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无脚印诡计的第一种可能性——当然，这只是十分局限的一种情况：限定了太多的条件。”

“如果凶手有钥匙，他也可以在体育馆里做一个更简单些的吊车：或许连翻斗都不需要。”，夏哀评价道，“我却要赞赏你，杜拉斯：你设计了一个华丽且可行的诡计。”

“如果他有钥匙。”，杜拉斯对这个假设反应强烈，“他会使用一个更华丽的诡计——哈，那被我归在第二种可能性中。噢，您愿意讨论那个，但我却想再等等。”

“是因为第三种可能更加简单么？”

“是的。正是如此。”，他回答道，“留下不被注意的脚印——这只能算是小诡计。”

“第一个支类就是——脚印很小，小到不被人注意。”

“曾有人写到使用高跷：最早是法国人用这个诡计，然后被日本人写进小说里。”，杜拉斯说道，“削尖高跷的脚端，再使用一根特制的拐杖，可以让脚印变得比梅花鹿蹄还要小巧。如果凶案在森林中，这就还有一个变种：凶手使用矮高跷，来模仿动物的足印。”

“但这需要技巧。足印越小，行走就越困难。而且，四足偶蹄类动物的脚印，老练的猎人一眼就能分辨出前后脚蹄印的差别。想要模仿，并不容易。”，夏哀回应道，“一个较好的改进，是在鞋上下工夫——我的一位朋友，在作品中尝试将足球鞋底的钢钉延长。这样一来，除了抬腿要高之外，在雪地上不留痕迹地行走，也不需要特别的技能训练。”

“对地面有严格要求。”，杜拉斯摇摇头，“体育馆使用了大理石地砖，凡是要将脚印改小的方式，无论哪种，在雪融化之后，都会留下无法磨灭的划痕。使用较粗的木高跷或许可行，但终究要结合之前提到的、准备人型模板的麻烦方式，而且……感觉上也比较笨拙。”

“最自然的方法，当然是让玛格丽特真正冻死在体育馆里——用低温和降雪带来的潮湿来夺去她的生命。但若按照之前的思路，对迷药用量的控制就必须相当精确：这对于一个没有做过测试的个体来说，困难是相当大的。”

“我在原始构思中也想到过这点。为了达到实验的要求，我曾将玛格丽特设置为凶手的情人，但最后却背叛了他——这能够满足动机。这样一来，他就有机会测试迷药的用量，抗药性的修正则可以忽略不计：毕竟只是小说。”

“另一个支类是——利用特殊的形状。”，夏哀将主题推进了一步，“这个诡计我曾写过，就是类似梧桐树叶的形状。”

“没错，也是《荒野猎人》中的诡计。”，杜拉斯马上回应道，“算是高跷诡计的一种改进——还是利用比较便于掌握的木高跷，脚部不规则地敲上一些长钉，落地和起脚的时候都带上少许旋转，让足印周围松动的新雪陷落下去，使每一个脚印都不大相同，形似天然。”

“接着拾取一些新落的梧桐树叶，如果雪还在下的话，就抖落上面的积雪，将这些叶子安置在雪地的空洞上，就像是一个个捕猎陷阱一般。”，夏哀补充道，“如果雪不下了，就按照原样放上去，尽量让它们显得自然些，和周围其它积了少许雪的树叶没有任何区别就是最好。”

“远离尸体的路线也得小心选取，都得是多出一片树叶也不会显得突兀的地方：一大步、一小步；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要走得像落叶一般，毫无规律。”

夏哀先生站起身来，走到房间的小吧台那儿，开始打量起客房里的常备酒品：

“喝点什么么，杜拉斯？”，他挑出一小瓶波本，“威士忌如何？冰柜里有碎冰。”

“如果有冰咖啡的话，就是最好。”，杜拉斯扭头答道，“我不喜欢在讨论的时候摄取酒精——那会严重影响我的判断力。”

夏哀先生取了两只柯林斯杯，从小冰柜里夹出一块整冰，给自己倒了少许波本；然后，又从冰柜里找到一盒软包装的冰咖啡：

“我的朋友，需要我帮你倒到杯中么？”，他问道。

“您太客气了，先生。”，杜拉斯也站了起来，“噢，我看到吸管了——就用那个，没必要那么讲究的。”

他接过冰咖啡。夏哀·哈特巴尔呷了口威士忌，让冰块沿着杯壁缓缓摩挲：

“对了，杜拉斯。其实你之前提到的、那个利用自然下落的积雪来掩饰足迹的方法也不错，只要预估好位置——但那个诡计也曾有人用过。”，他坐回到餐桌前，“还好，并不是太出彩的设计。”

“‘大自然是最好的谋杀道具’——这是您那本杰作的核心思路。即使有人认为它太偏重于诡计了。我知道，很多人更喜欢《黑夜决定的罪罚》：社会派逐渐成为大众的宠儿，但我还是坚持——人性始终不如智慧重要：前者是弱者的借口，后者则是生存的手段。”，杜拉斯也坐了回来，“噢，我知道那个诡计有人用过：正如您所说的——没有太大意思。”

“我们似乎开始偏题了。”，夏哀说道，“自梧桐树叶起，我们就逐渐滑入到第二种可能性里了。”

“嗯，因为我的穷举并不严格——第二种可以和第三种结合使用。”，杜拉斯啜了两口冰咖啡，“梧桐树叶的那个例子，就是最好的例证：必须结合使用才行。”

他想了片刻，又举了另一个例子：

“类似的，还有您在一个短篇中使用的诡计——我猜，您是因为赶稿而偷懒了：因为这和梧桐树叶的诡计十分相似。”

“你说的是那个工地里的把戏，不是么？”，这位先生笑了，“凶手用了带危险指示灯的角锥。”

“那是很好的方式。误导的诡计。”，杜拉斯回忆起那篇小说，“那些水泥灌注的角锥上显然不能站人，就算在狭窄的边缘上侥幸成功，也会留下显而易见的痕迹。警探虽有怀疑，但在亲身实验过之后，就放弃了这个猜想：他们的视线被成功引开了。”

“而实际上，凶手的脚印被压在角锥下面：他大跨步地远离尸体，保持直线和协调的步距。然后，上了工程车——将三百公斤重的指示用角锥一个一个地放到指定的位置上，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这就是他的日常工作。他将角锥的足印向两端延伸到雪飘不到的位置，即使下面不再有他的脚印——这也造成了新的错觉：真相被隐藏得更深了。”

“我时常重读这段呢，先生。”，杜拉斯一边说着，一边又开始挑择起他的稿纸，“我收藏了您所有发表在专栏上的短篇：其中不少都没能结集出版——有些细节，如果能够在出版之前再完善一下，就太好了。”

“我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打算，有时又打算将那些诡计抽离出来，组合成一个更华丽的长篇——杜拉斯，我羡慕你的年轻、专注和富有活力。”，他感慨道，“你知道：自十六岁起，每经历一个十年，做一个相同的决定就会困难上两分。”

“我可不觉得：人的想法每天都不一样。”，杜拉斯回应道，“先生，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讨论第二种可能性了。”

“当然。这就是我们坐在这里的原因。”

从不良情绪中走出来的同时，夏哀·哈特巴尔看了眼自己柯林斯杯里的冰块：它正被酒精和空气腐蚀得愈加圆滑——这过程是渐进的，冰块自己应该并不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