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接近中午，我乘出租车离开，太阳髙悬在云层里。我的私人物品只有身上的衣服，而且在高压灭菌设备里经过了消毒。我走得仓促，带着一个硕大的白色纸箱，上面印着“易腐速运！”、“直立放置！”和其他醒目的蓝色警示语。

我的行李就像中国的七巧盒一样，大包套小包，小包里装着生物包，生物包里是装有莱拉的肝脏、脾脏切片和髓液的生物试管，用纤维板护罩、气泡棉和瓦楞纸层层保护着。所有这些连干冰一同包装起来，最外层贴着“传染性物质”和“危险”标签，警告试图拆除最外层包装的人。当然，我绝不能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除已经考虑到的确定的传染性危险，倘若普鲁伊特案最后被证实为谋杀，它也将成为法庭证物。我在巴尔的摩一华盛顿国际机场找付费电话打给罗丝。

“我的医务包和显微镜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我省掉寒暄直奔主题，“想办法今晚就把它们给我寄来。我在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正赶往疾病控制中心。”

“我打了你的传呼机。”她说。

“也许他们该把传呼机一并还给我，”我想着还缺什么，“还有移动电话。”

“有一份报告送来了，你可能会觉得很有趣。那具尸骸沾着的动物毛发是兔子和猴子的。”

“诡异。”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有件事我真不想告诉你。媒体不断打电话询问嘉莉·格雷滕的案子，显然有人走漏了消息。”

“可恶！”我想起林恩，大吼道。

“你要我怎么处理？”她问。

“打电话告诉本顿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有点害怕。”

“听声音的确像。”

我看了看手表。“罗丝，我必须上飞机了。他们不让我带着这东西通过X光检查，我知道我要强行通过时会发生什么状况。”

事情一如所料。我一踏入机舱，就有个乘务员瞅了我一眼，然后露出微笑。

“来，”她伸出手，“我帮你把这拿到行李舱去。”

“我必须随身携带。”我说。

“女士，这太大了，无法放进置物箱或你的坐椅底下。”她的笑容僵住，我后面的队伍变长了。

“先让他们通过再商议好吗？”我说着闪进机舱里的厨房。

她站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女士，这个班次满员了，我们实在没有多余的空间。”

“请看。”我向她出示文件。

她扫视着那张红色边框的危险品声明表，看到“有害人体的传染性物质”一栏时忽然愣住。她不安地环顾厨房，带我往休息室挪近了些。

“依照规定，只有专家才能处置这类危险品，”我理智而冷静地解释，“因此它只能跟着我。”

“这是什么东西？”她睁大眼睛，轻声问。

“器官的解剖切片。”

“上帝。”

她立刻抓过座位表。不久，我被送往机舱后部头等舱的一排空置机位。

“把它放在你旁边的座位上。不会渗漏或发生什么意外吧？”她问。

“我会紧盯着。”我向她保证。

“除非很多乘客要改机位，否则这里应该很空。你不用担心，我会让所有人避开的。”她两手比画着，像在驾驶。

没人靠近我和我的行李。在飞往亚特兰大的班机上，我安静地喝着咖啡。没了传呼机和电话感觉空落落的，但独自一人倒相当自在快活。到了亚特兰大机场，我通过一条又一条电动步道和电梯，仿佛走了好几英里才终于出了大楼，叫了辆出租车。

车子沿着八五号公路往北朝德鲁伊希尔斯路行驶，一路经过许多典当铺和租车店，接着是毒漆树和野葛树林、大型购物中心。疾病控制中心位于埃默里大学多层停车台和停车场中央，美国防癌协会对面，是一栋六层的灰框红褐砖墙建筑。我来到设有闭路电视监视并由保安值守的前台。

“这东西要送到第四级生物控制实验室，我和布雷特·马丁博士约好在中庭会面。”

“女士，得有人陪同你去。”一名保安说。

“好啊，”见他伸手准备打电话，我说，“我很容易迷路。”

我跟着他走向大楼后部。这里设施先进，有着严密的监控系统，到处装着监视摄像头和防弹玻璃，狹小的走廊铺着方格地板。我们经过细菌和流行性感冒实验室，以及红砖与水泥筑就的狂犬病和艾滋病研究区。

“真不错。”我说。我好多年没来这里了。

“是啊，的确，你能想到的安全措施这里都有。每个进出口都装了摄像头和感应器，所有垃圾都经过煮沸和燃烧，空气过滤装置会将渗进来的东西全都杀死，研究人员除外。”他大笑着拿出一张磁卡开门，“你带来了什么坏消息？”

“我来就是想找出答案。”说话间我们已经到了中庭。

第四级生物控制实验室其实只是一个围着厚实金属水泥墙的巨大无菌操作台，它是建筑内的建筑，窗户全被百叶窗遮掩着，实验室在厚玻璃墙后方。这些蓝衣研究人员假日里仍来工作，应当只是因为热忱吧。

“政府的预算出了问题，”保安摇着头说，“他们是怎么想的？伊波拉这样的病毒会等预算问题解决才作祟吗？”他又摇了摇头。

他陪我走过几间昏暗的密封室和空无一人的实验室，接着是放置空兔笼的长廊和关有大型灵长类动物的房间。一只猴子透过栅栏和玻璃望着我，它酷似人类的眼睛令我深感不安，同时想起罗丝。死医客在受害者身上留下了猴子和兔子的毛发，或许他就在这类场所工作。

“它们会向你丢大便，”走进实验室时保安说，“和那些替动物争取权利的人做的一样。物以类聚，你不觉得吗？”

我越来越焦虑了。

“我们去哪里？”我问。

“医生要我带你去的地方，女士。”他说。这时我们进入另一条通向大楼其他区域的甬道。

我们经过一道门，这里配备的雷科瓦超低温冰柜看起来就像复印机大小的电脑。实验室全都锁着，一个穿着实验服的壮硕男子在走廊里等我。他一头金发如婴儿的毛发般柔细，全身汗津津的。

“我是布雷特·马丁。”他说着伸出手来，“谢谢你。”他朝保安点了点头，示意他可以走了。

我把硬纸盒交给马丁。

“我们的天花病毒样本就储藏在这里，”他朝那些冰柜点点头，并将纸盒放在一个冰柜上，“紧锁在零下七十摄氏度的冰柜里。还能说什么呢？”他耸耸肩，“这些柜子不得不摆在走廊里，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密闭空间。你把这交给我实在凑巧，倒不是说我希望你带过来的是天花病毒。”

“这些全是天花病毒？”我惊愕地环顾四周。

“不全是，而且也不会储存太久了，因为我们作出了有史以来的一项创举，决定让一个菌种在地球上绝迹。”

“讽刺的是，”我说，“这个菌种已经夺去好几百万人的生命。”

“这么说，你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些病毒全部用高压锅杀死？”

他露出某种我很熟悉的表情。生命比我所能理解的复杂得多，而只有像他这样的人能够洞见其细微之处。

“我并没有说应该销毁什么，”我答道，“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也许正好相反，原因在这里。”我看着刚才给他的纸盒，“就算我们销毁了天花病毒，也不表示它就会从此绝迹。我想这与其他武器一样吧。”

“同意。我很想知道俄罗斯这段时间把他们的天花病毒储存在哪里。”

“你会尽快进行聚合酶链式反应吧？”我问。

“是的。”

“马上？”

“以最快速度。”

“拜托了，”我说，“这真的非常紧急。”

“所以我才在这里啊，”他说，“政府认定我属于非核心雇员。我本应在家休假的。”

“我带来几张照片，我在斯兰姆中心时他们好心替我冲洗的。”我嘲讽地说。

“我要看看。”

我们乘电梯回到四楼，他领我来到一间研究人员针对不明病源研究对策的会议室。这里通常聚集着细菌学专家、流行病专家，以及负责检疫隔离、通讯、特殊病原体和聚合酶链式反应测试的专才，然而此刻一片寂静，只有我们两人。

“目前也只有我能帮你了。”马丁说。

我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厚信封，为他出示那些照片。他呆瞪了好一阵，愕然看着那具尸骸和莱拉·普鲁伊特的彩色照片。

“上帝，”他说，“我认为我们得立刻找出所有可能接触过的人。我是说，马上。”

“我们可以在丹吉尔岛上进行，”我说，“也许可以。”

“绝对不是水痘或麻疹，绝对不是，”他说，“但肯定是痘病毒。”

他看着照片上截断的手脚，瞪圆了眼睛。

“哇，”他眼睛眨也不眨，眼镜镜片闪烁着。“这是什么？”

“他自称死医客，”我说，“通过美国在线网站寄图像文件给我，当然是用的匿名方式。联邦调查局正在追踪他。”

“照片里的受害者是被他肢解的？”

我点点头。

“她的症状和丹吉尔岛那位病患相似。”他观察着尸骸上的丘疹。

“目前看起来确实如此。”

“你知道吗，多年来我一直很担心猴痘。”他说，“我们在西非展开调查，从扎伊尔到塞拉利昂这些暴发猴痘和白痘疫情的国家着手，但截至目前并未发现天花病毒。我害怕的是，动物界的某种痘病毒总有一天会通过某种渠道传染给人类。”

我又想起我和罗丝通电话时关于谋杀和动物毛发的对话。

“可以这么说，只要微生物散播到空气中并找到个合适的寄主，疫情就可能暴发。”

他回头去看莱拉·普鲁伊特的照片，看那具躺在脏污床上、饱受折磨、不成人形的尸体。

“她感染的病毒多得足以致命。”他失神地说，像在自言自语。

“马丁医生，”我说，“猴子也会感染猴痘吗？还是它们只是媒介？”

“猴子也会感染，而且会通过某些渠道散播病菌，例如非洲热带雨林里的动物接触。目前地球上已知的恶性痘病毒有九种，但只有两种会传染给人类，一种是天花病毒——感谢上帝，如今已经见不到了一一另一种是传染性软疣。”

“那具尸骸沾着的毛发，经化验被证明属于猴子。”

马丁转头看着我，眉头一皱。“什么？”

“还有兔子的毛发，我在想也许有人也在做这方面的实验。”

他站了起来。

“不得不马上动手了，怎么联系你？”

“我会回里士满。”我把名片递给他，然后和他一起走出会议室，“可以请人替我叫辆租车吗？”

“当然，前台那里的保安就可以。其他职员恐怕都没上班。”

他抱着纸盒，只得用手肘去按电梯钮。“真是噩梦一场。我们接到奥兰多一起未经消毒的橘子汁含有沙门氏杆菌的案例，一起邮轮上疑似会暴发O157：H7感染的案例——大肠杆菌，可能又是半生不熟的牛肉引起的——还有罗德岛的肉毒杆菌案例，以及在一个老人家里发现的呼吸道疾病。但国会还是不肯拨经费给我们。”

“说说看。”我说。

电梯在每一层楼停下，不断有人进入。

“听听这个，”马丁继续说，“爱荷华有个休闲度假区发生杆菌性痢感染，原因似乎是许多私人水井因下雨溢满。我们还想请环保署介入。”

“这叫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电梯门再度打开时，有人讥讽道。

“真希望他们还在。”马丁说，“我们每年会接到一万四千个申诉电话，却只有两名接线员，现在则是连半个人都找不到了。每个进来的人都得接听电话，包括我。”

“拜托，别让这件事拖太久。”到达大厅时我说。

“别担心，”他认真地说，“我现在就把三个家伙从家里叫出来。”

我在大厅里等了半小时，打了个电话，出租车终于来了。我静静坐在车里，望着外面由光滑的花岗岩和大理石铺就的广场、令人想起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综合运动场和银色玻璃外壁的建筑。亚特兰大是座永远带着憧憬的城市，丰沛的喷泉仿佛象征着宽容与无畏。我感觉头晕目眩，又冷又倦，可能是在床上休息了很多天的缘故。我走向达美航空公司的登机口时，开始感觉背痛、浑身发冷，无法清楚思考，我知道自己发烧了。

二

一抵达里士满我就病倒了。马里诺到机场接我，毫不掩饰他的惊恐。

“哎呀，医生，”他说，“你的脸色真难看。”

“我很不舒服。”

“你没有行李吗？”

“没带。有什么新消息吗？”

“有。”他说，“有个小消息可能会把你气得直跳，昨天晚上林恩逮捕了凯斯·普雷森。”

“什么罪名？”我边咳边大声说道。

“意图脱逃。林恩在普雷森下班后跟踪他离开掩埋场，想以超速的罪名逮捕他。普雷森不肯停车，于是进了监狱，保释金是五千美元，你相信吗？不久他就哪里都不能去了。”

“骚扰。”我吸着鼻子说，“林恩在找碴。向他，向露西，向我。”

“明摆着的。也许你该留在马里兰，躺在病床上休息。”到达升降梯时他说，“无意冒犯，但我不会被传染吧？”

马里诺害怕所有他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无论是辐射还是病毒。

“我还不清楚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我说，“也许只是普通的流感。”

“上次我得了流感，结果躺了两个星期。”他放慢脚步，以便和我保持距离，“况且你还到过别的地方。”

“那就别靠近我、碰我或亲我。”我说。

“嘿，这你不必操心。”

这样的对话一直持续到我们走入午后的冷风中。

“我要坐出租车回家。”我说。我对他很生气，气得都快掉泪了。

“我不希望你这么做。”马里诺看起来又害怕又急躁。

我在风中招手，艰难吞咽着。一辆蓝鸟出租车驶近时我把脸别开了。

“你不该被传染感冒，罗丝不该被传染，没人该被传染。”我激动地说。“你知道吗，我现金几乎用光了。真是悲惨。看看我这身衣服。你以为高压锅煮过的衣服会自动熨平，并留下什么好闻的气味吗？糟糕透顶。我没有外套，没有手套。我回到这里了，结果呢？”我猛地打开那辆卡罗莱纳蓝的出租车门，“只有零下一度的低温。”

马里诺看着我上车，递给我一张二十美元的纸钞，小心地避免踫到我的手指。

“你需要购物吗？”车开走时他大喊。

我的喉咙干涩，眼里盈满泪水。我从皮包里掏出纸巾擦鼻子，静静哭泣着。

“无意打扰你，女士，”司机说，他是个圆滚滚的老男人，“我们要去哪里？”

“温莎农庄。到了那里我会给你指路。”我哽咽着说。

“吵架，很讨厌对吧？”他摇着头说，“记得有一次我跟我老婆在‘吃到饱’钓鱼营里吵架，结果她开着车回家了，我只好搭便车。熬过五英里的破路才回到家。”

他点着头，从后视镜里打量着我，以为我和马里诺之间的争执是情人斗嘴。

“你嫁给警察了？”他接着说，“我看见他停车。路上没有一辆没有标志的车子瞒得过我的眼睛。”他拍着胸脯说。

我头痛欲裂，脸颊滚烫。我靠着坐椅，闭上眼睛听他继续讲着年轻时在费城的生活，听他说希望今年冬天别下太多雪，慢慢在烧热中睡着了，醒来时不知到了哪里。

“女士，女士，到啰。”司机大声叫醒我，“接着该往哪里开？”

车子刚转入坎特伯雷街，在等红灯。

“右转到多佛街。”我说。

我指引着他进入我住的小区。在这座城市最富有的住宅区里，车子从许多乔治王和都铎时期的宅邸围墙外驶过，司机的表情愈发困惑。他在我家门口停车，望着我的石屋和四周的木质地面，转头瞪着我下车。

“别担心，”我递给他十美元并让他别找零时，他说，“我都看见了，女士，但一句话都不会说。”他做了个给嘴巴拉上拉链的手势，向我眨眨眼。

我是个有钱人的老婆，和一名警探发生了婚外情。

“很有原则。”我咳嗽着说。

防盗铃发出警告声迎接我的归来。我以前从未意识到回家是这么开心的事。我迫不及待地脱掉身上经过消毒的衣服，直接泡进热水里，深吸着蒸气，试图清除肺里的杂质。我正用厚浴袍裹住身体，电话响了。此时是四点整。

“斯卡佩塔医生吗？”是费尔丁。

“我刚到家。”我说。

“你听起来不太好。”

“我确实不好。”

“哦，那我的消息恐怕要雪上加霜了，”他说，“丹吉尔岛可能又多了两个病例。”

“哦，糟了。”我说。

“是一对母女，出疹子，发烧到四十一度。疾病控制中心在那里部署了一组人，带着病床隔离装备，占据了足足九户人家的庭院。”

“温格还好吗？”我问。

他停顿片刻，似乎十分疑惑。“很好啊，怎么了？”

“他协助我处理了那具尸骸。”我提醒他。

“哦，是这样。他和平常一样，好得很。”

我松了口气，坐下来闭上眼睛。

“你带去亚特兰大的那些样本怎么样了？”费尔丁问。

“希望已经在进行测试了，他们现在正缺人手。”

“这么说我们还不清楚那是什么？”

“杰克，很可能是天花，”我说，“目前看起来很像。”

“我还没见过天花病例。你呢？”

“在这之前没见过。麻风也许更糟。死于疾病已经够悲惨了，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更是残酷。”我又咳嗽起来，而且口干舌燥，“明天早上见，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我觉得你似乎哪里都不该去。”

“没错，但我没别的选择。”

我挂了电话，试着联系疾病控制中心的布雷特·马丁，但只得到语音回复，之后他也没有回我电话。我同样给弗奇士波留言，同样没得到回电。我猜他大概在家，和其他同事一样。预算的战火还在蔓延。

“可恶！”我咒骂着，将一壶水放在炉子上，舀起纸盒里的茶叶，“可恶，可恶，可恶！”

快五点时我打电话给韦斯利。至少匡提科的人仍在工作吧。

“感谢上帝，总算有人接听电话。”我对他的秘书脱口而出。

“他们还没决定我到底算不算核心雇员。”她说。

“他在吗？”我问。

韦斯利来接电话了，他的声音高亢得令人恼火。

“你没权利这么高兴。”我说。

“你感冒了。”

“不知道是不是。”

“是感冒，没错吧？”他担心起来，情绪突然间低落。

“我也不知道，只能猜测大概是。”

“我并不想大惊小怪……”

“那就什么也别说。”我打断他。

“凯，”他语气坚定，“你得面对现实。万一不是感冒呢？”

我没做声，这种假设让我无法承受。

“拜托！”他说，“别把事情搞砸了。别像对待大部分事情那样，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

“你真的惹恼我了。”我断然说道，“我飞抵该死的机场后，马里诺不让我坐他的车，我只好搭出租车，结果司机以为我瞒着有钱的丈夫偷情。事实上我烧得痛苦死了，只想赶快回家。”

“那个司机以为你在搞婚外情？”

“别提了。”

“你为什么以为你得的是感冒，不是别的病？”

“因为我没长疹子。这样说你满意了吗？”

一阵长长的沉默。接着他说：“万一你开始长呢？”

“那我就可能会死，本顿。”我又咳嗽起来，“也许你再也不会碰我。果真如此的话，我也绝不让你看见我的样子。相对而言，对付变态跟踪者、连环杀人犯这些可以一枪解决的家伙更轻松。我真正害怕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它们会在某个大晴天找上你，混在柠檬汁里滑入你的身体。我注射过乙肝疫苗，可那只是庞大病毒族群里的一种。肺结核和艾滋呢？汉坦和伊波拉病毒呢？还有现在这个，上帝。”我深吸一口气，“谁能想到一具尸骸会带着病毒？”

“我听说那两个新案例了。”他说，声音变得无比温柔，“我只要花两个小时就能到你那里。你想见我吗？”

“我现在谁都不想见。”

“没关系，我已经在路上了。”

“本顿，别这样。”我说。

但他决意要来，而他的宝马低鸣着驶进我的车道时已近午夜。我在门口迎接他，我们没有碰触对方。

“去火炉前坐坐吧。”他说。

于是我们坐在火炉边，他体贴地替我沏了杯低咖啡因茶。我坐沙发，他坐靠背椅，人造木柴周围跃动着用瓦斯点燃的火焰。我把灯光调暗了些。

“我并不怀疑你的说法。”他轻啜着科涅克白兰地。

“也许明天会有进一步的消息吧。”我凝视着火焰，浑身发抖，直冒虚汗。

“目前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他焦虑地望着我。

“你非考虑不可。”我用袖子擦拭额头。

“不。”

他望着我。我没说话。

“现在我只担心你。”他说。

我仍然没有回应。

“凯。”他抓住我的胳膊。

“别碰我，本顿。”我闭上眼睛，“别这样，我不希望连你也病了。”

“好，这倒方便。故意生病，这么一来我就不能碰你了。你这位医生可真高尚啊，关心我的健康胜过自己的。”

我忍着眼泪，只是沉默。

“方便得很。你现在只想生病，好让所有人都无法接近你。马里诺无法开车送你回家，我无法碰你，露西无法去看你，连珍妮特都必须隔着玻璃见你。”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望着他。

“装病。”

“哦。我猜你这是在学校里学来的，也许在心理学之类的课程中。”

“别取笑我。”

“不敢。”

我转头望向火炉，感觉到他受伤了。我紧闭着双眼。

“凯，你不能比我先死。”

我没搭腔。

“你敢，”他声音颤抖，“你敢！”

“你不会那么容易地脱身。”我说着从沙发上起身，“去睡吧。”

他睡在露西常待的那间卧室，我则大半夜都在咳嗽，努力想让自己舒服些，但根本做不到。第二天清晨六点半他就起床了，我走进厨房时咖啡正在煮着。阳光从窗外的枝丫间透进屋内，杜鹃的叶子蜷缩着，应该又是酷寒的一天。

“我下厨，”韦斯利说，“想吃什么？”

“我大概什么也吃不下。”我咳嗽着，感觉很虚弱，肺部仿佛要撕裂开来。

“很明显，你的病情恶化了。”他眼里满是关切，“你应该去看医生。”

“我就是医生，况且医院现在还没开门。”

我吃了阿司匹林、减充血剂和一大堆维生素C，然后吃了一块百吉饼。就在我精神稍稍恢复了一些时，罗丝的一个电话又将我推入难挨的境地。

“斯卡佩塔医生吗？丹吉尔岛那位母亲今天早上死了。”

“哦，上帝。”我坐在厨房的桌子边，急得直抓头发，“女儿呢？”

“情况危险。几个小时前是这样的。”

“尸体呢？”

韦斯利在我背后，揉着我酸痛的肩膀和脖子。

“还没动过。没人知道该怎么处理，巴尔的摩法医办公室正在找你，疾病控制中心也在找。”

“疾病控制中心的哪一位？”我问。

“马丁医生。”

“我必须先和他谈，罗丝。你请巴尔的摩那边的人等一等，无论如何别让他们把尸体送进验尸间，得等我的消息。马丁医生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她告诉了我号码，我立刻打过去。第一声铃响他便接听了，语调十分高亢。

“我们已经用你送来的样本做了聚合酶链式反应。三个引物组合中有两个和天花相符，但有一个不符合。”

“那究竟是不是天花呢？”

“我们把它的基因序列和全球所有实验室里的每一种病毒作了比对，全都不符合。斯卡佩塔医生，我想你送过来的是一种变种病毒。”

“就是说天花疫苗没有效用？”我说，一颗心仿佛飞离了身体。

“我们只能尽量在动物实验室作测试，但至少得花一星期才能知道结果并开始研发新的疫苗。方便起见，可以暂且称它为天花，但我们实在不确定这到底是什么。我还想提醒你，我们从一九八六年就开始研发艾滋疫苗，但直到现在几乎还在原地踏步。”

“丹吉尔岛必须立刻隔离。我们一定得把这病毒控制住。”我心生警觉，惊恐地提高了音量。

“相信我，这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派了一组人去，并且动员了海岸防卫队。”

我挂了电话，惶恐地对韦斯利说：“我们得马上出发。这次暴发的是不明传染病，已经有两个人死亡，也许是三个，或者四个。”

我说话时他跟随我走向过道。

“这种病毒是天花，但又不完全是。我们必须査出它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莱拉·普鲁伊特是否认识那位刚死去的母亲？她们是否有过任何接触？或者跟那个女儿接触过？她们是否住得很近？饮水有没有问题？我记得有个水塔，蓝色的。”

我匆匆换衣服。韦斯利站在门口，脸色如石头般灰白。

“这么说你必须回岛上？”他说。

“我得先进城一趟。”我看了他一眼。

“我开车。”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