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托尼是中央情报局派去卧底而被谋杀的，那无论凶手是谁，都不会在她手腕上留下一个数据收集设备。

本顿用平淡的语气说出了这点，但凡他和不喜欢的人说话都是用这种语气。干巴巴的、漠然，让斯卡佩塔想起烧焦的土地和石头，此刻她坐在一间客房的沙发上，本顿把公寓后部的这间客房变成了他的办公室，房间宽敞，可以眺望这座城市。

“误导，声东击西。换而言之，就是给人们灌输错误思想。”马里诺在本顿电脑旁边的会议电话上说，“我不过是回应你的建议说它有可能是某个特殊项目的一部分。”

本顿坐在他的皮椅上无动于衷地听着，他身后是一堵书墙，书按主题摆放，精装书里有许多是第一版的，有些很旧。马里诺怒火中烧，终于克制不住爆发了，因为本顿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马里诺说得越多，他的话听起来就越愚蠢。斯卡佩塔希望他们俩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吵下去。

“那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去想呢？也许他们想让我们发现这块表，因为无论表里有什么都是有意提供的假情报。”马里诺说。

“他们是谁？”本顿问，声音听起来非常不高兴。

马里诺不再感到有权为自己辩护，本顿不再假装原谅了他。就好像一年半前查尔斯顿事件是在他们之间发生的，和斯卡佩塔再无关系。受害人不再是她，而变成了所有其他人。

“我不知道，但实话说，任何一点我们都不能忽视。”马里诺咄咄逼人的大嗓门充斥着本顿小小的私人空间，“越是能全面考虑就越是能学会保持一颗开放的心。我们国家正在上演许多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间谍和反间谍活动，俄罗斯人，朝鲜人，你随便说都能说出一箩筐。”

“我不想再在中央情报局上纠缠。”伯格是个不喜欢废话的人，谈话的转变正在考验她的耐心，“没有证据表明我们正在处理出于政治目的或和恐怖主义或与间谍有关的有组织袭击。实际上，许多证据都表明恰恰相反。”

“我想问问尸体在案发现场的姿势。”博内尔侦探说，语气温和但自信，有时透着讽刺，让人捉摸不透，“斯卡佩塔医生，你有没有发现她的手臂有被人拖过或拉过的痕迹？因为我发现死者的姿势很奇怪，甚至有点荒唐，就好像她在跳哈哇那基亚，她的腿像青蛙一样弯曲，手臂笔直举起。我知道大家听我这么说也许觉得奇怪，但我第一次看到她时真产生过这种念头。”

本顿看着电脑上的现场照片，赶在斯卡佩塔之前答道：“尸体姿势暗含着屈辱和嘲弄之意。”他点击看了更多照片，“她以挑逗的姿势暴露人前，想要表现蔑视和震惊他人。凶手没有试图掩盖尸体，所做的恰恰相反。她是被人故意弄成这副模样的。”

“除了你描述的尸体姿势，没有被拖拉过的痕迹。”斯卡佩塔回答了博内尔的问题，“没有死后遭受摩擦的痕迹，手腕上没有淤伤，但你必须记住，就算有什么伤害，她也不会做出剧烈反应。如果凶手是在她死后抓住她的手腕就不会留下淤伤。大体上，除了头部受伤，她的身体基本上没有伤痕。”

“那让我们假设你是对的，她已经死了一段时间。”是伯格在说，在本顿用来进行电话会议的黑得发亮的免提电话里用力发话，“我想这种情况肯定有某种解释。”

“只能从我们掌握的死后尸体呈现的状况来寻找解释。”斯卡佩塔说，“尸体冷却的速度，不流通的鲜血因重力凝固在固定位置以及呈现的样子，肌肉因腺苷三磷酸酶减少而僵化的特点。”

“但也有例外。”伯格说，“众所周知，这种和死亡时间相关的身体现象依据死者生前正在做什么、天气情况、身材、穿着甚至正在服用的药物有极大区别，我说得对不对？”

“死亡时间的确不是精确的科学。”斯卡佩塔一点也不吃惊伯格会和她辩论。

当下正是那种真相使得一切都变得无比艰难的情形之一。

“环境状况有可能解释为什么托尼的僵直和尸斑出现的时间前移了那么多。”伯格说，“比如，凶手击打她后脑时，为了逃避，她用了太多力气奔跑。这是否能解释不正常的死后急速僵直？或甚至尸体立即变得僵直，即尸体痉挛？”

“不能。”斯卡佩塔答道，“因为她不是在脑部遭受袭击后当即死亡的。她存活了一段时间，实际上，她当时身体已经不能动弹。她可能已经丧失了活动能力，基本上陷入了昏迷，奄奄一息。”

“我们是否可以客观看待这个问题。”好像在暗示斯卡佩塔不客观，“比如她的尸斑不能准确告诉你她的死亡时间，有许多变数可以影响尸斑。”

“就算不能准确告诉我死亡时间，也能告诉我大概时间。而且，尸体明确告诉我她被移动过。”斯卡佩塔开始感到自己站在了证人的立场上，“也许她就是在这期间被挪到公园的，有可能作案者没有意识到把她的手臂摆成了那种姿势，他造成了明显的自相矛盾。她的尸斑形成时手臂并没有高举在头上，而是更靠近身体两侧，手掌向下。另外衣服上没有凹痕或其他痕迹，然而表带下的皮肤发白，这表明是在她的尸斑增加并成形之后手表还在她手腕上。我怀疑她死后至少有十二个小时没有穿衣服，除了那块手表。她也没有穿袜子，跑步袜的弹力材料会在人体上留下痕迹。凶手在将她的尸体运到公园之前给她穿上了衣服，把她的袜子穿反了。”

她跟他们讲了讲托尼穿的有左右之分的袜子，补充说：“凶手在作案后给受害者穿衣服时会留下暴露实情的痕迹。他们经常犯低级错误。比如，把衣服弄皱了，或里外穿反了。就本案而言，是把左右脚的袜子穿反了。”

“为什么要留着手表？”博内尔问。

“手表对脱掉她衣服的人来说并不重要。”本顿正在看电脑屏幕上的现场照片，放大了托尼左手腕上的呼吸描记器手表，“拿走珠宝首饰不像脱衣服、暴露肉体一样会被指控犯性侵罪，除非是为了留作纪念。但这要看物品对罪犯来说具有什么象征和色情意义。无论是谁和她的尸体在一起，待的时间都不短。他们共处了一天半时间。”

“凯，我在想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案子，死者死亡时间不过八小时，但看起来像是死了五倍时长？”伯格下定了决心，竭力引导证人。

“只在那些尸体腐烂得非常快的案子中碰到过，比如在非常炎热的热带或亚热带环境里。”斯卡佩塔说，“我在南佛罗里达州当验尸员时，尸体急速腐烂司空见惯，我经常看到。”

“依你之见，她会不会是在公园里或在车里被强奸，然后尸体被移动，摆出像本顿所描述的那种姿势？”伯格问道。

“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说是在车里？”本顿说，身子向后靠在椅子上。

“我不过是说她有可能是在一辆车里被奸杀的，然后凶手弃尸，摆出她被发现时的姿势。”伯格说。

“我检查尸体表面和在解剖过程中都没有发现有证据表明她是在一辆车里被奸杀的。”斯卡佩塔答道。

“我在想如果她是在公园的地面上遭受侵犯的话，会留下什么伤痕。”伯格说，“我想问，根据你的经验，如果某人是在坚硬的表面上被强奸的，比如地面，会不会留下游伤、擦痕。”

“我经常发现有。”

“相对于在车后座上被强奸，会不会更容易留下伤痕和擦伤？受害者身体下如果是车后座椅面，会比覆盖着石头、枝丫和其他碎片的冻结路面更柔软。”伯格继续道。

“从尸体上我看不出她是否是在车里被强奸的。”斯卡佩塔重复道。

“也许她上了一辆车，被人击中了头部，然后那人强奸了她，和她待了一阵，然后再把她扔到她被发现的地方。”伯格不是在问，她是在陈述，“她的尸斑、她的僵直度、她的身体温度实际上具有迷惑性和误导性，因为她的尸体几乎没有穿衣服，暴露在近乎冰冻的环境下。如果她死前真残喘了—段时间，也许因为头伤残喘了几个小时——也许正因为此，她的尸斑才会提前出现。”

“凡事都有例外。”斯卡佩塔说，“但我不能提供你想要的例外，杰米。”

“多年来，我做过大量文献研究，凯。死亡时间是我经常接触和在法庭上辩护的主题。我发现了几个有趣的现象。在死者不是当场死亡的案子当中，比如心力衰竭或癌症，尸斑甚至在他们死前就出现了。我再次重申，确实有人死后当即僵直的案例记录。所以，假设因为某种原因，托尼的尸斑在她死前就已经开始出现，因为某种非比寻常的原因进入了突然僵直呢？我相信这种情况在缺氧死亡的案例中可能会发生，她的脖子上的确系着条围巾，貌似她的死亡原因不仅是因为钝物袭击，还因为窒息。难道没有可能她的死亡时间实际上比你想的要短？也许只死了几个小时？不到八个小时？”

“依我之见，这不可能。”斯卡佩塔说。

“博内尔侦探，”伯格说，“你有那份音频文件吗？你可以在马里诺的电脑上放放看。但愿我们能通过免提电话听到。是今天下午两点左右一名证人打进911的电话录音。”

“我现在就放。”博内尔说，“如果听不见请告知。”

录音开始播放时，本顿调高了会议电话的音量：

“警方接线员五一九号为你服务，请问有什么紧急情况？”

“嗯，我要报告的紧急情况是有关今天早上在公园里发现的那位女士的，就是在位于一一〇大街上的公园北边发现的那位女士？”声音透着紧张害怕，听上去是个年轻小伙子。

“你指的是哪位女士？”

“那位，嗯，被谋杀的慢跑者。我在新闻上听到了……”

“先生，情况紧急吗？”

“我想是的，因为我看到，我想我看到了是谁干的。我今早五点开车经过那个地方，看到一辆黄色出租车停了下来，一个男人正搀扶一个看起来像喝醉的女人从后车座下来。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那是他的女友，貌似他们彻夜未归。我没有仔细看，当时天很黑，而且雾蒙蒙的。”

“是辆黄色的出租车吗？”

“她好像喝醉了，要不就是晕过去了。当时车开得实在太快，正如我刚才说的，天黑，外加雾大，很难看清。我正朝第五大道行驶，瞟了一眼，没有理由慢下来，但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的确是辆黄色的出租车。车顶上的灯关了，像是在使用中。”

“你看到车门上有标签号或标识号吗？”

“没有。我没有理由去关注那个，但我看了新闻，说是名慢跑者遇害了，我的确记得那位女士看上去像是穿着运动服，系着一条丝质大花手帕还是什么。我看到她脖子上系着条什么红色的东西，她穿着一件浅色的运动衫或类似衣服，反正不是外套，因为我一眼看出她穿得不保暖。根据报道发现她的时间，嗯，距离我开车经过那个地方时间不久……”

音频文件停下了。

“我受命和这个人联系过，我和他在电话里谈过，还会亲自跟踪后续情况，我们已经调查了他的背景。”博内尔说。

斯卡佩塔想起她在托尼·达里恩的头发里，在她头部受伤部位发现的黄色油漆片。她想起自己在停尸间看着显微镜下的油漆时，那颜色让她想起了法式芥末和黄色出租车。

“他名叫哈维·法雷，布鲁克林区克莱恩制药厂的项目经理，现年二十九岁，在布鲁克林有套公寓。”博内尔继续道，“他的女朋友的确在曼哈顿有套公寓，在晨边高地。”

斯卡佩塔当然不知道油漆是否是从车上蹭到的。有可能是建筑物上的、喷雾剂上的、什么工具上的、自行车上的、路标上的，什么东西上沾到的可能性都有。

“他告诉我的内容和他在911电话录音上说的一致。”博内尔说，“他和女友过夜，开车回家，朝第五大道行驶，计划从第五大道插过去，到皇后区大桥，这样他就能赶得及去上班。”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伯格不接受斯卡佩塔认定的托尼的死亡时间。如果凶手是名出租车司机，那有可能托尼昨晚很晚出门，他开车在路上行驶时发现了她，当时她可能是在行走或慢跑，这种可能性似乎更站得住脚。但如果一名出租车司机在周二某个时候，也许是下午，载上了她，然后一直把她的尸体保留到今天早上近五点，这就不太可能了。

博内尔继续解释：“他对我说的话没什么可疑之处，他的背景也清白。最重要的是，他对死者的穿着以及她被扶出出租车的样子的描述，他怎么会知道这些细节？这些并未对外公布。”

尸体不会撒谎。斯卡佩塔提醒自己在接受训练初期学到的：别试图让证据契合案子。托尼达里恩不是昨晚被杀的，也不是昨天。无论伯格想要相信什么和证人怎么说。

“哈维·法雷有没有更详细地描述那个扶貌似喝醉的女人出出租车的男人？”本顿问，抬头看天花板，双手交握，不耐烦地手指并敲。

“那个男人穿黑色衣服，戴棒球帽，也许戴了眼镜。他感觉那个男人很瘦，个子一般。”博内尔说，“但他没有仔细看，因为他没有放慢车速，也因为天气情况。他说出租车本身就挡住了他的视线，因为那个男人和女人站在出租车和人行道之间，如果你开车以每小时一百一十英里的车速向东驶向第五大道，情况的确如此。”

“出租车司机呢？”本顿问道。

“他没有看，但认为有司机。”博内尔回答道。

“他为什么会这么认为？”本顿问道。

“唯一打开的车门是右边的后车座门，好像司机还坐在前面，那对男女坐在后排。哈维说如果是司机在那样的地方扶她出来，他也许就会停车了。他会认为那位女士有麻烦。你不能把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人就这么扔到路边。”

“听起来像是他在为自己没有停车找借口。”马里诺说，“他不愿意去想他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在把一个受伤或死去的女人扔到路边，把他们想象成一对彻夜未归在外买醉的情侣更能让人心安理得。”

“他在911电话录音中所讲的方位，”斯卡佩塔说，“距离尸体被发现的地方有多远？”

“大约三十英尺。”博内尔说。

斯卡佩塔把她在托尼头发里取出的嫩黄色油漆碎屑告诉了他们。她劝他们不要在这个细节上寄予太多希望，因为微量迹证都还没有进行检验，而且她在托尼的尸体上也发现了红色和黑色的细小碎片。油漆有可能是击打托尼脑壳的武器留下的，也有可能是从别的什么东西上沾到的。

“那如果她曾在一辆黄色的出租车里，她怎么可能已经死了三十六个小时？”马里诺提出了显而易见的问题。

“肯定是出租车司机谋害了她。”博内尔答道，此刻她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权利感到更自信，“无论你怎么看，如果哈维所言非虚，那就肯定是某个出租车司机昨天晚上载了她，然后杀了她，今天一大早弃尸到公园。如果斯卡佩塔医生关于死亡时间的推测是准确的，那他把她保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再抛尸。黄色出租车可以将托尼·达里恩的死和汉娜·斯塔尔的失踪联系起来。”

斯卡佩塔在等待接下来的假定。

“汉娜·斯塔尔最后被人看见是上了一辆黄色出租车。”博内尔补充道。

“我丝毫没有准备将托尼的死和汉娜·斯塔尔联系到一起。”伯格说。

“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警告公众又发生了同样的案子，”博内尔说，“那接下来就有第三起了。”

“目前我没有打算做这样的联想。”伯格像是在警告：其他人也都没有想要把这种关联公之于众。

“我想这起案子和汉娜·斯塔尔的不一定相关。”伯格继续道，“汉娜的失踪有其他因素。我在调查她的案子中发现了许多情况，她的案子非常特殊。我们不知道她是死是活。”

“我们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看到哈维·法雷目击的情况。”本顿说，他看着斯卡佩塔，这话是在为她辩护，“如果其他证人不去警局而去上新闻网就情况不妙了。如果黄色出租车的事被泄露出去，那我一定要和CNN或其他媒体出口保持五米开外。”

“我明白。”斯卡佩塔说，“但无论情况如何，如果我今晚不参加节目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只会助长轰动效应。CNN知道我不会讨论托尼·达里恩或汉娜·斯塔尔的案子。我不会谈论正在进行中的个案。”

“如果是我就避开。”本顿专注地看着她。

“我有约在身。而且这不成问题。”她对他说。

“我赞同凯的说法。我也会像往常一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伯格说：“如果你在最后一个小时取消，的确会给卡利·克里斯宾落下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