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无法立刻作出决定，只好把问题延宕到新年前夕，人们总试图在这个时候改变自己，作出抉择或许下明知不会实现的承诺。雪片落在我的石板屋顶上，我和韦斯利坐在火炉前的地板上，啜着香槟。

“本顿，”我说，“我必须去一个地方。”

他有些困惑，以为我是说此时此刻。他说：“现在几乎所有地方都关着门呢，凯。”

“我是说旅行。也许二月吧，我想去伦敦。”

他一愣，立刻明白了我的想法。他把酒杯放在地板上，拉起我的手。

“我一直希望你这么做。”他说，“无论有多困难，你真的应该去一趟，这样你才能了结这件事，才能得到平静。”

“我不太确定我是否真的能得到平静。”

我抽回手，拢了拢头发。他和我同样难过，一定是。

“你应该很想念他。”我说，“你从没提起过，可是他和你情同手足。我还记得我们共度的那些日子，我们三个。下厨做菜、看电影、围坐着讨论案子和政府新发布的垃圾措施，讨论强制停职、税制和预算删减这些事。”

他微微一笑，凝视着火焰。“我时常觉得他真是个走运的浑蛋，竟能拥有你，我时常想象那会是什么感觉。现在我总算明白了。我想的果然没错，他真是幸运。他大概是我唯一曾经交心的人，除了你以外。说来也真怪，在我认识的人中马克算是极度自我的人，俊美得无话可说，又相当自恋，可他真是优秀，十足聪明。我想你不可能不想念这样一个人。”

韦斯利穿着白色羊毛衫和奶油色卡其裤，在火光中神采焕发。

“今晚你如果跑出去，一定会消失不见。”我说。

他望着我，疑惑地皱起眉头。

“在这种雪天穿得一身白，你会跌进水沟，直到春天都不会被人发现。在这样的夜里，你应该穿暗色的衣服。你知道的，对比色。”

“凯，我去煮咖啡好了。”

“就像有些人在冬天想买一辆四驱车，所以就买了白色的。在白色的天空下，把车子开上白色的路面，到处都是一片白色。告诉我，这是什么道理。”

“你在胡说些什么？”他定睛注视着我。

“我也不知道。”

我从冰桶里拿出香槟酒瓶，给两只杯子倒满酒，瓶身上的水珠滴了下来。我喝得比他多，大约要多一倍。CD唱盘上叠放着七十年代的热门专辑，墙上的扩音器流泻出“三犬之夜”合唱团的歌声，今晚，我可能喝醉，这很罕见。我不断想起那件事，看见那些影像，不知不觉中又进入了那个天花板上垂着电线的房间，看见了那些被截断的血红手脚整齐地排列在那里。真相灼烧着我的心，我无法原谅自己。

“本顿，”我轻声说，“我早该知道是她的。在我还没到她家，还没进入那屋子看见那些照片和那个房间之前，就该知道是她。我是说，我内心的某个部分一定已经知道了，可是没有仔细聆听。”

他没说话，我当这是默认。

“我早该知道是她的。”我喃喃说道，“也许他们就不会死了。”

“事后说早该如何很容易，”他的声音轻柔但坚定，“要知道，凯西、邦迪或达莫这些人的邻居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啊，凯。”

“我的邻居也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本顿。”我啜着香槟，“她害死了温格。”

“你已经尽力了。”他安慰道。

“我好想念他。”我哀伤地叹了口气，“我还没到温格的墓前去看过他。”

“我们别喝酒了，喝咖啡吧？”韦斯利说。

“我不能偶尔放纵一下吗？”我不想保持清醒。

他幵始揉捏我的颈背，我闭上眼睛。

“为什么我必须做个理性的人呢？”我喃喃道，“这个要精准，那个要确切，什么和什么一致，何物具有何种特性，都是些冰冷锐利得就像不锈钢解剖刀的字眼。如果我出庭为之作证的受害者是露西，这些语言在法庭上对我又有什么帮助？用她的事业、她的一生做赌注？全都是因为林恩那个混账。我，专家证人。我这个亲爱的姨妈。”泪水滑落我的脸颊，“本顿，我好累。”

他贴近我，揽住我的肩膀，让我靠着他的膝部。

“我会陪你一起去。”他在我耳边轻声说。

二

二月十八日，我们搭乘一辆黑色出租车前往伦敦维多利亚车站。这天是车站发生垃圾桶爆裂，导致一处地下入口、一个酒馆和一家咖啡馆被炸事件的纪念日。当时石砾飞溅，屋顶的玻璃屑裹挟着炸弹碎片带着可怖的威力如雨点般纷纷落下。这次爆炸并非针对马克，他的死也和自己联邦探员的身份毫无关联。同许多受害者一样，他只是不巧在那时来到了这里。

我们走向车站中央地带，几乎被拥挤的人潮淹没。铁路售票员正在窗口忙碌，墙上的告示板列着火车班次和时间。贩卖甜食和鲜花的摊位分布于此处，旅客可以在这里拍摄证件照或兑换零钱。垃圾桶大都放置在麦当劳之类的店铺里，公共区域一个都没有。

“现在可没地方藏炸弹了。”韦斯利也留意到了这一点。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说着开始打哆嗦。

我静静环顾着四周，鸽群振翅从我们头顶飞越，追逐着面包屑。格罗维纳饭店的入口就在维多利亚酒店隔壁，这便是事件发生的地点。没人确切知道马克当时在做什么，只能推测爆炸发生时，他可能正坐在酒店前那些小而高的桌位中。

我们知道他正在等从布莱顿出发的火车进站，因为他和某人有约。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那人是谁，他的身份基于安全理由不能被公布。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但还有许多疑点，例如时间上的巧合，以及马克等候的这位秘密人士是否同样罹难了。我扫视着不锈钢大梁和玻璃结构的屋顶、花岗岩墙壁上的老式时钟，以及拱门走道。那次爆炸不曾在这里留下任何伤痕，除了在人们心底。

“二月去布莱顿似乎有点奇怪。”我对韦斯利说，声音颤抖，“怎么会有人在这个季节从那种海岸观光地区来伦敦？”

“我不知道。”他环顾四周，“事关恐怖活动。你知道，这也是马克当时正在进行的工作，所以没人多说什么。”

“没错，这正是他当时手上的工作，也是他遇难的原因，”我说，“但似乎没人想过其中的关联，没人想过也许那并不是巧合。”

他没回应。我望着他，一颗心沉沉坠入暗寂的无底深渊。人声、鸽群的扑腾声和月台上没完没了的广播声混杂成令人晕眩的喧哗声浪。忽然，我眼前一黑，韦斯利及时将我抓住。

“你还好吧？”

“我要知道他到底和谁约了见面。”我说。

“别这样，凯。”他柔声说，“我们找个地方，好让你坐下休息。”

“我要知道那次爆炸是不是刻意选在那列火车到站的时间引发，”我固执地说，“我要知道那是不是虚构的。”

“虚构？”他说。

我的眼泪涌出。“我怎么知道这不是某种掩护或者骗局？而实际上他还活着，并藏身于某个地方？类似受保护的秘密证人，换了个全新的身份？”

“不是这样的，”韦斯利神色凝重地拉起我的手，“我们走吧。”

我动也不动。“我必须知道真相。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我要知道那个和他会面的人究竟是谁，现在在哪里。”

“别这样。”

行人在周围穿梭来去，步履匆匆如怒涛碎浪，都对我们视若无睹。建筑工人在装设新铁轨，发出铿然声响。

“我不相信他是来跟某人会面的。”我抹着眼泪，声音颤抖不止，“我认为这完全是调査局的幌子。”

他叹了口气，别过头去。“这是真的，凯。”

“那究竟是谁？我必须知道！”我喊道。

有人朝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韦斯利赶紧将我拉离人群，走向十一点四十六分驶往丹麦丘和贝克罕莱的火车所在的八号站台。他带我走上一条蓝白瓷砖坡道，进入一个摆着长凳和寄物柜，供旅客储存物品和寻找失物的房间。我们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他温柔地扶我在长凳上坐下。我抽泣不已，充满惶惑和愤怒。

“告诉我，”我说，“本顿，拜托，我非知道不可。别让我一辈子都蒙在鼓里。”我抽噎着说。

他握着我的双手。“把这件事搁在一边吧。我发誓，马克已经死了。你真的以为我可以在马克还活着的情况下和你交往吗？”他激动地说，“上帝，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

“与他会面的那个人呢？”我追问。

他犹豫片刻。“恐怕也死了，炸弹爆炸时他们在一起。”

“那为什么不能透露这位男士的身份呢？”我大嚷。“太不合常理了！”

他又迟疑起来，这次时间更长。他的眼神中似乎带着怜悯，几乎掉下泪来，“凯，不是男人，和马克会面的是个女人。”

“女性探员吗？”我不解。

“不是。”

“你是什么意思？”

过了许久我才会意，因为我不愿面对事实。当他一直沉默，我终于明白了。

“我不希望你知道真相，”他说，“我认为你不需要知道马克死的时候跟女人在一起。爆炸发生时他们刚好从格罗维纳饭店走出来。那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是碰巧在那里罢了。”

“她是谁？”我有些释然，又觉得反胃。

“她名叫茱莉·麦卡菲，是名三十一岁的伦敦女子，马克可能是在执行某项任务时认识她的，也或许是通过另一位探员的介绍。我真的不确定。”

我凝视着他的眼睛。“你知道他们的事多久了？”

“有一阵了。马克原本打算告诉你的。我没有理由这么做。”他触摸我的脸颊，替我擦去泪水，“对不起。你不知道这件事让我多么难过，而对你来说这简直是雪上加霜。”

“换个角度来看，也让我轻松了不少。”我说。

一个佩戴穿刺饰品、留着印第安莫霍克族发式的年轻人猛地甩开一扇寄物柜门，我们等着他带着一身黑色皮衣的女友漫步离去。

“老实说，我和他的关系一直如此。”我起身时感觉浑身虚脱，几乎无法思考，“他无法作出承诺，不愿冒任何风险。他永远做不到，无论对象是谁。他错失了太多美好的事物，而这才是最让我难过的。”

车站外湿冷的风吹得人身体麻木，一长列出租车静候着。我们买了两瓶Hooch气泡酒，因为在英国的街上可以喝含酒精的果汁饮料。骑着斑纹马匹的警察从白金汉宫前昂首经过，圣詹姆斯公园里的游客朝戴着黑皮高帽踢正步的护卫队猛按快门。我们漫步走回位于皮卡迪利大道的阿西纳姆饭店，行道树迎风摇曳，鼓声渐远。

“谢谢你，”我拥着他，“我爱你，本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