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月明之夜，他们在将近九点时抵达。军方的黑鹰直升机在卫理公会教堂上方呼啸盘旋，螺旋桨制造的强大气流扫过树丛，刺眼的探照灯搜寻着降落地点。我看着它像只大鸟般落在隔壁庭院，与此同时，数百个受到惊吓的丹吉尔人涌向了街道。

我从门廊纱门往外看去，医疗救援小组跳下直升机，孩童们躲在双亲背后静静看着这一切。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和疾病控制中心的五名医学专家穿戴橘色充气塑料衣帽和充电救生气囊装备，看起来有如外星人。他们沿街道走来，抬着一副罩着塑料气囊的担架。

“感谢上帝，你们终于来了。”他们走近时我说。

坚硬的塑料鞋在门廊的木质地板上踏出声响，而他们连自我介绍都免去了，当中唯一的女性成员递给我一套折叠好的橘色服装。

“可能太晚了。”我说。

“穿上总没坏处。”她与我视线相接，看起来不比露西年长，“快穿上吧。”

这衣服像浴帘一样坚硬，我坐在秋千上，把它套在衣服和鞋子外面。我把帽兜连着的护襟在胸前系牢，然后打开腰后的救生气囊。

“她在楼上。”我在嘶嘶的充气噪声中大喊。

他们抬着担架在我的带领下上楼，看见床上的情景时静默下来。

一位专家说：“上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情景。”

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

“把她用床单包起来。”

“装袋，密封。”

“床上所有东西，包括床罩，全部得放进高温反应器里消毒。”

“该死，我们怎么办？把这房子烧了吗？”

他们把她包裹好抬起来时，我进浴室收拾起所有毛巾。他们费力地把她滑溜僵硬的躯体从床上移到为救人而设计的携带式隔离袋里，密封起塑料封盖。看起来像氧气帐篷的东西里塞着一袋尸体，这景象在我看来都极具冲击力。他们将担架两端抬起，下楼，来到街道上。

“我们离开后呢？”我问。

“我们会留下三个人，”一人回答说，“明天会有另一架直升机过来。”

我们被一位身穿套装、拿着看似杀虫剂金属罐之类东西的专家拦住。他替我们和担架进行消毒，朝我们喷洒化学药剂，这时围观的人越聚越多。海岸警卫已经聚集在克罗基特的车旁，马丁内斯正在对所有人讲话。我朝他们走过去，他们显然被我身上的防护服装吓坏了，不留情面地纷纷退避。

“这栋房子必须封锁。”我对克罗基特说，“在我们确定适当的处理方式前，千万别让任何人靠近。”

他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眼睛眨个不停。

“如果这里有人忽然生病，务必立刻通知我。”我对他说。

“每到这个季节总会有人生病的，”他说，“感染这个感染那个，或者感冒。”

“如果有人发烧、背痛或出疹子，马上联系我或我的办公室。这几位是来协助你的。”我指着小组人员说。

他的表情表明，他不想让任何人留在岛上。

“请你谅解，”我说，“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他点点头。一个小男孩忽然从他背后的阴暗处冒出，牵着他的手。男孩看起来顶多七岁，一头蓬乱的金色鬈发，淡色的大眼睛紧紧盯着我，仿佛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怪物。

“爸爸，外星人。”男孩指着我说。

“达利尔，去，”克罗基特对儿子说，“回家去。”

我朝直升机螺旋桨轰响的方向走去。翻卷的气流使我的脸感觉凉爽，但身体的其他部分却极不舒服，因为这种服装不透气。我从教堂旁边的庭院穿过，螺旋桨强劲地旋转，矮小的松树和草丛迎风折断。

黑鹰的舱门打开，内部灯光亮起，组员们将担架系牢，一如对待活着的伤员。我登上飞机坐在组员机位上，系上安全带，一位专家随即拉上舱门。我们在震耳巨响中升上天空，只能靠耳机交谈，而隔着防护帽兜也根本听不清楚。

我们的服装已经消过毒，组员们却仍然不愿脱掉，起初我对此十分不解，后来忽然意识到，我接触过莱拉·普鲁伊特和之前那具尸骸。除非戴着高效空气粒子滤网防护面罩，没人会愿意和我进行空气接触。我们只好沉默地望着四周，互换眼神或看着我们的病患。我闭上眼睛，静待飞机抵达马里兰。

我想起韦斯利、露西和马里诺，他们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倘若知道一定会非常焦躁。我担心起来，不知下次看到他们会是什么时候，不知我将面临何种状况。我双腿瘫软，脚掌发烫，感觉很不对劲。我不得不担心最显著的症状：发冷、疼痛、发烧引起的目眩和干渴。我小时候曾接种过牛痘疫苗，莱拉·普鲁伊特也接种过，那具躺在冰柜里的女性尸体同样如此。我见过她们的牛痘疤痕，大约二十五美分硬币大小、扩张褪色的疤痕正位于因患病而抓伤的部位。

将近十一点，飞机降落在某个我无法辨识的地方。我一路沉睡昏昏沉沉，睁开眼就回到嘈杂的现实，这种感觉十分突兀。舱门再度滑开，蓝白灯光照亮一栋棱角分明的巨大建筑对面的直升机停机坪。许多窗口依然亮着灯，似乎有人在这样的深夜专门等候我们到来。专家们解开担架，匆匆把它送进一辆货车的后车厢，那位女组员则在一旁陪着我，戴着手套的手搭在我的胳膊上。

我没看见那副担架被载往哪里，只是被引领着穿过街道，上了建筑北侧的斜坡。沿一条走廊走了不远，我们被带往淋浴间，并进行化学药剂消毒。接着我脱掉衣服，再次用热肥皂水冲洗。层架上放着许多刷子和鞋套，我用毛巾擦干头发，依指示将脱下的衣服连同所有私人物品留在地板中央。

过道里有名护士正在等候，她领着我匆匆走过手术室，经过一整排让我想起不锈钢潜水钟的高压锅，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实验室煮沸动物尸骸的恶臭。我将住进二〇〇号病房，病房里有一条红线，警告隔离中的病患不可越过。我望着房间里那张铺着消过毒的毛毯的小病床、风扇、冰箱和悬挂在墙角的小电视，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卷连接供气管线的黄色线轴，门上有个不锈钢开口，餐盘会从那里送进来，并且经过紫外线照射后才会被收走。

我坐在床上，孤单而沮丧，不愿去想自己已身陷何种麻烦之中。几分钟后，外面一扇门砰地关闭，我的房门打开了。

“欢迎来到斯兰姆中心。”弗奇士波上校走了进来，大声说道。

他头戴雷卡防护头罩，身穿笨重的蓝色乙烯材质防护装，从墙上拽了条供气管线接到衣服上。

“约翰，”我说，“我还没做好接受隔离的准备。”

“凯，理性点。”

他刚毅的脸孔十分严肃，在塑料面罩后甚至显得骇人，我软弱无助的感觉更加强烈了。

“我必须让一些人知道我的行踪。”我说。

弗奇士波上校走到床边，撕开一个纸袋，用戴着手套的手取出一小瓶药和一根滴管。

“让我看看你的肩膀，你必须再接种一次牛痘疫苗。另外，我们还得接种一点牛痘免疫球蛋白来预防。”

“真是我的幸运日。”我说。

他拿酒精棉擦了擦我的右肩。我挺直站着，让他在我的皮肤上划了两道切口，然后滴上血清疫苗。

“希望没这个必要。”他补充说。

“没人比我更希望这样。”

“好消息是，你应该有不错的免疫记忆性反应，抗体浓度会比以前更高。在接触病毒后二十四到四十八小时之内接种都是有效的。”

我没吭声，而他和我一样清楚很可能已经太迟了。

“我们计划在明天上午九点钟为她验尸。保险起见，在那之后你必须继续被隔离几天。”他说着把包装纸扔进垃圾筒，“你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头痛，而且脾气很大。”我说。

弗奇士波微笑着打量我。他是个聪明的军医，从陆军病理研究院一路高升，现在掌管着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他离婚了，比我年长几岁。他从床尾拿来一条折叠好的毯子，甩开围住我的肩膀，然后跨坐在一把椅子上，两手扶着椅背。

“约翰，我早在两星期前就接触病毒了。”我说。

“那桩凶杀案。”

“应该早就感染了。”

“无论这是什么，凯，最后一起天花病例发生在一九七七年十月的索马里，此后天花就在地球上绝迹了。”

“我肯定我在电子显微镜里看见的不会有错，病毒很可能通过非自然渠道传播。”

“你是说，人为蓄意传播。”

“我不知道。”我难受得几乎睁不开眼睛，“可你难道不觉得奇怪，第一个疑似受到感染的人同时被谋杀了？”

“我觉得整件事都很怪。”他站了起来，“但除了将你和那具尸体进行生物性安全隔离外，我们能做的实在不多。”

“不，你们可做的太多了。”我不想听他说他的职权范围。

“目前，这是公共卫生问题，不是军事议题，你知道我们不能就这样把疾病控制中心撂在一边。最坏的状况是暴发一场传染病，而这正是他们最拿手的。”

“应该将丹吉尔岛隔离。”

“验尸过后再考虑这个吧。”

“这应该由我来做。”我补充道。

“视你的情况而定。”他说。这时一个护士到了门口。

他离开前向护士简短交代了几句。护士走进来，穿着同样的蓝色防护衣。这位无忧无虑得令人嫉妒的年轻女孩解释说她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工作，这里偶尔有特殊病患时她才会过来帮忙，可惜这种机会并不多。

“上一次是两名实验室研究人员因为接触了半解冻的田鼠血液而感染汉坦病毒，”她说，“这种出血性疾病非常可怕，他们在这里住了大约十五天。弗奇士波医生说你需要一部电话，”她说着把一件薄袍子放在床上，“稍后我就替你拿来。这里有止痛药和水。”她把东西摆在床头桌上，“你饿吗？”

“奶酪和饼干之类的就行。”我的肚子很不舒服，有点想吐。

“除了头痛还有别的感觉吗？”

“谢谢，我很好。”

“但愿能一直保持。你何不去浴室让膀胱轻松一下，洗个澡，然后上床休息。那里有电视机。”她随手一指，当我是小学生般简单说道。

“我的东西呢？”

“别担心，他们会消毒的。”她朝我微笑。

我总觉得被子不够暖和，于是又冲了个澡。但什么都无法冲走这讨厌的一天，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这样的情景：一张干瘪凹陷的嘴巴对我咧着，一双茫然的眼睛半闭着，一条手臂僵硬地垂在散发出死亡恶臭的床褥边缘。我走出浴室，看见护士为我留了一盘奶酪和饼干，电视机也开着，但没有电话。

“该死。”我抱怨着，再度钻进被窝。

第二天早晨，早餐从门孔送了进来，我把托盘放在腿上，一边看早间新闻，这是我平时绝不可能做的事情。我看着玛莎·斯图尔特搅拌着烤饼馅，舀起有点凉了的半熟水煮蛋。我无法下咽，不确定是否真的背痛，也许只是太累了，也许是因为某种我不愿多想的原因。

“今天情况如何？”护士又来了，戴着高效空气粒子滤网防护面罩。

“你戴着那个不热吗？”我用叉子指着。

“如果戴太久就会很热吧。”她拿着一支数字体温计，“来，几分钟就好。”

她把体温计放进我嘴里，我继续盯着电视。一个医生正在接受访问，对今年的流行感冒发表意见。我闭上眼睛，直到哔的一声响起告诉我时间已到。

“三十六度六，你的体温有点偏低，三十七度才正常。”

她把血压带绑在我的上臂。

“接着量血压。”她使劲按着橡皮球，把空气压缩进去，“收缩压一百零八，舒张压七十，我想你快死了。”

“谢了。”我应道，“我真的需要电话，没人知道我在这里。”

“你需要的是好好休息。”她说着拿出听诊器，沿着我的前襟往下探，“深呼吸。”冰凉的触感随听诊器的移动而转移，她一脸严肃地听着，“再来一次。”她又继续听诊我的背部。

“麻烦你请弗奇士波上校来一趟。”

“我一定会转告他的。请你躺好。”她把毯子拉至我的下巴，“我去替你拿水。头痛好点了吗？”

“好多了。”我撒谎，“请务必让他过来。”

“我相信他只要有空就会来的。他是个大忙人。”

她的敷衍开始让我恼怒。“抱歉，”我用命令口气说，“我三番五次要求打电话，我感觉像在坐牢。”

“你知道他们怎么称呼这里的，”她轻快地说，“再说，病患们通常不会……”

“我不在乎他们通常会怎样。”见她态度不变，我狠狠瞪着她说。

“请你冷静下来。”透明塑料罩后面的眼睛闪闪发亮，音量提髙。

“这位病人很难对付吧？医生通常都是这样。”弗奇士波上校快步走进房间。

护士望着他，一脸错愕，然后憎恶地瞪着我，似乎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

“马上会送来电话。”上校说。他将带来的干净橘色防护衣搁在床尾，“贝丝，难道还没人向你介绍过弗吉尼亚首席法医、联邦调查局法医病理咨询顾问斯卡佩塔医生？”他转向我，“把这穿上，两分钟后我再回来。”

护士皱着眉收走我的餐盘。她轻咳两声，似乎在掩饰自己的尴尬。

“你没有把蛋吃完。”她说。

她把餐盘放进传递箱。我在一旁穿防护衣。

“一般情况下，你一旦进来这里，他们就不会让你出去了。”她关上箱子抽屉。

“这不是一般情况。”我系好帽兜，打开气阀，“我必须参与上午的解剖工作。”

看得出来她是讨厌女医生的那种护士，她宁可听从男性的命令。也许她原本想当医生，但人家告诉她女孩长大是要当护士嫁给医生的。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我记得，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上学时，有一次护士长在医院里抓住我的手臂，咆哮着说她儿子没能进学院是因为我占了他的位置，那种怨憎我终生难忘。

弗奇士波走进房间，微笑着递给我一部电话，并插上插头。

“时间只够你打一个，”他竖起食指，“然后就得走了。”

我打给了马里诺。

第四级生物控制实验室位于普通实验室的后部，但是二者差异极大。第四级生物控制意味着研究人员正式向伊波拉、汉坦等病毒，以及各种无法治愈的不明疾病宣战。实验室处于空气单向流通和负压环境中，以防止高传染性微生物扩散到建筑的其他区域。这里的空气全都经过高效空气粒子过滤网的处理，所有物品也全经过高压灭菌系统的消毒。

验尸在这里并不常见，但一旦有此需求便在一个被称为“潜水室”的密闭空间里进行。它以两道坚固的潜水艇式密封不锈钢门与外界隔离，我们进入时则走其他入口，先经过迷宫般的更衣室和冲洗室。此处只有彩色灯光可供辨识性别，男性开绿色灯。因此我打开红色灯，脱掉所有衣物，穿上干净的运动鞋和工作服。

我又通过一道自动开关的不锈钢密封门，进入闷热的内部更衣室。这里的墙上挂着许多大号的连有脚套和尖帽兜的蓝色塑料防护衣。我坐在矮凳上将这衣服穿上，拉上拉链，粘紧看似特百惠胶带的菱形密封条。我套上橡胶靴，戴上层层厚重的手套，将最外层的袖口用胶带封上，这时开始觉得闷热。背后的门关闭了，我又通过多道更厚的不锈钢门，进入一间我见过的最能令人产生幽闭恐惧的验尸房。

我抓过一根黄色管子插在臀部的快速松脱连接器，气体嘶嘶泄出，让我想起放气时迅速收缩的充气游泳池。弗奇士波和另一位医生的服装上连着同样的管线，他们正在尸体旁为试管贴标签。尸体赤裸着，死者的病状更加触目惊心。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是默默工作，因为我们没有沟通设备，唯一的交谈方式是尽量把管线拉长仔细去听对方在说什么。

解剖和测量工作就这样进行着，我坐着口录验尸资料。死者有主动脉脂肪纹和脂肪斑这种典型退化现象；心脏扩张，肺部肿大，符合早期肺炎的症状，口腔溃疡，消化系统功能存在障碍，但真正透露她的死亡悲剧的是脑部。她的脑皮质萎缩，脑回变宽且脑实质损伤，这表明她可能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我可以想象她生病时有多么困惑。她很可能记不起身在何处甚或自己是谁，在痴呆状态下或许会以为梦魇中的怪物从镜子里跑了出来。她的淋巴结肥厚，脾脏和肝脏肿大且局部坏死，符合天花的症状。

她看起来像自然死亡，原因尚无法断定。两小时后工作结束，我依来时的方式离开，在内部更衣室穿着防护衣洗了五分钟化学澡，站在橡皮垫上就着不锈钢喷嘴的水流用粗硬的刷子刷遍身上每个部位。我回到外部房间，把防护衣脱下并悬挂起来晾干，再度冲洗头发和全身，然后穿上一件橘色无菌工作服，回到斯兰姆中心。

走进病房时我看见护士在里面。

“珍妮特正在给你写留言。”她说。

“珍妮特？”我吃了一惊，“露西也来了吗？”

“她会把留言放在传递箱里。我只知道是个名叫珍妮特的年轻女孩，她独自来的。”

“她在哪里？我必须见她。”

“你知道目前这是不可能的。”她又开始替我量血压。

“就算监狱也有会客时间。”我几乎怒喝道，“难道没什么地方可以让我隔着玻璃和她说话？或者让她像你一样穿上防护衣到这里来？”

当然，这同样需要经过上校的准许，他的解决方式是让我戴着防护面罩去会客室，会客室位于以研究新牛痘疫苗为主要任务的临床研究室里。护士领着我经过一个第三级生物控制室的休息区，这里有许多志愿者正在打乒乓球和保龄球，或看杂志、电视。

护士打开B会客室的木门，珍妮特坐在玻璃后未受污染的区域。我们同时拿起了话筒。

“真不敢相信。”她开口就说，“你还好吗？”

护士站在我背后，站在这个只有电话亭大小的空间里。我转身要她离开，她没动。

“抱歉，”我压抑着情绪，“这是私人会面。”

她眼里闪着怒火，掉头离去并关上了门。

“我不确定自己好不好，”我对着话筒说，“但感觉还不算太糟。”

“需要待多久？”恐惧在她眼里浮现。

“通常是十天，最多十四天。”

“哦，还算好，对吧？”

“不知道。”我觉得十分沮丧，“这得看我们面对的是什么病菌。只要我这几天不出现异状，他们应该就会放人的。”

珍妮特身着深蓝色套装，看上去成熟漂亮，她的枪藏在外套下。我知道，若非事态紧急，她不会来这里。

“露西呢？”我问。

“事实上，她也已经来到马里兰了。在巴尔的摩附近，和第十九小组一起。”

“她还好吗？”

“很好，”珍妮特说，“我们正在研究你的电子邮件，试图通过美国在线和UNIX系统追踪邮件来源。”

“结果呢？”

她有些犹豫。“我认为捕获他的最快方式就是上网。”

我皱皱眉，感到困惑。“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戴着那个很不舒服吧？”她看着我的面罩。

“没错。”

更让我遗憾的是它的外观——遮盖了我半张脸，像个可怕的面具，我打电话时它不停撞击着话筒。

“你们如何在他没上网发邮件给我时逮到他？”

她在塑料面板上打开一个文件夹。“你想听听吗？”

我点点头，心头一紧。

“微小蠕虫，产生酵素和瘴气。”她念道。

“什么？”

“电子邮件，早上收到的。下午寄来第二封：‘它们还活着，但别的生物都得死光。’大约一小时后又发来一封：‘人类盗取剥削其他生物，是大型寄生虫。他们杀死自己的宿主。’信件内容还是小写，只有间隔，没有标点。”她透过玻璃看着我说。

“传统的医学观点，”我说，“希波克拉底和其他古代西方医生的疾病观：空气理论。他们认为腐烂的生物体会散播有毒粒子，也就是微小蠕虫之类的东西。后来，历史学者麦克尼尔在其作品中以细菌和寄生菌的关系来解释社会演化。”

“这么说死医客是有医学背景的，”珍妮特说，“而且他和这次事件似乎也有关联。”

“他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我说，忽然萌生新的恐慌，“我看不出他可以从什么渠道得知。”

“媒体提到了。”她说。

我恼火起来。“这次是谁泄露的消息？别告诉我林恩连这件事都知道了。”

“报纸只说你的办公室在调查丹吉尔岛一起不寻常死亡事件、某种怪异的疾病，结果尸体被军方的飞机运走。”

“可恶。”

“重点是，死医客如果一直在留意弗吉尼亚的新闻，那么他在发送电子邮件前就知道这件事了。”

“希望如此。”我说。

“为什么还有怀疑？”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觉得很累，肚子难受极了。

“斯卡佩塔医生，”她贴近玻璃，“他想和你谈谈，所以才会不断给你发电子邮件。”

我又不寒而栗。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珍妮特把打印纸塞回文件夹，“我可以安排你和他一起进入聊天室。如果你们上线的时间足够长，也许我们就能通过一个个交换机追踪他，直到锁定一个城市、一个地点。”

“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人会加入聊天，”我说，“他太聪明了。”

“本顿·韦斯利认为他会加入。”

我沉默了。

“他觉得死医客对你的关注非同一般，可能会进聊天室。不只是想了解你的想法，更想让你了解他，至少这是韦斯利的推测。我这里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就是你需要的。”

“不，”我使劲摇着头，“我不想这样做，珍妮特。”

“反正你接下来的几天也无事可做。”

每当有人说我没事做时，我就甚为恼火。“我不想与这个怪物谈话，太冒险了。也许我会说错话，并因此导致更多人死亡。”

珍妮特目光灼灼地看着我。“反正已经在不断地死人了，也许在我们说话这一刻就有人死去，只是还没被发现。”

我想起莱拉·普鲁伊特独自在屋里晃荡，受着病痛的折磨。我看见她对着镜子尖叫。

“你只要尽量诱导他说话就行，一次说一点。”珍妮特继续说，“你知道的，表现出勉强的样子，好像是被他无意中逮到的，不然他会起疑心。拖延几天，好让我们追踪他。登入美国在线网站，进入‘法医’聊天室，好吗？在那里待得久一些。”

“然后呢？”我必须知道这一点。

“他可能会找你，以为你在那里和其他医生或研究人员商讨问题，他一定无法抗拒这种事。这是韦斯利的推测，我也赞同。”

“他知道我在这里吗？”

这问题有些含糊，但她明白我在指谁。

“知道。”她说，“马里诺要我打电话通知他。”

“他怎么说的？”我问。

“他想知道你是否无恙。”她言辞闪烁，“他手上还有佐治亚州那起案件。大概有两个人在酒店被刺死，组织性犯罪牵涉其中。在圣西蒙斯岛附近。”

“哦，这么说他正赶往那里。”

“大概吧。”

“你会待在哪里？”

“和小组人员一起，会待在巴尔的摩港。”

“露西呢？”我再次追问，这次她无法回避了，“你想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吗，珍妮特？”

我呼吸着过滤后的空气，透过玻璃凝视着这个绝不会对我说谎的人。

“没出什么事吧？”我继续施压。

“斯卡佩塔医生，我一个人来这里出于两个原因。”她终于开口了，“首先，我和露西为你是否该和那家伙一起上线起了很大争执，因此大家一致认为最好不要由她来告诉你这件事。”

“这我可以理解，”我说，“也同样赞成。”

“第二个原因就比较复杂了，”她接着说，“和嘉莉·格雷滕有关。”

单是这个名字就足以令我既惊且怒。多年前露西研发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时曾和嘉莉做过同事，那时工程研究部遭到入侵，而嘉莉设计了圈套诬陷露西。此外，在一连串可怖的残虐凶杀事件中，嘉莉便是凶手的同谋。

“她还在牢里。”我说。

“我知道，可她的案子排在明年春天受审。”珍妮特说。

“这点我非常清楚。”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你是关键证人，没有你州检察官根本无法立案，至少无法开庭审理。”

“珍妮特，我听得很糊涂。”我说，头开始剧痛。

她深吸一口气。“我想你一定知道，有段时间露西和嘉莉相当亲近，”她有些犹豫，“非常亲近。”

“当然知道，”我不耐烦地说，“那时候露西还很青涩，是嘉莉引诱她。没错，这些我都知道。”

“帕西·林恩也知道。”

我看着她，愣住了。

“昨天林恩去见负责起诉这起案件的检察官——哦，那人名叫罗伯·苏莫。林恩很讲义气地告诉他说他麻烦大了，因为你这位明星证人的外甥女和被告有过恋情。”

“上帝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该死的浑蛋。”

我担任过律师，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露西很可能必须站在证人席上接受质询，谈她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的感情。避免这种情形发生的唯一办法就是我拒当证人，而嘉莉可因此摆脱谋杀罪名。

“她的事和嘉莉的案子毫无关系。”我说，愤恨得几乎想对林恩动粗。

珍妮特把话筒移到另一侧，试图缓和气氛。但我看得出她的恐惧。

“不必由我来告诉你外面是个什么世界。”她说，“别问，别说。不管怎样，这种事就是不对。露西和我一直很谨慎，大家很可能怀疑，但并不真正清楚真相，我们又没有穿着皮衣戴着铁链四处招摇。”

“的确。”

“我认为这会毁了她。”她轻描淡写地说，“想想媒体，想想人质救援小组的同事会如何看待她。那些大块头。林恩这么做完全是想伤害她，或许也包括你，还有我。这对我的事业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她不必往下说，我全都了解。

“有人知道林恩说出此事时，苏莫如何反应吗？”

“他大惊小怪，立刻打电话给马里诺，说不知道该怎么办，还说要是被辩方发现他就完了。后来马里诺打电话告诉了我。”

“他没向我提这件事。”

“他不想在这时候让你难过，”珍妮特说，“而且他认为这不是他分内的事。”

“原来如此。露西知道吗？”

“我告诉她了。”

“然后呢？”

“她把房间墙壁踢出一个洞，”珍妮特回答，“然后她说，如果有必要她会坐上证人席的。”

珍妮特把手掌贴在玻璃上，指头张开，等我伸出手去。这与身体接触同样亲近，我的眼眶湿润了。

“我感觉自己像犯了罪一样。”我清清嗓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