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比嘉·道伦被谋杀第二天，这一爆炸性新闻震撼了美国新闻界，达到了高峰，甚至很快透过全球的新闻媒体传遍了整个世界。

星期二早晨，美国各报都以最醒目的标题在头一版刊登了许多有关阿比嘉·道伦谋杀案的报道，但是其中包含的事实材料则只是可怜的一鳞半爪。有关谋杀案的材料不足，纽约各报刊弥补的办法是，整版整版地刊登阿比嘉·道伦的令人头晕目眩的发迹史、她的非凡的大宗金融交易。

对她参与的各种慈善事业机构，各报还开列了冗长的清单，除此之外，还细腻入微地描写了她与前些年故去的亡夫查理·万·德·敦克的风流韵事，以此来为读者提供足够的资讯。一家报业辛迪加甚至赶着出版了一本题为《阿比嘉·道伦生活史》的小册子，刊登了许多特稿。

下午版的报刊社论中已可听到隆隆的雷声。影射攻击的对象是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和奎因探长，也有涉及整个警界和市长的。在一篇带有激愤情绪，很明显怀有政治因素文章中，矛头直指市长：“宝贵的二十四小时永远消逝了。”

文中可以读到以下义愤填膺的词句：“可是连一点点线索、连罪证的踪迹都没有发现。我们无法确定卑鄙凶手的身份。这只罪恶的血手使一位伟大女性的无比善良的崇高灵魂于昨日过早地升入了天堂。”

“那位令宵小闻名丧胆的奎因探长，多年来成功地猎捕过各种罪犯，现在侦查的是他任职以来的最大案件，这一次他会不会威名扫地？”另一家报纸这样提出问题。

第三家报纸更直截了当地声言，全世界最大都市的警察局，多年来一直无力管理如此大都会的如此众多的人口，业已声名狼藉，现在，上苍给警察局提供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机会，让它向全世界证明，它到底有多大“权威”，究竟有多么无能。

有些令人不解的是：纽约唯一不嘲讽又不苛责警察局的报纸，却是皮特·哈伯担任采访记者的那一家。

其实，并不需要尖酸刻薄的新闻界以间接嘲讽或直接指控来唤醒官僚的冷漠，政治界和社交界已经受到激烈的震撼，震撼的强度被市警察局精密的测量仪器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各行各业的有头有脸的人物纷纷以电报、电话或亲自会面的手段来强烈要求市长尽快破案。华尔街的股票交易所业已警觉到股票骚动且无法阻止不可避免的价格滑落，并在着手应付滑落范围逐渐扩大而引起的恐慌与愤怒的场面。美国联邦政府对这件案子也表现出了不寻常的兴趣，一位参议员因阿比嘉·道伦在他所在的州里拥有庞大的产业而在国会殿堂发表了火辣辣的演说。

在市政府里，大家都被接连不断的疯狂会议弄得头昏眼花。中央大道像一个巨大的马蜂窝嗡嗡吵着。谁也找不到奎因探长。维利警官断然拒绝和采访记者谈话。被神秘和猜疑气氛煽起的种种谣言，正在全城扩散。人们悄悄地传着，说有一个著名的金融大亨，仰仗当局的庇护，亲手勒死了阿比嘉·道伦，目的是为他自己在一次金融角逐中可耻的失败报复。这个谣言尽管明显地荒诞而却扩散得相当快，仅过了短短的两小时，也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星期二傍晚时分，一群严肃的要人聚集在最神圣的地方——市政府办公厅最里面的市长办公室的小会议间里。

围着会议桌，在缭绕烟气中坐着市长本人、警察局局长、区检察官辛普森和他的助手们、曼哈顿区的区长以及十几个秘书。奎因探长缺席，这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事。

大家的情绪都很压抑，他们已经从各种可能的角度去探讨过这件案子了，却还是一筹莫展。疯狂的四处活动的一群群采访记者拥挤在办公厅的接待室里，希望能得到专题采访的机会。

市长手里拿着厚厚一叠由奎因探长签署的报告。侦查期间搜集的材料全部包括在内了，每一个细节，详细的说明、每一段对话和直到星期二早上所搜集到的每一项资料等等，其中对涉及到的每一个人都有评估。会议中，市长坚信，狡猾的米西尔·卡德西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谋杀，他不排除，卡德西可能利用了阿比奈·道伦暗藏的仇人或是阿比嘉·道伦的仇人雇用了卡德西进行了谋杀，并对卡德西被作为谋杀案的调查重点表示满意。他们热烈辩论的内容是，让奈医生坚决不与警方配合的固执是否有罪，以及寻找史瓦逊毫无结果等等。

会议似乎注定要不了了之。没有发现任何新线索，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些什么。有一条直通市警察局的专线就在警察局长的手边，电话铃声不时响起，传来一个又一个调查那些少得可怜的线索失败的消息。

正在这关键时刻，市长的机要秘书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给警察局局长的信，沉甸甸的，上面有火漆漆封。局长急不可待地撕开信封，草草浏览完了那一叠纸中的第一页。

“奎因探长的特别报告，”他低声说，“探长说，更全面的报告等以后再呈交。让我先看一下……”局长继续默读。突然他把文件递给并排坐着的速记秘书，“这儿，杰克，给你，把这些大声念出来。”

秘书打着官腔，毫无表情地以清晰、平板的声音迅速朗读起来：

“《关于米西尔·卡德西的报告》：

“星期二，上午十时十五分，根据医生鉴定，卡德西已神志清醒，可以提供关于他是否参与谋杀道伦的供词。审讯在荷兰纪念医院三二八号病房进行。卡德西于昨日动完阑尾手术后被送入该病房。现该人身体虚弱，刀口剧痛难忍。

“卡德西肯定地供称，他对谋杀案一无所知。审讯开始时，我们力求让他证实比尔大夫和葛莱丝·欧别尔曼护士的陈述。他们两人的陈述如下：星期一早晨，一个不知名的人身穿外科医生服，经麻醉室进入术前准备室，当时卡德西正等候接受麻醉。卡德西供认，确实见到一个男子，身穿白罩服，戴白帽和外科手术用口罩。此人由南走廊门进入麻醉室后，如上述所言，匆忙进入术前准备室。卡德西未能再见该男子离开，因为他当即就被麻醉过去。该男子为卡德西所不熟悉之人士。他仅能记起该人似为跛足，但无法肯定是否真是如此。但是这一点可以不予考虑，因为比尔大夫和欧别尔曼小姐关于这一点的供词已足可证明无误。

“下面说明与亨德利克·道伦有关的微妙问题。根据我们的许诺，给亨德利克·道伦派了保镖。后者发现了一些道伦的可疑活动，于是对他的住宅进行了暗中搜查。但是，除一记事簿外，未发现任何可疑物证。记事簿中用隐语记述了他与卡德西的相互关系。

“卡德西本人毫无隐瞒地确认了这一初看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他承认他曾以利率百分之六再加若干额外红利的条件借给道伦一笔巨款，偿还期为道伦得到姐姐遗产中应得的份额之后。

“卡德西在审讯时态度放肆。他申明，在此事中他无所恐惧，也无所隐瞒，而且他是按现行法律放债的，因此并无任何违犯规定之处，光明磊落，所以他很坦然。

“探长问：‘您从来没有诱使别人稍许加速道伦夫人的死亡以取回您的债款吗？’

“卡德西答：‘探长，有必要那样做吗？您知道我是不会那样干的。’

“经反复讯问，卡德西供认：不久前他曾要求亨德利克·道伦还款。他还供认：如果道伦就其姐姐被害一案没有把所知道的全供出来，他并不感到奇怪。

“奎因探长问：‘小威里、乔·海克和史纳佩尔是怎么回事？麦克，你必须坦白说！’

“卡德西答：‘您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不过他们和这桩谋杀案毫无关系，探长。他们只是在我无力自卫的时候，在医院里保护我。你们手里并未掌握他们犯罪的证据，你在他们身上是绝对查不出什么的。’

“探长问：‘您现在希望保护道伦先生的人身安全吗？’

“卡德西答：‘他像新生婴儿一样，非常安全。难道您以为我愿意平白无故损失我的十一万美元吗？’

“结论：卡德西有无可指摘的旁证——谋杀发生时，他处于麻醉中。小威里、乔·海克及史纳佩尔等，除谋杀时在医院中外，并无任何证据说明他们有犯罪行为。这方面没有任何具体事实可供调查起诉。”

秘书小心翼翼地把第一份报告放到桌上，咳嗽了几声，清清喉咙，又拿起下面的一份。

“还是一场空，”警察局长大发牢骚，“这个坏蛋卡德西滑得像条鳗鱼，市长先生。不过他若是知道什么情况，奎因探长是能从他嘴里掏出来的。”

“好吧，算了。”市长打断他的话说，“这种乐观主义对我们并没有什么益处，现在我们一点进展也没有。读下面一份报告吧。”

秘书开始读：

“《关于陆西亚斯·当宁医生的报告》：

“对陆西亚斯·当宁医生的讯问于十一时五分在荷兰纪念医院当宁的办公室进行。该人被质疑于星期一晚上与莎拉·弗勒进行秘密会面。嫌疑人神情激动，十分恼怒，但拒绝讲出莎拉·弗勒来访的目的和他们谈话的内容，他肯定地说，这次会见纯属个人私事，与谋杀案毫不相干。

“无论以逮捕相威胁或善意规劝都未奏效，当宁声明，他准备承担任何屈辱，但警方如果对他诽谤或毫无根据地逮捕，他威胁说要起诉警方。拘留他既无任何根据，也无理由，故此打算暂予搁置。关于他是否与弗勒关系很密切的问题，他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只是说：‘不很熟。’详细情形他拒绝再做任何说明。

“采取的后续措施：派专人讯问当宁家其他成员。

“当宁夫人称：星期一晚上确见弗勒来访，但她觉得这是患者正常的求医。她对弗勒只是略微认识，还是从前在与死者阿比嘉·道伦夫人的社交往来中相遇过。

“艾迪特丝·当宁在莎拉·弗勒逗留的半小时内不在家。

“女仆作证：当宁医生是在他的书房(兼私人诊疗室)接待弗勒的。他们关起门来谈了半个小时。弗勒同当宁谈话后，便直接回道伦家了。

“结论：由于未能搞清弗勒和当宁的谈话内容，无法采取任何直接行动，理应对他们继续讯问，有必要运用司法压力迫使当宁和弗勒交待他们会谈的内容。现没有根据认为他们的谈话与案情有关，其中可能有一些私人隐情，尽管他们对其内容保密。弗勒和当宁现在正受到监视。以后的情况容再汇报。”

“还是没有任何线索。”市长带着不满的腔调低声说，“局长，如果你们像目前这样总是没有一点新的进展，我对您领导的部门是不会感到敬佩的。请问，这个奎因处理此案能够完全胜任吗？”

区长在椅子上把身子往前凑了凑：“哦，算了吧，请您不要着急，”他犹豫地说，“不能巴望一匹老马显神迹，我们也不应该要求这位干练的老手创出奇迹般的速度。破案有规定的时效，哪能这样呢，才三十个小时嘛。他过去还没有遗留过一件没侦破的案件，我看他也没放过一条可能的线索。我——”

“还不仅是这一点呢，”局长板着面孔硬生生插进来说，“市长先生，这回并不是一般的流氓行凶帮派火拼那种简单案子，警察局容易从知情人处得到情报。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件非同一般的谋杀案。我以为——”

市长举起手截断了他的话：“下一份报告是关于谁的？”

“关于艾迪特丝·当宁。”秘书一本正经地把文件翻得稀里哗啦作响，然后又毫无表情地念了起来：

“《关于艾迪特丝·当宁的报告》：

“该人未有可疑迹象。她在星期一早晨的活动很明显均与本案无关，且无可非议。尽管艾迪特丝·当宁在道伦夫人的手术开始前曾多次短时间离开医院，然后又返回来，以致无法有完整的行踪记录。每次外出都已被间接证实为工作上的需要。谋杀案发生后，她的全部活动则都已经调查过，有完整的行踪记录。

“当宁小姐对于谋杀案及其原因谈不出任何看法或动机(正如她的父亲当宁医生同样做不到这一点一样)。她与格尔达·道伦很熟，但是不能解释他父亲与道伦夫人之间关系明显冷淡的原因。她只是谈出，他们之间相处一直没有融洽过。

“结论：在这条线索上继续侦查没有价值。”

“哦，那当然了，”市长说，“按名单下一个是谁？还是快点念吧！”

秘书继续宣读：

《关于让奈医生的最新补充报告》

秘书的声音被室内产生的一阵活跃气氛打断了，原来在几排椅子间传来了交头接耳的谈话声和挪动椅子的声音。全体与会者都往桌子跟前凑了凑。秘书继续朗读这份打字机打出的报告：

“《关于让奈医生的最新补充报告》：

“根据负责监视让奈医生的探员里特的报告：星期一晚二十一点零七分，让奈医生回到他下榻的特莱顿旅馆，回来乘的是出租汽车。我们的工作人员里特已把他监视起来。

“出租汽车司机莫里斯·科恩(联合出租汽车公司，驾驶证号260954)供称：他在中央大车站出口处载到该顾客，对方要求立刻送到特莱顿旅馆。晚上其余时间让奈都在他的房间里。朋友和同事给他打了很多电话，全是关心被害人阿比嘉·道伦夫人的问讯电话，大家都对医院发生的事件感兴趣。让奈本人没有给任何人打过电话。

“今晨(星期二)早上十一时四十五分，就史瓦逊问题审间了他。让奈显得面带病容，精神上泰然自若，戒备心很大，很慎重，很疲倦，并稍有些恼怒及烦躁。他再次拒绝谈史瓦逊的情况和住址。

“探长问：‘让奈医生，昨天晚上您故意违反了我的禁令。我要求您不要离开市区……昨天下午六点您到中央火车站去干什么？’

“答：‘我没有离开市区，我到火车站去退我到芝加哥的火车票。我昨天对您说过，我要外出，去芝加哥参加医疗协会的会议。但您禁止我出去。我决定不去参加医疗协会的会议了，况且那会议没有我参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问：‘那么说，您到火车站只是去退票吗？您没坐火车到任何地方去吗？’

“答：‘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您很容易便可核实。’

(附记：立即联络中央火车站核对的结果证实，让奈医生预订的票确实在他指出的时间退掉了。无法查知退票者的长相，当时的情景售票员已记不清楚。同样，让奈说他并没有购买到其他地方去的车票。这一点也无法证实。)

“问：‘您五点三十分走出旅馆，六点钟前后抵达火车站。可是您一直到九点多钟才回到旅馆。您不会再解释您需要三个小时的时间才能退掉一张火车票吧？因为这种事本来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

“答：‘当然，退票只花费几分钟时间。然后我走出中央火车站，在五号大街和中央公园散了很长时间的步。我心情非常郁闷、沮丧，想呼吸点儿新鲜空气。我需要单独一个人静呆一段时间。’

“问：‘如果您真是在中央公园散步，那为什么后来又回到火车站，在火车站叫了出租车送您回家呢？’

“答：‘我是打算徒步走回家的。走了一半时我感到很疲倦了，只好叫了出租车，走的那条路刚好经过火车站，我恰好在那个位置搭的车。’

“问：‘医生，您散步的时候，遇见过熟人或同什么人交谈过没有，谁能来证实您讲的话？’

“答：‘没有人能证实。’

“埃勒里·奎因先生问：‘让奈医生，您是有大智慧的人，是不是？’

“答：‘过奖了。’

“奎因说：‘名副其实，让奈医生，真的是名副其实。现在，您想不想看一下我的分析如何：我们假设星期一早晨在医院里有一个人冒充您——我们姑且这么说——在医院里冒充了短短一段时间。要冒充您，那个冒充您的人必须使您暂时不能出场。可是简直像童话故事一样。刚好在这个时间，有一个名叫史瓦逊的绅士来拜访您。他在冒充事件发生的前五分钟到达，占住了您的时间，使您的妙手不能去为阿比嘉·道伦动手术，而就在此时阿比嘉·道伦被迫离开人世。史瓦逊先生在阿比嘉·道伦丧命的整个时间段里一直和您周旋，直到冒充您的人大概已从容溜掉后，他才恢复您的活动自由。我问您，这件事对像您这样学识渊博的人产生的印象如何？您的智慧怎样评价这件事？’

“答：‘这纯粹是巧合！不可能有其他别的意思！我已经和您讲过，我的客人和这个十恶不赦的凶犯没有任何关联。’

“当严重警告他说，如果他还不暴露史瓦逊的身份，警察局将因他藏匿实地证人而罚以巨额保证金时，让奈仍然沉默不语。但脸上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

“结论：让奈医生与谋杀案有关联的可能性极大。他称在六点至九点之间曾在街上散步，这明显是谎言。他非常可能在火车站买了一张火车票到纽约郊区的某地去了一趟。我们立即查证了六点以后开出的全部列车，希望能找到一位乘务员或乘客，能证实在我们感兴趣的时间让奈医生确实坐火车旅行过。但暂时还没有结果。

“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指认出他曾出现在某次火车上)证实让奈医生说谎之前，拘留他对本案并无任何益处。甚至即使有了指认的证据，除非能引出史瓦逊，否则逮捕让奈亦属无用的举措。

“结论：从各种情况分析逮捕让奈医生都不相宜。

“不排除下列情况：由于让奈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使整个与史瓦逊有关的事件超出我们的估计，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这个史瓦逊事件的重要性可能被夸大了。让奈除了隐瞒重要见证人身份外，我们对他并无恶感。”

秘书安静地把报告放在桌上。市长和警察局长俩人怀着更深一层的郁闷，无精打采地相互观望了一眼。停了一会儿，市长叹口气，耸耸肩膀对局长说：“我考虑，可以同意探长的结论。尽管报界议论纷纷，我倒是宁愿您手下的人稳妥行事，千万不能草率鲁莽，以至酿成不可救药的错误。辛普森，您说呢？”

“完全赞成。”

“我恐怕要按奎因的建议处理了。”局长说。

秘书从信封里又拿出一张打好字的纸，高声朗读起来：

“《关于莎拉·弗勒的最新补充报告》：

“极其不满意。莎拉·弗勒断然拒绝说出星期二晚上访问当宁医生寓所的目的。这是一个处于半疯状态的女人。回答含混不清，甚至荒唐，她的话里夹杂许多圣经箴言。询问她的时间是星期二下午二时，地点是在道伦家中。

“结论：无可置疑的是，莎拉·弗勒和当宁医生已达成默契，对某一隐私保守秘密。除他们隐瞒了一些可能有关的资料外，并无其他涉案迹象。但若想证实这一点却相当复杂。该女士和当宁医生一直受到监视。”

“真叫人难以置信，我们的人侦破的东西太少了！”区长提高嗓音说。

“我从来还没见过这样一群顽固的证人！”局长不满地嘟嚷说，“里面还有别的什么吗，杰克？”

还剩最后一份报告。报告的篇幅相当长，引起全体与会者的注意。秘书宣读起来：

“《关于菲利浦·莫高斯的报告》：

“现已获得十分有趣的进展。我们通过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联络到区助理检察官拉普金，据他所言，听他手下负责财产继承业务的遗嘱公证人说，他们碰到了直到如今在他们业务中还从未碰到过的问题。莫高斯律师前来登记的阿比嘉·道伦夫人的遗嘱中有一项特别条款，莫高斯律师申请批准实施该条款。该条款授权律师在立遗嘱人死后，立即将她的某些秘密的和隐秘的文件销毁。遗嘱中列举的文件收藏在律师莫高斯处。

“今天傍晚，在道伦家找到了莫高斯律师，此人正与格尔达·道伦小姐在一起，立即对莫高斯进行了审讯，并发现了一些特殊情况。奎因探长警告莫高斯不许销毁遗嘱中列举的文件，并应立即将其移交警方，因为这些文件中可能有与侦查犯罪活动有关的材料。莫高斯冷静安详地回答说，他已将这些文件全部销毁了。

“问：‘什么时候销毁的？’

“答：‘昨天午餐后。这是委托人死后，我必须马上采取的步骤之一。’

“奎因探长问及已销毁的文件内容。莫高斯答曰不知其内容是什么。他肯定说，销毁文件的目的是为了逐项履行遗嘱。销毁时并未启封就全部毁掉了。据他供称，他从来不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这些文件在莫高斯律师事务所已保存了多年，莫高斯对此已毫无印象。从前，道伦的事务由莫高斯的父亲管理，那时即负责保管这些文件。莫高斯在接管父亲的委托人的事务时，似乎对文件的内容并不感兴趣，而主要是注意履行义务时，他们事务所在委托人前面应遵守的道义上的责任和道德。

“对莫高斯要提起公诉，理由是在立遗嘱人被谋杀的情况下，未与警方磋商他无权如此行事，更何况他无权销毁可能的证据。

“莫高斯坚持说，他的行为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让我们走着瞧吧！”辛普森喊叫了一句。

“在谈话时，格尔达·道伦在场，她心绪不佳。当问及已销毁的文件时，她否认对已销毁的文件内容有任何了解。她甚至并不知道有这些文件存在，虽然她不否认，近年来母亲的大部分私人书信都是经她的手处理的。

“结论：建议区检察官办公室立即研讨这件事的法律权限。如果莫高斯作为法律的公仆，超越了本州赋予他为法律服务的权限，建议考虑对其起诉之可能性，如果起诉不成，则应将整个问题提交律师公会，对其进行纪律处分。

“除了个别不赞同者外，警方普遍认为，已销毁的文件含有与侦破犯罪活动有重要关联的某些材料。”

“奎因老头子发火了，”区检察官用镇定的语气为自己的推断做结论说，“这不会错。这是我认识他以来的第一次，看到他有如此强烈的报复心理。看来，这件案子搞得他焦头烂额，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我可不愿意处在可怜的莫高斯的地位……”

市长很吃力地站起身来。

“我想今天就到这里吧，绅士们，”他疲倦地说，“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便是万事往好处想，希望诸事顺利，期待明天会有新的进展。从奎因探长送来的报告，我可以做出一个结论：他在侦查中工作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他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我对他的能力表示满意。我会马上按这个精神向新闻界代表发表一项声明。这样也会使州长感到放心。”他转身对纽约警察局局长说，“您同意吗，局长先生？”

局长用一块湿湿的大手帕擦了擦脖子，面带倦容，恭顺地点点头，然后笨拙地走出房间，显得垂头丧气。

市长按了按桌子上的铃，表示会议已结束，区检察官和他的助手们面色阴沉，跟在局长后面也同样沮丧地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