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杜格威试验场足有罗德岛那么大，基地驻扎着两千人。我们于清晨五点半抵达时，这里仍一片沉寂。罗蕾中尉把我们交给一名士兵，他用卡车将我们送到可以梳洗休息的地方。我们没有时间睡觉，因为必须赶搭稍后就要再度起飞的飞机。

露西和我住进社区俱乐部对面的安特洛旅馆。我们所住的双人间位于一楼，装潢着浅色橡木饰板，整个房间都铺着地毯，蓝色是主色调，从窗口可望见草坪另一端的兵营。天色渐亮，营地里灯光陆续亮起。

“你知道吗，既然我们还是得穿那些脏衣服，那实在没必要洗澡了。”露西往她的床上一躺，伸着懒腰说。

“你说得有理。”我脱掉鞋子，“介意我关灯吗？”

“正希望你关呢。”

房间暗了下来，我忽然觉得这很可笑。“这样好像孩子们的睡衣派对。”

“是啊，挺恐怖的那种。”

“还记得你小时候常跑来跟我一起睡吗？”我说，“有时候我们几乎整夜都醒着。你总是不肯睡，总是要我再多讲一个故事。你可把我累坏了。”

“我记得的刚好相反，我很想睡，可你不肯放过我。”

“不可能。”

“因为你宠我宠得要命。”

“没有的事。我根本无法忍受跟你待在同一个房间，”我说，“我只是同情你，想表示一点善意。”

一个枕头在黑暗中飞过来，砸中我的头，我把它扔回去。然后露西跳上我的床，接着却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她已不再是十岁小女孩，而我也不是珍妮特。她站起来回到自己床上，动作夸张地拍打着背后的枕头。

“你的病似乎好多了。”她说。

“的确，好了一点点，不过死不了人。”

“姨妈，你打算拿本顿怎么办？你最近好像很少想起他了。”

“不，我常常想他，”我回答，“只是最近情况有点失控——保守来说。”

“人们总喜欢拿这当借口。这我很清楚，我就是听着我妈的借口长大的。”

“可我不会这样。”我说。

“我正是这个意思。你究竟打算怎么处理你们的事呢？你们可以结婚啊。”

这个提议又令我烦躁起来。“我想我办不到，露西。”

“为什么？”

“也许我的生活方式已经固定，再也无法脱离这个轨道。我背负的责任太沉重了。”

“但你也需要好好生活。”

“我确实需要，”我说，“但其他人不见得有同样的想法。”

“以前你经常给我建议，”她说，“也许现在轮到我了。我也觉得你不该结婚。”

“为什么？”我的好奇多于惊讶。

“我觉得你一直没有真正将马克埋葬，你必须把这件事了结才能考虑结婚，否则你永远会觉得若有所失，懂吗？”

悲伤袭来，我庆幸她在黑暗中看不清我的脸。这是我们第一次以朋友的态度聊天。

“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也许永远忘不了，”我说，“大概因为他是我的初恋吧。”

“这我知道，”我的外甥女说，“我也担心哪天会出事，我这一生就再也找不到知己了。我不想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遇事有人商量，有人关心自己在乎自己。”她略作犹豫，接下来的话让人心中一凛。“而且没人乱吃醋，没人利用自己。”

“露西，”我说，“林恩这辈子再也不可能佩戴警徽了。至于嘉莉，你要摆脱掉她的阴影，恐怕只能靠自己了。”

“她对我没有形成任何阴影。”露西有点动怒。

“当然有。这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对她非常愤怒。”

露西沉默片刻，然后轻声说：“姨妈，我会怎么样呢？”

“我也不知道，露西，”我说，“我给不了你答案。但我承诺，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一直陪着你。”

追根溯源，是露西的母亲，当然，也就是我的妹妹将她带往通向嘉莉的那条歧路。我谈到自己成长过程中的起起伏伏，对露西坦率地讲到我和前夫东尼的婚姻。我告诉她在我这个年龄得知自己可能再也无法生育是什么感觉。天色渐亮，又得开始新一天的忙碌了。九点钟，基地指挥官的司机——一个年轻得甚至不必刮胡子的士兵，已在大厅等着我们。

“昨晚还有另一位宾客在你们之后住进来，”士兵戴上雷朋墨镜说，“从华盛顿来的，是一位调查局探员。”

对此他似乎印象极为深刻，显然不知道露西的身份。我问他：“这位客人在调查局是做什么的？”露西则完全不动声色。

“科学研究之类，反正很热门。”他边说边打量露西。即使一夜没睡，她依然漂亮得惊人。

这位科学研究者是尼克·高威，调查局灾难小组的组长，声誉卓著的法医专家。我和他相识多年。他走进大厅，我们相互拥抱，露西也和他握手了。

“很高兴认识你，费里奈利特别探员。相信我，你的事迹我早有耳闻。”他对露西说，“凯和我忙着处理烫手山芋时，电脑方面的事就全靠你了。”

“是的，长官。”她声音悦耳。

“这里有吃早餐的地方吗？”高威问那名士兵。他正迷惑不已，忽然羞赧起来。，他用指挥官的巨无霸休旅车将我们送到试验场。蓝天一望无边，西方的群峰向远处连绵延展，鼠尾草、刺松和枞树之类的沙漠植物由于缺乏雨水而长得矮小。最近的一条公路也离这个拥有弹药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武器和各种航空武器的小野马之家一一这是他们对基地的昵称——足有四十英里远。这里有许多远古时代的海盐遗迹，我们还瞥见一头羚羊和一只鹰。

车子沿斯塔克路开往距基地住宿区大约十英里远的试验所，路途恰如路名，确实一片荒凉。我们在途中的迪托餐厅停车，从容地享用了咖啡和鸡蛋三明治，之后抵达试验所。这个试验所坐落在成群的现代大楼中，四周围绕着铁丝刺网，到处可见警告标语，指出入侵者不受欢迎，必要时基地会动用致命武器。建筑上的代码标明了里面的研究对象，我认出了芥子气、神经毒气，以及伊波拉、炭疽热、汉坦病毒的代码。士兵告诉我们，墙壁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厚达两英尺，里面的冰柜有防爆装置。这里的例行程序和我以前经历过的并无多大差异。在保安的带领下经过毒性隔离室后，我们一行三人分别进入男女更衣室。

我们换上陆军绿汗衫，将迷彩装、带护目镜的头罩、厚重的橡胶手套和靴子穿戴整齐。与疾病控制中心和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一样，这里的防护服也都连着供气管，许多不锈钢管子从地板连至天花板。整个试验所是个装有双层碳过滤网的密封空间，可供坦克等受污染的车辆进行化学药剂和蒸气消毒。可以确定的是，在这里工作再久都不会有安全之虞。

或许有些物证也可以在这里经过消毒并加以保存，但这很难说，毕竟我们当中没人处理过类似的案例。我们先将那辆露营车的车门打开，让灯光直射它的内部。在车子四周走动时，脚下的不锈钢地板像锯刀似的铿铿作响，让人感觉十分诡异。一个军方研究人员待在高高的玻璃控制室里，监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仍然第一个进入，因为我必须彻底检查犯罪现场。高威开始拍摄车门上的工具痕迹并釆集指纹，我则爬进车里四处探看，仿佛从未进来过。本应摆着沙发和桌子的小客厅改成了实验室，器材半新不旧。

那只兔子仍然活着。我喂了它食物，然后把笼子放在涂着黑漆的三合板料理台上。台下有个冰柜，里面储存着细胞毒素和胚胎肺纤维组织母细胞。这类组织培养菌正是用来培育痘病毒的，就像某些植物需要施特定的肥料。为了养活这些培养菌，这间流动实验室的疯狂主人储存了大量含浓度为百分之十的胎牛血清的低限量伊格尔培养基。从这一切和那只兔子均可看出，死医客不只持有病毒，还在传染病发生的同时让病毒继续繁殖。

他把这些病毒储藏在液态氮冷冻器里，冷冻器不需插电，只要每几个月补充一次供给就行。它们看起来很像十加仑容量的不锈钢热水瓶。我旋开盖子，拉出七支低温保存管。低温保存管很旧了，材质并非塑料而是玻璃，上面标示的疾病代号我从未见过，但日期写明是一九七八年，地点是英国伯明翰，都用黑墨水标注的缩写非常工整，而且全部小写。我把那些冷冻的可怕活细胞放回原位，继续东翻西找，终于发现二十瓶维他面部保湿喷雾试用品和许多无疑是凶手将病毒注射到瓶内时所用的注射筒。

当然还有许多滴管、注射器橡皮球、培养皿，以及作为病毒生长环境的带旋盖的培养瓶，里面装着粉红色培养基。培养基一旦转成淡黄色，就表示它的酸碱值已由于代谢物的增加而偏酸，也意味着这些带病毒的细胞并未浸在养分充足的组织培养基里。

在医学院时及在病理学训练中，我早已熟知繁殖病毒时必须给细胞供应养分。粉红色培养基的用途正是如此，每隔几天，当养分被排泄物取代时，必须用滴管吸掉。这些培养基仍呈粉红色，表明这一操作在最近一至少在过去四天内还持续着。死医客生性讲究细节，全心全意灌溉着死亡。地板上有两个破碎的培养皿，也许是那只不知怎么跑出笼子的患病兔子四处乱跳打翻的。总之我在这里感觉不到自杀的气息，看到的更像意外，而死医客迫于此不得不逃离。

我缓缓绕到厨房，水槽边的洗碗布上整齐地摆着一只碗和一把叉子，都洗得干干净净。碗橱里也井然有序，简单陈列着香料瓶、早餐麦片、米和蔬菜汤罐头。冰箱里存着脱脂牛奶、苹果汁、洋葱和胡萝卜，没有肉类。我关上冰箱，心中充满迷惑。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日复一日待在这露营车里，除了制造“病毒炸弹”还做些什么？看电视？阅读？我开始找寻衣服，把抽屉逐一拉出，却一无所获。倘若死医客的生活重心在这里，为何除了他身上的衣服没有其他衣物？为何没有照片或私人纪念品之类的东西？用来订购细胞系、组织培养菌的目录，以及传染病的参考书和资料在什么地方呢？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将这露营车拖到营地的车到哪里去了？被谁开走的？什么时候开走的？

我在卧室里停留片刻。屋里的地毯被我们搬动尸体时从其他房间带来的血渍染成了黑色。我停下来更换备用电池时，没有闻到任何异样的气味，除了防护衣里的气流声也没有听到其他声音。这间卧室和露营车的其他房间一样，非常平常。我掀开印花床罩，发现床铺一侧的枕头和床单有睡过的褶痕。我找到一根灰色短发，用镊子将它釆集，同时记起那名死者的头发较长，而且是黑色的。

墙上挂着一个廉价的海滨风光画框。我把它取下，看看能否发现它装裱的地点。然后走向窗户下的双人坐椅。这张椅子位于床铺另一侧，覆盖着浅绿色塑料垫，上面放着一株仙人掌。这大概是露营车里除了装在笼子、培养皿、冰柜里的东西外唯一有生命的物体。我用手指搓捏泥土，不算太干。我把仙人掌放在地毯上，掀开双人坐椅。

单从蛛网和灰尘就可得知，它多年没被打开过。我翻着里面的橡胶玩具猫、褪色的蓝帽子和一只磨损的玉米穗轴烟斗。我认为这些东西并非属于目前住在这里的人，甚或未曾引起过他的注意。我一边思索这辆露营车是否曾被某个家庭使用或者拥有，一边在地上到处搜索，直到找到弹壳和填弹塞，我把这些也用证物袋密封起来。

我回到实验区时，露西正在电脑前落座。

“屏幕保护程序密码。”她对着声控麦克风说。

“我就知道你不会闲下来。”我说。

我话音刚落，她已重新开机进人DOS系统。据我对她的了解，几分钟之内她就能破解密码，向来如此。

“凯，”高威的声音在头罩里响起，“发现好东西了。”

我下了台阶，小心不让供气管乱成一团。高威正蹲在露营车那早已磨损的车辆识别代号所在的车架附近。他用砂纸将钣金磨得发亮，然后将氯化铜和盐酸溶剂涂在上面，溶解金属被刮的部位，让深印在其下、凶手希望磨掉的号码再度浮现。

“多数人都不了解，要磨掉这些号码有多么困难。”他的声音冲击着我的耳膜。

“除非是专业的汽车大盗。”我说。

“不管是谁干的，实在不算专业。”他开始拍照存证，“这下他逃不掉了。”

“但愿这是辆合法登记的露营车。”我说。

“谁知道呢？也许我们的运气来了。”

“指纹呢？”

车门及其四周的铝板全都涂着黑色指纹粉末。

“发现了一些，天知道是谁的。”他说着起身，挺直腰杆，“再过一会儿车里面没准会被我拆了。”

与此同时，露西几乎把电脑拆散了，和我一样没有找到任何透露死医客身份的线索。但她发现了保存我们聊天室谈话内容的文件，这让人忍不住猜测他重读这些文件的频率究竟有多高。还有一些详细的实验笔记，记录着病毒细胞的繁殖过程。这很有趣，看来他是从秋天才开始进行这项实验的，之后不到两个月，那具残骸便被发现了。

将近傍晚，可做的工作已大致完成，没什么惊人发现。我们接受了化学冲洗，露营车则用福尔马林气体消毒。我仍然穿着军绿色汗衫，因为经过那番检验工作，我实在不愿再穿原来的衣服了。

“你这身打扮酷极了。”走出更衣室时露西说，“也许可以配款珍珠首饰，盛装打扮一下。”

“有时候你的口气还真像马里诺。”我说。

二

不觉到了周末，当意识到时间已经流逝，我除了沮丧与恼怒，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忘了母亲的生日，忘得一干二净。

“什么？你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她在电话里毫不留情地说，“你不来看望我也就罢了，现在连电话也省了，我的日子不多了啊。”

她哭了起来，这让我也难过得想哭。

“圣诞节我会想办法腾出时间”，每年我都这么说，“我会带露西一起回去，我保证。快了。”

我开车进城，心中毫无头绪且疲惫至极。露西是正确的，凶手在露营区使用电话只是为了登录美国在线网站，线索最后还是回到了信用卡遭窃的珀利身上。死医客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我频繁査看聊天室，甚至探员下线了我也常在那里等候死医客。

我在露营车里发现的冷冻病毒来源依然不明。它的DNA分析一直在进行，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只知道这种病毒特殊，但并不确定究竟是何种病毒。因此，截至目前可能的预防措施仍是注射疫苗。幸运的是，另外四个病例——包括克里斯菲尔德的两名渔夫在内——病情都不算严重。对渔村的隔离仍在持续，虽然岛上经济因此受了影响，但总算没再出现新的疫情。至于里士满，只有温格一个病例，他那柔弱的身体和斯文的脸庞饱受脓疱摧残。无论我如何恳求，他就是不肯让我去探视。

我感觉万分沮丧，很难转移注意力投入别的案件的调査，只因这起案件尚未了结。我们知道露营车里的死者并非死医客，指纹比对结果证明他是个前科累累的惯犯，主要涉嫌罪名为盗窃、贩毒、两次实施暴力和强奸未遂。这一次，他在假释期间又用小刀撬开了露营车的门，所有人都相信他是死于举枪自杀。

八点十五分我到达办公室，罗丝听见动静马上跑了过来。

“我希望你能好好休息。”她说。看得出，她的担忧已到了极点。“我已经休息够了，谢谢你。”我笑着说。她的关心让我有愧疚感和负罪感。“有消息吗？”

“没有丹吉尔岛的消息。”她掩饰不住眼中的焦虑，“尽量别想这件事了，斯卡佩塔医生。早上又进来五个案子，你看看桌上那堆文件，也许找得到。由于你太久没做口述记录，我的文书工作也足足落后了两周。”

“罗丝，我知道，”我的语气很不友好。“事情有轻重缓急。再试着联系一下菲莉丝，如果他们仍然说她请病假，就向他们要她的联系电话。这几天我不知给她家打过多少次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如果找到她，就把电话转到你这里？”

“当然。”我说。

十五分钟后，我正准备开工作会议，罗丝替我联系上了菲莉丝·克罗德。

“你到底跑哪里去了？你还好吗？”我问。

“讨厌的流行性感冒，”她说，“老是好不了。”

“我也被传染了，还在战斗中。”我说，“我打了电话到你里士满的家里。”

“哦，我在我妈妈家，在纽波特纽斯。你知道，我每周工作四天，其余时间都待在这里。已经好多年了。”

我并不清楚这些，但我们之间向来私交不多。

“菲莉丝，”我说，“我很不想在你不舒服的时候打扰你，可我急需你的协助。一九七八年英国伯明翰有间实验室出了意外，你曾经在那里工作过。我查遍资料，只知道有个医学摄影师直接暴露在天花实验室里工作……”

“是的，没错，”她打断我，“这事我很清楚。那个摄影师应该是经由通风管线感染的，结果死了，那位病毒专家也自杀身亡。时常有人以这起案件为例，主张把所有冷冻病毒源全部销毁。”

“这件事发生时，你在那里工作吗？”

“感谢上帝，不在。那是在我离开好几年以后的事了，事发当时我已经到了美国。”

我有些失望。她剧烈咳嗽起来，几乎无法说话。

“抱歉。”她咳着说，“这种时候尤其觉得独居真惨。”

“没人照顾你吗？”

“没有。”

“有吃的吗？”

“自己料理。”

“需要我给你带点什么？”我说。

“不敢奢望。”

“你肯帮我，我就帮你，”我补充说，“你有伯明翰的资料吗？你在那里工作时接触过的一些研究内容？可以找得到吗？”

“这屋子里藏了一些，我肯定。”她说。

“把它找出来，我带炖肉给你。”

五分钟后我出了办公室，冲向自己的车。我回到住处，从冰箱里拿了几盒自制炖肉，然后给油箱加满油，往东驶上六四号公路。我在车里打电话告知马里诺这件事。

“这次你可亏大了，”他大声说，“大老远的开车给人家送食物？干吗不叫达美乐外卖呢？”

“这不是重点。相信我，我自有道理。”我戴上太阳镜，“说不定会有新发现。她或许知道一些对案子有帮助的信息。”

“随时通知我，”他说，“你的传呼机开着吧？”

“嗯。”

这个时间段交通十分顺畅，我把车速控制在每小时六十九英里，以免接到罚单。不到一小时我已驶经威廉斯堡，大约二十分钟后便照着克罗德给出的路线在纽波特纽斯的街道逡巡了。这个地区叫布兰登高地，各种生活水平的居民都有，靠近詹姆斯河的建筑愈发高大。她的房子则是一栋朴实的二层木造小楼，新漆成粉白色，庭院和周边环境维护得极好。

我把车停在一辆厢型车后面，拿了炖肉和笔记，将公文包挂在肩上。菲莉丝·克罗德出现在门口，模样令我吃惊。她脸色惨白，眼睛由于烧热而发红，身上的绒布睡袍和皮革拖鞋看来像是属于某个男人的。

“真不敢相信。你真好，”她打开大门说，“不然就是疯了。”

“这得看你问的是谁。”

我进入屋子，一眼瞥见了昏暗的嵌板门厅里陈列着的相框，都是多年前拍的健行或钓鱼的照片。我特别注意到其中一张，上面是个中年男子，戴着一顶淡蓝色帽子，大笑的嘴里叼着个玉米穗轴烟斗。

“我父亲。”克罗德说，“这是我双亲以前居住的房子，更早时属于我母亲的双亲。那就是他们。”她指着照片介绍，“我父亲在英国的生意走下坡路，于是和我母亲移居到了这里，和她家人一起住。”

“你呢？”我说。

“我留在英国，因为当时我还在读书。”

我打量着她，觉得她似乎较自己所说的年轻许多。

“你总是把自己形容得像恐龙似的，”我说，“我实在很难相信。”

“也许我不容易显老吧。”她发红、灼热的眼睛注视着我。

“你家人中有谁还在世吗？”我继续浏览着照片。

“祖父母已经过世十年，父亲去世五年了。那之后我每个周末都来照顾母亲，她也是撑多久算多久。”

“你必定很难兼顾工作吧。”我望着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在船上钓起一条虹鳟鱼，开怀大笑着。

“到客厅坐坐吗？”她说，“我把炖肉拿到厨房热一下。”

“不，不了，告诉我东西在哪里就行，你别太累了。”我坚持说。

她领着我通过餐室，这里看起来似乎很多年不曾使用，吊灯不见了，凌乱的电线垂挂在布满尘埃的餐桌上，窗帘布换成了百叶窗。走进那间宽敞的旧式厨房时，我头皮和脖子上寒毛直竖。我将炖肉放在料理台上，努力保持冷静。

“喝茶？”她问。

她几乎不咳了。或许她确实身体不适，但这并非她离开工作岗位的主因。

“真的不用了。”我说。

她冲着我微笑，但眼神犀利。我们在早餐桌前坐下，我十分慌乱，一边思索如何是好。我的怀疑也许并非事实，或者，我该早一点察觉？我和她友善共事了十五年之久，合作处理过无数个案件。我们分享信息，像知己那样相互慰藉。早年间我们还经常一起喝咖啡、抽烟，我眼中的她十分聪颖迷人，也从未感觉到一丝邪恶。而我同样明白，这是人们对住在隔壁的连环杀人犯、虐童犯和强暴犯的共同形容。

“谈谈伯明翰吧。”我对她说。

“好啊。”她的笑容消失了。

“引发传染病的冷冻病毒已经找到了，”我说，“那些培养瓶上的标签写着一九七八年，地点是伯明翰。我在想，那里的实验室也许做过天花突变菌株的研究。如果你知道……”

“一九七八年我不在那里工作。”她打断了我。

“我想你应该在，菲莉丝。”

“无所谓。”她站起来泡了一壶茶。

我没说什么，静静等她回来。

“我生病了，至于你，到现在也该感觉不舒服了吧。”她说。我明白她指的不是流感。

“我很惊讶，你在着手这件事前竟没有培养疫苗。”我说，“对一个凡事讲求精确的人来说，这似乎稍嫌大意。”

“要不是那混账闯进去破坏了一切，我根本不可能感染。”她断然说道，“恶心又肮脏的猪。”她激愤地颤抖起来。

“你登录美国在线网站和我聊天，”我说，“一直在线，没有注销，因为他在那时撬开了你的车门。你拿枪射杀了他，然后开着厢型车逃走。我猜你大概到哈内斯岛度假去了，以便将那些可爱的病菌移植到新的培养瓶里，滋养你那些小甜心。”

我忍不住开始动怒。而她似乎并不在意，反倒兴致盎然地听着。

“做了这么多年医学研究，对你来说人只是载玻片和培养皿吗？他们的面孔呢，菲莉丝？我见过那些因你而受苦的人。”我逼近她，“有个老妇人孤零零地死在污秽的床上，没人听见她要水喝的呼叫。还有温格，他不肯让我去看他。那个单纯正直的年轻人正在等死，你认识他！他到过你的实验室！他犯了什么错？”

她不做声，同样满腔怒火。

“你把维他喷雾放在莱拉·普鲁伊特太太用来贩卖二十五美分一份的食谱的格架里。如果我说得不对请你纠正。”我激动得结巴起来，“她以为邮差把自己的邮件送错了地址，邻居替她投递回来。多么可爱的小东西，还是免费的，于是她拿来喷在脸上。她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在病痛时依然一喷再喷。”

我这位同行沉默不语，眼里泛着亮光。

“也许你先把一批小邮包炸弹递送到了丹吉尔岛，”我说，“接着递送了一批给我和我的同事。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派送给全世界吗？”

“也许吧。”她说。

“为什么？”

“别人先这么对我的。我只是以牙还牙。”

“别人对你做了什么残忍的事？”我极力压抑着声音里的愤怒。

“事情发生时我正在伯明翰。那起意外。那意味着我也该负部分责任，因此我被迫离职。真是太不公平了，我那么年轻，竟得独自承受这种挫败。我非常恐惧，父母又已经离开我回到了美国，在这所房子定居下来。他们喜欢户外活动——露营、钓鱼，两人都喜欢。”

她茫然望着远处，仿佛回到了从前。

“我的职位不髙，但工作很努力。我在伦敦找到另一份工作，那比我原来的职位低了三级。”她凝视着我，“太不公平了。引起那粧意外的是那个病毒专家。后来他自杀了事，他们就因我那天也在办公室就把一切责任推到我身上。说真的，当时我只是个孩子啊。”

“所以你离职时就顺手偷了那些研究用的病毒？”

她冷冷笑着。

“这些年来你一直保存着？”

“这并不难，尤其当你工作的地方有液态氮冷冻储存设备，存货清单又唾手可得。”她得意地说，“我把它保存了下来。”

“为什么？”

“为什么？”她提高嗓门，“意外发生时我正在研究那些东西，它们属于我。因此，我离职时带走了部分病毒和其他实验品。为什么要留给那些人呢？他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像我一样进行那项研究。”

“可这次的病毒并不是天花，不全然是。”我说。

“更难应付了，不是吗？”旧时的记忆使得她情绪激动，嘴唇抽搐，“我把猴痘的DNA并接在天花病毒的基因组里。”

她越加亢奋，拿纸巾擦拭鼻子的双手不停颤抖。

“这个新学年一开始，我又没获得系主任的职位。”她继续说，愤慨得眼眶含泪。

“菲莉丝，这样说不公平……”

“闭嘴！”她尖叫，“我为那所该死的学校奉献了多少？我资历最深，所有人都接受过我的基础训练，包括你在内。可他们却把这职位给了一个男人，只因我不是医生。我只有博士学位。”她呸了一声。

“他是哈佛的病理学者，由他担任系主任十分合理，”我淡然说，“可这些都不重要，你不该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这些年来你一直保存着病毒？就为了这件事？”

水壶发出尖锐的警报声，我走过去熄灭炉火。

“我的研究档案里并不只有一种外来病毒，我一直在搜集。”她说，“我始终认为总有一天我会着手某项重大计划，例如研究全世界最可怕的病毒，发掘人体免疫系统的奥秘，让我们能够对抗艾滋病之类的灾难。说不定我会获得诺贝尔奖。”她变得出奇安静，显得十足自满，“我的目标绝不只是制造一场传染病。”

“无论如何，你并没有制造成功。”我应道。

她注视着我，眼睛邪恶地眯成细缝。

“被感染的只有那些可能用过面部保湿喷雾的人，”我说，“我和病患接触过好几次，一直安然无恙。你创造的病毒没多大意义，只能感染最初的宿主，但无法繁殖。没有二次传染它难以流行。你制造的是一场恐慌，带给少数无辜的人病痛和死亡，摧毁了一个或许从没听说过诺贝尔奖的小岛的渔业生计。”

我往后靠着椅背，端详着她，而她一脸的不在乎。

“你为什么要寄照片和电子邮件给我？”我问，“在你餐室的桌上拍的照片。你的小白鼠又是谁呢？你那身体虛弱的老母亲？你是否拿病毒喷在她脸上，看效果如何？当你发现起了效用，就用枪射击她的头部，将她的尸体用解剖电锯肢解，让人无法把她的死和你的产品变造手段联系在一起？”

“你自以为很聪明。”她——死医客——说。

“你谋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把她用一块布帘包起来肢解，因为你无法直视她的脸。”

她移开目光，同时我的传呼机响起，我掏出来看。是马里诺。我拿出移动电话，视线始终没离开过她。

“是我。”等他接听后，我说。

“关于露营车，我们有了新发现，”他说，“我们追踪到了制造厂商那里，并且得到了纽波特纽斯的一个地址。我想你应该有兴趣知道。一组探员正赶过去那里。”

“要是调查局早点追踪到这条线索该有多好。”我说，“我会在门口迎接那些探员的。”

“你说什么？”

我挂了电话。

“我发邮件给你，是因为我知道你会留意。”克罗德的声音愈发高亢，“也为了看你奔波努力，最后白忙一场。我们的著名医生、著名首席法医。”

“可你是我的同事、朋友。”我说。

“我厌恶你！”她脸颊潮红，胸脯剧烈起伏，“我讨厌你很久了！你一直得到比我优厚的待遇，受到众人的瞩目。了不得的斯卡佩塔医生，好个传奇人物。哈！可你瞧瞧，最后谁赢了？我终究比你高明，不是吗？”

我没回应。

“我让你忙得团团转，不是吗？”她瞪着我，伸手拿起一瓶阿司匹林倒出两颗，“我让你到地狱门前逛了一圈，还让你在虚拟空间里痴痴地等——就为了等我！”她摆出胜利者的姿态。

前门传来金属爆裂般的巨响。我将椅子往后一推。

“他们打算怎么做？给我一枪？或者让你亲自来？我打赌你那些袋子里一定藏着枪。”她变得歇斯底里，“我家里也有一把枪，我现在就去拿来。”

她站起来。前门的撞击声仍在继续，一个声音大喊：“开门，调查局。”

我抓住她的手臂。“没人会射杀你的，菲莉丝。”

“放开我！”

我推着她向门口移动。

“放开我！”

“你会像他们那样病死，这就是你要受的惩罚。”我拖着她往前走。

“不要！”她尖叫着。这时大门被撞开了，砰地摔向墙壁，将那些相框震落在地上。

两名联邦探员举着枪进入屋内，其中一名是珍妮特。他们给颓然倒地的菲莉丝·克罗德戴上手铐。一辆救护车将她送往桑塔瓦诺福克综合医院。二十一天后她死在病床上，被手铐禁锢着，全身布满脓疱。她死时四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