着德博拉·哈威钱包的细节检查报告副本，我把那份报告放在他键盘上。

“我有一些事情需要问你。”我提高声音企图盖过电脑具有渗透力的嗡嗡响声。

他眼光往下看了看报告，仍是神思不属，一小缕不听话的灰发盖住他的耳朵。

“那钱包暴露于树林里那么久之后，你怎能发现到里面的东西？我很好奇。”

他把眼光转回终端机。“那钱包是尼龙制的，防水，信用卡放在里面的塑料套中，那是里面有拉链拉起的小暗袋。当我把那些卡放到强力胶槽里时，出现有很多污迹和不完整的东西，甚至不需要用到激光探测。”

“真叫人印象深刻。”

他微微笑着。

“但是没有可以确认的东西。”我指出。

“很抱歉。”

“让我感到好奇的是那张驾驶执照，上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甚至连污点也没有。”他说。

“清洁干净？”

“就跟猎犬的牙齿一样。”

“谢谢你，尼尔斯。”

他又沉浸到他的世界里，一个由圆圈螺纹组成的世界。

我回到楼下翻找艾比和我去年秋天曾拜访过的那家7-11的电话号码。电话另一端的人告诉我，那位我们曾谈过话的职员埃伦·卓丹，要到晚上9点钟才会在。我接着缩皱起眉头埋首工作，连午餐也没有停下来，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时间飞逝。甚至在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也一点都不觉得累。

门铃在8点钟响起来，我正把碗碟装进洗碗机里，拿一条毛巾擦着手，我不安地走到大门口。艾比·敦布尔站在门廊上，外套领子翻上来围绕在她耳旁，脸色苍白没有血色，眼神悲惨痛苦。一阵冷风从我院子里吹袭而来，摇摆着树枝，也吹得她发丝飞扬舞动。

“你没有回我的电话，我希望你不会拒绝我走进你的房子里。”她说。

“当然不会，艾比，请进。”我把大门完全打开，退后几步。

她没有把外套脱下，直到我请她这么做时才脱掉；而当我要把她的外套挂起来时，她却摇摇头，只把它横放在椅背上，就好像在向我宣示她没有久留的意思。她穿着褪色的丹宁布牛仔裤和缀有栗色绒布斑点的粗线毛衣。我走向厨房，想把餐桌上的文件和报纸清开，闪过她身旁时，闻到她身上残留的香烟味道，以及微微的汗酸味。

“要喝什么吗？”我问，因为一些说不出的微妙理由，我无法对她生气。

“随便什么吧。”她拿出香烟，我准备喝的。

“说吧，什么事？”我坐下来对她说。

“那报导对你很不公平，那还是最轻微的说法。而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怎么想无关紧要。我宁愿听听你要说什么。”

“我告诉过你我做了错事。”她的语声止不住地颤抖，“柯利弗德·林是其中之一。”

我静静地坐着。

“他是一名调查记者，是我搬到华盛顿之后最早认识的人之一。事业非常成功、有趣、聪明，而且对自己很有自信。我当时很脆弱，才刚迁到一个新的城市，经过……唉，发生在汉娜身上的事。”她眼光从我身上转开。

“刚开始时，我们只是朋友，然后一切进展得太快。我没有看清他是怎样一个人，因为我不愿意去探究、去理清。”她的话哽在喉咙里，我默默地等着她稳定自己。

“我以我的生命去信任他，凯。”

“从这个，我可以下结论说他故事里的细节来自于你的提供。”我说。

“不是，它们来自于我的报导。”

“那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写什么，”艾比说，“柯利弗德知道我涉入这些案件的程度，但我从来就没有提到那些案件的细节，他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有兴趣的样子。”她开始变得很生气。“但其实他有兴趣，而且还不只一点。那是他玩的把戏。”

“如果你没有告诉他细节，”我说，“那么他是怎么从你这里得到资料的呢？”

“我曾给他我公寓大厦的钥匙，我外出时他可以帮我为植物浇浇水，拿邮件。他可以在那时另外配备用钥匙。”

我们在五月花的谈话内容回到我脑子里。艾比提到过有人擅自进到她电脑里，而她控诉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我当时就有些怀疑。一名有经验的干员会打开一个文书处理程式，而没有警觉时间和日期会更新？不像。

“柯利弗德·林进到你的电脑里了？”

“我无法证实，但我知道是他。”艾比说，“我无法证明他截看过我的邮件，但我知道他干过。用蒸汽打开一封信，再封起来，放回到信箱里，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你有一把开启信箱的钥匙。”

“你知道他在写这篇故事吗？”

“当然不知道。我根本对这个消息连见鬼的影子都不知道，直到我打开星期天的报纸！他趁我不在时进到我的公寓里。他看过我的电脑档案，以及任何他可以找到的东西。然后他打电话给所有关系人，取得引述和资料。这些动作很简单，因为他完全清楚到什么地方去找，问什么问题。”

“再加上你已经被调离调查访问组了，所以程序变得更简单。当你认为邮报对这个故事失去兴趣时，你的编辑群真正失去兴趣的对象是你。”

艾比忿恨地点了点头。“他们将那个故事分派给他们认为比较可以信赖的人——柯利弗德·林。”她说。

我了解何以柯利弗德·林根本没有意图尝试跟我联络。他该知道艾比和我是朋友。如果他问我这些案件的细节，我也许会对艾比提起，而他得对艾比隐瞒这件事越久越好。所以林绕过我，避开我。

“我确定他……”艾比清了清喉咙，伸手拿她的饮料，她的手抖动着。“他可以表现得非常叫人信服。他有可能因此得个什么奖，为了这篇系列报导。”

“我很抱歉，艾比。”

“除了我自己之外，不是任何人的错。我太傻了。”

“当我们决定去爱时，就在冒着险的——”

“我再也不会冒那种险了，”她打断我，“跟他在一起一直就存在着问题，一个接着另一个。我总是那个委屈退让的人，给他第二个机会，然后第三个，第四个。”

“你工作场所的人知道你和柯利弗德的事吗？”

“我们很小心。”她有些回避。

“为什么？”

“新闻室是个非常混乱、蜚短流长的所在。”

“你的同事无疑的必定曾经看过你们两人在一起。”

“我们非常小心。”她重复说着。

“别人必定从你们之间感觉到什么的，至少像紧张这样的情绪。”

“竞争，护卫自我地盘，那是他万一被人问起时的答案。”

还有忌妒，我心中想着。艾比从来就不善于隐藏她的情绪。我可以想像她忌妒起来的狂热。我可以想像那些在新闻室观察她的人会有的曲解误会，推测她是因为野心以及忌妒柯利弗德·林，而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她是因为他有着其他承诺而忌妒。

“他已婚，是不是，艾比？”

她这次无法忍住盈睫的泪水。

我起身再为我们准备喝的东西。她会告诉我他跟他的妻子间并不愉快，考虑着离婚，艾比相信他会因为她而那样做。这样的故事就像电视、电影、通俗小说里老掉牙的情节，是那种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剧情，我以前就听过上百回。艾比被利用了。

我把她的饮料放在桌上，温柔地拍了拍她的肩，然后坐回我的椅子。

她告诉我我已经猜到的事，而我只是悲哀地看着她。

“我不值得你来同情我。”她哭喊着。

“你受的伤害比我还深。”

“所有的人都受到伤害。帕特·哈威，那些孩子们的父母亲、朋友。如果这些案件没有发生，我会仍然跑社会新闻路线。至少那样，我会是非常专业的。没有人有权造成这种毁灭。”

我知道她这时已经不再想着柯利弗德·林了，她指的是那名凶手。

“你说得没错，没有人应该有那种权力。如果我们设法阻止，就不会发生。”

“德博拉和弗雷德不希望它发生。吉尔、伊丽莎白、吉姆、邦妮，所有的人。”她看起来完全被击败了。“他们都不愿意被谋杀。”

“柯利弗德下一步会做什么？”我问。

“不管是什么，都跟我无关了。我已经换装所有的锁。”

“而你害怕你的电话被窃听，你被跟踪？”

“克利夫不是惟一一个知道我在做什么的人。我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了！”她眼中满是闪着怒火的泪光。“你是我最不愿意伤害的人，凯。”

“停止，艾比。你可以整年整月地哭，但那对我一点用也没有。”

“我真的很抱歉……”

“不要再道歉。”我很坚定但温柔地说。

她轻轻咬住下唇，瞪着她的饮料。

“你现在准备好帮我的忙了吗？”

她抬眼看我。

“首先，上星期我们在威廉斯堡看到的那辆林肯车是什么颜色？”

“深灰色，车内皮饰是深色的，也许黑色。”她回答，眼光逐渐闪现神采。

“谢谢你，那正是我想的。”

“怎么了？”

“我不确定，但还有更多。”

“更多什么？”

“我有一项任务要分派给你，”我说，微笑着，“但先要确定，你什么时候回华盛顿？今天晚上？”

“我不知道，凯。”她看向别处。“我现在不能在那儿出现。”

艾比觉得自己是个逃亡者，而就某种角度来说，她是的。柯利弗德·林已经把她从华盛顿赶出来。也许让她消失一阵子不是个坏主意。

她解释：“在北尼克有个家庭旅馆，而且——”

“我有间客房，”我打岔，“你可以跟我住一阵子。”

她看来犹疑，然后说道：“凯，你知不知道那会造成怎样的谣言？”

“老实说，我现在对那一点也不关心。”

“为什么不？”她细细地研究着我。

“你的那家报社已经把我丢进一锅热油里煎炸了。我要孤注一掷，事情只会变得更糟或更好，但绝不会在原地停滞。”

“至少你还没有被炒鱿鱼。”

“你也没有，艾比。你有了恋情，在你同事面前行为不当，例如把咖啡倒在你情人的腿上。”

“他活该。”

“我相当确定他活该有那样的待遇，但我不会建议你跟邮报作战。你的书是救赎你自己的一个机会。”

“那你呢？”

“我关心的是这些案件。你可以帮忙，因为你可以做一些我无法做到的事。”

“比如说？”

“我不能撒谎、欺瞒、诈骗、作弊、鬼祟潜行、伏击、刺探，和假装有什么事或伪装成什么人，因为我是联邦政府的成员。但你的活动空间就很大，你是一名记者。”

“非常感谢，”她抗议着，然后走出厨房。“我去车子里拿东西。”

我并不常有访客，楼下的客房通常是为露西准备的。铺设在硬木地板上的是一张伊朗地毯，有着亮丽颜色织就的花草图样，把整个房间转变成一个花园，我外甥女在这园里可能是一朵含苞的玫瑰或是一株发臭的草，其间的转变完全视她的行为而定。

“我猜你喜欢花朵。”艾比心不在焉地说，把行旅箱放在床上。

“这条毯子铺在这个房间是有些喧宾夺主，”我道着歉。“但是当我看到它时，忍不住就买了下来，而这屋子里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放置。更甭提那毯子几乎是坚固不摧的，既然这个地方通常是露西来住，那变成了个很重要的一项装饰。”

“或说曾经是。”艾比走到橱柜前，把门打开。“露西已经不再是10岁小孩了。”

“那里应该有足够的衣架。”我移近检查道。“如果你需要更多……”

“已经够多了。”

“浴室里有浴巾、牙膏和香皂。”我开始领着她介绍。

她已经开始打开箱子，没有注意我在说什么。

我在床边坐下。

艾比把套装和衬衫放到衣橱里，衣架在金属架上发出移动的尖锐声。我安静地看着她，没什么耐心地等着。

这进行了有几分钟，抽屉拉开，更多衣架摩擦声，浴室药柜门吱嘎的打开又咔啦关上。她把行李箱塞到衣橱里，然后回顾四周，似乎在想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她打开她的公事包，拿出一本小说和一本笔记簿，放到床边的小桌子上。我不安地看着她把一支点三八手枪和一盒子弹放到抽屉里。

我回到楼上时，已是午夜，上床之前，我再拨那家7-11的电话号码。

“埃伦·卓丹吗？”

“咦？我是。你是谁？”

我告诉她，并且解释：“去年秋天你对我说过，弗雷德·柴尼和德博拉·哈威进到店里时，德博拉本想要买啤酒，而你要求看她的证件。”

“是的，没错。”

“你能不能详细告诉我当你要求看她的证件时，做了什么？”

“我只是说我需要看她的驾驶执照，”埃伦说，她听来很困惑。“你知道的，我要求看看。”

“她从她的钱包里掏出来吗？”

“是呀，她必须要把它拿出来我才能看得到。”

“那么她把驾照递给你啰。”我说。

“嗯。”

“它本来是放在钱包里的什么地方吗？像是一个塑料套里？”

“它没有在什么里面，”她说，“她只是把它递来给我，然后我看了一看，接着我还给她。”停顿了一会儿，“怎么了？”

“我只是要确定你是不是触碰过德博拉·哈威的驾驶执照。”

“我当然碰过，我必须拿到它才能检查的呀。”她听来有些惊恐，“我有麻烦了，是吗？”

“没有，埃伦，”我保证，“你一点麻烦也没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