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板上坐了多久，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就这样手托头，努力想使自己清醒，好再拿起电话。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一小时。问题是我本该专心于电话，脑子里却总是闪过沃尔夫已走这个念头。我的头抬不起来。终于，我听到了什么声音，声音持续不断，越来越响。我好不容易才渐渐意识到有人似乎想把门撞开。我抓住电话架顶端，挣扎着站起身。我想只要扶着墙，我就能立着。然后我沿墙转到通往门廊的门，再沿墙走到大门口，声音就是从那儿发出的。我手扶门，开锁，转动把手，门呼地打开，我又倒在地上。进来的两个人踩到了我，然后就站在那看着我，我听到他们在说什么烂醉如泥，电话都没挂上。

那时，我的舌头利索多了，已经能说明白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一个人出去找大夫，另一个扶我起来，朝厨房走。他打开灯。斯科特从椅子上摔下来，在地板上蜷成一团。我的椅子侧倒在一旁。我感到阵阵冷风，那人说了些窗户什么的，我看看窗户，玻璃碎了，有个大洞。我一直也没搞明白，我把什么扔到了窗外，也许是盛鸡的盘子。不管怎样，楼下的人不够好奇，没理会。那人弯腰晃了晃斯科特，他毫无知觉。我再次扶着墙和家具回到餐厅，坐在地上，收拾我的东西，放回兜里。我有些着急，因为我觉得少了什么，可我想不出来是什么，突然我意识到丢的是沃尔夫送我的皮夹，一面印着手枪，一面印着兰花。我的警证和持枪证也在里面。天哪，我又哭起来。正哭着，出去的那人和大夫一起回来了。我边哭边使劲儿用指关节顶着太阳穴，好让我的脑子去想朵拉·蔡平为什么给我下药，搜我的身，而且什么都不要，偏偏拿走那只皮夹。

我和大夫起了争执。他坚持说给我用药前必须知道我吃了什么。他去卫生间查那些瓶瓶罐罐，我跟在他后面真想暴打他一顿。我开始有了各种念头，这些念头渐渐要把我的脑子胀破了。快走到卫生间时，我把大夫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斯科特蜷在地板上的样子有些不对劲儿。我转身向厨房走，因为太自信自己的恢复能力，所以又摔倒在地，我爬起来，接着走。看着斯科特，我明白了：他穿着衬衣，出租车司机的灰夹克没了。我正琢磨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大夫拿着一杯棕色东西进来。他说了些什么，递给我杯子，看着我喝下去，然后走到斯科特身边跪下。

那东西很苦。我把空杯子放在桌上，抓住去叫大夫的那个人——这时我认出来了，他是电梯工——我让他下楼把蔡平家的电话接进来，然后出去看看斯科特的出租车是否还停在街边。我又一次走过餐厅，走到客厅，坐在电话架旁的椅子上，接通了接线员，告诉她电话号码。

是弗里茨接的电话。我说：“我是阿奇。你刚才说沃尔夫先生怎么了？”

“怎么了……沃尔夫先生走了。”我的听力好些了，我听得出来他在努力使自己的声音不要颤抖，“他跟我说他去找你，还说他怀疑你想威胁他增加工资。他去——”

“等等，弗里茨，慢点儿说。现在几点？我的表是差一刻七点。”

“没错，对的。沃尔夫先生已走了将近四个小时了。阿奇，你在哪儿？”

“去他妈的我在哪儿。出了什么事儿？有人找他？”

“是的，我去开的门，有个男人递给我一个信封。”

“是出租车司机吗？”

“是的，我想是。我把信封交给沃尔夫先生，很快他就到厨房来跟我说他要出去。希巴德先生帮他穿的外套，棕色大领子的那件，我帮他拿来帽子、拐杖和手套——”

“你看见出租车了吗？”

“看见了，我和沃尔夫先生一起出去的，帮他开的车门。阿奇，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我能做什么——”

“你什么也做不了。让希巴德先生接电话。”

“但是阿奇，我很担心——”

“我也很担心。稳住，弗里茨，别乱，让希巴德接电话。”

我等着，一会儿就听希巴德说“您好”。我对他说：

“我是阿奇·古德温，希巴德先生。听着，我不能说太多。等尼禄·沃尔夫回家时，希望我们能告诉他您是守信的。您答应了他，星期一晚之前不与外界联系。明白吗？”

希巴德听起来很烦躁。“我当然明白，古德温先生，但我觉得——”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去管您觉得怎么样。您要么遵守诺言，要么不遵守。”

“嗯……我遵守。”

“好。跟弗里茨说有事我再打电话。”

我挂上电话。大夫给我的棕色东西看来有效，虽然效果不是很明显，我的脑袋里像是有把地狱之锤在猛砸。电梯工回来了，站在那儿。我看着他，他说斯科特的出租车不在了。我又拿起电话，克拉默不在办公室，附近也找不到他。我从兜里掏出钱包，耐心地找出电话号码单，给克拉默家里打电话。起初他们说他不在，但我说服他们改变了主意，终于克拉默接了电话。我从未料到警察的声音在我耳里听起来会如此美妙。我告诉他我在哪儿，以及发生了什么事，还说我正努力回想那天他是怎么说的，要还尼禄·沃尔夫一个人情。他说不论他怎么说的，他都是认真的。我告诉他：

“好，您有机会了。那个恶毒的蔡平疯女人偷了辆出租车，把尼禄·沃尔夫带走了。我不知道去了哪儿，就算我脑子清醒了我也不知道。她是在四小时前搞到他的，可以把他带到奥尔巴尼或其它什么地方。不管她是怎么骗的他，我以后再和她算账。听着，探长，看在上帝的分上，派个管事的去查辆棕色出租车，一辆施托伊弗桑特，MO29-6342。记下了吗？再说一遍。您能让电台播出吗？能把消息传到威斯特切斯特、长岛和泽西吗？听着，从我得到的信息看是她杀了伯顿大夫。天哪，我要是抓住了她——什么？我没激动。好的，好的，探长，谢谢。”

我挂上电话。有人来了，站在一旁。我抬起头，是名警察一脸傻笑地看着我。他问了我几句话，我让他脱鞋歇歇脑子。他还想耍耍嘴皮子。我把头搁在电话架上，瞄准，在木头上梆梆磕了几下，没用。电梯工对警察说了些什么，警察去厨房了。

我站起身去开窗，又差点儿栽下去。空气冰冷刺骨。我当时觉得只能确定两件事：第一，我的头继续这样下去就会爆炸。第二，沃尔夫死了。很显然，那女人把他弄进出租车后，除了杀死他，还能干什么？我站在窗前，向外看着佩里大街，尽力使我的脑袋不致爆炸。我觉得整个纽约都在我面前，在我和对面房子中间——炮台公园、河滨、中央公园、弗拉特布什、哈勒姆、公园大道，尽收眼底——沃尔夫就在某个地方，我不知道在哪儿。我想起件事，抓住窗框，探身看楼下。车还在，就在我停的地方，挡泥板反射着路灯光。我有个念头，如果能下楼将车启动，我就能开走。

就这么办，但离开窗户前，我得想好去哪儿。一个人，一辆车，即便他肩膀上的脑袋还能使，找到那辆出租车也非易事，根本就是无望。但我觉得有件重要的事我可以做，有个重要的地方我可以去，我只是想不起来是哪儿。突然我意识到我想去的地方是家。我想见弗里茨，想在房间里找找，亲眼证实沃尔夫不在，看看那些东西……

我不再犹豫，松开窗框，穿过房间，刚到门廊，电话就响了。我跌跌撞撞地回到电话架旁，拿起话筒说“喂”。有个声音说：

“切尔西―2―3―9―2―4？请转蔡平公寓。”

我差点把话筒掉了，四肢僵硬。我问：“是哪位？”那声音说：“是想给蔡平家打电话的人。我没说清楚吗？”

我把话筒放下，抵住我的一根肋骨，待了一会儿，我可不想出丑。然后我重新对着话筒说：“恕我冒昧，听声音像尼禄·沃尔夫。你在哪儿？”

“啊，阿奇！听完蔡平夫人的一席话，我真想不到会听见你在公寓楼当接线员。这我就放心了。你怎么样？”

“好极了，太棒了。你怎么样？”

“还行。蔡平夫人总是急刹车，这鬼车又那么颠——啊，好了，阿奇，我可站着呢，我不喜欢站着打电话。我也不想再上那辆出租车了。你要是方便，就开我那辆轿车来接我。我在布朗克斯河旅店，伍德朗火车站附近。认识吗？”

“认识。我这就去。”

“别着急。我在这儿还算舒服。”

“好的。”

耳边响起他挂机的咔嗒声。我挂了电话坐下。

我很生气。当然不是对沃尔夫，甚至也不是对我自己，就是生气。生气因为我打电话向克拉默求助，生气因为沃尔夫远在格兰广场另一头，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子；生气因为我得去那儿，而我是什么样子我很清楚。我觉得我的眼睛要闭上了，于是猛地仰起头。我决定下次见到朵拉·蔡平，不论何时何地，我都要用我的折刀把她的脑袋割掉，彻底割掉算了。我想去厨房让大夫再给我点棕色东西，但我看不出那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打电话给第十大道的车库，让他们给轿车加满袖，开到路边，然后我起身准备溜走。我可真不想走路，让我干什么都可以，除了爬。我走到门廊，开门，出去，到了电梯前。这时我要面对两个新问题：电梯就在那儿，门大敞着，可我没戴帽子，没穿外套。我不想回厨房去叫电梯工，首先太远，其次，如果警察发现我要走，他也许想把我留下，做笔录。要是那样，我不知道我会做何举动。我真的回到了门廊，反正门开着，拿了帽子和外套，又回到电梯，进去，想办法关门，拉杆，居然碰到了下行键。电梯开始往下走，我靠在了墙上。

我以为我及时地松开了拉杆，没想到电梯跟一吨砖头似的砸到底层，震得我倒在墙边。我站起来打开门，头顶两英尺的地方是一个黑糊糊的走廊。我爬上去，站起身，是地下室。我向右转，好像是对的，总算转了运，蒙着了。我走到一扇门前，穿过去，又过了一扇大门，到了户外，我和便道之间只隔着几层坚实的台阶。我上了台阶，过马路，找到车，坐进去。

我现在都无法相信，我居然开着那辆车离开佩里大街，到了三十六街，又到了车库。我大概是连碰带撞地开着车，从街道一侧的楼前弹回，再从另一侧弹回。但这种理论有个问题，就是第二天，车上没有一道划痕。如果有人在记录奇迹，可为我记上一笔。到车库了，我没下车，鸣笛，史蒂夫走出来。我大致向他描述了我的情况，跟他说希望有人能帮他照看车库，因为他得开那辆轿车，送我去布朗克斯。他问我要不要喝一杯，我冲他大吼大叫。他笑了，走回车库。我上了停在路边的轿车。很快，他又走出来，穿着一件外套，上车开走了。我告诉他去哪儿，头靠在车角的垫子上，但不敢闭眼。我使劲睁大眼睛，每次眨眼都要努力睁开。我这边的车窗玻璃摇了下去，冷风打着我的脸，我们似乎是以每分钟一百万英里的速度绕着圈，转得我上气不接下气。

史蒂夫说：“到了，先生。”

我咕哝了一句，抬起头，再次睁大眼。车停了。到了，布朗克斯河旅店。我感觉是旅店找到了我们，而不是我们找到了它。史蒂夫问：“你能走吗？”

“当然。”我再次咬紧牙关，打开门，下了车。我走过便道，刚想穿过一扇栅栏门，又咬咬牙，绕了过去。我穿过门廊，冰冷的几张空桌子，没有人。我打开门，走进主厅。几张桌上放着衣服，几位客人三三两两地坐着。我要找的那位客人坐在远处的角落里，我朝他走去。尼禄·沃尔夫就在眼前，毫发未伤，坐在一把砍掉一半也还宽敞的大椅子里。他的棕色大衣搭在旁边的椅子上，桌子对面，我看到了朵拉·蔡平脖后的绷带。她面对他，背对着我。我走了过去。

沃尔夫冲我点点头。“晚上好，阿奇。这样我就放心了。给你打完电话，我想或许你的身体状况不容许你穿过这复杂的迷宫。太好了。你见过蔡平夫人了。请坐。你好像站着不太舒服。”

他举起啤酒杯，喝了两口。我看到他的盘了里还有些残渣，朵拉·蔡平的盘子已经空了。我把他的帽子、拐杖从椅上拿开，坐下。他问我是否想来杯牛奶，我摇摇头。他说：

“我承认这有点儿让人不好意思，我本来是出去救你，最后却让你来救我。如果那是斯科特先生的出租车，他也该换换弹簧了。如果你能把我安全送回家——你肯定行——这可不是你今天唯一的成就。你使我和蔡平夫人在这种奇特的境况下相遇，虽不是有意为之，却已经为我们的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我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你，因为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是好消息。蔡平夫人太好了，已接受我的保证——”

这是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我还能记住的就是我的两个太阳穴之间紧绷的一根弦突然断了。沃尔夫后来跟我说，我晕倒时，他要扶却没来得及，结果我的脑袋重重地撞在桌上，响声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