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早晨我在噪声中惊醒，心中忐忑地觉得电话响了一整晚。我不确定那是否只是一个梦。一时之间我也想不起身在何处，但渐渐地，可怖的回忆又变得清晰。我起身靠着枕头，待了半晌。透过窗帘，我感觉到外面阳光又在远离，只剰一片晦暗。

取下挂在浴室门后的厚绒布晨袍罩上，穿上袜子，我便走出卧室去看还有谁在屋里。我希望来访者是露西，果不其然，她和安娜正在厨房里。俯瞰着后院和蓝灰色平静河面的开阔窗口外，飘过无数细小的雪片。随风摇曳的光秃秃树丛在渐次黯淡的天际描刻出暗沉的剪影，邻家的烟囱里升起袅袅烟雾。露西一身退了色的运动装，还是在麻省理工学院修计算机和机器人课程时留下来的，一头红褐色短发像是只用手指随便捋了几下。她一脸阴郁，眼睛充血，神色呆滞，我猜是昨晚酗酒了。

“你刚刚到吗？”我和她拥抱道早安。

“其实是昨晚到的，”她紧搂着我，“没忍住。原本只是顺道过来看看，想趁着睡前和你聊聊，可是你已经睡了。我不该那么晚才来。”

“不，”我内心空空的，“你应该叫醒我的。为什么不呢？”

“那怎么行。你的胳膊还好吗？”

“不怎么痛了。”这并非事实，“你在杰斐逊酒店退房了吗？”

“还没有。”露西的表情难以捉摸。她说着往地上一坐，脱下长裤，露出里面的亮色弹性纤维慢跑短裤。

“我怕我们会被你的外甥女带坏。”安娜说，“昨晚她带了瓶凯歌皇牌香槟，我们喝到很晚。我没准她开车回城。”

我感到一丝隐痛，甚至忌妒。“香槟？有什么事要庆祝吗？”我问。

安娜耸了耸肩。她走神了，我感觉她似乎有什么重要的想法不想让我知道，也怀疑电话真的响了一整晚。露西拉开外套拉链，里面是裹着她健美身材的蓝黑色尼龙慢跑上衣。

“对啊，庆祝，”露西的语气中隐隐透着酸涩，“烟酒枪械管制局要我请公务假。”

我大概听错了吧。公务假几乎和停职没两样，也是革职的第一步。我瞥了眼安娜，看她是否早已获悉，但是她和我同样惊讶。

“我被调往海滨了。”烟酒枪械管制局的人这么形容停职。“下周我会收到一封信，列出我所有的违纪事项。”露西一脸的若无其事，但我太了解她了。近几个月甚至几年来，她身上沸腾翻涌而出的除了愤怒外别无其他，此刻亦如此。“他们会罗列清楚让我停职的所有理由，给我机会上诉。要不然就这么认了，然后离职，我也许就会这么做吧，我才不稀罕呢。”

“怎么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因为他的缘故吧。”我指的是尚多内。

一般而言，当某个探员卷入枪击事件或遭遇其他严重意外时，惯例是立刻发起同事的支持，并将他调往压力较小的部门，例如从露西目前在职的高危险性的迈阿密卧底工作组调往火灾调查组。如果这个探员难以适应变动，上面可能会让他请一段时间伤假。可公务假则是另一回事，它等于是惩罚，谁都心知肚明。

露西坐在地上，两腿伸得笔直，两手在背后撑着地面，头抬起来望着我。“做了也倒霉，没做也倒霉，”她不满地说，“我开枪会受重罚，不开枪照样受罚。”

“你先是在迈阿密涉入一起枪战，不久后在里士满又差点枪杀某人。”安娜陈述事实。至于某人是闯入我家门的连环杀人犯，这并非重点。露西的确有诉诸暴力的不良记录，这一倾向早在迈阿密那场意外中便显露无遗。这段惨痛的过往有如低压锋般覆盖下来，使气氛无比凝重。

“我头一个承认好了，”露西回答说，“所有人都巴不得给他一枪。你以为马里诺不想吗？”她瞪着我说，“你以为那些围在你屋子四周的警察和探员不想扣扳机吗？可大家却把我当成了雇佣兵，当成了滥杀无辜的怪胎。至少他们有这意思。”

“他们认为你需要休息一阵，”安娜愣愣地说，“也许真没别的用意。”

“不可能。拜托，要是在迈阿密开枪的是个男探员，他早就成英雄了，要是差点枪杀尚多内的是男探员，华盛顿特区的上司们一定会嘉奖他懂得自我约制，而不是因他意图犯错而施加惩罚。你怎么能因为某人意图做什么而惩罚他？你又如何证明他的确意图做那件事？”

“这个嘛，他们总会想办法证明的。”我以律师和调查员的身份告诉她，同时想起尚多内也曾意图加害于我。但无论意图如何，他毕竟没有真的下手，可以预见他的辩护律师必然会拿这点大做文章。

“随他们去吧，”露西愤怒而痛苦地说，“他们可以开除我，或者将我调到南达科他或阿拉斯加某个不见天日的小办公室里蹲着，或者干脆把我关进某个挤得像烂监听室的部门。”

“凯，你还没喝咖啡呢。”安娜试图缓解紧张气氛。

“原来是我的错，都怪我没喝咖啡，才会把这个早晨弄得乌烟癉气。”我走向水槽边的滴漏式咖啡机，“还有谁要？”

没人回应。我倒了一杯。露西伸展着四肢，看她活动筋骨实在是件愉快的事，动作那么流畅柔软，不需刻意卖弄便足以令人惊艳。其实幼年时期的她矮胖又迟钝，经过数年锻炼她才把自己变成一台可以回应任何指令的机器，就像她驾驶的直升机那样。也许得益于巴西血统，她有种幽火之美，却又魅力四射。她永远是人们目光的焦点，对此她的反应总是耸耸肩。

“这种天气你怎么还能慢跑？”安娜对她说。

“我喜欢受苦。”露西拍了下装有手枪的腰包。

“我们得仔细研究研究，看看你接着该怎么做。”咖啡因让我迟钝的脑袋恢复了些许明晰。

“我慢跑后要去健身房，”露西说，“会在外面待一阵。”

“苦上加苦。”安娜开玩笑。

我望着外甥女，满心想着她是多么优秀，而命运待她又是多么不公。她从不知道生父是谁，直到本顿出现，她才有了个代理父亲，却还是失去了他，至于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妹妹多萝茜，则是个极度自我的女人，只会和女儿争斗，从不去爱——如果她懂爱的话（我是没发觉）。露西是我所知道最聪颖深邃的人，可是这并未成就她的好人缘。她一向是个管不住的孩子。此刻望着她如奥运田径选手般跃出厨房，身上还配着危险的枪械，我忽然想起她四岁半刚上一年级那年，操行被评为不及格的事情。

“操行怎么可能不及格？”我问多萝茜。当时她气呼呼地打电话给我，抱怨做露西的母亲有多艰辛。

“她上课时老喜欢讲话，打断其他同学发言，还一直举手回答问题！”电话那头的多萝茜怒气冲冲，“你知道她的老师在成绩单上写了什么吗？这儿！我念给你听！露西不肯和同学一起读书玩耍，爱炫耀好表现，而且喜欢拆东西，例如转笔刀和门把手。”

露西是同性恋者。这或许最令人不甘，因为她永远无法改变或克服。而之所以令人不甘，是因为它会带来不公待遇。因此，发现她的这一倾向时，我的心都碎了。我多么希望她不必受这种苦，我还得承认自己直到现在才能正视它。烟酒枪械管制局绝不会宽贷她，这点她应该早就明白。华盛顿特区的高层不会考虑到她以往的成绩，只会戴着充满偏见和妒意的有色眼镜评判她。

“这回肯定是陷害。”露西出门后我说。安娜往碗里敲了几只鸡蛋。“他们想除掉她，安娜。”

她把蛋壳丢进垃圾桶，打开冰箱取出一盒牛奶并查看了保质期。“也有人认为她是英雄。”她说。

“执法机构对女性一向持保留态度，对女英雄是既不奖赏也不处罚。这个卑劣的小秘密从来就没人敢道破。”我说。

安娜拿餐叉使劲搅拌着鸡蛋。

“哪儿都一样，”我继续说，“早前我们上医学院，还得为占去男性的名额道歉，有些案子则被排斥在外。在医学院的第一学期，班上只有三名女学生。你们班呢？”

“维也纳的情况不一样。”

“维也纳？”我听了一愣。

“我是在那里求学的。”她说。

“哦。”对这位挚友的了解如此有限，让我再度感到羞愧难当。

“我初到这里时，女性所受的待遇和你所说的完全一样。”安娜把蛋液倒入平底锅，嘴角紧抿，“我还记得搬到弗吉尼亚头几年的状况，也记得他们如何对待我。”

“真的，这些我都了解。”

“我比你多活了二三十年呢，凯，你真的没全见识到。”

煎蛋开始冒热气。我倚着操作台喝黑咖啡，心想昨晚露西到达时我要是醒着该有多好，同时懊悔没能和她多谈谈。我得知她的消息，经常是在“顺便提起”的时候。“她和你谈了吗？”我问安娜，“关于她刚才说的那件事。”

她将蛋皮翻了又翻。“现在想想，我觉得她带那瓶酒来，应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件事吧。为这样的消息举杯，似乎不太妥当。”她从烤箱里取出几块英式杂粮松饼。“大家总以为心理医生很容易和病人深入交谈，事实上，病人很少透露内心真正的感受，尽管谈话计时付费。”她把餐盘端上餐桌，“谈的大都只是他们的想法，这正是问题所在。大家都想得太多了。”

“他们会低调处理。”我们隔着餐桌坐下，我满脑子又想起烟酒枪械管制局的事情。“他们的行动肯定是秘密的，就像调查局。其实调查局就是用了相同的理由将她剔除，而她原本是局里的明日之星、计算机天才、直升机驾驶员、人质救援小组的第一位女性成员。”听我连珠炮似的陈述露西的长长履历，安娜渐露疑色。我们都清楚无须多说，因为她是看着露西长大的。“后来她的性取向被传开来，”我说个没完，“于是离开调查局去了烟酒枪械管制局。如今又发生这事，历史再次上演。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

“你为露西的事伤透脑筋，但其实你自己的麻烦更大。”

我别过头去望向窗外。一只蓝色的鸟儿落在喂鸟器上，扇动着羽毛，葵花子像铅弹似的啪啪往雪地上坠。阳光的苍白手指在阴沉的天空忽隐忽现。我不安地在桌上转动着咖啡杯。用餐时，我感觉手肘肌肉微微发胀。无论遭遇多大麻烦，我都拒绝谈论，仿佛一旦说出问题就会变成事实，避而不谈的话它们就不存在。安娜没勉强我，两人无言相对。银餐具相互碰撞发出清脆声响，雪愈下愈急，灌木丛、树林全覆上白白的一层，河面笼罩着浓雾。我回房慢悠悠地洗了个热水澡，石膏板就靠在浴缸边。我笨拙地穿上衣服，意识到这辈子绝无可能学会单手系鞋带。门铃响起，片刻后安娜来敲我的门，问我是否方便会客。

我的思维一时转不过来。我并未和谁有约。“是谁？”我大声问。

“布弗德·赖特。”她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