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时间从一天又一天变成以星期为计算单位快速飞去。自从我把庄家房的消息转给马里诺之后，他就一直没有跟我联络，我也没有从任何人处得到任何消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种静默变得越来越巨大，也越来越不吉利。

入春的第一天，我从已经待了三个小时的会议室抽身，我在那里遭到两名律师连番询问，罗丝告诉我有电话找我。

“凯？是我，彭顿。”

“午安。”我说，肾上腺素汹涌着。

“你明天可不可以来匡提科？”

我伸手拿我的日志，罗丝已经写进一个会议时间，但那可以改期。

“什么时间？”

“10点，如果方便。我已经跟马里诺谈过了。”

我还来不及问任何问题，他就宣称无法多谈，说见面时会告诉我所有细节。我离开办公室时已是6点钟。夕阳隐没，天气转凉。当我转上屋前车道时，注意到屋里的灯亮着。艾比在家。

我们最近很少见面，两人都忙进忙出，几乎没说上什么话。她从不到商店买东西，但偶尔会在冰箱上摆着的磁铁下留张50元美金，跟她所吃不成比例，她吃得意外的少。当葡萄酒或苏格兰威士忌变少时，我会在瓶子底下找到一张20美元。几天前，我在一盒用光了的洗衣粉上发现一张5元美金。绕着我屋子里的房间走一遭，就像是一场奇异的寻宝之旅。

我打开前门，艾比突然站在门口，瞪着我。

“对不起，”她说，“我听到你车子的声音，不是要吓你。”

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打从她住进来开始，我就逐渐变得神经兮兮。我想我对于失去的隐私还没有能够调整适应过来。

“要喝点什么吗？”她问，看起来相当疲累。

“谢谢。”我说，解开我大衣的扣子，眼睛搜寻着客厅。咖啡桌上一个塞满烟蒂的烟灰缸旁，有一只酒杯和几份记者用的笔记簿。

我脱下大衣和手套，径直上楼，把大衣手套丢在床上，回带听取答录机上的留言。我的母亲来电话，如果我在晚上8点钟以前拨一个特定号码，有机会得什么奖；马里诺告诉机器说明天早上几点来接我；马克和我继续错失对方，只彼此在对方答录机里留言。

“我明天要到匡提科。”我回到客厅，告诉艾比。

她指了指放在咖啡桌上的我的饮料。

“马里诺和我要去看彭顿。”我说。

她伸手拿她的香烟。

“我不知道事情发展得怎样了，”我继续，“也许你知道。”

“我为什么会知道？”

“你在这里的时间不多，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当你在办公室时，我也不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没有处理什么醒目重要的东西，你想知道什么？”我微微提议着，试图驱散紧张气氛。

“我不问是因为我知道你对你的工作非常保密，我不愿意去窥探。”

我假设她是在暗示，如果我问她最近在做些什么，我就是在窥探。

“艾比，你近来似乎很陌生、很冷淡。”

“心事太多，请不要觉得是因为你的缘故。”

当然她有很多事要想，像是她要写的书，像是她要怎么处理她的生活，但是我从未见过艾比如此孤独退缩。

“我只是关心，如此而已。”我说。

“你不了解我的个性，凯。当我专心投入某些事情时，整个人就会被完全吞噬，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也无法将之驱之脑后。”她停顿了一下，“你说这本书是一个救赎的机会，对的，它是。”

“很高兴听你这样说，艾比。我知道你的能力，这本书肯定会畅销。”

“也许。但我不是惟一一个有兴趣写关于这些案件的人。我的代理人已经听到外头有些传闻。我已经开始了好久，如果我动作快一点，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关心的不是你的书，而是你。”

“我也关心你，凯，”她说，“我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事，像让我住在这里。但我答应，不会太久的。”

“你可以随你意思想待多久就多久。”

她拾起笔记簿和她的饮料。“我必须赶快动手写，但是在我有我自己的空间以及我的电脑之前，我无法开始。”

“那么你这些天只是在搜集资料啰。”

“是的。我找到很多我不知道我正在找的东西。”她猜谜一样地说着，起身走向她的卧室。

第二天早上，当往匡提科的公路出口出现在视线范围之内时，交通突然完全停顿下来。很显然，我们所在的这条95号州际公路的北边不远处，有事故发生，而车辆无法移动。马里诺猛然打开他车上的警示灯转向路肩，接着我们就一路颠簸摇晃地往前开了大约有百码远，路面上的小石子热闹地在底盘下弹跳。

过去两小时，他不断地对我细数他最近在家务处理上的成就，我则分心想着韦斯利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还担忧着艾比。

“从来不知道活动百叶窗是那样难缠的婊子，”当我们加速经过海军陆战队兵营和靶场时，马里诺抱怨着。“我用清洁剂喷洒，对吧？”他瞥了我一眼。“而每一板条都花上我一分钟时间来清理，纸巾碎片见鬼地堆满了整个地方。最后我有了主意，把那整个鬼东西从窗架上拿下来，丢到浴缸里。装满热水和肥皂。嘿，就那样轻轻松松完成了。”

“那很好。”我咕哝着。

“我同时在撕下厨房的壁纸。住进那房子时，壁纸就在那里了。多丽丝从来就不喜欢它。”

“问题是你喜不喜欢它，是你住在那里面的。”

他耸耸肩。“告诉你实话，我从来就没有怎么注意过。但是我想如果多丽丝说那很丑，那应该就是。我们曾讨论过把露营车卖掉，装一个高于地面的游泳池。所以我最后也会做那个。必须要在夏天前弄好。”

“马里诺，要小心，”我温柔地说，“要确定你是为自己而做。”

他没有回答我。

“不要把你的将来建筑在一份可能无法实现的希望上。”

“那无妨，”他终于说，“即使她永远不会回来，让家里变得比较美好不是坏事。”

“嗯，哪一天你一定得邀请我到你家去看看。”我说。

“是呀，都是我到你家去，你还没有到过我家呢。”

他停妥后我们下车。联邦调查局学院持续扩张，迁移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的外环边缘。主要建筑及其喷泉和旗帜已经变成行政大楼，活动中心迁移到隔壁一栋新砖墙大厦。一个看来像是宿舍的建筑物，自我上次拜访以来，又往上加高了些。远处的枪击声，听来有如炮竹响动。

马里诺依规定把他的点三八手枪留在警卫室。我们签了名，别上一张访客通行证，然后他带着我走一连串所谓的捷径，避开砖石玻璃建成的大厦与大厦间的密闭通道，或沙鼠甬道。我跟着他穿过一扇门来到建筑物外，走过一个装货码头，经过厨房。最后我们从一间礼品店的后面现身，马里诺在那里毫无顾忌地直接往前大步走，看也没有看一旁一个手上拿着一叠毛衣的年轻女职员。她的嘴唇分开着，对我们这样非正统的途径做着无声的抗议。跨出商店，转过一位迎面来者，我们进到一间叫“交易所”的酒吧，韦斯利正坐在角落一张桌子旁等着我们。

他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寒暄，直接切入正题。

庄家房的主人叫斯蒂芬·斯浦勒。韦斯利这样形容他，“34岁，白人，黑发，棕眼。5英尺11寸，160磅重。”斯浦勒尚未被逮捕或讯问，但被严密监视着，到目前为止，监视结论是不完全正常。

他有几次在很深的夜晚离开他两层楼的砖石房屋，开车到两家酒馆和一家休息站。他似乎以不在同一个地方待上太久。他总是一个人。前一个礼拜，他跟一对从“汤姆·汤姆斯”酒吧出来的情侣攀谈，后来又找人问路，没有其他事情发生。那对情侣坐上他们自己的车离开，斯浦勒进到他的林肯车继续漫游，最后回家。没有调换汽车牌照。

“我们有搜证方面的问题，”韦斯利说道，透过玻璃杯看着我，脸色严峻。“我们实验室里有一个弹壳。你在里士满则有从德博拉·哈威身上起出的子弹。”

“我没有那颗子弹，”我回答，“子弹是在刑事科学馆。我猜你们已经开始对自伊丽莎白·莫特汽车里发现到的血迹进行DNA分析了吧？”

“那还要等一到两个星期。”

我点头。联邦调查局的DNA实验室用五种多形态的探测器，每一个探测器都需要在X射线显影剂中放上大约一个星期，那也就是为什么我很久前就写信给韦斯利，建议他向蒙塔纳拿血液样品，立刻开始做分析。

“如果没有嫌疑犯的血液，DNA根本一点鬼用也没有。”马里诺提醒我们。

“我们正在计划着。”韦斯利很有毅力地说。

“嗯，看来我们可以用汽车牌照的事实来爆炒斯浦勒一番。问问这个混蛋，要他解释几星期前为什么要用阿蓝诺夫的牌照到处开车游逛。”

“我们无法证明他调换牌照，只有凯和艾比的证词对他不利而已。”

“我们只要法官签发一张搜查证，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搜查。也许我们会找到10双鞋子，”马里诺说，“或者一支乌兹、一些九头蛇——沙克弹药，谁知道我们会找到什么？”

“我们是计划那样做，”韦斯利继续说着，“但得一件一件来。”

他起身再去倒些咖啡，马里诺拿起我的杯子和他自己的，也跟着他走。“交易所”在这个早上没什么人。我环顾四周没有顾客的桌子，电视在另一边角落上，我试着想像这里晚上的样子。训练中的警员生活得像教士。异性、酒精和香烟在宿舍内是禁止的，同时房间也不能上锁。“交易所”提供啤酒和葡萄酒。如果要有争执抗斗，或卤莽的言行，应该都是在这里发生。我记得马克告诉过我，有一个晚上他拉开一场以一对多的打斗场面，那是一个新来的联邦调查局警员，太过于投入他的家庭作业，决定要“逮捕”一桌子的毒品贩子。桌子被掀翻，啤酒和爆玉米花洒了遍地都是。

韦斯利和马里诺回到桌畔放下咖啡，韦斯利脱下他珍珠灰的西装外套，整齐地搭在椅背上。我注意到，他里面穿着的白色衬衫几乎没有什么绉褶，丝质领带上有孔雀蓝配白色小鸢尾花的图饰，还穿着孔雀蓝吊带。马里诺跟他这位高贵伙伴配在一起，是道道地地的陪衬物。他即使穿上最典雅的西装，也因为他那伟大的肚腩，无法鹤立鸡群般凸显出来，但是我仍然要为他喝彩。这些日子以来他的确很努力试着改变。

“对斯浦勒的背景你知道多少？”我问。韦斯利正在写笔记，马里诺则在读一份档案，两个男人似乎都忘了这张桌子上还存在着第三个人。

“他没有什么记录，”韦斯利回答，抬起头来，“从来没有被逮捕过，过去10年内，甚至没有收到超速罚单。他于1990年2月，跟弗吉尼亚海滩的交易商买下那辆林肯车，用一辆86年的老车来交换，然后以现金补足剩余的差额。”

“那他应该很有些钱啰，”马里诺评论着，“开昂贵的车子，住在一栋好房子里，很难相信他那间书店会赚到这么多钱。”

“他没有赚那么多，”韦斯利说，“根据他去年的税单，他的收入少于3万美元，但是他有超过50万的资产，包括一个融资账户，滨水地区的房地产和股票等。”

“啧啧。”马里诺摇着头。

“有任何需要他抚养的人吗？”我问。

“没有，”韦斯利说，“没结过婚，双亲都已过世。他的父亲在北尼克是个非常成功的房地产商，在斯蒂芬二十出头时过世。我怀疑这就是他的金钱来源。”

“他母亲呢？”我问。

“她在他父亲死后一年过世，癌症。斯蒂芬出生得很晚，他母亲怀他时是42岁。惟一手足是一个哥哥，叫戈登。他住在德克萨斯州，大斯蒂芬15岁，已婚，有4个孩子。”

韦斯利再次浏览他的笔记，接着提供更多信息。斯浦勒在格洛斯特出生，就读弗吉尼亚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加入海军，但在那里待了不到4个月。之后，在一家印刷工厂工作了11个月，主要任务是维修机器。

“我想要多知道他在海军服役那段时间的情形。”马里诺说。

“没有多少可讲的，”韦斯利回答，“训练期满后，他被送到大湖区的营地。他选择记者作为他的专长，被分派到印第安纳波里的福特·本杰明·哈里森地区的国防情报学校去。接着分发到他的派任地点，在诺福克大西洋舰队的指挥官麾下工作。”他读着笔记里的资料。“约一个月后他父亲过世，斯蒂芬接到退役令，得以回到格洛斯特去照顾他的母亲，他母亲当时已经因为癌症而病重。”

“他哥哥呢？”马里诺问。

“很显然他无法从他的工作和在德州的家庭责任中抽身。”他停顿下来，看了我们一眼。“也许另有一些原因或理由。斯蒂芬和他家人的关系确实很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我短期内不会知道更多。”

“为什么？”我问。

“在这个阶段跟他哥哥对质，对我而言太冒险。我不希望他跟斯蒂芬联络，透露我们这里的消息。戈登也不太可能会跟我们合作。家庭成员之间在遇到这样的情形时，通常会比较倾向于护卫彼此，即使他们平常不能和睦相处。”

“嗯，你已经跟一些人谈过了。”马里诺说。

“海军里的几个人、他以前工作过的印刷厂的老板。”

“他们对这个坏蛋说了什么？”

“性格孤僻，”韦斯利说，“不是做记者的好材料。对阅读比访谈别人或写故事要有兴趣。很明显的，印刷厂的工作非常适合他。他待在后面，当事情没那么忙时，就把鼻子埋在书堆里。他的老板说斯蒂芬乐于修理印刷机，以及其他不同的机器，还将它们保持得清洁无尘。有时他会几天不跟任何一个人说话。他的老板用孤僻异常来描述斯蒂芬。”

“他老板提供了什么例子吗？”

“有几件，”韦斯利说，“一名印刷厂雇用的女工有天早上被一个纸张切割机切断了指尖。斯蒂芬非常生气，因为她流的血把他才清理干净的机器弄得满是血迹。他对他母亲死亡的反应也很奇怪。斯蒂芬当时正在利用午餐时间看书，医院打电话来通知。他没有任何情绪反应，只是坐回椅子上，继续读他的书。”

“一个充满温情的家伙。”马里诺说。

“没有人以温情描述过他。”

“他母亲过世后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那之后，我假设，斯蒂芬得到他的遗产，搬到威廉斯堡，承租了商人广场的店面，开始庄家房的营业。这是9年前的事。”

“吉尔·哈灵顿和伊丽莎白·莫特被谋杀的前一年。”我说。

韦斯利点头，“当时他已经在这个区域里了，而这些谋杀案发生的期间，他也都没有离开过。自书店开张以来，他就一直在那里工作，除了有5个月的时间不在，嗯，7年以前。店面那时关门。我们不知道斯浦勒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

“他一个人经营那家书店？”马里诺问。

“那只是个小小营业单位，没有其他雇员。星期一休息。我们注意到当店里没什么生意时，他就只坐在柜台后读书，如果他在关门时间以前有事离开，他不是干脆早些关门，就是留张标示说他会在什么时候回来。他同时装有答录机，如果你在找特定的书，或要他帮忙搜寻一些绝版书，你可以在他电话上留言。”

“奇怪的是，这么一个不喜欢社交的人，会开这样一个需要跟顾客有很多接触的店，即使那种接触非常短暂。”我说。

“事实上相当合适，”韦斯利说，“那书店其实对一个有窥淫癖的人来说是个极佳巢穴，这可以满足他观察人们的强烈欲望，又同时无须亲身跟人们有任何实质交谊。我们注意到威廉和玛丽学院的学生常常光顾他的店，特别是因为斯浦勒有不寻常的绝版书，还有一般流行的通俗小说和非小说类，同时还有大量的间谍小说和军事杂志，那些对附近的军事基地人员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他是凶手，那么观察年轻、有吸引力的情侣，和到他店里来的军事人员会对他的窥淫癖好有更大的蛊惑力，同时骚动起他自身不合格、挫败、愤怒的情绪。他会开始怨恨他忌妒羡慕的对象，也忌妒羡慕他痛恨的对象。”

“我怀疑他在海军服务时期是否曾被讪笑戏弄过。”我臆想推测着。

“就我知道的资料，他的确有，至少在某个程度上来说，他有那种经验。斯浦勒的同伴们视他为胆怯柔弱、失败的人，同时，虽说他在纪律上没有什么问题，他的长官仍然认为他目中无人又冷漠疏远。斯浦勒从来就没有女伴，一直独来独往，一半是出于自我选择，也因为其他的人觉得他的性格特别无趣。”

“也许加入海军是他曾经最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男人的时候，”马里诺说，“成为他最想成为的人。父亲过世，又必须照顾生病的母亲。在心理上，他必定认为他被毁了。”

“那很可能，”韦斯利同意，“不管怎么说，我们面对的这个凶手会相信他遭遇到的困难都是别人的过错，他无需负责。他会觉得自己的生命被别人控制着，因此，控制别人以及自身处境变成他惟一的目标。”

“听来像是他在向世界复仇。”马里诺说。

“这个凶手在展示他的权力，”韦斯利说，“如果他自我创造的世界里有军事层面的话，我相信是有的，那么他相信自己是终极战将。杀人却依然逍遥法外，比敌人更来得聪明，跟他们玩着游戏，最后胜利者总是他。他也许刻意安排，让那些调查谋杀案的人员怀疑行凶者是一名职业军人，甚至是来自于培力营地的人员。”

“他自己的反间情报伎俩。”我思索着。

“他无法毁灭军方，”韦斯利又说，“但他可以试着破坏军方的名声形象，恶意中伤使它蒙羞。”

“是哦，同时他正在笑破肚皮。”马里诺说。

“我想重点是，这个凶手的行为是集暴力、色情幻想的产物，源自于他早期自社会中孤立隔绝的生活形态。他认为自己活在一个不公平、没有正义的世界里，而幻想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逃避空间。在他幻想的世界中，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可以控制其他的人，可以是任何他想要变成的人，也可以得到任何想要得到的东西。他可以控制生命和死亡，他有权力决定是否要伤害人，或进行杀戮。”

“只可惜斯浦勒不是只空泛的幻想袭击情侣，”马里诺说：“那么我们三人就不需要坐在这里，进行这样的谈话。”

“世事难以如愿，”韦斯利说，“如果暴力、激进的行为主宰着你的思路和幻想，你终将会付诸于实际行动，因为只有那样你才会更浸淫于这些情绪。暴力会滋养培育更多暴力的思想，而暴力的思想则导致更多的暴力。不久之后，暴力和杀戮就变成你日常作息的一部分，你根本不觉得那样有什么不对。我曾遇到几个连续杀人犯很坦白地告诉我，当他们杀人时，他们只是在做一般人想做的事罢了。”

“沉浸在恶魔思想下的人，终会被恶魔吞噬。”我说。

就在这个时候，我提出我对德博拉·哈威钱包的猜测理论。

“我想那杀手很可能知道德博拉是谁，”我说，“也许不是那对情侣刚被绑架时，但他在下手杀他们的时候，他很可能已经知道了。”

“请解释。”韦斯利说，饶有兴致地研究着我。

“你们有谁看过指纹报告？”

“是的，我看过。”马里诺回答。

“你知道，当范德检查德博拉的钱包时，他在她的信用卡上找到不完整痕迹，还有污点，却没有在她的驾驶执照上找到任何东西。”

“怎样呢？”马里诺看来很困惑。

“她钱包里的东西保存状况良好，因为尼龙制的包是防水的。她的信用卡和驾驶执照放在里面的塑料套，也就是用拉链拉起的夹层，因此防护得更好，没有遭尸体腐烂的污水沾染。如果范德什么都没有找到的话，我没话说。但奇怪的是，他在信用卡上找到了些什么，却没有在驾驶执照上找到任何东西，而我们知道德博拉在7-11买啤酒时，店员曾要求她出示驾照，所以当时她拿过那张证件，店员埃伦·卓丹也碰过。我想要说的是，那凶手是不是也触摸过德博拉的驾驶执照，然后在事后擦干净。”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马里诺问。

“也许当他跟那对情侣在车子里，并且拿出枪来胁迫他们时，德博拉曾经告诉他她的身份。”我回答。

“很有趣。”韦斯利说。

“德博拉也许是个非常谦虚的女孩，但她肯定知道自己家庭的影响力，知道她母亲的权势，”我继续说，“她也许那样告诉凶手，希望他会改变主意，因为伤害他们会得到重惩。这也许震慑到凶手，进而可能要求她提出文件证明，那时他也许就拿到她的钱包，看到她驾驶执照上的名字。”

“然后那钱包是怎么跑到树林里去的呢，而为什么他把红心J留在里面？”马里诺问。

“也许为了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我说，“他知道吉普车很快会被人发现，而如果他了解德博拉的身份，当然也会知道全国几乎会有一半以上的警力全力搜索他。也许他决定不让红心J太早出现会是比较安全的做法，所以他把它留在尸体旁，而不是吉普车里。他也把纸牌放进钱包，再把钱包放到德博拉尸体底下。他确定纸牌会被人发现，但大概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后。他稍微改变了游戏规则，但仍然是赢家。”

“推论得不坏。你认为怎样？”马里诺看着韦斯利。

“我认为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但我不会讶异德博拉真的完全像凯说的那样做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不管德博拉说了什么或威胁了什么，都让凶手觉得放走她和弗雷德太危险，因为他们也许有办法指证他。所以他继续执行其原计划，但发生了他没有料想到的失控事件，那可能让他很慌张。是的，”他对着我说，“这也许是使他改变仪式的原因，而在德博拉的钱包里留下纸牌也许是他对她和她身份的一种藐视侮辱的方法。”

“一种‘去你的’的意思。”马里诺说。

“也许。”韦斯利回答。

斯蒂芬·斯浦勒在隔周的星期五被逮捕，两个联邦调查局警员和一个地方警探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监视跟踪他，来到新港纽兹机场的长期停车区。

马里诺的电话在天亮之前吵醒我，我第一个想法是又有情侣失踪了。我花了一些时间才了解他在电话里说什么。

“当他在偷取另一组车牌时，他们跳出来逮捕他，”他说，“以盗窃罪名义逮捕。他们只能做到这样，但至少我们得到适当的借口去搜查他。”

“另一辆林肯？”我问。

“这回是一辆1991年，银灰色的。他在拘留所等着见法官，他们没有办法以这样微不足道的不轨行为拘留他。他们现在只能借辞延长，尽量拖时间，然后他就会被放走了。”

“有搜查证吗？”

“他的房子现在爬满了警察和联邦警员，从杂志到玩具，找尽所有的东西。”

“我猜你就要往那里出发了。”我说。

“是喽，我会通知你。”

我不可能再回床上睡觉了，随手拿了件袍子披在肩上，然后走到楼下，拧亮艾比房间的灯。

“是我。”我说着，她直直地从床上坐起来。呻吟着，用手盖住眼睛。

我告诉她发生的事。然后我们一块儿来到厨房，烧了壶咖啡。

“我非常愿意付钱到现场去看他们搜查他的房子。”她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我很怀疑她会随时夺门而出。

但她整天都待在家里，突然间变得很勤奋。她打扫了她的房间，帮我清理厨房，甚至打扫院子。她很想知道警察找到什么，也很聪明地了解现在开车到威廉斯堡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她不可能获准进入斯浦勒的住处或是书店的。

那天，刚过傍晚不久，我和艾比正在把碗盘等排放在洗碗机里时，马里诺来了。我从他脸上的神情立刻就知道没有好消息。

“首先我告诉你们我们没有找到什么，”他开始说，“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该死的一点证据可以说服陪审团相信斯浦勒曾经杀过一只苍蝇。除了厨房以外，到处都找不到其他刀子，没有枪枝或弹药，没有可能属于被害人的任何纪念物，像鞋子、珠宝、头发啦等等。”

“也搜查他的书店了吗？”我问。

“喔，是的。”

“当然也包括他的车子啰。”

“什么也没有。”

“那么告诉我们你们找到什么？”我问，很沮丧。

“许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让我真的相信就是他，医生。”马里诺说，“我是说，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有黄色杂志、暴力色情录影带。还有，他有关于军方的书籍，特别是中央情报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有关中央情报局的档案。全都分类，编好目录，比图书馆的资料还整洁齐全。”

“你们找到有关这些案件的报纸剪报吗？”艾比问。

“有，包括吉尔·哈灵顿和伊丽莎白·莫特的旧报导。我们还找到一些目录，是那些我称之为间谍窥探商店的，这些地方专卖安全逃生装备，相当齐备，从防弹汽车到炸弹检测器、夜视镜等。联邦调查局要去追查，看他在过去几年里订过什么东西。斯浦勒的衣饰也很奇怪，他卧室里有半打尼龙制的保暖套装，全部都是黑色或海军蓝，而且都还没穿过，标签已经剪掉了，像是计划着要将它们处理掉似的。看来是用来穿在他普通衣服的外层，事后丢掷在任何适当地方。”

“尼龙布料不容易脱落，”我说，“可以防风，尼龙保暖套装更不会留下什么纤维。”

“没错。让我想想，还有什么？”马里诺喝完他的饮料，“喔，对了。两盒外科用手套，还有一整盒用完即丢的护鞋套，像你楼下穿的那种。”

“护靴？”

“没错。就像是你在停尸间穿的那种，所以你工作时窜流的血迹就不会弄脏你的鞋子。再猜猜看？他们找到纸牌，整整四叠，没打开过仍包在玻璃纸里。”

“你该不会找到一副已经打开过，但少了一张红心J的纸牌吧？”我问，满怀希望。

“没有，但那不让我惊讶。他也许拿走一张红心J，然后把剩下的纸牌丢弃。”

“全是同一种牌子？”

“不是，两种不同的品牌。”

艾比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手掌紧紧叠在大腿上。

“你们没有找到任何武器，很没道理。”我说。

“这家伙很狡猾，医生，他很小心。”

“还不够小心。他留着有关那些谋杀的剪报、保暖套装、手套，而且他在偷汽车牌照时被当场捉到，让我怀疑他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要再次行动。”

“他已经用过偷来的汽车牌照了，就是他停下车问路的那回，”马里诺指出，“那周末就我们所知，并没有情侣失踪。”

“那倒是真的，”我沉静思考着，“而他也不是穿着保暖套装。”

“也许他到最后阶段才会穿上，也许是把那放在他后车箱里的运动袋，我猜测他应该有一个工具箱。”

“你们有找到运动袋吗？”艾比突然问道。

“没有，”马里诺说，“没有谋杀工具箱。”

“嗯，如果能找到运动袋，或是谋杀工具箱，”艾比又说，“那么你们也许会找到他的刀子、枪、夜视镜，和其他所有的东西。”

“我们会持续进行，一直到找到为止。”

“他现在在哪里？”我问。

“我离开时，他就坐在他的厨房里喝咖啡，”马里诺回答，“真是混账加三级地叫人不敢相信，我们在那边把他的房子从头搜到尾，他却连一滴汗也没流下。我们问他保暖套装、手套、成叠的纸牌等等问题时，他说在他律师来之前，不会跟我们说话。然后他拿起他的咖啡喝了一口，点上一根香烟，就好像我们不在场似的。喔，是哦，差点忘了。那个坏蛋抽烟。”

“什么牌子的？”我问。

“登喜路，也许是从他书店隔壁那个时髦烟草店买的。他用的也是一个时髦的打火机，很贵的那种。”

“那无疑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把烟蒂的纸张撕下，才丢在现场，如果那正是他做的话，”我说，“登喜路很醒目。”

“我知道，”马里诺说，“那种牌子在滤嘴上有一环金色圈圈。”

“你拿到嫌疑犯的血迹样本了？”

“喔，没错。”他微笑着，“那是我们的小小王牌，可以把他手上的红心J压倒。如果我们不能把他跟其他案子连在一起，最起码我们可以用吉尔·哈灵顿和伊丽莎白·莫特的谋杀案来整治他。DNA会定他的罪，只希望那鬼测验不要拖那么长的时间。”

马里诺离开后，艾比冷漠地瞪着我。

“你认为怎样？”我问。

“全是有充分细节却都无法证实的旁证。”

“现在是这样。”

“斯浦勒有钱，”她说，“他可以用钱请到最好的辩护人，我可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那律师会说他的客户是警方随便抓人交差的牺牲品，因为警察和联邦干员对解决这些谋杀案有太大的压力。最后就变成一堆人一心一意只想找个代罪羔羊，特别是在帕特·哈威做了那样的控诉之后。”

“艾比……”

“也许凶手真是来自培力营的人。”

“你不会真的那样相信吧？”我抗议道。

她看了看她的手表，“也许联邦警员早已知道是谁，而且已经在处理那个问题了。私底下，那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弗雷德和德博拉失踪后就没有其他情侣发生同样的情况。有人必须负责把漫天疑云移开，让公众舆论得到满足……”

我往后靠着椅背，把脸朝向天花板，闭上我的眼睛，她继续滔滔不绝。

“毫无疑问的，斯浦勒是在从事什么不法行为，否则他不必去偷汽车牌照。但是他有可能只是贩卖毒品，也许是偷车贼，或只是想借用别人的车牌游晃一天，以满足自己，这些都有可能的，不是吗？他是相当怪异，那么符合凶手侧写，但这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奇怪的人，他们并没有去杀人呀。谁敢说那些在他房子里的东西不是有人故意放置的圈套？”

“停止。”我静静地说。

但她不肯停止，“只是那么见鬼的符合。保暖套装、手套、成叠的纸牌、色情录影带和报纸剪报，但没有道理找不到武器和弹药。斯浦勒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被逮捕，根本不知道他被监视。事实上，那不仅没有道理，还太方便了。联邦警员无法布置的是那把射击德博拉·哈威的手枪。”

“没错，他们无法布置那点。”我从餐桌上起来，开始擦拭梳妆台，因为我无法坐定。

“奇怪的是，他们无法故意放置的那一个证据物没有在搜查时出现。”

长久以来就一直有着传闻，警察、联邦警员故意放置证物来置人于罪，也许这样的控诉到现在已经可以堆积成一个档案室。

“你没在听。”艾比说。

“我要去泡澡。”我疲倦地说。

我在拧抹布时，她走到洗碗槽这边来。

“凯？”

我停下我在做的事，看着她。

“你想要这件事轻易解决。”她语带规劝。

“我一直就希望事情能够轻易解决，只是从来都不会如愿。”

“你要轻易解决，”她重复着说，“就不要去想你信任的人会送一个无辜的人到电椅上，只为了掩护他们的过错。”

“的确如此，我连想也不要这样想。我拒绝那样想，除非有证据，而马里诺在斯浦勒的房子里，他永远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他是在那里。”她离开我，“但他不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人。等到他抵达时，他会看到他们要他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