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那天上午我没再出去。沃尔夫喋喋不休。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在肚前,眼睛基本没睁开,他就这样无休无止、轻声慢语地为我办了场演讲专场,这回的主题是他所谓的心灵勇气。他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勇气:一种意在打动外界观众,另一种则指向内心那唯一的听众。后者即为心灵勇气。这是某种自我因素和其它因素合作上演的主打戏,诸如此类。尽管如此,一点钟前,我终于在哈佛那台破打字机上打出了第一份警告的样本,经放大镜仔细查看,就是它。蔡平就是在这台打字机上谱写他的友谊颂的。
吃过午饭,我开车出去找希巴德。男孩子们像往常一样作了汇报,包括绍尔·潘策尔:一无所获。弗雷德·德金差一刻一点打来电话,絮絮叨叨地说他和他的同僚们如何排好队追踪保罗·蔡平到了尼禄·沃尔夫家,然后拐到第十大道,等着沃尔夫遇害的消息,随后又跟着蔡平回了他家。
我认为找到希巴德就和收到格丽泰·嘉宝的情书一样希望渺茫,但我还得四处打探。我当然和他侄女伊芙琳保持着电话联系,每天两次,倒不是指望能得到什么消息,一有消息,她自然会告诉我们,但她是我的客户,得经常提醒你的客户你在工作。电话里,她听上去垂头丧气,我也没心思给她打气,敷衍了事而已。
星期五下午,我还去了股票经纪人费迪南德·鲍恩的办公室,也没什么收获。希巴德在加尔布雷斯-鲍恩公司有账户,经常买卖证券,没多少保证金。既然找鲍恩比较容易,我反正也打算把所有会员都找遍,或许在这儿找到线索的机会还比别的地方大些。走进华尔街某大楼二十层的办公室,我自言自语道,最好建议沃尔夫在鲍恩这儿做些投资,不必管银行报告怎么说。这儿的租金他们显然是付了,仅此项就是许多贪婪之人想都不敢想的了。整整一层,其布局让你觉得能在这儿当速记员的女孩儿至少也得是位公爵夫人。
我被领进鲍恩的私人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大如舞厅,华美的地毯,让你真想绕着走。鲍恩坐在一张漂亮的深棕色桌子后面,桌上只有一份《华尔街日报》和一只烟灰缸。一只小手夹着根又长又胖的香烟,烟雾袅袅升起。我不喜欢那家伙。如果让我选择把谋杀罪扣在他头上还是保罗·蔡平头上,我可得抛枚硬币。
他咕哝了一句让我坐下,自以为很得体。如果他是个真男人,我还能忍受,但这么个怪人,把自己当做约翰·D.洛克菲勒和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完美结合体,其实这两种成分他没有一星半点儿。这种人真让我如坐针毡。我把对别人说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我想知道他最后一次见到安德鲁·希巴德是什么时候以及所有细节。他得想想。他断定最后一次见到希巴德至少在他失踪前一周,十月二十日左右,在剧院。他们有次聚会,希巴德带着他侄女,他带着他妻子。没说什么特别的,鲍恩声称没说什么有可能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话。他记得他们没提保罗·蔡平,或许因为鲍恩雇用了巴斯科姆侦探三人中的一个,而希巴德不同意,他们不想因争执毁了整个晚上。
我问他:“希巴德在您的公司有账户?”
他点点头。“很久了,十多年了。买卖不多,主要是债券交易。”
“对。他的文件夹中的声明能证明。您看,希巴德星期二晚出去时,会不会想到他可能不会再回来。如果能搞清这点就好了,但我查不出任何迹象,还在找。比如在他失踪前几天,有没有对他在这儿的账户作什么特别安排,或给什么特别指令?”
鲍恩摇了摇他以前用来长头发的圆东西。“没有。他们会跟我说的……我来确认一下。”他从后面墙的架子上拿下电话,讲了几句,等了一会儿,又讲了几句。他放回电话,转向我说:“没有,和我想的一样。安迪的账户已经有两周多没交易了,他也没给过任何指令。”
我告辞了。
那天我对安德鲁·希巴德的搜寻所取得的稳步进展,可以以此次拜访为典型代表,收获真不小。另外六人给我的信息与我从费迪南德·鲍恩这里得到的一样多,因此我兴高采烈、一阵风似的在晚饭时间回到了家,没提我把车停在九十街,去见伯顿大夫时,有个讨厌的乡巴佬把车后挡泥板划花了。我对什么都没兴趣,连沃尔夫迷人的晚餐闲话都不想听——吃饭时,他拒绝想这世上还有谋杀——我很高兴那晚他打开了收音机。
用过晚餐,我们去了办公室。为发泄不满和找碴儿,我开始跟他讲那天下午我的跑垒经历,他却让我给他拿来地图册,看起地图来。每当他该想正事时,总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玩具,最糟糕的就是地图册。地图册一到他手,我就放弃了。我胡乱翻了翻植物记录和账本,决定收工。我走到他的桌边,想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竟然在看中国地图!那可是一张目前能找到的最棒的地图,有必要把中国画那么详细吗?他把叠着的地图打开,一手拿铅笔,一手拿放大镜,完全沉浸在东方世界中。我没跟他说晚安,知道他不会理我,我拿起他的《魔鬼料理后事》,上楼回房,顺道去厨房拿了罐牛奶。
我换上睡衣、拖鞋,坐在最舒服的椅子里,打开台灯,把牛奶放在小瓷面桌上,开始读保罗·蔡平的书。我认为该是追上沃尔夫的时候了。我翻了翻,发现有许多地方他都做了标记——有的仅仅是一个词组,有的是一整句,还有的长及两三段。我决定重点看这些,随便挑吧,跳着看:
……不是因为他的愿望太强烈,仅仅由于天生的行动冲动;去做吧,无须在意那许多苍白的顾虑……
艾伦别无选择,他知道靠语言发泄愤怒不过是傻瓜喃喃自语,与现实无关。
我看了十几段,打个哈欠,喝些牛奶,接着看:
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欣赏你……我不喜欢那种神经质的男人,连自己的肉都割。”
……而且蔑视所有那些无病呻吟的废话,哀叹战争残忍又野蛮;反对战争的真正原因并非它使多少鲜血浸透了草丛和饥渴的土壤,并非它压碎了多少骨骼,并非它撕裂了多少皮肉,并非它把多少热乎乎的营养丰富的内脏暴露给了饥饿的无辜鸟兽。这些自有它们的美丽之处,可补偿这个或那个人的短暂痛楚。战争的问题在于它那高贵的、令人战栗的激动超出了我们脆弱的神经系统的能力,我们没有足够的气概来面对它。崇高的牺牲,理应要求英雄的鲜血和骨肉,我们能给它什么?这个胆小如鼠的矬子,还是那个哭鼻子的胖子,所有这些形如蝼蚁的胆小鬼……
后面还很长。看完这段我接着读,又读了几段,有些枯燥的就跳过去。有些地方看起来挺有趣,有些对话,还有一个很长的片段,三个女孩在苹果园里,可沃尔夫什么标记都没做。快到一半时,他几乎标出了整整一章,讲的是一个男的用斧子砍死了另外两个男的,还加了很多心理阐释。我认为这章写得相当好。后来我又读到这样几段,比如:
崇尚暴力无用,施行暴力才算数。不要什么躁动而复杂的情绪,要的是行动。是什么杀死了阿特·比灵斯和科利·斯蒂芬?仇恨?不。愤怒?不。嫉妒、复仇、恐惧、敌意?不,都不是。他们是被一把斧子杀死的,他的手指握着的斧子,他的胳膊上的肌肉挥动的斧子……
十一点,我放弃了。牛奶已喝光,就是读个通宵,我看也抓不住沃尔夫自以为读出来的那些东西。我似乎隐隐看出该书作者有些嗜血,但对这一点我早就有所怀疑了。我把书扔在桌上,伸个懒腰,打个大哈欠,打开窗户,站在窗前看大街,直到刺骨的寒风吹得我想找毯子,才赶快跳上床去。
星期六早晨我又上路了。对我来说,这就像块过期面包,活儿干得可真臭:如果那些人有谁藏了什么或许有用的信息,我这么打听,也不太可能撬开口。我找了埃尔克斯、朗、迈克·艾尔斯、阿德勒、卡伯特和普拉特。十一点我给沃尔夫打电话,他没什么要说的。我决定试试皮特尼·斯科特,那位出租车司机。没准儿那天我瞎猜的倒是对的,他有可能知道些安德鲁·希巴德的事。但我找不到他。我给他所在的出租车公司打电话,他们说他要到四点才会过来,还告诉我他的活动半径通常是十四街到五十九街,但他哪儿都可能去。我去佩里大街看了看,不在。差一刻一点,我又给沃尔夫打电话,希望他能请我回去吃午饭,他却给了我个美差,让我随便在哪儿吃点儿,然后替他去米尼奥拉那儿跑一趟。迪特森打来电话说他刚刚收到从英国运来的新的金蝶兰种球茎,有十二块,如果沃尔夫派人来取,他可以给他两块。
我们在办案,沃尔夫却叫我跑去取兰花。每当这时,我是真想加入共产党。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傻了。这次倒不像以往那么糟,反正我手头的事看来也没什么结果。那个星期六下午,天气阴冷而潮湿,总觉得要下雪,我却大开着两扇车窗,尽情享受新鲜空气,不过长岛的交通可没什么好享受的。
回到三十五街时大约是三点半,我把球茎拿到办公室给沃尔夫看。他抚摩着球茎,仔细检查,让我拿到楼上给霍斯特曼,告诉他不要把根剪断。我上楼去了。回到办公室时,我本打算只停留一分钟,把球茎记下,然后就再出去找皮特尼·斯科特,但沃尔夫坐在椅子里叫住了我:
“阿奇。”
听他的语气,我知道他要演讲了,就回去坐下。他接着说:
“有时我觉得你怀疑我忽略了案子的某个细节。通常是你错了,理应如此。无论面对什么迷宫,我们都必须选择最有希望的路径。如果我们打算同时走遍所有路,就会寸步难行。在任何艺术领域——我绝对是位艺术家——达到佳境的最大奥秘就是鉴别削减。当然,这点不证自明。”
“是的,先生。”
“对。就拿写作来说吧。我,比如说,我要描写我的主人公如何跑去欢迎刚刚踏入森林的恋人:他从刚才坐着的木头上跳起来,左脚向前;与此同时,一条裤腿正好放下,另一条裤腿还皱在膝盖处。他开始向她跑去,先是右脚,然后是左脚,然后又是右脚,然后左脚,右、左、右、左、右……你看,有些细节显然可以省掉,是的,必须省掉,如果他要在这一章完成拥抱的话。因此艺术家省掉的要比他写下的多,他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不要把重要细节丢掉。”
“是的,先生。”
“听我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刚才所说的这件必须要做的事,正是办案时我经常考虑的问题。当你怀疑我忽略细节时,在某种意义上,你是对的,我的确忽略了许多事实和联系,而这些在另一个人看来——就不具体说是谁了——对我们破案很重要。但如果我忽略了某个事实,而后来证明该事实确有意义,我会认为自己是个蹩脚的匠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我自己道歉,公开道歉,你可以作证。”
我点点头。“我在听。因为什么道歉?”
“因为蹩脚。也许并非灾难性的,没准儿最终证明本来也不重要。但今天下午坐在这儿畅想我的荣耀,剔除我的罪愆时,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得问你。也许你还记得,星期三晚上,六十五个小时之前,你跟我说了克拉默探长的想法。”
我笑了。“是的。”
“你跟我说他认为埃尔克斯大夫派人跟踪蔡平先生。”
“没错。”
“然后你说,我想你是这么说的,‘但有一个探子’——差不多。我不够耐心,打断了你。我不该那么做。我认为那是无稽之谈,就一时冲动犯了错。我应该让你说完。请你现在说吧。”
我点点头。“是的,我记得。但既然你已经把德雷尔的事扔进垃圾筐,又有什么必要听埃尔克斯——”
“阿奇,讨厌,我一点也不关心埃尔克斯,我是想听你说说那探子。什么探子?他在哪儿?”
“我没说吗?跟踪保罗·蔡平。”
“是克拉默先生的人?”
我摇摇头。“克拉默也在那儿派了人。我们在那儿有德金、戈尔和吉姆斯,八小时一换。再加上那怪人。克拉默想知道是谁派他来的,和他谈了谈,但他不好对付,除了骂人就没说别的。我曾以为他是巴斯科姆的人,可他不是。”
“你见过他吗?”
“见过。我去找过他。他在喝汤,他对饭菜的态度就和你一样——公事放一边。我为他服务了一阵,帮他拿面包、黄油什么的,然后就回家了。”
“他什么样子?”
“嗯……不太养眼。体重得有一百三十五磅,身高五点七英尺,棕帽子,粉领带。脸就像被猫挠了一把似的,没洗干净。褐色眼睛,尖鼻子,大嘴巴,薄嘴唇,但不是很紧绷的那种。肤色白晳健康。”
“头发?”
“他一直戴着帽子。”
沃尔夫叹了口气。我注意到他的指尖在扶手上画着圈。他说:
“六十五个小时。找到他,马上把他带到这儿来。”
我站起身。“好的。要活的要死的?”
“如果可能就说服他,当然稍微动些武力,但要把他带来。”
“现在是差五分四点,你要去温室了。”
“那又怎样?这房子挺舒服。看住他。”
我从我的抽屉里拿了样东西,塞进兜,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