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比的任务是去试试她能找到什么关于巴瑞·阿蓝诺夫的事。她在早晨前往罗诺克。当天傍晚，她才回来不到几分钟，马里诺就出现在我家前门。我邀请他来晚餐。

他在厨房看到艾比时，瞳孔倏忽圆睁得老大，然后脸色转成潮红。

“黑色杰克？”我问。

我从酒柜拿了他的饮料回来，发现艾比在餐桌旁抽烟，而马里诺站在窗前。他已经把百叶窗拉起，神情阴沉地往外看着电缆。

“你在这个时刻是看不到什么鸟的，除非你对蝙蝠有兴趣。”我说。

他没有回答，也没有转身。

我开始盛放沙拉。一直到我开始倾倒意大利红酒，马里诺才终于坐到为他安排的椅子上。

“你没有告诉我你有同伴。”他说。

“如果我事先告诉你，你就不会来了。”我同样直率地回答。

“她也没有告诉我。”艾比说，暴躁易怒的语气。

“所以现在证明了我们都很高兴能聚在一起，让我们享用晚餐吧。”

如果说我从跟东尼那场失败婚姻里学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绝不要在晚上很晚的时候或吃饭的时候，提起不愉快的话题，我用尽全力以轻松话题来填补充塞晚餐时刻不自然的静默。一直等到开始喝咖啡时，才开始说我要说的话。

“艾比要跟我住一阵子。”我对马里诺说。

“那是你家的事。”他伸手拿糖罐。

“那也是你的事，我们在这案件里都属同一边。”

“也许你应该解释什么叫我们都在同一边，医生。但首先……”他看着艾比，“我要知道这个小小的晚餐会在你书里的什么地方出现，那样我就不必读完那见鬼的书，可以直接翻到正确的页数去。”

“你知道，马里诺，你真的是头蠢猪。”艾比说。

“我也可以是个屁眼，只是你还没有那个荣幸罢了。”

“谢谢你给我一些可以期待的东西。”

他从他上衣口袋里抓出一支笔，把它丢到桌上。“最好开始写。你可不要把我的话给引述错了。”

艾比愤怒地瞪视着他。

“停止！”我生气地说。

他们两人都看着我。

“你们比其他人的行为好不了多少。”我说。

“谁？”马里诺的面孔单调空虚。

“所有的人，”我说，“我对谎言、忌妒、权力游戏厌恶到了极点。我对我的朋友期待很深，我以为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朋友。”

我推开我的椅子。

“如果你们两人都想要继续短兵相搏，请继续，但我受够了。”

我没有再看他们两人一眼，端起我的咖啡径自走到客厅，打开音响闭上眼睛。音乐是我的治疗师，此刻音响上放着上一回聆听的巴哈，他的第二号交响曲，清唱剧29号，松弛了我的情绪。自马克离开后，有好几个礼拜的失眠夜晚，我都走到楼下来，戴上耳机把自己包围在贝多芬、莫札特、帕海贝尔的音乐里。

15分钟之后，艾比和马里诺来到客厅，一脸刚刚口角过才又复合的情侣般的羞怯表情。

“喔，我们谈过了，”艾比在我关上音响时说，“我尽可能地解释原由，我们开始达成共识。”

我实在很高兴听到这个。

“还是让我们三人好好合作，”马里诺说，“反正，艾比现在并不真的是记者。”

这评语让她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我看得出来。但是最起码他们愿意合作，这已经是奇迹中的奇迹。

“当她的书出版时，或许这些也都会变得无关紧要。所有要紧的事都会随时间过去的。到现在几乎已经有3年了，10个孩子。如果包括吉尔和伊丽莎白，我们讲的就变成一桩12条人命的案件。”他摇着头，眼神转成凝重。“不管是谁杀了这些孩子，他都不会退休的，医生，他会一直做下去，直到被抓到为止。像我们目前如此深入、广泛的调查，还依然找不到线索，那只能说是有人运气很好。”

“运气可能开始靠向我们这边了，”艾比对他说，“阿蓝诺夫不是开着那辆林肯车的人。”

“你确定？”马里诺问。

“太确定了。阿蓝诺夫头发是灰色的，而且稀薄光秃。他也许有5英尺8寸高，体重应该有200磅。”

“你是说你见到他了？”

“没有，”她说，“他仍然在外头跑。我敲了他家的门，他的妻子让我进去。我穿着工作服、靴子，告诉她我在电力公司工作，要来检查他们的电表，我们就此聊了起来，她请我喝可乐。我进屋子后到处东张西望，看到一张全家福，便问她照片里的人是谁。那就是我看到阿蓝诺夫长相的情形。我们那天看到的男人不是他，也不是在华盛顿跟踪过我的那个。”

“我猜不会是你把牌照号码看错了吧？”马里诺问我。

“不会。而且如果我弄错了，”我说，“那巧合也未免太神奇了。两辆车都是1990年林肯出厂的同款车？阿蓝诺夫碰巧在我误抄一个车牌号码时，刚好也在威廉斯堡和潮水镇地区旅行，而且刚好就是我抄录下的车牌的主人？”

“看来阿蓝诺夫和我得要好好谈一谈了。”马里诺说。

马里诺在那个星期中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来，开宗明义地说：“你坐着吗？”

“你跟阿蓝诺夫谈过了？”

“答对了。他星期一离开罗诺克，那是2月10号，然后到丹佛、彼得斯堡，以及里士满。12号星期三，他在潮水镇，然后开始变得很不寻常。他必须在13号星期四抵达波士顿，就是你和艾比在威廉斯堡的那个晚上。所以12号星期三，阿蓝诺夫把他的车子停放在新港纽兹机场的停车场。他从那里飞到波士顿，在那里待了一个礼拜，租了一辆车到处跑。一直到昨天早上才回到新港纽兹，取回他的车回家去。”

“你是在说他把车子停在长期停车区时，有人偷了他的汽车牌照，然后又送回去？”我问。

“除非阿蓝诺夫说谎，我找不到支持的证据，没有其他的解释了，医生。”

“当他回到他的车子上时，他是否注意到什么不对的地方，让他猜疑有人对他的车子动了手脚？”

“没有。我们到他的车库看过。前后两个车牌都在，螺丝拧得很紧、很牢。车牌跟车子其他部分一样肮脏，而且有污点，也许那不代表什么。我没采到任何指纹，但不管是谁曾借用过那牌照，他也许戴着手套，那可能是造成污点的原因。没有任何工具撬动的痕迹。”

“在停车场上，那辆车停放在显眼的地方吗？”

“阿蓝诺夫说他停在大约中间的地方，当时停车场几乎是满的。”

“如果他的车子停放在那里好几天，没有挂上牌照，安全人员或什么人应该会注意到的。”我说。

“不一定。人们观察力通常没有那么好。当人们把他们的交通工具停放在机场，或是旅游回来取车时，盘据在他们脑海中的可能只有运搬行李，赶上班机，或急着回家。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不太可能会向警卫报告。警卫反正也不能做什么，除非失主回来，然后那会是失主的决定，看是不是要报案。至于真正偷牌照的小偷，你可以在午夜后到机场去，那时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如果是我，我会若无其事地走进停车场，就像是我要去取我的车，5分钟后，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往外面走，而公事包里已经装有一组牌照。”

“而你认为情形就是那样？”

“我的理论是这样，”他说，“那个问你方向的家伙不是什么警探、联邦调查局警员啦，或刺探别人的坏蛋，他是一个存心不良的家伙，可能是一个毒品贩子，或任何坏人。我想那辆深灰色林肯车是他自己的车子，只是为了安全起见，他想外出做什么坏事时，就把牌照换下，那是为了避免有人看见他的车在那个区域活动，像是巡逻警察等等。”

“但是仍然有危险，比如说他闯了红灯，”我指出，“那牌照号码会追踪到别人。”

“是没错。但是我可不认为那是他计划的重点。我想他更担心他的车被撞见，因为他要进行什么违法的事，如果出了什么错，他可不想冒着他自己的车牌号码被人记下来的危险。”

“他为什么不租辆车呢？”

“那跟有他的牌照号码一样糟。任何警察都有办法辨认出租来的车，在弗吉尼亚州所有的租车牌照都以R开头。如果你循线追踪，终会追到租车的人身上。他够聪明找出另一条安全的途径，换牌照号码的确是个比较完美的主意。要是我的话，我就会那样做，也可能会找一个长时间停放在停车场的车。我会用别人的牌照，然后再把那牌照从我车上拿下，把我自己的装回去。接着我会开车到机场，在天黑后轻松地回到停车场，确定没有人看见，再把我偷来的牌照放回去。”

“如果原车主已经回来，发现他的牌照不见了呢？”

“如果那辆车已经不在了，我会就近丢弃。不管哪种情况发生，都于我无损。”

“老天爷，那个晚上我和艾比看到的男人有可能就是凶手，马里诺。”

“你们看到的那个坏蛋，不是迷路的人或什么尾随你们的疯子，”他说，“他正在从事不法行为，可那并不表示他就是凶手。”

“那停车标签……”

“我会查查看。看威廉斯堡能不能提供申请那种停车贴纸的名单。”

“乔伊斯先生看到的那辆经过他木屋、没有开车头灯的车，有可能就是一辆林肯汽车。”我说。

“有可能。那车型是1990年出厂。吉姆和邦妮是1990年夏天遭到谋杀。在晚上，一辆林肯跟一辆雷鸟没有多大的区别，雷鸟是乔伊斯先生说他看到的那种车型。”

“韦斯利会为这个花些脑筋的。”我低沉地说，仍然不可置信。

“是呀，”马里诺说，“我这就打电话给他。”

3月就像一阵轻声的承诺，低诉着冬天不会永久停留。我清洗着奔驰车的挡风玻璃，阳光暖暖地照在我的背上，艾比则帮我加油。微风轻柔，雨天后的灌木丛抽着新芽。人们都来到户外洗车或骑着脚踏车，大地在蠕动，但还没有完全醒来。

这些天来，很多的休息站，都像我常来的这家一样，涌进双倍以上的顾客，简直变成了便利商店。我进去付钱，顺便买了两杯咖啡。然后艾比和我开着车往威廉斯堡去，窗户开着，布鲁斯·霍斯比在收音机里唱着“海埠灯光”。

“我们出发前我打电话听我答录机的留言。”艾比说。

“然后呢？”

“5个一接起来就挂断的电话。”

“柯利弗德？”

“我敢打赌，”她说，“他不是要跟我说话。我猜想他只是要确定我在不在家，更可能已经看过我的停车库几次了，想找我的车。”

“如果说他并不想跟你说话，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也许他不知道我已经换装了门锁。”

“那他必定是个傻瓜。一个普通的正常人都会知道，一旦你看到他的报导，就会把两件事联想在一起的。”

“他不傻。”艾比说，看着窗外。

我把天窗打开。

“他知道我已经知道，但他不是傻瓜，”她又说，“柯利弗德把所有的人都耍得团团转，他们不知道他很疯狂。”

“如果他很疯狂，很难想像还能做到这种程度。”我说。

“那就是华盛顿美丽的地方，”她讥诮地说，“世界上最成功、最有势力的人都在那里，而他们中有半数是疯子，另一半是神经病。他们多数猥亵，没有道德。权力使人腐化，我不知道尼克松水门案为什么会让人吃惊讶异。”

“权力对你做了什么呢？”我问。

“我知道它的滋味，但是我浸淫其中的时间还没久到可以上瘾。”

“也许你很幸运。”

她沉默着。

我想到帕特·哈威。她最近怎样了？她脑海中盘旋的是什么？

“你跟帕特·哈威谈过吗？”我问艾比。

“谈过。”

“在邮报那篇报导之后？”

她点点头。

“她好吗？”

“我曾经读过一篇到刚果的传教士写的文章。他提到遇见一个丛林部落成员，他看起来一点也没什么不对，直到他开口笑，他的牙齿全都锉成尖形。他是食人族。”

她的语调平缓但充满了怨忿，她的情绪突然间变得深沉，而我完全不了解她到底在说什么。

“那就是帕特·哈威，”她继续说，“那天我到罗诺克之前先去看了看她。我们简短地提到了邮报的故事，我以为她已经能够平淡地处理这件事，直到她开口笑。她的笑容让我的血液顿时都凉掉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此时我才知道柯利弗德的报导已经把她逼到不能忍受的地步。德博拉的谋杀案已经让帕特濒临崩溃的边缘，这篇报导又把她再往前推了几步。我记得当我跟她谈话时，我感觉到她身上什么东西不见了。很久以后，我才了解不见的就是帕特·哈威。”

“她以前知道她先生有外遇吗？”

“她现在知道了。”

“如果真有那么一回事。”我说。

“柯利弗德不会写出他无法举证的事情，那要归功于无可责难的消息来源。”

我不禁暗忖着什么样的事会让我沮丧到濒临崩溃。露西、马克？还是我自己发生了事故，不能再移动双手或眼睛失明？我实在无法想像会是什么让我永远封锁自己，也许那就像失去了生命。一旦你失去了，你根本就感觉不到不同。

我们在刚过午后时分来到老城。吉尔和伊丽莎白住的那栋公寓大厦并不醒目，蜂窝状的建筑看来看去都一个样子。红色布篷覆盖下的砖墙上，靠近主要入口旁有着楼层号码，庭园景致是由枯黄的草地和窄窄一条花床补缀凑合而成。中间有个户外烹调聚餐的区域，散置着秋千组、野餐桌和煎烤架。

我们将车停在停车场，坐在车里抬头仰望曾属于吉尔的阳台。透过栏杆间宽阔的空隙，可以看到两张蓝白相间的椅子立在微风中。天花板垂下一条链子，孤单单地吊着一盆植物。伊丽莎白住在停车场的另一边。从她们各自的住所看来，这两位朋友可以观望到彼此。她们可以看着彼此的灯亮或熄灭，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上床睡觉，或起床了，什么时候在家或外出。

有好一阵子，艾比和我就静静地任抑郁氛围笼罩着我们。

然后她说：“她们不仅仅是普通朋友，对不对，凯？”

“回答这个问题会像是道听途说。”

她轻轻笑了，“老实告诉你，当年我追踪这个新闻，就曾经那样猜测过。不管怎样，那个念头闪过我脑海，但从来没有人提起，甚至暗示过。”她停下，望向远处。“我想我知道她们的感觉。”

我看着她。

“那一定跟我与柯利弗德在一起时的感觉一样。束手束脚，隐藏欺瞒，用一半的精力来担心别人会怎么想，害怕他们猜疑。”

“讽刺的是，”我启动车子，“人们并不真的在意，他们为自己的事都已忙得分身乏术了。”

“我怀疑吉尔和伊丽莎白是不是会把那点想通。”

“如果她们之间的爱较她们的恐惧来的强烈，她们终会想通的。”

“顺便问一声，我们要去哪里？”她看着窗外急速飞逝的景观。

“游游车河，兜兜风，”我说，“大致方向是市区。”

我一直没有给她确定地点。我从头到尾都只说我要“开车转转”。

“你在找那辆该死的车子，对不对？”

“试试无妨。”

“凯，即使你找到它，你又能怎样？”

“把汽车牌照写下，看这次会追到谁。”

“哼，”然后她开始笑起来，“如果你能找到一辆灰色的1990年的林肯车，在后保险杆上有张威廉斯堡的标签，我给你100美金。”

“最好现在就把你的支票簿准备好。如果那辆车在这附近，我就一定会找到它。”

我真的找到了，在不到半小时之后，依循的是如何找到你遗失物品的古老法则。我简单地重溯以前的路径。当我回到商人广场时，那辆车就安静地躺在停车场一角，跟我们第一次见到它，其主人停下来问我们方向时的停放处相距不远。

“耶酥基督，”艾比轻呼着，“我无法相信。”

车里没有人，车窗玻璃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看来才刚清洗过，还上了蜡。车后缓冲板的左侧有一张停车标签，车牌号码是ITU-144。艾比抄了下来。

“这太简单太容易了，凯。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辆车。”我开始变得很科学，很逻辑化，“看起来一样，但我们并不确定。”

我停在约20辆车子远的地方，把我的奔驰夹在一辆公务车和一辆庞帝克中间，坐在方向盘后，扫描着眼前的商店。一家礼品店、裱画装框店、餐厅，烟草店和面包店之间是一家书店，小小的，不引人注意的，一些书本陈列在窗前。一张木制招牌横在门上，用书写体印着“庄家房”的字样。

“填字游戏。”我悄声低语着，一阵寒意爬上我的脊梁。

“什么？”艾比仍然望着那辆林肯车。

“吉尔和伊丽莎白喜欢玩填字游戏。她们常在星期天早上外出吃早餐时，顺路买《纽约时报》。”我说着打开车门。

艾比伸手放在我手臂上，抓住我。“不，凯，等一等，我们要先想想。”

我坐回椅子上。

“你不能就那样走进去。”她说，那听起来像是一道命令。

“我要买报纸。”

“如果他真在里面怎么办？你要怎么做？”

“我只是要看看是不是他，那个开着车的人。我想我认得出他来。”

“而他也可能把你认出来。”

“庄家的名称可能就跟纸牌有关。”我冲口而出，眼前一个披着卷曲黑色短发的年轻女郎正走向那家书店，打开门，随之消失在里头。

“发纸牌的人，会发到红心J。”我又说，声音因为慌乱而逐渐减弱直到细不可闻。

“他问路时，是你跟他说话，你的照片曾登在报纸上。”艾比掌控着局面。“你不可以进到那里面，我去。”

“我们两个都去。”

“那太疯狂了！”

“没错。”我下了决心，“你坐在这里。我去。”

她能出声阻止之前，我已经下了车。她也下车来，但就站在那里，看来有些迷惘，而我怀抱着某种使命般地大步往前。她没有跟上来，她有足够的理智知道最好不要引起任何骚动。

当我把手放在门上那冷冷的铜制把手时，我的心跳如钟。当我终于跨步进去，我发现我的膝盖开始发软。

他就站在柜台后面，微笑着，填写一份信用卡刷用收据，一个穿着小羊皮套装的中年妇人絮絮不休地说着话，“……那就是生日的目的。你帮你丈夫买一本你想读的书……”

“只要你们两人都喜欢同一本书，那就没有关系。”他的声音非常柔软，使人宽心，那是一种可以让你信任的声音。

现在我在店里面了，我却拼命地想离开，想夺门而出。柜台旁边有一摞报纸杂志，包括《纽约时报》。我可以拿起一份，匆匆付钱然后离开，但是我不想面对面看着他的眼睛。

是他。

我转身，走出去，没有回头。

艾比坐在车里抽着烟。

“他不可能在这里工作，却不知道怎么到64号公路。”我说，发动引擎。

她完全了解我话里的意思。“你要现在就打电话给马里诺，还是等到我们回到里士满？”

“我们现在就打电话给他。”我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但接电话的人说马里诺在街上巡逻。我留话给他，“ITU-144，回电话给我。”

艾比问了我一堆问题，我尽最大努力回答。然后我们之间陷入一阵长长的沉默，我静静地开着车。我的胃开始翻腾着酸液，我考虑着是不是要在什么地方暂停一下，我想我大概要吐了。

她正看着我。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关注。

“我的天，凯，你脸色苍白得像张白纸。”

“我还好。”

“你要我开车吗？”

“我没事。真的。”

当我们回到家，我一步并两步径直走上二楼来到卧室。在我的手不可遏止的抖动中，竭力拨着一个电话号码。电话铃声响了两次，马克的答录机接了起来，我想把电话挂上，却发现我贪婪地听着答录机里他的声音，像是被催眠般。

“对不起，现在无法接听你的电话……”

到哔哔声时，我犹豫了一下，然后默默地把话筒放回去。我抬起头，发现艾比站在我房门口。我可以从她脸上的表情了解她知道我刚刚做了什么。

我看着她，眼中逐渐盈满了泪水，然后她来到床边，坐在我身旁。

“你为什么不留话？”她低语着。

“你怎么可能知道我打给谁？”我努力维持我声音里的平静。

“因为当我自己异常沮丧时，席卷而来的是相同的情绪，我特别想要拿起电话。即使现在，所有的事情发生后，我仍然想打电话给柯利弗德。”

“你打了吗？”

她缓缓地摇了摇头。

“不要，永远不要，艾比。”

她紧紧地盯着我。“是因为走进那间书店，看到了他，”

“我不确定。”

“我想你知道。”

我把眼光从她身上移开。“当我走得太靠近，我会知道。我以前就靠得太近，我问我自己那为什么会发生。”

“凡人如你我，是无助的。有一种机制，掌控着我们。那就是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她说。

我无法向她承认我的恐惧。如果马克接起了电话，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向他表白。

艾比看向别处，她的声音似乎从远远的地方发出，问道，“你看过那么多的死亡，你可曾想像过你自己的？”

我从床上站起来。“马里诺到底在哪里？”我拿起电话，试着再一次跟他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