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下午，正当验尸工作快速进行时，马里诺和本顿·韦斯利一起现身了。此时外部检验已告一段落，温格去吃早已过时的午餐，停尸间只剩我一个人。韦斯利进了门，定睛注视着我，从他的外套看来外面还在下雨。

“你可能还不知道，已经发布特大暴雨预警了。”马里诺劈头就说。

停尸间没有窗户，我无从得知天气状况。

“很严重吗？”我问。韦斯利走近那具残骸察看。

“严重得要是雨再不停，就得开始堆放沙袋了。”马里诺回答，一边将雨伞靠在墙边。

我目前所在的这栋建筑和詹姆斯河只有几条街之隔，几年前较低的楼层曾经淹水，许多装有实验用尸体的桶浮了起来，福尔马林溶液渗出造成污染，并流进了停尸间和屋后的停车场。

“我应该提前防范吗？”我关切地问。

“雨会停的。”韦斯利说，好像他有本事侧写天气。

他低头看看自己的雨衣，雨衣下的深蓝色套装几乎成了黑色。他穿着挺括的白衬衫，系着传统的丝质领带，一头银发比以往稍长，但十分整洁。他利落的外表使他比平时更为精干威严，但神色却有些阴郁，原因并非只在于我。他和马里诺走向一辆推车，戴上手套和口罩。

“抱歉我们来迟了。”韦斯利说，我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每次一走出屋子电话就开始响。实在很麻烦。”

“不用说就知道是因为她。”我说。

“该死，”马里诺看着这具残缺的人体，“怎么会有人做出这种事？”

“我来告诉你怎么做的。”我边割取脾脏切片边说，“首先找个老妇人，让她吃不饱喝不足；她生病时，千万别找医生，然后朝她的头部开枪或者重击。”我抬头看着他们，“我敢打赌她一定有颅底骨折或其他脑部外伤。”

马里诺一脸困惑。“她又没有头，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的气管里有血。”

他们凑近去看我描述的现象。

“有一种状况可能导致这种结果，”我继续说，“她颅底骨折，血液从喉咙后方流下，被她吸进了气管。”

韦斯利仔细看着尸体，神态似已见识过百万起残虐和死亡。他盯着本应是头部所在的位置，好像在凭想象补充。

“她的肌肉组织有出血现象。”我稍作停顿才轻声说，“这表示她遭到肢解时还活着。”

“上帝。”马里诺点了根香烟，憎恶地说，“别告诉我这些。”

“我没说她还有知觉，”我补充道，“肢解很可能在濒死状态下进行。不过当时她还有血压，当然应该已经非常微弱。总之，颈部是这种情形，但手臂和双腿则不尽然。”

“这么说他是从头部开始动手的。”韦斯利对我说。

“没错。”

他逐一查看墙上的X光片。

“这与被害者研究得出的特征不吻合，”他说，“一点都不吻合。”

“这起案件没有一处是吻合的，”我说，“只有一点除外，就是同样用了锯子。另外，我也发现骨头上有几处符合刀痕特征的切口。”

“还有别的吗？”韦斯利说。我将另一份器官切片放进福尔马林溶液储存罐，感觉得到他驻留在我身上的目光。

“她身上感染了某种病毒，可能是带状疱疹，右侧肾脏部位有两个疤痕，或许她得过肾盂肾炎，通俗点说是肾脏感染；子宫颈呈拉长状和星状，显示她可能生过小孩；心肌，也就是心脏肌肉，十分柔软。”

“意思是……”

“毒素引起的，微生物产生的毒素。”我抬头看他，“我提过，她患有疾病。”

马里诺四处踱步，从各个角度观察那具尸骸。“你知道是什么毒素吗？”

“从肺部分泌物来看，她患有支气管炎。目前我只知道这些，她的肝脏情况也很糟糕。”

“因为酗酒。”韦斯利说。

“没错。颜色发黄，有肿块。”我说，“我认为她也抽烟。”

“她瘦得简直皮包骨。”马里诺说。

“她没吃东西，胃像根管子，又空又干净。”我向他们展示。

韦斯利从附近的桌旁拉了把椅子坐下，别过头去沉思。我从头顶架子上的滚动条拉下一条电线，给斯特莱克电锯插上插头，一向最讨厌这一步骤的马里诺赶紧退离验尸台。他们静静地看着我锯开尸骸的手臂和大腿末端，电锯发出比牙钻更刺耳的声响，一阵骨屑飘扬在空气中。我把切片分别放进贴有标签的纸盒，然后说出我一直以来的想法。

“我不认为这起案件和前几起是同一个凶手犯下的。”

“我也糊涂了，”马里诺说，“可是它们有两个相似点。尸体都被肢解，而且都在弗吉尼亚中部被发现。”

“关于他的被害者研究并不一致。”韦斯利说，口罩垂在颈间，“被害者包括两个黑人和两个白人，除一名黑人男性外全是女性。都柏林的五名被害者也都属于不同种族，但都很年轻。”

“所以你不认为他会选择一个老妇人？”我问他。

“老实说，我确实不这么认为。但犯罪心理不是机械的科学，凯，不知什么时候他起了兴致，就会把想法变成行动。”

“这起肢解案不太一样，四肢不是从关节切断的。”我提醒他们，“而且，我认为她是穿着衣服或裹着东西时被肢解的。”

“也许这个女人给他制造的麻烦不小，”韦斯利说着扯下口罩丢在桌子上，“也许他杀人的欲望强烈难忍，而她刚好近在眼前，”他望着尸骸，“于是他展开攻击。但犯案的手法改变了，因为被害者研究忽然有了改变，而这不是他乐于见到的。他让她至少保留部分衣物或遮盖物，因为强暴并杀害一个老妇人并非他的本意。而且他首先割掉她的头部，以免看见她的脸。”

“有强暴迹象吗？”马里诺问我。

“很难判断。”我说，“这里的工作就快结束了，我得把她送进冰柜，就像对待之前的其他受害人一样，然后期待有一天能查出她的身份。我采集了肌肉组织和骨髓作DNA化验，希望能查出某个符合检验结果的失踪者。”

我其实不抱太大希望，这一点显而易见。韦斯利拿起椅背上的外套，地板上有一小摊从衣服上滴落的水渍。

“我想看看你从美国在线收到的照片。”他对我说。

“对了，这也不太符合凶手一贯的犯案手法，”我说着开始缝合丫形切口，“处理前面几起案件时我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马里诺表情急切，像是急于赶往某处。“我得去一趟苏塞克斯，”他走向门口，“要跟我们的独行侠林恩先生见面，请他好好指导我如何调査凶杀案。”

我知道他仓促离开的真正原因。尽管他总是拿婚姻的话题对我说教，却不免因我和韦斯利的关系而尴尬，甚至暗暗妒忌。

“可以请罗丝给你看照片，”我用水管和海绵冲洗着尸体，一边对韦斯利说，“她知道我的邮箱密码。”

他难掩眼中的失望。我把装着骨头切片的纸盒拿到较远的料理台上，有人会在这里用稀释的漂白剂把切片煮沸，彻底去除肉和脂肪。他站在原地观看、等候，直到我回来。我不希望他走，却又不知该如何面对他。

“我们谈谈好吗，凯？”他终于开口了，“我难得见到你，已经好几个月了。我知道我们都很忙，而现在时机也不恰当，可是……”

“本顿，”我打断他，“别在这里说。”

“当然，我没想在这里谈。”

“反正谈再多结果也都一样。”

“我保证不会。”他瞟了一眼墙上的时钟，“不早了，不如我就留在城里，我们一起吃晚餐？”

我犹豫起来，心里无比矛盾。我害怕见他，更害怕见不到他。

“好吧，”我说，“七点到我家。我会准备些吃的，但别期待会有大餐。”

“我可以带你去餐厅，我不想麻烦你。”

“我现在最想避免的就是在公共场所露面。”我说。

韦斯利继续注视着我给挂牌、试管和各种容器贴上标签，离去时鞋跟重击着瓷砖地面，我还听见他在走廊电梯间对某人说话。几秒钟后，温格走了进来。

“我本该早点到的。”他走向推车，套上新鞋套、口罩和手套，“可楼上简直像动物园一样。”

“什么意思？”我从背后解开手术袍，他则穿上一件干净的。

“记者啊。”他戴上防护面罩，透过面罩看着我说，“在大厅里。他们的转播车把整栋大楼都占领了。”他紧张地看着我，“真不想告诉你，可你已经被第八频道包围了。他们用车子堵住你的车尾，里面没人，存心让你出不去。”

我满腔怒火。“快报警，让他们把车拖走。”我在储物室里说，“你来收拾这里，我上楼想办法对付。”

我把起了毛球的手术袍丢进洗衣袋，扯掉手套、鞋套和帽子，用消毒肥皂拼命刷洗双手后猛地拉开储物柜。忽然，我的手笨拙起来。这起案件、媒体、韦斯利……所有事情一拥而至，我难过极了。

“斯卡佩塔医生？”

我正忙乱地扣着上衣纽扣时，温格忽然出现在门口。他在我更衣时闯入并非新鲜事，我们都不曾介意过，我面对他像面对女人一样自在。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他犹豫着，“我知道你今天挺忙。”

我把沾了血的锐步运动鞋塞进储物柜，套上上班穿的鞋子，穿上实验服。

“老实说，温格，”我审视自己的怒气，并未发泄在他身上，“我也正想找你谈谈。等你忙完这里的事情，记得来我办公室一趟。”

不必他说，我早有感觉。我乘电梯上楼，情绪阴郁如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韦斯利还在我的办公室里研究电脑屏幕上的照片。我大步穿过走廊，没有逗留片刻，我要找的是罗丝。前面办公室的职员们全都忙着回复响个不停的电话，我的秘书和行政主管正在窗前俯瞰楼前的停车场。

雨势丝毫不见减弱，但这阻挡不了城里任何一位记者或摄影师。他们的行为近乎狂热，仿佛这则报道重大得值得每个人冒着瓢泼大雨前来采访。

“费尔丁和格兰特在哪里？”我是指我的副手和今年新来的同事。

行政主管是位酷爱古龙水和时髦套装的退休警官，他离开窗口，罗丝则继续望着窗外。

“费尔丁先生在法院，”他说，“格兰特医生已经走了，因为他的地下室被水淹了。”

罗丝转过头来，一副准备随时应战的神色，好像巢穴被人侵占了。“我让杰斯守着档案室。”她是指总机小姐。

“这么说前面没人了。”我望着大厅说。

“哦，那里人可多着呢。”秘书气愤地说，一旁的电话响了又响，“我不想让任何同事坐在那里面对那群秃鹰，我才不在乎是否有防弹玻璃保护。”

“大厅里有多少记者？”

“十五个，也许二十个，在我出去看时。”行政主管回答，“我出去一次，要求他们离开。他们说除非你发表讲话，否则绝不离开。所以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写一篇声明之类的……”

“我会向他们发表声明的。”我断然道。

罗丝搭着我的肩膀。“斯卡佩塔医生，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妥当……”

我打断她：“交给我吧。”

大厅很小，一道厚厚的玻璃门将所有未获准许的人阻隔在外。我绕过屋角，只见地板上布满脚印和水洼，简直无法想象大厅里究竟挤进了多少人。记者们见到我时，摄像机立刻亮起。他们开始叫喊，纷纷将麦克风和录音机凑过来，镁光灯扫着我的脸。

我提高嗓门，压过所有人的声音。“请安静！”

“斯卡佩塔医生……”

“安静！”我大声叫嚷，眯眼看着强光中无法辨识又极具侵略性的人群，“现在我想礼貌地请各位离开。”

“这次又是‘屠夫’犯的案吗？”一个女记者的高音冒了出来。

“一切有待深入调查。”我说。

“斯卡佩塔医生。”

我差点没认出著名的电视新闻记者帕蒂·丹佛，展示着她那漂亮面孔的电子广告牌在城里到处可见。

“有消息称你正在处理的是连环杀人案件的最新受害者，”她说，“你愿意证实这种说法吗？”

我没有回答。

“听说受害者是亚洲人，很可能尚未成年，是从一辆本地垃圾车上掉落的？”她滔滔不绝，令我十分错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推测，目前凶手就在弗吉尼亚？”

“‘屠夫’正在弗吉尼亚犯案吗？”

“也许他蓄意把其他尸体也丢弃在这里？”

我举手示意他们安静。“现在说这些为时过早，”我说，“我只能告诉各位，我们是将这起案件当凶杀案处理的。受害人是身份未明的白人女性，她并非未成年，而是个老年人。我们期待公众能打电话到法医办公室或苏塞克斯郡警察局提供线索。”

“联邦调查局呢？”

“联邦调查局也参与了办案。”我说。

“这么说你们把这案子看成‘屠夫’的……”

我转身，在按键面板上输入一组密码，玻璃门锁咔啦开启。我不再理会身后的质问，关上门，神经紧绷地迅速穿过走廊，进入办公室，韦斯利已经离开了。我坐在办公桌前，拨了马里诺的传呼机号码，他立刻回电了。

“上帝，我们得尽快阻止消息继续泄漏！”我对着话筒大喊。

“我们非常清楚是谁在泄漏消息。”马里诺愤怒地说。

“是林恩。”我很肯定，只是无从证实。

“那人渣和我约好在掩埋场见面，但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他还没露面。”马里诺又说。

“媒体要找他倒是容易得很。”

我把电视新闻记者获得的未经证实的消息告诉他。

“该死的白痴！”他说。

“你见到他时记得要他闭嘴，”我说，“我们今天对那些记者完全束手无策，这下所有公众都会以为城里有个连环杀人犯在四处逃窜。”

“是啊，可不幸的是这很可能是事实。”马里诺说。

“真不敢相信。”我愈发气愤，“我必须发表声明澄清这件事。我不应该处于这种被动的境地，马里诺。”

“别担心，我会妥善处理这事的，包括其他所有问题。”他笃定地说。“我想你应该知道。”

“知道什么？”

“听说林恩一直在跟帕蒂·丹佛约会。”

“我以为她已经结婚了。”我说，一边回忆她几分钟前的模样。

“她确实结婚了。”他说。

二

我开始给编号为1930-97的案件作口述录音，努力集中心思，一边看着笔记。

“尸体送来时用袋子密封着。”我对着录音机说，同时整理被温格沾血的手套弄脏的文件，“肤色苍白。乳房小，萎缩，有皱纹。腹部皮肤有皱褶，显示出体重减轻的迹象……”

“斯卡佩塔医生？”温格在门口探头说，“哦，抱歉。”察觉到我在作口述录音，他赶紧致歉，“大概现在不是时候。”

“进来吧，”我疲倦地笑道，“把门关上好吗？”

他进门后把我和罗丝办公室之间的门关上，然后不安地拉了把椅子坐在我的桌边，久久无法直视我的眼睛。

“在你开口前，先听我说。”我坚定但温和地说。“我认识你很多年了，在我眼里你的一切都不是秘密。我不打算作任何评断，我不想给人贴标签。对我来说，这世界上只有两类人——好人和坏人。但我有些担心，你的行为倾向会给自己带来风险。”

他点点头。“我知道。”他说，眼里充满泪水。

“如果你有免疫功能不全的问题，”我接着说，“你就得坦白告诉我。也许你不该留在停尸间工作，至少不该接触某些受害者的尸体。”

“我的艾滋病毒检验呈阳性。”他声音颤抖，开始哭泣。

我让他哭了一阵，他用双臂遮着脸，好像无法忍受任何人看见他。他肩膀颤抖，涕泪横流，沾湿了绿色的工作服。我拿起一盒面巾纸，向他走去。

“给，”我把面巾纸推到他面前，“没事的。”我环抱着他的肩膀，任他哭泣，“温格，我希望你能克制下情绪，我们才好继续讨论，好吗？”

他点点头，擤了下鼻子，擦干眼泪，把头依偎在我身上好一会儿。我像抱着孩子般耐心等待着，然后直视着他，两手扣着他的肩膀。

“现在得勇敢面对，温格。”我说，“我们该考虑的是如何应对。”

“我不能告诉家人，”他抽噎着，“我父亲本来就讨厌我，每次母亲提起我的事他就恼火，还对她撒气，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把椅子挪近些。“那你的朋友呢？”

“我们分手了。”

“可他知道吧？”

“我也是几星期前才知道的。”

“你必须告诉他或其他关系亲密的朋友，”我说，“你应该这么做。要是别人也这样待你，也许现在你就不会坐在这里哭了。”

他沉默了，低头盯着双手，然后深吸一口气，说：“我就要死了，对吗？”

“我们都会死的。”我委婉地说。

“但死法不一样。”

“很可能是一样的，”我说，“我每次作健康检查都要进行艾滋病毒测试。你知道我在工作中冒的风险，你的遭遇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他抬头望着我，眼睛晶亮，脸颊滚烫。“要是我真的发病了，不如自杀算了。”

“不，不要。”我说。

他又哭了起来。“斯卡佩塔医生，我熬不过去的！我不想死在那种地方——晚期病房，密不透风的救济诊所，旁边的病床上都是些我不认识的垂死病人！”他的泪水再度涌出，表情悲戚又带挑衅意味，“我会孤单一个人，就像现在一样。”

“听好，”我等他恢复平静，“你不需要独自面对这些，还有我啊。”

他又是泪眼汪汪，掩面而泣，巨大的哀号声肯定在走廊都能听见。

“我会照顾你的。”我起身，向他承诺，“现在我要你回家，做你该做的事，把这一切告诉你的朋友。明天我们再讨论该如何应对。我需要知道你的医生叫什么名字，我想和他或她谈谈。”

“弗吉尼亚医学院的艾伦·赖利医生。”

我点点头。“我认识他。明天一早你就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会和他联系，并请他放心地和我谈这件事。”

“好的，”他躲闪着我的目光，“可是你会……你不会告诉别人吧？”

“当然不会。”我温柔地说。

“我不想让这里的人知道，还有马里诺。我不想让他知道。”

“没有人会知道的，”我说，“至少我不会告诉他们。”

他缓缓起身走向门口，步伐如酒醉或晕眩般踉跄。“你不会开除我吧？”他一手搁在门把上，通红的眼睛望着我。

“温格，拜托，”我冷静但绝非冷漠地说，“真希望你对我的评价不只是这样。”

他打开办公室的门。“我对你的评价高过任何人。”泪水再度夺眶而出，他撩起工作服擦拭，露出瘦削的腹部，“一直都是如此。”

走廊里的脚步声十分急促，几乎像是跑步，随即电梯铃声响起。我听着他走出办公大楼，进入那个冷漠的世界。我用拳头支着额头，闭上双眼。

“上帝，”我喃喃道，“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