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我没再出去。沃尔夫喋喋不休。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在肚前，眼睛基本没睁开，他就这样无休无止、轻声慢语地为我办了场演讲专场，这回的主题是他所谓的心灵勇气。他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勇气：一种意在打动外界观众，另一种则指向内心那唯一的听众。后者即为心灵勇气。这是某种自我因素和其它因素合作上演的主打戏，诸如此类。尽管如此，一点钟前，我终于在哈佛那台破打字机上打出了第一份警告的样本，经放大镜仔细查看，就是它。蔡平就是在这台打字机上谱写他的友谊颂的。

吃过午饭，我开车出去找希巴德。男孩子们像往常一样作了汇报，包括绍尔·潘策尔：一无所获。弗雷德·德金差一刻一点打来电话，絮絮叨叨地说他和他的同僚们如何排好队追踪保罗·蔡平到了尼禄·沃尔夫家，然后拐到第十大道，等着沃尔夫遇害的消息，随后又跟着蔡平回了他家。

我认为找到希巴德就和收到格丽泰·嘉宝的情书一样希望渺茫，但我还得四处打探。我当然和他侄女伊芙琳保持着电话联系，每天两次，倒不是指望能得到什么消息，一有消息，她自然会告诉我们，但她是我的客户，得经常提醒你的客户你在工作。电话里，她听上去垂头丧气，我也没心思给她打气，敷衍了事而已。

星期五下午，我还去了股票经纪人费迪南德·鲍恩的办公室，也没什么收获。希巴德在加尔布雷斯-鲍恩公司有账户，经常买卖证券，没多少保证金。既然找鲍恩比较容易，我反正也打算把所有会员都找遍，或许在这儿找到线索的机会还比别的地方大些。走进华尔街某大楼二十层的办公室，我自言自语道，最好建议沃尔夫在鲍恩这儿做些投资，不必管银行报告怎么说。这儿的租金他们显然是付了，仅此项就是许多贪婪之人想都不敢想的了。整整一层，其布局让你觉得能在这儿当速记员的女孩儿至少也得是位公爵夫人。

我被领进鲍恩的私人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大如舞厅，华美的地毯，让你真想绕着走。鲍恩坐在一张漂亮的深棕色桌子后面，桌上只有一份《华尔街日报》和一只烟灰缸。一只小手夹着根又长又胖的香烟，烟雾袅袅升起。我不喜欢那家伙。如果让我选择把谋杀罪扣在他头上还是保罗·蔡平头上，我可得抛枚硬币。

他咕哝了一句让我坐下，自以为很得体。如果他是个真男人，我还能忍受，但这么个怪人，把自己当做约翰·D.洛克菲勒和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完美结合体，其实这两种成分他没有一星半点儿。这种人真让我如坐针毡。我把对别人说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我想知道他最后一次见到安德鲁·希巴德是什么时候以及所有细节。他得想想。他断定最后一次见到希巴德至少在他失踪前一周，十月二十日左右，在剧院。他们有次聚会，希巴德带着他侄女，他带着他妻子。没说什么特别的，鲍恩声称没说什么有可能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话。他记得他们没提保罗·蔡平，或许因为鲍恩雇用了巴斯科姆侦探三人中的一个，而希巴德不同意，他们不想因争执毁了整个晚上。

我问他：“希巴德在您的公司有账户？”

他点点头。“很久了，十多年了。买卖不多，主要是债券交易。”

“对。他的文件夹中的声明能证明。您看，希巴德星期二晚出去时，会不会想到他可能不会再回来。如果能搞清这点就好了，但我查不出任何迹象，还在找。比如在他失踪前几天，有没有对他在这儿的账户作什么特别安排，或给什么特别指令？”

鲍恩摇了摇他以前用来长头发的圆东西。“没有。他们会跟我说的……我来确认一下。”他从后面墙的架子上拿下电话，讲了几句，等了一会儿，又讲了几句。他放回电话，转向我说：“没有，和我想的一样。安迪的账户已经有两周多没交易了，他也没给过任何指令。”

我告辞了。

那天我对安德鲁·希巴德的搜寻所取得的稳步进展，可以以此次拜访为典型代表，收获真不小。另外六人给我的信息与我从费迪南德·鲍恩这里得到的一样多，因此我兴高采烈、一阵风似的在晚饭时间回到了家，没提我把车停在九十街，去见伯顿大夫时，有个讨厌的乡巴佬把车后挡泥板划花了。我对什么都没兴趣，连沃尔夫迷人的晚餐闲话都不想听——吃饭时，他拒绝想这世上还有谋杀——我很高兴那晚他打开了收音机。

用过晚餐，我们去了办公室。为发泄不满和找碴儿，我开始跟他讲那天下午我的跑垒经历，他却让我给他拿来地图册，看起地图来。每当他该想正事时，总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玩具，最糟糕的就是地图册。地图册一到他手，我就放弃了。我胡乱翻了翻植物记录和账本，决定收工。我走到他的桌边，想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竟然在看中国地图！那可是一张目前能找到的最棒的地图，有必要把中国画那么详细吗？他把叠着的地图打开，一手拿铅笔，一手拿放大镜，完全沉浸在东方世界中。我没跟他说晚安，知道他不会理我，我拿起他的《魔鬼料理后事》，上楼回房，顺道去厨房拿了罐牛奶。

我换上睡衣、拖鞋，坐在最舒服的椅子里，打开台灯，把牛奶放在小瓷面桌上，开始读保罗·蔡平的书。我认为该是追上沃尔夫的时候了。我翻了翻，发现有许多地方他都做了标记——有的仅仅是一个词组，有的是一整句，还有的长及两三段。我决定重点看这些，随便挑吧，跳着看：

……不是因为他的愿望太强烈，仅仅由于天生的行动冲动；去做吧，无须在意那许多苍白的顾虑……

艾伦别无选择，他知道靠语言发泄愤怒不过是傻瓜喃喃自语，与现实无关。

我看了十几段，打个哈欠，喝些牛奶，接着看：

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欣赏你……我不喜欢那种神经质的男人，连自己的肉都割。”

……而且蔑视所有那些无病呻吟的废话，哀叹战争残忍又野蛮；反对战争的真正原因并非它使多少鲜血浸透了草丛和饥渴的土壤，并非它压碎了多少骨骼，并非它撕裂了多少皮肉，并非它把多少热乎乎的营养丰富的内脏暴露给了饥饿的无辜鸟兽。这些自有它们的美丽之处，可补偿这个或那个人的短暂痛楚。战争的问题在于它那高贵的、令人战栗的激动超出了我们脆弱的神经系统的能力，我们没有足够的气概来面对它。崇高的牺牲，理应要求英雄的鲜血和骨肉，我们能给它什么？这个胆小如鼠的矬子，还是那个哭鼻子的胖子，所有这些形如蝼蚁的胆小鬼……

后面还很长。看完这段我接着读，又读了几段，有些枯燥的就跳过去。有些地方看起来挺有趣，有些对话，还有一个很长的片段，三个女孩在苹果园里，可沃尔夫什么标记都没做。快到一半时，他几乎标出了整整一章，讲的是一个男的用斧子砍死了另外两个男的，还加了很多心理阐释。我认为这章写得相当好。后来我又读到这样几段，比如：

崇尚暴力无用，施行暴力才算数。不要什么躁动而复杂的情绪，要的是行动。是什么杀死了阿特·比灵斯和科利·斯蒂芬？仇恨？不。愤怒？不。嫉妒、复仇、恐惧、敌意？不，都不是。他们是被一把斧子杀死的，他的手指握着的斧子，他的胳膊上的肌肉挥动的斧子……

十一点，我放弃了。牛奶已喝光，就是读个通宵，我看也抓不住沃尔夫自以为读出来的那些东西。我似乎隐隐看出该书作者有些嗜血，但对这一点我早就有所怀疑了。我把书扔在桌上，伸个懒腰，打个大哈欠，打开窗户，站在窗前看大街，直到刺骨的寒风吹得我想找毯子，才赶快跳上床去。

星期六早晨我又上路了。对我来说，这就像块过期面包，活儿干得可真臭：如果那些人有谁藏了什么或许有用的信息，我这么打听，也不太可能撬开口。我找了埃尔克斯、朗、迈克·艾尔斯、阿德勒、卡伯特和普拉特。十一点我给沃尔夫打电话，他没什么要说的。我决定试试皮特尼·斯科特，那位出租车司机。没准儿那天我瞎猜的倒是对的，他有可能知道些安德鲁·希巴德的事。但我找不到他。我给他所在的出租车公司打电话，他们说他要到四点才会过来，还告诉我他的活动半径通常是十四街到五十九街，但他哪儿都可能去。我去佩里大街看了看，不在。差一刻一点，我又给沃尔夫打电话，希望他能请我回去吃午饭，他却给了我个美差，让我随便在哪儿吃点儿，然后替他去米尼奥拉那儿跑一趟。迪特森打来电话说他刚刚收到从英国运来的新的金蝶兰种球茎，有十二块，如果沃尔夫派人来取，他可以给他两块。

我们在办案，沃尔夫却叫我跑去取兰花。每当这时，我是真想加入共产党。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傻了。这次倒不像以往那么糟，反正我手头的事看来也没什么结果。那个星期六下午，天气阴冷而潮湿，总觉得要下雪，我却大开着两扇车窗，尽情享受新鲜空气，不过长岛的交通可没什么好享受的。

回到三十五街时大约是三点半，我把球茎拿到办公室给沃尔夫看。他抚摩着球茎，仔细检查，让我拿到楼上给霍斯特曼，告诉他不要把根剪断。我上楼去了。回到办公室时，我本打算只停留一分钟，把球茎记下，然后就再出去找皮特尼·斯科特，但沃尔夫坐在椅子里叫住了我：

“阿奇。”

听他的语气，我知道他要演讲了，就回去坐下。他接着说：

“有时我觉得你怀疑我忽略了案子的某个细节。通常是你错了，理应如此。无论面对什么迷宫，我们都必须选择最有希望的路径。如果我们打算同时走遍所有路，就会寸步难行。在任何艺术领域——我绝对是位艺术家——达到佳境的最大奥秘就是鉴别削减。当然，这点不证自明。”

“是的，先生。”

“对。就拿写作来说吧。我，比如说，我要描写我的主人公如何跑去欢迎刚刚踏入森林的恋人：他从刚才坐着的木头上跳起来，左脚向前；与此同时，一条裤腿正好放下，另一条裤腿还皱在膝盖处。他开始向她跑去，先是右脚，然后是左脚，然后又是右脚，然后左脚，右、左、右、左、右……你看，有些细节显然可以省掉，是的，必须省掉，如果他要在这一章完成拥抱的话。因此艺术家省掉的要比他写下的多，他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不要把重要细节丢掉。”

“是的，先生。”

“听我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刚才所说的这件必须要做的事，正是办案时我经常考虑的问题。当你怀疑我忽略细节时，在某种意义上，你是对的，我的确忽略了许多事实和联系，而这些在另一个人看来——就不具体说是谁了——对我们破案很重要。但如果我忽略了某个事实，而后来证明该事实确有意义，我会认为自己是个蹩脚的匠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我自己道歉，公开道歉，你可以作证。”

我点点头。“我在听。因为什么道歉？”

“因为蹩脚。也许并非灾难性的，没准儿最终证明本来也不重要。但今天下午坐在这儿畅想我的荣耀，剔除我的罪愆时，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得问你。也许你还记得，星期三晚上，六十五个小时之前，你跟我说了克拉默探长的想法。”

我笑了。“是的。”

“你跟我说他认为埃尔克斯大夫派人跟踪蔡平先生。”

“没错。”

“然后你说，我想你是这么说的，‘但有一个探子’——差不多。我不够耐心，打断了你。我不该那么做。我认为那是无稽之谈，就一时冲动犯了错。我应该让你说完。请你现在说吧。”

我点点头。“是的，我记得。但既然你已经把德雷尔的事扔进垃圾筐，又有什么必要听埃尔克斯——”

“阿奇，讨厌，我一点也不关心埃尔克斯，我是想听你说说那探子。什么探子？他在哪儿？”

“我没说吗？跟踪保罗·蔡平。”

“是克拉默先生的人？”

我摇摇头。“克拉默也在那儿派了人。我们在那儿有德金、戈尔和吉姆斯，八小时一换。再加上那怪人。克拉默想知道是谁派他来的，和他谈了谈，但他不好对付，除了骂人就没说别的。我曾以为他是巴斯科姆的人，可他不是。”

“你见过他吗？”

“见过。我去找过他。他在喝汤，他对饭菜的态度就和你一样——公事放一边。我为他服务了一阵，帮他拿面包、黄油什么的，然后就回家了。”

“他什么样子？”

“嗯……不太养眼。体重得有一百三十五磅，身高五点七英尺，棕帽子，粉领带。脸就像被猫挠了一把似的，没洗干净。褐色眼睛，尖鼻子，大嘴巴，薄嘴唇，但不是很紧绷的那种。肤色白晳健康。”

“头发？”

“他一直戴着帽子。”

沃尔夫叹了口气。我注意到他的指尖在扶手上画着圈。他说：

“六十五个小时。找到他，马上把他带到这儿来。”

我站起身。“好的。要活的要死的？”

“如果可能就说服他，当然稍微动些武力，但要把他带来。”

“现在是差五分四点，你要去温室了。”

“那又怎样？这房子挺舒服。看住他。”

我从我的抽屉里拿了样东西，塞进兜，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