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

——《启示录》（21：9）

一

入夜后的都柏林空气清朗而冷冽，屋外风咆哮着，像是百万支笛子在一齐尖啸。几阵骤风将老旧的窗框撞得砰砰作响，有如成群的幽灵急速飘过。我毫无睡意，又一次整理枕头，把背靠向毛茸茸的爱尔兰亚麻床单。白天的种种景象再度浮现，我看见许多四肢残缺的尸体，不禁坐起身，汗水涔涔。

我扭亮电灯，舒尔本旅馆房间的古老木质家具和暗红方格饰布顿时罩上一层温暧的黄晕。我穿上睡袍，视线在舒适床铺旁的电话上逡巡。已近凌晨两点，弗吉尼亚的里士满比这里早五个小时，市警察局刑案部门的彼得·马里诺队长也该起床了。除非他已出门，否则便是在看电视、抽烟，大嚼垃圾食品。

我拨了他的电话，他立刻接听了，好像正守在电话旁。

“不给糖就捣蛋。”他用醉酒般的大嗓门说。

“太早了吧。”我说，开始后悔打这个电话，“早了好几个星期。”

“医生？”他困惑地顿了一下，“是你？你回里士满了？”

“还在都柏林。有情况吗？”

“没事，只是有些家伙实在丑得不需要戴面具，所以每天都是万圣节。嘿！布巴又在揭人家底牌了。”他叫嚷起来。

“你总以为谁都在揭别人的底牌，”有个声音反驳他，“你当警探当得太久了。”

“你在胡说什么？马里诺连他自己的体味都侦查不出来。”

他背后响起一阵狂笑，醉酒、嘲弄的喧闹声中夹杂着各种评论。

“我们在玩牌。”马里诺XI我说，“你那里几点啊？”

“你不知道更好，”我回答，“我有不太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但现在好像不是时候。”

“不，不会的。等一等，我挪一下电话。该死。我最讨厌电话线缠在一起，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可恶。”我听见他沉重的脚步声，接着是椅脚摩擦地板的声音，“好了，医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花了一整天和州法医讨论垃圾掩埋场案，马里诺。我越来越觉得爱尔兰这些连环肢解案就是弗吉尼亚的那个家伙所为。”

他提高嗓门：“你们逮到他了？”

我又一次整理绒毛床褥，听见他离开同伴。我伸手去拿早先搁在床边只剩几口的黑林爱尔兰威士忌。

“弗利医生检验了都柏林这几起案件的尸体，”我继续说，“我全看过了，都只有躯干。脊椎从第五节颈椎末端横着切断，手臂和腿从关节处截断，就如我说过的，这一点很不寻常。受害者包括各种肤色的人，年龄在十八到三十五岁之间，全都身份不明。案件全被归类为手法不明的谋杀案。所有受害者的四肢都不见了，残骸被丢弃在私人掩埋场。”

“该死，听起来真耳熟。”他说。

“不止这些。没错，两地的案子的确十分雷同。”

“看来这人渣很可能就在美国，”他说，“我想你去那里终归是件好事。”

当然，他原本并不这么认为。我是弗吉尼亚州的首席法医，当皇家外科医学院邀请我到圣三一医学院去作一系列演讲时，我实在无法拒绝到都柏林调查这些案件的机会。而马里诺认为这只是浪费时间，联邦调查局也觉得这种调査未必会比数字统计更有效。

我可以理解他们的疑惑。爱尔兰这些案件已悬宕十多年，且与弗吉尼亚州的案件一样，可以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我们没有指纹、齿印、鼻窦病状或其他任何能用来验明身份的凭据，也没有失踪人口的生物样本可以和受害者的DNA作比对，更不清楚凶器类型，因此对凶手也所知甚少。只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他曾经使用肉锯，这很可能是职业需求，或至少在某个时期内如此。

“据我们了解，爱尔兰的最后一起案件发生在十年前。”我对电话那头的马里诺说，“过去两年，我们在弗吉尼亚州发现了四起案件。”

“你认为他歇手了八年？”他说，“为什么？会不会是因为别的案子入狱了？”

“不知道。也许他在其他地方作案，只是各地警方没有将那些案件联系起来。”我说。窗外的风声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南非也有连环杀人案，”他含糊自语，“还有佛罗伦萨、德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真是的，一想起这种事，你就会发现他妈的到处都有。嘿！”他用手掩住话筒，“还是办你自己的案子吧。你以为这是什么？社会福利吗？”

他背后响起一阵男性的嘈杂对话，有人播放兰迪·特拉维斯的歌曲。

“看来你们玩得很开心，”我淡淡地说，“拜托明年也别邀请我。”

“真是群野兽，”他咕哝着，“每次都把我家喝得精光，玩牌还作弊。不要问我为什么找他们来。”

“这些案件的作案手法非常特殊。”我试图冲醒他的醉意。

“好吧，”他说，“如果这家伙是在都柏林起的头，也许我们该锁定爱尔兰人。我觉得你最好尽快回来。”他脱口而出，“看起来我们必须去趟匡提科了。你告诉本顿了吗？”

本顿·韦斯利是联邦调查局儿童绑架与连环杀人犯调查小组的组长，我和马里诺是该小组的顾问。

“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回答得有些迟疑，“也许你可以向他提一下。我会尽快赶回去。”

“最好明天就回来。”

“我在这里的演讲还没结束。”我说。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你去演讲。你光演讲就可以了，什么都不必做。”他说。我知道，他又要开始探究我的心事了。

“我们把暴力输出到别的国家，至少也该将我们多年来研究犯罪案件所得的经验传授给人家……”我说。

“演讲不是你留在那个妖精国度的真正理由，医生，”他像拉开易拉罐一样砰地打断我的话，“你清楚得很。”

“马里诺，”我警告他，“住嘴。”

但是他毫不理会。“自从韦斯利离婚，你就尽可能找各种借口溜到城外沿着黄砖路晃荡。现在你不想回家，只因你不愿面对现实，看看自己手上的机会并加以把握。让我告诉你，你不如立刻打个电话，或者干脆放手……”

“我知道。”我温和地打断他出于醉酒的好意，“马里诺，别熬夜。”

二

法医办公室位于斯铎街三号，正对海关大楼和中央巴士站，靠近码头和利菲河。这是一栋小巧的老旧建筑，一条窄巷通向它沉重的黑色后门，门上漆有白色的大写“停尸间”字样。我登上台阶，在乔治王朝风格的入口处按了门铃，茫然等候。

在这个冷冽的星期二清晨，树木已显秋意。我睡眠不足，眼睛灼热，脑袋沉重，对马里诺在电话里说的话感到不安。

“嗨，”管理员爽朗地迎接我进门，“今天心情还好吗，斯卡佩塔医生？”

他叫吉米·肖，年轻的爱尔兰人，火红的头发像红铜常春藤，眼睛像碧蓝的晴空。

“已经好多了。”我坦承。

“呃，我正在煮茶。”他说着把门关上，我们沿狭窄昏暗的长廊走向他的办公室，“看来你需要喝杯热的。”

“太好了，吉米。”我说。

“至于我们的医生，她的验尸工作应该快结束了。”走进局促的办公室时他瞟了一眼手表，“她一会儿就来。”

办公桌上搁着一本大大的有关法医验尸的书，用厚重的黑色皮质封面装订。我来之前他正边吃吐司边看好莱坞演员史蒂夫·麦奎因的传记。他将一杯茶放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没问我要加什么，因为他己十分了解我。

“吐司抹果酱？”他一如往常地问道。

“谢谢，我在旅馆吃过了。”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时我照例回答。

“我可会照吃不误。”他微笑着戴上眼镜，“那么，我再重复一遍你今天的行程。早上十一点有一场演讲，下午一点还有一场。两场都在学院举行，旧病理学大楼。每场大约会有七十五名学生参加，也可能更多，我不确定。你太受欢迎了，凯·斯卡佩塔医生，”他欢快地说，“或者因为美式暴力太有异国风味了。”

“这好比说瘟疫也有异国风味一样。”我说。

“这个嘛，我们实在很难不被你的见闻吸引。”

“这正是我担心的，”我友善却颇觉担忧地说，“别太入迷了。”

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拿起听筒，因电话接得太多而有些不耐烦。

他倾听了一阵，唐突地说；“是的，是的，目前我们没有这类采购计划，我得过段时间才能回复你。”

“我盼望有一台电脑盼了很多年，”他挂断电话，抱怨道，“预算状况这么糟糕，有钱才怪。”

“永远不可能有钱。死人又不会投票。”

“这倒是事实。那么，今天的演讲主题是什么？”他很想知道。

“性侵害凶杀案，”我回答，“尤其是DAN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你感兴趣的那些肢解案，”他啜着茶，“你认为是性侵害凶杀案吗？这会不会是凶手的动机之一？”他眼神中闪着好奇。

“当然是部分因素。”我回答。

“可那些受害者的身份还没得到确认，你又怎么知道呢？凶手会不会只是以杀人为乐？例如你提过的山姆之子？”

“山姆之子的行为也带有性侵害成分，”我说着四顾寻找我的法医朋友，“你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来吗？我恐怕没太多时间。”

肖又瞥了眼手表。“你可以去找她。我猜她可能直接去停尸间了，刚接到一个案子。死者是年轻男性，疑似自杀。”

“我去找找她。”我站了起来。

走廊入口附近是死因调查法庭，正式开庭之前非自然死亡案件的死因调査都在这里进行，包括工业和交通意外、凶杀和自杀案件，还有照相手续，因为按照规定爱尔兰媒体不许刊登太多案情细节。我钻进一个空荡冰冷的房间，里面摆着几条上过油漆的长凳，墙面光秃秃的，几个男人正将一些资料塞进公文包。

“我找法医。”我说。

“大概二十分钟前她就离开了，可能有约会吧。”一个人说。

我从后门出了大楼，经过一个小停车场向停尸间走去，一位老人正从那里出来。他似乎迷了路，困惑地四下张望，差点绊倒。他望了我好一阵，好像我会给他答案。我为他感到心痛，他来这里不会有什么快乐的理由。我目送他匆匆走向出口，此时玛格丽特·弗利医生忽然从他身后冒了出来，顶着一头灰白的乱发。

“上帝！”她几乎向我直冲过来，“我刚转身他就不见了。”

那位老人打开铁栅门，离开了。弗利缓步穿过停车场，关上门并且重新上闩。她向我走来时几乎喘不过气，差点被石径上的一处隆起绊倒。

“凯，你来早了，还跑来这里。”她说。

“是亲人吗？”我问。

“死者的父亲。还没确认身份就跑掉了，甚至没等我掀起盖布。把我一整天都给毁了。”

她领我走进狭小的砖造停尸间，里面摆着几个可能属于医学博物馆的白瓷验尸台和弃置已久的旧暖炉。空气冰冷，除验尸用的电锯外没有任何现代化设备。从不透明的天窗透入的暗淡的灰色微光，只够照亮那令一位父亲不忍目睹的覆盖着尸体的白纸罩。

“这个环节一向最为艰难，”她说，“谁都不该到这里来认人的。”

我跟着她进入一间小储物室，帮忙拿出几盒注射针筒、口罩和手套。

“是在谷仓的横梁上吊死的。”我们忙活时她说，“他一直在接受针对酗酒和忧郁症的治疗。很多人和他一样，失业、女人、毒品。不是上吊就是跳桥。”将配备品放进一辆手术推车时她瞥了我一眼，“感谢上帝，我们没有枪械，尤其我这里又没配备X光机。”

弗利身材纤细，戴着老式厚框眼镜，偏爱斜纹软呢服装。我们是多年前在维也纳的一场国际法医科学会议上认识的，那时女性法医病理学者非常少，尤其在国外。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玛格丽特，我必须提早回美国，”我深吸一口气，环顾四周，有些恍惚，“昨晚我没睡好。”

她点了根烟，盯着我。“我可以把你要的资料拷贝一份。你什么时候走？照片可能得等几天，不过我可以寄给你。”

“只要一想到这类凶手还逍遥法外，就不免觉得刻不容缓。”我说。

“很遗憾他成为你的负担。我本来还指望经过这些年他会洗手不干呢。”她抽着浓烈的英国烟，愤愤地弹了下烟灰，“我们休息一会儿吧。我的鞋子开始变紧了，脚肿的缘故。站在这种该死的硬地板上，脚很容易酸痛。”

休息区是角落里的两张矮木椅。弗利把烟灰缸搁在这里的一张轮床上，两脚搭在箱子上，继续吞云吐雾。

“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可怜的人，”她开始谈论连环凶杀案，“第一个被送到这里时，我还以为是爱尔兰共和军。除了爆炸案，我还从没见过那么破碎的尸体。”

我不由自主地忆起了马克，思绪飘回我们热恋的时光。他的身影瞬间浮现，微笑着，眼里闪现的狡黠格外迷人，每当大笑或捉弄人时尤为如此。在乔治城的法学院，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欢乐、争论、熬夜的经历，我们对彼此的渴求无休无止。多年后我们各自结婚、离婚，重新来过。他始终是我生活的主旋律，来了，去了，又忽然打电话或出现在我的门前，拧碎我的心，弄乱我的床。

我忘不了他，始终无法相信伦敦火车站的一次爆炸就终结了我们暴风雨般狂热的关系。我无法相信他死了，无法想象那副景象，因为他没有留下最后的画面供我凭吊。我从未见过他的遗体，也逃避一切可能见到的机会，就像那个都柏林老人不忍亲睹儿子的遗体一样。我忽然意识到弗利在对我说话。

“抱歉。”她重复道，眼神哀伤，因为她熟知我的过去，“我无意挑起令你痛苦的话题。今天早上你似乎心情不佳。”

“你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观点，”我试着振作精神，“我怀疑凶手极可能是个爆炸制造者。他不在乎炸死的是谁。受害者对他而言没名没姓，只不过是他邪恶而不可告人的信仰的祭品。”

“如果问你一个关于马克的问题，会不会惹你难过？”弗利说。

“尽管问，”我微笑着说，“反正你也不会客气。”

“你去过事发现场吗？重回他遇难的地点？”

“我不知道事发现场在哪里。”我迅速回答。

她抽着烟，一边打量我。

“我是说，我不清楚究竟在火车站的哪个角落。”我结结巴巴地含混说道。

她仍然一言不发，只将烟蒂丢在脚下踩熄。

“老实说，”我继续说，“自从他死后我根本没去过维多利亚车站。我没有理由去那里坐火车，或坐火车到那里。滑铁卢车站大概是我到过的最后一个火车站吧。”

“了不起的凯·斯卡佩塔医生唯一不肯亲自查访的犯罪现场。”弗利又从烟盒里轻弹出一根Consulate牌香烟，“你也来一根？”

“天知道我多想抽烟，可我不能。”

她叹了口气。“我还记得在维也纳的时候。全是男人，可我们两个抽的烟比他们都多。”

“也许那些男人正是我们那么凶地抽烟的原因。”我说。

“也许吧，但我似乎没救了。事实一再表明，我们所做无关我们所知，而我们的情感没有思考能力。”她划燃一根火柴，“我知道瘾君子的肺是什么样子，也知道我有脂肪肝。”

“我戒烟后肺部的情况就好多了。至于肝脏，我无法保证，”我说，“我还没戒掉威士忌。”

“上帝，千万别戒，否则你的生活会毫无乐趣。”她稍作停顿，率直地补充道，“当然，情感可以加以引导、教育，它们不会背叛我们。”

“我可能明天就走。”我拉回话题。

“你必须先到伦敦转机，”她注视着我，“在那里逗留一天。”

“什么？”

“事情还没了结，凯。一直以来我都有这种感觉。你必须去埋葬马克·詹姆斯。”

“玛格丽特，你怎么忽然想到这个？”我又开始结巴了。

“我看得出一个人何时是在逃避。你就是，正像那个凶手。”

“你可真会安慰人啊。”我回应道，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可这次她不打算放过我。“理由截然不同，却又非常相似。他邪恶，你相反，但你和他都不希望被人逮到。”

她简直把我看透了。

“那依你看，到底是谁或什么想要逮住我呢？”我尽量轻描淡写，但眼泪就快夺眶而出。

“就目前来说，我认为是本顿·韦斯利。”

我挪开视线，目光越过轮床和它那系着辨识牌的惨白而凸出的脚架。从天窗透进的光线随云朵的遮掩渐次变幻，四周的瓷砖和石块散发的死亡气息似乎有百年之久。

“凯，你打算怎么做？”我抹去眼泪时她和善地问。

“他想和我结婚。”我说。

三

我飞奔回里士满的家。渐冷的天气使几天的日子长如几周。清晨四处蒙霜，夜晚我则在火炉前度过，思考、懊恼。太多事情悬而未决，我以一贯的方式应对，深陷在工作的迷宫里直到找不到出口。这种做法让我的秘书几近疯狂。

“斯卡佩塔医生。”她高声叫我的名字，清脆的脚步声沿着验尸房的瓷砖地板一路响来。

“在这里。”我压过水流声回答。

今天是十月三十日。我正在停尸间的更衣室里用消毒肥皂洗手。

“你去哪里了？”罗丝走进来问。

“解剖脑部。几天前猝死的那位。”

她抓着我的日程表翻看着，一头灰发整洁地别在脑后，身穿和心情似乎十分相称的深红色套装。我没说再见就飞往都柏林让她很是生气，回来后又忘了她的生日。我关掉水龙头，擦干双手。

“肿胀，脑回扩张，皮质沟窄化，这是长期全身性低血压引起的缺血性脑病变症状。”我述说着。

“我一直在找你。”她耐着性子说。

“我又怎么了？”我两手一摊。

“你中午和乔恩有个饭局，在骷髅与尸骸餐厅。”

“哦，糟了。”想起他和另外那些我一直没时间约见的医学院选修学生，我不禁懊恼地失声叫道。

“我早上提醒过你了。上星期你就忘了他的约会，他真的急于和你谈谈他在克利夫兰诊所实习的问题。”

“我知道，我知道。”我沮丧地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一点半，也许他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喝杯咖啡？”

“你两点钟得去法院作证，三点要参加关于南诺福克案件的会议。四点在司法科学院作关于枪伤的演讲，五点要和州警察局的林恩调查员会面。”罗丝逐项往下念。

我不喜欢林恩调查员和他谈论案件的方式。发现第二具躯骸后，他就开始插手调查工作，而且自以为比联邦调査局懂得都多。

“林恩的约会可以取消。”我简短地说。

秘书打量了我好一阵，只有隔壁验尸房的水流声和海绵的啪答声不断传来。

“那我取消与他的约会，这样你就可以和乔恩见面了。”她像个严厉的女校长般从眼镜上方的空隙瞅着我，“然后你得好好休息，这是命令。至于明天，斯卡佩塔医生，你就别来了。别让我看见你跑来破坏办公室的气氛。”

我还没来得及抗议，就被她抢过了话头。

“别想狡辩，”她坚决地继续说，“你需要花一整天重建心理健康，好好过个周末。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她说得没错。想到将有一整天完全属于自己，我的情绪顿时高昂起来。

“没什么行程是无法重新安排的。”她面露微笑补充道，“况且，今天天气稍稍回暧，气温在二十七度左右，应该很舒服。天空蔚蓝，树木是一年中最美的，白杨树黄澄澄的，枫树红得好像要燃烧起来。更别说明天就是万圣节了，你可以雕个南瓜。”

我从储物柜里取出套装上衣和鞋子。“你真该去当律师。”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