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韦斯利送我到办公室，说他得先去趟里士满调查分局，晚些时候再找我。我穿过走廊，一边和下属互致问候，鞋跟叩击出清脆的声响。我进屋时罗丝正在打电话，从她办公室旁边的门望去，我的办公桌一片凌乱。成堆的报告书和死亡证明书在等我签字，收件篮里是满满的信件和电话留言。

“怎么回事？”她挂断电话后我说，“好像我一年没来上班了似的。”

“确实有这种感觉。”

她正用护手霜擦手。我发现我桌边有一小瓶维他香疗面部保湿喷雾，旁边放着打开的包装卷筒。罗丝桌上也有一瓶，放在她的凡士林护理霜旁边。我来回看着这两瓶维他保湿喷雾，潜意识先于理性活跃起来。一个事实凸显出来。我紧紧抓住门框。罗丝跳了起来，旋转椅滑得老远，她绕过办公桌向我跑来。

“斯卡佩塔医生！”

“这东西哪里来的？”我盯着保湿喷雾问。

“试用品啊。”她一脸迷惑，“寄来好多瓶。”

“你用了吗？”

她看着我，显露出忧虑。“刚送来的，我还没用。”

“别碰它。”我严肃地说，“还有谁收到？”

“哎呀，我也不太清楚。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她提高了声音。

我从办公室拿来手套戴上，抓起她桌上的喷雾剂，把它层层包裹起来。

“叫所有人到会议室集合，快！”

我跑进走廊到前台下达同样的指令。几分钟内，我的所有下属，包括穿着工作服的医生们，全部聚集在一起。有些人气喘吁吁，大家都疲倦又不安地望着我。

我举起装着保湿喷雾小瓶试用品的透明证物袋。

“有谁收到这个？”我扫视着众人问道。

四个人举手。

“有谁用了？”我接着问，“我必须确切知道有谁用过。”

前台的一位职员克莉塔害怕地问：“怎么了？有问题吗？”

“你拿这喷脸了吗？”我对她说。

“喷了我的盆栽。”她说。

“马上把盆栽包起来烧掉。”我说，“温格呢？”

“在弗吉尼亚医学院。”

“现在还无法确定，”我对所有人说，“但愿我判断失误。我们可能遇到产品变造事件了。请不要惊慌，但千万别碰这瓶喷雾剂。谁清楚这东西究竟是怎么送来的？”

说话的是克莉塔。“今天早上我最早到办公室。邮件孔像平常一样丢进大批警方报告书，还有这些东西。全部是小纸筒邮寄包装，共有十一个。因为我特地数了一下，看是否够分。”

“不是邮差送来的，而是直接从大门邮件孔丢进来的。”

“我不知道是谁丢的，但看起来像邮寄的。”

“如果你手上还有其他邮寄纸筒，请全部给我。”我说。

询问结果是没人用过，所有试用品全部送进了我的办公室。我戴上棉质手套和眼镜，仔细察看这些针对我而来的邮寄纸筒。邮戳表明这是大宗邮件，“厂商样品”的说明印得很清楚。奇怪的是，这类东西竟会寄给特定收件者。我看看纸筒里面，发现一张保湿喷雾剂打折券。我举起它对着光线，注意到边缘有着不易察觉的糙口，像用剪刀裁剪而非机器切割的那般。

“罗丝？”我大叫。

她走进我的办公室。

“你那份试用品上的收件人是谁？”我问。

“住户吧，我想。”她紧绷着脸。

“这么说只有我这份注明了收件人。”

“我想是的，这太糟糕了。”

“没错，的确很糟糕。”我拿起那个邮寄纸筒，“瞧瞧这东西。字母大小全部一样，邮戳和地址列在同一张卷标上。这我从没见过。”

“就像是电脑打印的。”罗丝好奇地说。

“我要到街对面的DNA实验室去。”我站起来说，“马上联系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告诉弗奇士波上校我们必须立刻安排一次有他、疾病控制中心和匡提科参加的会议。”

“你想在哪里开会？”我匆匆出门时她问。

“别在这里。看本顿怎么说。”

我出了大楼，绕过我的停车位，穿过第十四街，走进海岸大楼，几年前DNA实验室和其他法医实验室才迁入这里。我在前台保安处打电话给部门主管道格拉斯·怀特医生。她的名字相当男性化。

“我需要一套密闭式供气系统和头罩。”我向她解释。

“到里面来。”

一条光洁明亮的倾斜走廊通向一排玻璃密封的实验室，研究人员正在里面专注于用滴管、凝胶和放射性探针排列出遗传密码的序列，借以确认身份。怀特坐在办公桌前，对着和我桌上不相上下的大堆公文奋战，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她是个迷人又坚强的女性，年约四十，非常亲切。

“这次你又惹什么麻烦了？”她微笑着对我说，瞟了眼我手中的袋子，“真不想这么问。”

“这产品疑似经过变造，”我说，“我想在载玻片上喷一些，但又不能让它散播到空气中，或沾染到我和其他人身上。”

“这是什么？”她站起来，严肃地问。

“可能是病毒。”

“类似丹吉尔岛上的那些？”

“这正是我担心的。”

“你不觉得更聪明的做法是送去疾病控制中心，让他们……”

“是的，道格拉斯，那样做的确聪明，”我耐着性子解释，又开始咳嗽，“可没时间了，我必须立刻知道答案。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这种东西可能落入了消费者手中。”

道格拉斯的DNA实验室有几个密闭式供气系统，四周围着生物防护玻璃罩，因为这里测试的证物是血液。她领我来到一个房间的后侧，我们戴上面罩和手套。她又递给我一件实验袍，然后打开风扇，将空气经由高效空气粒子过滤网吸入面罩。

“准备好了？”我从袋子里取出面部保湿喷雾，“我们得动作快一点。”我拿那个小瓶对着罩子下的一片干净载玻片一喷。

“把这浸在浓度为百分之十的漂白剂里，”喷完后我说，“然后得把它层层包裹起来，连同另外十个一起送到亚特兰大。”

“来吧。”怀特说着走开了。

载玻片几乎立刻干了，我在上面滴了Nicolaou染色剂，覆上盖玻片。怀特拿着漂白剂回来时我已经在用显微镜观察了。她将那瓶维他保湿喷雾浸泡了多次，与此同时，我的颈动脉剧烈跳动着，恐惧聚拢成一片阴暗可怖的积雨云，出现在显微镜下的正是我一直害怕的天花包涵体。

我抬头看着怀特，她从我的表情已猜出端愧。

“不妙。”她说。

“不妙。”我关掉显微镜，拉掉面罩和手套丢进生物废弃物收纳桶里。

二

我办公室里的面部保湿喷雾全被空运到了亚特兰大，同时一则预警信息在全国范围内发布，警告所有可能收到试用品的人。厂商立刻回收产品，国际航空公司也将派发给商务舱和头等舱的海外旅行套装中的喷雾取出。倘若死医客改造的产品成千上万，那么疾病可能传播开来。这件事极度令人惊骇，一场全球性的传染病很可能即将暴发。

会议于下午一点在斯泰普尔米斯路上的调查分局举行。凌厉的风吹落枯黄的树叶，使得这个午后更添寒意。州旗与国旗在建筑正面那高高的旗杆上奋力飘扬。这是栋相当新的砖造建筑，楼里的会议室备有视听装置，可以让与会人员看见远方的谈话对象。一位年轻女性坐在会议桌前的控制台上。韦斯利和我拉出椅子，把麦克风挪近些，我们前方的墙上便是影像终端机。

“还有谁会参加？”韦斯利问。这时一位特别探员抱着大叠文件走了进来。

“还有迈尔斯。”特别探员说。迈尔斯是卫生署长，我的直属上司。“还有海岸防卫队的人，”他瞥了眼怀里的资料，“马里兰州克里斯菲尔德的分队长。他会坐直升机来，搭那种大鸟应该会在半小时内到达。”

他话音刚落，我们便隐约听见远处一阵螺旋桨的声响。几分钟后，一架坚鹰直升机在我们头顶轰鸣着盘旋，降落在建筑后方的直升机坪。我不记得海岸防卫队的搜索直升机在这座城市降落过，甚或低空飞行，在路上的行人看来，那景象势必十分震撼。马丁内斯队长脱下外套，我注意到他穿着突击队的深蓝色毛衣和制服长裤。地图在桌上展开，气氛越发凝重。

控制台上的探员操作着幵关。迈尔斯署长大步走了进来，在我身边拉了把椅子坐下。他虽上了年纪，但一头灰发比任何下属的头发都更为浓密，今天那丛乱发更是向四面八方张牙舞爪。他戴上厚重的黑框眼镜，眉毛浓黑，更显严厉。

“你似乎不太舒服。”他摊开笔记，一边对我说。

“被病菌感染了。”我说。

“早知道就不坐在你旁边了。”他是认真的。

“已经过了传染阶段。”我说，可他没听见。

会议室四周的终端机陆续开启，一块屏幕上出现弗奇士波上校的面孔，接着布雷特·马丁的画面跳出，他直视着我们。

控制台上的探员说：“摄像机开启。麦克风开启。谁替我试一下。”

“五、四、三、二、一。”那位特别探员对着麦克风说。

“清楚吗？”

“可以。”弗奇士波在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说。

“很好。”亚特兰大的马丁回应。

“我们随时可以开始。”控制台的探员对众人说。

“我先为各位作简要说明，”我首先发言，“这场可能由疑似天花病毒引发的传染病目前似乎还控制在距弗吉尼亚海岸十八英里的丹吉尔岛。已知两人死亡，一人病中。此外，最近一起凶杀案中的受害者似乎也感染了这种病毒。传播途径可能是通过寄送被污染的维他面部保湿喷雾试用品。”

“这点还未得到证实。”说话的是迈尔斯。

“那些样品就快送来了，”马丁在亚特兰大说，“我们会立刻开始化验，希望最迟明天能有结果。与此同时，所有此类产品停止销售，一切得等确定了究竟是什么病毒再作讨论。”

“你可以进行聚合酶链式反应，看是不是同一种病毒。”迈尔斯对着终端机的屏幕说。

马丁点点头。“我们正要这么做。”

迈尔斯看着众人。“现在是什么情况？外面正有个疯子，一个泰诺杀手意图使用病毒兴风作浪？我们如何确定那些喷雾剂还没有被四处发送呢？”

“我猜凶手大概想慢慢来。”韦斯利开始他最拿手的心理分析，“他从一个受害者入手，获得关注后再到一个小岛上继续。在那里也得到瞩目后，便对市中心卫生单位的办公室下手。”他看着我说，“倘若我们无法制止他或及时研发出新疫苗，他肯定会有进一步行动。我推测危机还没扩大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面部保湿喷雾是人工寄送的。邮寄纸筒上盖着大宗邮件戳印，试图让人以为是邮寄的。”

“这么说，你很肯定这是起产品变造事件了。”弗奇士波上校对他说。

“我认为这是恐怖行动。”

“基于什么动机？”

“还不清楚。”韦斯利回答。

“不过这比泰诺杀手或大学炸弹手严重得多，”我说，“受害者不再局限于服用胶囊或收到炸弹包裹的人，被病毒感染的人势必不只是限于最初的死者。”

“马丁医生，你对这种特别的病毒了解多少？”迈尔斯问。

“我们有四种方法测试天花病毒，”他在屏幕上木然地注视着我们，“这次用的是电子显微镜。”

“天花？”迈尔斯叫道，“确定吗？”

“别急，”马丁打断他，“让我说完。另外我们用琼脂胶试验证实了它的抗原性和天花一致。要知道，鸡胚绒毛尿囊膜培养和其他组织的培养需要两三天时间，因此目前还不知道结果，但我们做了聚合酶链式反应证实该病毒确实是痘病毒，只是不确定是哪一种。这种病毒很奇怪，不是已知的任何一种，不是猴痘或白痘，也不是传统的重型或轻型天花，尽管非常类似。”

“斯卡佩塔医生，”弗奇士波说，“据你所知，那瓶面部保湿喷雾的成分是什么？”

“蒸馏水和香精。上面没有成分说明，但这类产品通常都是这样。”我说。

他做着笔记。“消过毒吗？”他从屏幕里抬头看向我们。

“希望经过了消毒处理，因为使用说明中鼓励消费者直接喷在面部，而且可以接触眼睛。”我回答。

“那么我有个问题，”弗奇士波的声音通过卫星信号继续传来，“这些被污染的喷雾剂的保质期多长？天花病毒在潮湿环境下并不稳定。”

“问得好。”马丁说着调整了一下耳机，“干燥时病毒可以活得很好，在室温下可以存活一年。对阳光很敏感，但在喷雾瓶子里这不是问题。它害怕高温，不幸的是现在天气正冷。”

“人们收到这种东西时的处理方式不一，”我说，“因此外面或许还有不少未爆弹。”

“有可能。”马丁说。

韦斯利说：“我们在找的这个嫌疑人对传染病相当了解。”

“这是一定的，”弗奇士波说，“病毒得经过培养、繁殖，而倘若这是恐怖行动，那么这个嫌疑人很可能对基础实验室技术非常熟练。他懂得如何处理这类事情，同时保护好自己。我们现在假设他是单独行动？”

“我认为是，但实际上并不清楚。”韦斯利说。

“他自称死医客。”我说。

“死亡医生？”弗奇士波皱着眉头说，“他想告诉我们他是医生吗？”

接下来的问题很难开口，但最麻烦的问题总是最难启齿的。

“马丁医生。”我说。他靠向椅背，静静聆听。“据说，你所在的单位和俄罗斯的一个实验室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保存天花病毒的地方。那么是否有人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取得呢？”

“的确如此。”韦斯利说，“也许这种想法令人不太舒服，但我们得调查一下你们的雇员名册。最近是否有被解雇的？或者在近几个月、几年内离职的？”

“我们的天花病毒来源受到和钚元素同等级的严密监控和清查，”马丁自信地说，“我已经私下调査过，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没有任何病毒样本发生异状，也没有遗失任何东西。而且要碰那些冰柜得先获得授权，还得知道警报密码。”

没人立即作出回应。

接着韦斯利又说：“我们最好能列出一份过去五年中曾经获得授权的人员名单。根据经验，我对这个人的侧写是：白人男子，四十出头，应该是独居一一倘若不是，他或许也跟人约会，但住处至少有一部分是隐秘的，他的实验室……”

“这么说此人可能是实验室的离职人员。”特别探员说。

“类似这样的人，”韦斯利说，“受过相当好的教育和训练。个性内向。我这么说基于几个原因，而不仅仅因为他习惯用小写。他拒绝使用标点符号，这表明他自认为与众不同，不必遵守一般规则。他话不多，也许朋友们会认为他相当冷漠或羞涩。他有很多空闲时间，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体制亏待了他，认为政府或者说最高当权者应该向他道歉，我相信这是他关键的行为动机。”

“那么这是报复，”我说，“直截了当。”

“一点都不直截了当，我倒希望如此，”韦斯利说，“但我认为报复是关键，所以才希望所有和传染疾病相关的政府机构能够提供最近几个月、几年内被惩处、解聘、停职的员工的名单。”

弗奇士波清清嗓子：“哦，那么来讨论具体对策吧。”

轮到海岸防卫队提出对策了。马丁内斯站起来，把大幅地图固定在展示板上，这时摄像机调整好角度，让远方的与会者能够看见。

“你能把地图拍进去吗？”马丁内斯问控制台上的探员。

“可以。”她说，“你们看得清楚吗？”她问终端机屏幕上的人。

“很清楚。”

“不确定，也许你可以把镜头再拉近一点。”

她将摄像机镜头调近了些，与此同时马丁内斯拿出一支激光指示笔。他用醒目的粉红色光斑指着位于切萨皮克湾的马里兰与弗吉尼亚交界处。这条交界线穿过史密斯岛，就位于丹吉尔岛北方。

“从这里往马里兰的钓鱼湾和南蒂科克河有好几个岛屿，包括史密斯岛、南马什岛和布拉特沃思岛，”粉红色亮斑逐一指点，“然后就到了内陆。克里斯菲尔德就在这里，距离丹吉尔岛只有十五海里。”他望着我们，“很多渔夫会把螃蟹送到克里斯菲尔德来，很多丹吉尔岛的居民也都有亲戚住在这里。我真的很担心这点。”

“我也担心丹吉尔岛居民恐怕不会合作，”迈尔斯说，“隔离会切断他们唯一的生计。”

“是的，长官。”马丁内斯说着瞅了眼手表，“就在此时，已经切断了。我们从伊丽莎白市调来了船只和直升机协助搜寻整个岛。”

“这么说没有任何居民离开那里。”弗奇士波说，继续从终端机屏幕上俯视我们。

“没错。”

“很好。”

“万一有人抗拒呢？”我问了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你会怎么处理？总不能把人监禁起来，冒着传染范围扩大的风险。”

马丁内斯犹豫起来，看着屏幕里的弗奇士波。“长官，这个问题是不是该由你答复呢？”他说。

“事实上，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很久，”弗奇士波对我们说，“我和交通部长、佩里中将，当然还有国防部长都谈过了。基本上，我们已就此事直接向白宫请求授权。”

“授权做什么？”问话的是迈尔斯。

“在其他方法都失效时，使用致命性武力。”马丁内斯对所有人说。

“上帝！”韦斯利喃喃道。

我难以置信地听着，抬头望着这些末日之神。

“我们别无选择。”弗奇士波轻声说，“万一居民惊慌起来并开始逃离小岛，不肯听从海岸防卫队的警告，那他们肯定会——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将天花病毒带往内陆。内陆的大量人口不是三十年来不曾接种过牛痘疫苗，就是接种过了但早已失效。也可能这种病毒经过了突变，现有的疫苗已无法发挥作用。换言之，没有一种情况是理想的。”

我不知道自己胃部难受是因为原有的病情，还是因为刚刚听到了这席话。我想着那个饱受风雨侵袭、散布着倾斜墓碑的渔村和那群朴拙木讷、只想安静生活的居民，他们恐怕不习惯听从别人的命令，因为他们服膺于另一种更强的力量——上帝和暴风雨。

“一定有别的办法。”我说。

然而没有。

“天花是高传染性疾病，这次的疫情非控制住不可。”弗奇士波强调，“我们必须留意病患周遭的家蝇和运往内陆的螃蟹。可我们又如何知道是否得提防蚊子传播病菌，像特纳河痘那样？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该防范些什么，因为我们连这是什么疾病都没弄清。”

马丁看着我。“我们已经派了医疗小组去那里，有护士、医生和隔离床铺，这样那些人就可以留在家里而不必被送往医院。”

“那么尸体的污染问题呢？”我问。

“根据联邦法律，这属于第一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这我了解。”我不耐烦地说，因为他在打官腔，“请说重点。”

“焚烧所有物品，尸体全部火化。普鲁伊特的房子必须烧毁。”

弗奇士波试图安抚我们。“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支持小组已经出发。我们会向公众解释，努力让他们了解状况。”

我想起大卫·克罗基特和他的小儿子，想起一旦穿着太空服的研究人员接管岛屿、开始焚烧房屋，他们会有多么惊慌。

“现有的天花疫苗确定无效吗？”韦斯利问。

“这还无法确定。”马丁回答，“实验室的动物测试需要好几天甚至几周，况且就算疫苗对动物有效，也不见得对人类有用。”

“这是因为病毒的DNA经过突变，”弗奇士波解释说，“那些疫苗能否起作用，我没把握。”

“我不是医生，”马丁内斯说，“但我想你们是否可以给所有人接种一下天花疫苗，万一有效呢？”

“太冒险了。”马丁说，“万一不是天花，何必让人们暴露在天花病毒中，冒着感染天花的风险？而且我们正在研发新疫苗，我们可不希望几周后又得替他们接种一次针对新病毒的疫苗。”

“换句话说，”弗奇士波说，“我们不能把丹吉尔岛的居民当成小白鼠。只要我们设法让他们留在岛上，并尽快送去疫苗，就应该可以控制住疫情。乐观点想，天花病毒是一种很笨的病毒，杀死宿主的速度很快，因此只要能限制它的活动范围，它便会跟着死亡。”

“没错，所以我们就跷起腿来看着整个岛被烧毁。”迈尔斯气愤地对我说，“真不敢相信，太可恶了。”他用拳头敲着桌面，“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在弗吉尼亚！”

他说着起身。“各位，如果丹吉尔岛以外的地区也开始出现病患，我想知道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毕竟维护弗吉尼亚的公共卫生是我的职责。”他涨红了脸，汗水淋漓。“难道我们要像以前的北方佬那样把城市和乡镇一把火烧了？”

“一旦疫情扩大，”弗奇士波说，“我们肯定得使用所有医院、病房，就像以前那样。疾病控制中心和我的下属已经告知地方医疗人员此事，也会和他们密切合作。”

“我们知道医疗人员冒的风险最大，”马丁补充说，“真希望政府赶快结束这该死的长假，否则我真是束手束脚的。”

“相信我，总统和国会都了解这一点。”

“纳格尔参议员向我保证，明天上午休假就会结束。”

“他们每次都老调重弹，说得跟真的一样。”

我手臂上重新接种疫苗的部位开始肿胀、发痒，提醒我注射的很可能是完全无效的病毒疫苗，在走向停车场的途中我不断向韦斯利抱怨。

“我接种过疫苗之后觉得很不舒服，先不说别的，这意味着我的身体很可能起了免疫抑制反应。”

“你怎么知道你没被感染？”他轻声问。

“我不知道。”

“那么你有可能被感染。”

“不会的。天花的最初症状是长疹子，我每天都自我检查，没有发现一点迹象。但我会回隔离病房的，会跟你和所有人保持一百英尺以上的距离。”听他口气，似乎我会将感冒这种小病都传染给别人，我心里冒出一股怒气。

他打开车门锁，回头望着我，我知道他可能比我更难过。“你希望我怎么做呢，凯？”

“送我回家去取我的车。”我说。

三

天黑得很快。我驾车行经数英里长的繁茂松林。休耕的田地里只剩仍然挂着棉花的残株，天空像化冻的蛋糕般潮湿冰冷。我开完会回到家，发现罗丝在电话中留言说，下午两点凯斯·普雷森从狱中来电，要求我去看他，她还提到温格因患感冒回家休息了。

过去几年我曾经数次出入苏塞克斯郡法院，并逐渐喜欢上了它战前建筑的风味和简朴。这栋镶着白边、立着圆柱的红色建筑于一八二五年由托马斯·杰斐逊的砖造宅邸改建而成，历经南北战争存留下来，尽管它最初的所有记录被摧毁殆尽。我一边等候传唤，一边回想往年冬季和警探们在外面草坪上共度的时光。我依然记得自己担任律师时上呈这座法庭的案件。

如今审案程序已改在隔壁宽敞的新大楼里进行，当我开车经过，驶向建筑后部，忽然感伤起来——这些建筑象征着不断攀升的犯罪率。我多么怀念当初刚搬来弗吉尼亚的单纯日子，我惊慑于此地满街的古旧砖造建筑和仿佛永不停歇的战争，那时候我还没有戒烟。也许我只是把回忆美化了，就像大多数人那样，但我真的怀念在一座连暖气都没有的法院外吹着寒风抽烟等待的日子。世事变迁，我感觉自己老了。

郡警察局大楼同样是红砖白框建筑，停车场和监狱围着顶端尖利的铁丝刺网，两名身穿橘色连身制服的囚犯正在里面擦拭一辆已清洗打蜡完毕、没有标记的车子。他们静静看着我停车，一人用麂皮布拍着另一个。

“喂，干吗？”我经过时，其中一人朝我含糊嘟囔着。

“下午好。”我看着那两人说。

他们转过身去，显然对恫吓不了的对象失去了兴趣。我打开前门，建筑内部的陈设简朴得几近寒酸，就像世界上所有公共设施一样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里面立着可乐和零食贩卖机，墙上贴着悬赏海报和一位处理电话报案时遇刺殉职的警官的画像。我来到执勤岗位，一名年轻的女职员正在看报纸，一边咬着铅笔。

“打扰了，”我说，“我是来探望凯斯·普雷森的。”

“他的访客名单上有你吗？”她戴着粉红色牙套，隐形眼镜让她略显斜视。

“他要我来的，应该有吧。”

她翻阅着一份活页文件，不久停在某页。

“你的名字是……”

我报上姓名。她用手指在纸页上搜寻着。

“有了。”她站了起来，“跟我来。”

她绕过办公桌，打开一扇装有铁栅窗口的门。门口是记录指纹、拍摄大头照的狭窄空间，一张旧金属桌后坐着肥胖壮硕的狱警。接着又是一道装着铁栅的厚重金属门，穿过后便可听见监狱的嘈杂声。

“你必须把皮包留在这里。”狱警对我说，接着又对着无线电说：“能来一下吗？”

“是。马上过去。”一个女声回复。

我把笔记本放在桌上，两手掏着外套口袋。搜身的程序我实在不喜欢。

“这里有个小房间，供他们和律师会面用。”狱警像要搭便车似的转着拇指说，“但有些家伙会偷听，你要是担心这个，就到楼上去。楼上还有一个房间。”

“我想上楼更好。”我说话时一位女狱警从转角走了出来。她一头粗短鬈发，手拿金属探测器。

“手臂张开。”她对我说，“口袋里有金属物吗？”

“没有。”我说，可探测器却像机器猫那样哔哔叫着。

她拿探测器在我周身上下滑动。叫声依然响个不停。

“把外套脱掉。”

我把外套撂在桌上，让女狱警再试一次。探测器依旧发出尖锐的声响。她皱着眉头，继续探测。

“戴首饰了吗？”

我摇摇头，忽然想起我戴着钢圈胸罩，但又不想声张。她放下探测器，开始往下摸索我的身体。另一位狱警则坐在办公桌前张嘴看着，像在观赏一部低俗的电影。

“好了，”她很满意我不会带来什么危害，“跟我来。”

要上楼必须经过女牢区。钥匙锵锵响着，又一扇坚固的金属门被打幵，然后在我们背后砰的一声重重关上。囚犯们大都年轻壮实，穿着薄棉制服，待在兽笼般大小，只配备着床铺、白色马桶和脸盆的牢房里。有人在玩单人纸牌，有人倚着栅栏。她们把衣服挂在栏杆上，近在身边的垃圾桶里堆满不想吃的晚餐，食物的酸腐味让我的胃部一阵绞痛。

“嘿，美女。”

“瞧瞧这是谁啊。”

“一位贵妇。嗯一一嗯……”

“好呀！好呀！好呀！”

我走过时许多只手伸出栅栏碰触我，有人发出接吻的啧啧声，其他人哄笑着，爆发出一阵尖锐的嘘声。

“把她留下，十五分钟就好。唔，到我这里来！”

“我要香烟。”

“闭嘴，旺达，你总是要个没完。”

“都给我安静点。”女狱警打开另一扇门，语调刻板地说。

我跟着她上了楼，发现自己在发抖。她带我进入的房间凌乱不堪，好像闲置已久。薄薄的软木板堆在墙边，角落里有一辆手推车，到处散落着手册或公告之类的东西。我找了把折叠椅坐下，面前的木桌上用圆珠笔涂满了人名和粗话。

“请自便，他马上就来。”女狱警说着走开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我忽然想起我的润喉糖和面纸都放在外套口袋里，忘了带过来。我吸着鼻子，闭上眼睛，直到听见沉重的脚步声传来。当凯斯·普雷森在男狱警的陪同下进来时，我差点认不出他。他脸色苍白，畏畏缩缩，一身宽松的薄棉制服让他显得格外瘦削，戴着手铐的双手怪异地往前伸。他看着我时眼中充满泪水，想笑，嘴唇却颤抖着。

“坐好，别乱动。”狱警命令他，“别让我发现你惹麻烦，懂吗？否则我马上回来，结束会客。”

普雷森抓过椅子，几乎是跌坐在上面。

“他需要戴手铐吗？”我对狱警说，“他只是违反交通规则啊。”

“女士，他已经离开警卫区域，所以必须戴手铐。我二十分钟后回来。”他说着离开了房间。

“我从没遇到过这种事。你介意我抽烟吗？”普雷森大笑着坐下，带着近乎歇斯底里的不安。

“请便。”

他双手抖得厉害，于是我替他点了火。

“他们好像没有烟灰缸，也许这里是禁烟的。”他担忧地回头探看，“他们把我跟一个毒贩关在一起。他全身都是刺青，怎么也不肯放过我，拼命找我麻烦，还叫我‘娘娘腔’。”他深吸一大口烟，闭了闭眼。“我并没有逃开任何人。”他看着我说。

我瞥见地板上有个咖啡纸杯，便拿来让他当烟灰缸。

“谢谢。”他说。

“凯斯，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像平常那样从掩埋场开车回家，忽然一辆没有标记的车子尾随我，鸣着警笛、闪着警灯。我就把车停在了路边，结果发现是那个曾经逼问得我快发疯的混账警探。”

“林恩。”我的怒火开始蹿升。

普雷森点点头。“他说他跟踪了我一英里多，我却一直不理会他的警灯。我跟你说，这全是谎言。”他眼神晶亮，“那一阵我被他搞得神经兮兮的，如果他跟在我后面，我绝不可能不知道。”

“他拦下你时还说了别的话吗？”我问。

“是的，女士，他还说了点别的。他说我的麻烦刚开始。我一字未改。”

“你为什么要见我？”其实我心里有数，但想听他亲口说出来。

“我麻烦大了，斯卡佩塔医生。”他的泪水再度涌出，“我妈妈年纪很大了，除了我没人照顾她，可现在有些人当我是凶手！我这辈子从没杀过人！连只鸟都没杀过！如今再也没人肯和我一起工作了。”

“你母亲卧病在床吗？”我问。

“没有，女士。可她快七十了，而且患有肺气肿，什么活儿都干不了，”他又吸了口烟，“她也不能开车了。”

“现在谁在照顾她？”

他摇摇头，抹着眼泪，两腿交叉，一只脚不停地踢着，好像急于离开。

“没人给她送吃的吗？”我说。

“只有我。”他哽咽了。

我四下张望，想寻找纸笔，结果只找到一支紫色蜡笔和一张褐色的纸巾。

“把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说，“我保证请人去看望她并照料她的生活起居。”

他告诉我那些信息后显得放心多了，我仔细抄录。

“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接着说，“谁能想办法救我离开这里呢？”

“我听说你的保释金是五千美元。”

“就是这样！是一般同类情况的十倍，和我同牢房的家伙说的。我根本没钱，也没什么渠道去筹这笔钱。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在这里等待开庭，也就是还得再待上几周甚至几个月。”他又一次掉眼泪，看起来惊恐极了。

“凯斯，你用互联网吗？”我问。

“什么？”

“电脑。”

“用，在掩埋场。记得吗？我向你介绍过我们的卫星系统。”

“那么你也上网？”

他似乎不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电子邮件。”我继续追问。

“我们用的是卫星定位系统。”他一脸迷惑，“你知道扔下尸体的是哪一辆垃圾车吗？我敢肯定是柯尔运输公司的车，至于那个垃圾处理箱，可能是某个建筑工地的。他们在里士满南边的好几处建筑工地都有垃圾收集点。想丢东西的话，工地是相当理想的地点。只要趁晚上开车去丢，谁会知道呢？”

“你把这些告诉林恩调查员了吗？”我问。

他脸上浮现出恨意。“我什么都没告诉他，我什么都不会说了。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陷害我。”

“你为什么会认为他想陷害你？”

“他总得逮捕一个人来顶罪，他想当英雄。”他忽然吞吞吐吐，“他说有些人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包括你在内。”

“他还说了什么？”我感觉自己如岩石般冰冷坚硬，每当怒气转化为无可遏止的激愤时，我总会这样。

“我带他四处参观我的房子时，他说了不少话。他真的很能说。”

他笨拙地把烟蒂倒竖在桌上，以免火花引燃纸杯。我又替他点了根香烟。

“他说你有个外甥女，”普雷森继续说，“真的很精明干练，可在调查局不会有什么前途，就像你一样顶多做个首席法医。原因你知道的。”

“继续说。”我压抑着愤怒。

“因为她对男人没兴趣。我猜他觉得你也一样。”

“有意思。”

“他讥笑不断，说根据私下了解，你们都不跟男人约会，因为他和你们两个都很亲近。他还说我最好在一旁乖乖看着性取向错乱的人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等等，”我打断他，“林恩真的因为你是同性恋或认为你是同性恋而威胁你吗？”

“我妈妈并不知道，”他垂着头，“可有些人知道。我坐过牢，事实上我也认识温格。”

我暗暗希望他们之间不是亲密关系。

“我很担心我妈妈。”他又湿了眼眶，“我最近遇上的这些事让她非常难过，这对她的健康很不好。”

“别担心，我稍后开车回家时顺便绕过去看看她。”我又咳嗽起来。

泪水滑下他的脸颊，他用铐着手铐的手背胡乱擦去。

“我还要做一件事。”我说，这时脚步声在楼梯间响起，“让我想想能够为你做些什么。我不相信你杀了人，凯斯。我要想办法把你保释出去，然后设法替你请个律师。”

他难以置信地张着嘴，狱警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房间。

“真的吗？”普雷森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瞪圆了眼睛望着我。

“只要你发誓说的都是真话。”

“哦，当然了，女士！”

“是啊，是啊，”狱警说，“你们这些家伙全都一个德性。”

“得等到明天，”我对普雷森说，“现在办事人员可能已经回家了。”

“走吧，下楼去。”狱警抓住他的胳膊。

普雷森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喜欢喝巧克力奶加好时糖浆，她的存粮大概也不多了。”

他说着便离开了。我被带下楼，再次经过女牢区。这次囚犯们冷淡了许多，好像我不再那么有趣了。她们转过头去，有人还呸了一声。我这才意识到，大概有人告诉了她们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