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丽嘉酒店，秋生往中环车站的方向走了几步，来到在香港很具有代表性的文华东方酒店。他坐在顶楼酒吧可以眺望维多利亚港的座位，喝着波本酒。等到傍晚六点过后，整理完交易单的交易员就会三五成群来到这里，把吧台周围挤得水泄不通。现在只有两三个客人而已，酒保闲来无事地擦着杯子。

即使在傍晚时分，户外仍然酷热不已，地面上的水蒸气使九龙半岛的高楼大厦看起来雾茫茫的。也许又要下一场雨了。丽子入住的半岛酒店就在正对面。

香港的人口几乎都集中在面向广东省南部的九龙半岛的南端，以及正对着维多利亚港的香港本岛北部。俗称“新界”的九龙半岛的一大半，都是清朝在1898年以99年的期限出租的地区，至1997年，99年的期限刚好期满。香港岛是清朝政府割让给英国的地区，因此某些英国保守派强烈主张守住“固有领土”。但在现实中，如果占香港八成面积的新界没有水和粮食，殖民地根本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因此，撒切尔夫人和邓小平会谈后，决定将香港全面归还给中国政府。

由于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因此，英国对香港的投资都集中在极小部分的割让地，那里的大楼也特别密集。香港北部以中环为中心，聚集了大量金融机构，以尖沙咀为中心的九龙半岛南端，则有点像是东京的新宿和池袋，形成商圈闹区。

秋生看着渡轮在天星码头靠岸后，乘客纷纷下船的样子，思考着刚才的事。

丽子打算从未婚夫公司的账户中提取5亿日元到境外，作为费用或是亏损处理，并把汇出的这笔钱在境外交给第三者。

关于境外付款的问题，只要对方在境外，也就是避税天堂国家的金融机构有帐户，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丽子他们如此大费周章，到时候，对方应该不会说要拿日元现金或是不记名的折扣债券吧。不过，之后的问题，就不关秋生的事了。

问题是，如何让5亿日元漂亮地从资产负债表上消失。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政府的营业税收入大幅减少。最近国税局查察部连1亿日元以下的逃漏税也不放过。如果不设计一套天衣无缝的诡计，一下子就会被逮住。

之前，秋生也曾经接过几项逃税和避税的委托，他也曾经出手相助，但那几次都是利用法律漏洞的合法诡计。

遇到这种情况时，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利用境外子公司进行进口贸易。

比方说，某家日本国内企业在香港设立分公司。这家分公司向中国内地购买成本为80日元的商品，母公司以每件商品100日元的价格进口。在这桩交易中，母公司可以将每件20日元的利益转移到子公司。母公司再用“虽然很努力促销，但还是卖不出去”的借口，将以成本100日元进口的商品，以一件70日元的价格如数卖给100日元商店。虽然每件商品损失了30日元，但这笔费用可以作为亏损计算，所以，可以减少缴税金额。对100日元商店来说，可以用70日元的价格买到成本80日元的商品，并以100日元的零售价格卖出。因此，无论是制造商品的中国公司、进口商品的日本企业，还是100日元商店，都有利可图。唯一蒙受损失的，就是收不到税金的日本政府。

这种技巧可以将利益转移到境外子公司，还可以在账面上呈现亏损，因此，许多公司都采用了这种方法，于是，日本政府制定了《转移价格税制》加以规范限制。这项法律限制了用不符合市价的价格和子公司进行交易，目的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利润转移的行为。然而，在进行和企业主要业务相关的交易时，很难界定到底是为了避税，还是正当的商业行为。尤其在当今，日本的经济持续低迷，全国各地很难找到盈利的公司。因此，光是进行不符合成本的交易，很少会被检举是在偷漏税。

然而，这项完美计谋有一个问题。即使在境外或是香港这类不征税或是征轻税的地区设立法人，试图转移利润，如果国内企业实质支配境外的子公司时，国税局就可以根据《避税天堂对策税制》，将利润合并在日本国内的所得中来征税。也就是说，境外子公司的利润会百分之百转入日本的母公司。

为了逃避这种实质支配基准，唯一的方法，就是由非日本居民持有超过50%的股份。这种时候，就可以凸显出秋生这种非日本居民的存在价值。

一旦拥有超过半数的股份，就拿捏了对子公司的支配权。因此，有一定规模的公司往往不敢轻易尝试，通常只有老板独当一面的中小企业才会有效运用这种手法。一旦公司的所有权在第三者手上，即使国税局感觉有蹊跷，也只能干瞪眼。如果彼此可以建立信赖关系，以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的确是相当痛快的避税手法。香港的法人税相当低，只有16%，如果可以结合境外法人，甚至可以完全免税。

这个世界上，为钱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人多如牛毛。即使在香港，想要找非日本居民把名义出借给想要逃税的日本企业实在太简单了。这些人知法犯法，即使成为股东，只要不是董事，无论那家公司从事什么犯罪行为，他们的责任也很有限，所以，根本不当一回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股东的责任限定在出资金额的范围内。由于只要1美元，就可以在境外设立空头公司，因此，出资50%的股东所要承受的最大风险，就是损失50美分而已。

然而，当企业利用这些背景有问题的非日本居民时，必须同时承受无限大的风险。一旦这些人掌握了企业避漏巨额税金的证据，往往会以此要挟企业，进行勒索。如果这些人和黑道或是职业股东勾结，很可能会把企业榨干。所以，最后还不如乖乘缴税比较划算。在香港，有太多日本人成为社会边缘人，经营者如果和这种人扯上关系，就是彻头彻尾的笨蛋。

况且，丽子的未婚夫经营的是顾问公司，不可能运用商品进行交易。如果现在更改公司的营业项目，未免太明显了，根本是下下之策。这么一来，只有用投资的名义把5亿日元汇出来，之后，再让投资的那家公司倒闭，才能让这笔钱从账簿上消失。这种方法风险很大，只要稍有闪失，就等于挂着“我逃税了”的牌子在国税局门口走来走去。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香港设立法人，由丽子担任董事长，再以不动产投资之类的名目，随便签一份合约，把5亿日元汇过来。现在他们的手头应该还很宽裕，秋生可以从中大捞一笔顾问费，之后，一切就听天由命吧。如果国税局起疑，调阅香港的登记证，一切就完蛋了，但应该有千分之一的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秋生只不过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合法地协助他们在香港设立法人而已。至于客户如何运用这个法人，和他完全没有关系。丽子也是被未婚夫所骗，才会成为法人代表。至于她的未婚夫，只要能够证明这笔钱之后汇给了第三者，就可以免除刑责。

不过，这么一来，就沦为骗子了。

不然，不妨在境外设立法人，在香港成立子公司？

在金融机构开设境外法人的账户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除了瑞士、卢森堡以外，设置在马恩岛、海峡群岛等欧洲代表性避税天堂的金融机构，根本不愿意为来路不明的公司法人开设账户。如果开设账户的目的只是为了偷漏税，银行方面更不愿意配合。

如此一来，只能在加勒比海的开曼、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或是南太平洋的瓦努阿图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帕劳等规定比较宽松的地方设立法人。不过，突然汇5亿日元到登记在避税天堂的莫名其妙的公司，国税局绝对会立刻展开调查。

但如果把公司设立在香港或新加坡，日本国税局进行照会时，就会轻易查出董事名册。况且，香港本来就是日本国税局最重点警戒的地区，听说日本方面派了调查官常驻在香港。

或者在境外设立一个控股公司，然后到香港设立一个持股100%的子公司？

这么一来，登记证上就不会出现董事的名字。如果查到境外法人，当然又另当别论，但光是日本的国税局在那里叫嚣，根本查不出公司真正的幕后老板。避税天堂也会遵循所谓的市场机制，如果轻易泄露登记数据，就会吓跑好客人。避税天堂通常是除了观光以外几乎没有其他资源的贫穷国家，协助世界各地富柰偷漏税是他们的最大产业。如果对富豪不再具有吸引力，这些国家的国民就只能回到石器时代的生活。除非是发布国际通缉的恐怖组织，同时搜集到买卖毒品、枪支或是贩卖儿童的证据对当局施加压力，否则，即使看似有问题，也不可能轻易泄露数据。

不过，这种方法也有几个问题。

在香港设立子公司时，必须出示境外法人的母公司登记数据。一旦股东名字出现在上面，一切努力就化为泡影。

还是在境外成立两家法人，把香港的公司变成孙公司？或是买一个适当的法人，利用更换的登记证，强行设立公司？虽然有多种不同的方法，但如果斧凿的痕迹太深，一旦事情曝光，就很难开脫。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香港的法人代表，要写谁的名义？随便找一个街上的游民，由他们担任法人代表？还是伪造身份证？

想到这里，秋生发现这个案件的风险相当大。如果满足丽子的要求，秋生自己就会触犯法律。而且，目前完全不知道丽子未婚夫的背景和他所处的境况。那5亿日元应该也不是通过正常管道取得的。

如果5亿日元消失后，某个相关人去告发“其实是被一个住在香港的日本人骗了”，结果会怎么样？即使不知道秋生的真名，已经有几个人直接见过秋生，国税局不难从这些委托人开户资料上查出介绍人秋生的真名。到那个时候，不光是成为逃漏税的帮凶，更可能会因为诈骗5亿日元而遭到逮捕。这太不划算了。绝对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秋生瞥了一眼时钟。如果丽子直接回饭店，现在差不多已经到了。自己应该立刻打电话到半岛酒店，找到丽子，告诉她：“我拒绝你的委托。你收拾一下行李，明天就回日本吧。”

秋生喝了一口被冰块兑稀的波本酒。

酒吧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座无虚席，吧台周围的股市交易员大声谈笑着，讨论今天的市场行情。夜幕低垂，九龙的高楼大厦亮起了五彩缤纷的灯光。

5亿日元，换算成美元大约有400万……

秋生叫来服务生，又点了一杯双份的波本酒。

“400万美元。”他在嘴里嘀咕着。

一年半前，秋生曾经以这笔巨款为目标，在股海翻腾，经历了惨痛的教训。

秋生在泡沫经济最鼎盛的时期，从东京都内的私立大学毕业，进入一家都市银行，跑了两年外勤后，被召回总公司，以二十五岁的年纪被派到纽约分行。因为他读的是理工科，在数字方面很强，而且公司内会说英语的人不多。当时刚开始流行“垃圾债券”和衍生金融商品的话题，就连脑筋僵化的日本银行，也认为有必要派年轻人去美国学习最新知识，于是，秋生就被选中了。

在纽约的两年期间，秋生跟着美国上司学习如何为“垃圾债券”基金定价。“垃圾债券”顾名思义就是“垃圾”，通常都是一些财务状况很差，随时可能关门大吉的公司为了调度资金所发行的债券，因此，利率相当高。经常有一年的利率高达100%的债券，这就好像用50美元的价格在销售一年后可以中100美元的奖券一样。但遇到“地雷债券”的概率也相当高。以前，根本没有人愿意购买这种债券。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迈克尔·米尔肯的人像彗星般登场，用魔力把这些垃圾变成了黄金。不管米尔肯运用怎么危险的奖券，只要大量搜集，就可以平摊买到“地雷债券”的风险，以高获利投资的数字魔术，获得了惊人的利润。米尔肯在80年代末期，因为内幕交易而锒铛入狱，一度导致“垃圾债券”市场崩溃。进入90年代后，债券市场再度抬头，和IT产业一起引起了很大的回响。这些“垃圾债券”、住宅贷款债券和融资债券的价格受到息票、偿还期限、利率和风险的影响，变化情况很复杂，必须运用计算机、数学和统计分析的先进知识加以计算。秋生的上司曾经在大学数学系担任助理教授（仅次于副教授，高于讲师），他指示秋生修正定价程序，把数据分类，验证计算结果。

那位上司被挖角到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半年后，秋生也被挖角了。他的工作是负责期权的定价和债券衍生产品的组合。所谓期权，就是买卖股票、股价指数、外汇和商品等原资产的权利。计算期权的权利费，也需要运用微积分、蒙特卡洛模拟方法进行复杂的计算。要把这些期权结合到债券内，或是将这些衍生金融产品本身证券化卖给投资人时，只有设计程序的人才了解如何计算出适当的价格。公司并不在意逻辑有多严谨，或是定价的正确性，而是从该部门可获得的利润来进行评价，因此，这些衍生金融产品根本是暗箱操作，最后沦为从顾客身上赚取不合理手续费的工具。秋生亲身体验了这样的过程。

三十一岁时，秋生被挖角到对冲基金部门。他的工作地点在距华尔街有一小段路的苏豪区的一角，虽然办公室是用以前的仓库改造而成，但里面却是最先进的高科技实验室。那时候刚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听说乔治·索罗斯的基金蒙受了巨额的损失，不再像以前那么风光。秋生受邀加人的对冲基金并不是靠预测行情，运用财务杠杆赚取价差的全球宏观策略进行操作，而是及时掌握世界各地的市场价格，及时发现相同的产品有不同的价格时，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以一物二价的价格差进行无风险投资的市场中立策略来操作。在现货和期货、期货和期扠、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等各方面，都可以发现这种价差，而将之化为莫大的财富。用光纤电缆联结的数十台高速计算机发出“嗡嗡”的呻吟，在通信网络中走遍世界各地，掌握寻宝图，挖掘坟墓，独占宝物。

秋生身为财经人士的经历在此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对冲基金的同事们不是在一流研究所取得数学和物理博士的学位，就是曾经在军事研究所研究过最先进的机密。秋生根本没有受过专业教育，甚至无法理解他们谈论的内容。

秋生不到半年就递交了辞呈，但他已经无力再回华尔街求职，也不想回日本。他将公寓退租后，背起行囊，开始在美国过起浪迹天涯的嬉皮生活。他从纽约南下，前往佛罗里达州、新奥尔良、得州等地旅行后，在美国和墨西哥国境交界处徘徊了一阵子，穿越沙漠，从拉斯韦加斯来到西海岸，在洛杉矶的汽车旅馆四处投宿时，发现那里有许多和自己相同的人。

秋生在华尔街时的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换到对冲基金后，也有高额分红，即使他挥霍度日，银行账户里还剩下50万美元。虽然暂时不需要急着找工作，但这些钱无法提供他一辈子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西海岸风光优美的别墅胜地，有许多和秋生境遇相同的人，二十几岁、三十出头就已经燃烧殆尽，在商场最前线遭到淘汰。但他们即使不工作也不至于影响生计，结果就沉迷于毒品和性爱。这些20世纪90年代的淘汰精英似乎有一种独特的特质，秋生很快就结交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其中一人位于马里布带游泳池的别墅过了一个月，整天抽大麻和可卡因。有一天早晨醒来，发现原本睡在旁边的朋友因为吸食过量海洛因变得冰冷.秋生担心自己早晚也会像他一样变成毒虫，努力振作起已经被毒品麻醉的脑袋，在1999年年初，离开美国，来到香港。

秋生的目标、是将50万美元的资产先增加到100万，如果可以，他希望可以增加到200万。如果有这么一大笔钱，即使沉溺于大麻、可卡因到死，生活也应该不虞匮乏。秋生在平凡的中产阶级家庭长大，初中、高中和大学都算是优等生，缺乏根源性的欲望。他不是想用这些钱去干什么，而是害怕贫困潦倒。

想要累积财富的最佳方法，就是灵活运用衍生金融产品的知识，从波段差额中获利。

找到公寓后，秋生在深水涉的计算机行，订购了用于交易和支持的两台机器，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了盗版的列表计算软件、统计分析软件和程序设计软件安装在计算机上。Windows操作系统还没有上市时，香港已经有了盗版。

香港的市内电话是定额制，一天24小时上网都没有问题。即使不要求光纤，原本至少希望有ISDN级的网速，但住在这幢屋龄20年的公寓，这些要求根本是异想天开，于是，秋生只能作罢。最近，香港ADSL终于普及了，但当时还没有。原本他并不打算进行短线操作，所以认为应该问题不大。

秋生的投资标的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纳斯达克指数、S&P股价指数期货和期权，以及新加坡交易所SGX的日经225。除此以外，他还投资了美元期货、美国和日本的个股。美国对境外人士的股票交易所得不征税。另外，通过香港的证券公司买卖日本股票，也完全不用缴税。国税局如果知道日本人在进行股票交易，或许会调查，但交易本身是以香港证券公司的名义进行，所以根本不需要担心。自从他离开对冲基金，成为嬉皮士浪迹天涯后，严格来说，秋生是以非日本居民的身份处于灰色地带。

1998年秋天，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导致有许多对冲基金超级明星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发生危机，股市跌到了谷底。秋生个人开始投资的1999年，无论日本还是美国，都是投资人丰收的一年。日本股市继泡沫经济崩溃，又承受了接二连三的金融风暴打击后，在1998年年底开始逐渐回升，迎向了IT泡沫时代。纳斯达克指数也持续飙升，朝向5，000点的梦幻目标迈进。

秋生把资金分散在美国网络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香港证券公司三个地方，以科技股为中心，用融资的方式购买股票，持有股价指数期货的长仓（可以理解成“超买”），卖出看跌期权。他在市场上始终贯彻着如果股价上升，就利用杠杆效应而获利的强势投资策略。

1999年年底时，他原本的50万美元已经增加到80万，日经指数即将站上20，000点，纳斯达克指数也冲破了4，000点。大家都认为股市已经处于随时可能崩盘的状况，再加上遇到千禧年的问题，在12月后，秋生把所有持股都脱手了。

然而，市场却出乎秋生的意料，进入2000年后，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千禧年效应”使股票继续攀升。秋生慌了手脚。无论怎么想，这种盛景不可能永远持续，一旦错过这个机会，还要多花多少年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距离他首要目标的100万美元还差20万。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年，他随着股市行情的波动获得巨大成功这一点，令他产生了过度的自信。秋生把60万美元汇入境外银行，将剩下的20万美元投人芝加哥期货，准备最后奋力一搏。他希望在半年以内，让这20万美元翻一倍。

2000年1月底，他的持仓以纳斯达克指数期货和期权为中心，到了2月中旬，他的持仓规模已经超过200万美元，杠杆率已经达到10倍。他采取买进看涨期权、卖出看跌期权的大胆投资策略，以秋生的计算，只要纳斯达克指数超过5，500点，就可以一口气赚进20万美元。

3月时，纳斯达克指数终于突破了5，000点，秋生的总资产也快速累积到90万美元。由于纽约股市的交易时间相当于香港的晚上十点三十分到凌晨五点，他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深夜，整天盯着计算机画面，确认价格波动，实时接收各种数据，确认股价的变化和持仓风险。

之后的股价起起伏伏，曾经一度跌到4，600点，但在3月下旬，再度站上5，000点大关。然而，进入4月后，股价一路下滑，在4月20日时，终于跌破了4，000点的关卡。虽然大部分持仓都已经结算了，但在短短两个星期内指数大跌了1，000点，也就是20%，秋生的获利迅速缩水。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他已经连续过了三个月日夜颠倒的生活，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完全投人股市中，思考能力已经出了问题。他决定在下一波反弹行情时大赌一把。

4月14日星期五，股市一开盘就以比前一天下挫80点，以3，597点开出，但渐渐回升到3，600点。一看到这个兆头，秋生认为股市反弹的可能性相当高，于是，他买进看涨期权，卖出了看跌期权。

香港时间4月15日星期六凌晨两点，纽约时间星期五中午十二点，跌破3，600点的指数再度上升时，电话突然断了，网络也无法连上。接着，开始断电，电视也看不到了。原来是地下餐厅的老鼠咬断了配电盘和交换机，触电死亡，导致整幢公寓断电。

所有的情报一下子从眼前消失，秋生顿时慌了手脚。专业交易员遇到这种情况时，会立刻跑到可以打国际电话的公用电话，无论价格如何，都要立刻结算所有的持仓。然而，他因为连日的睡眠不足，再加上想一举扳回之前的亏损，使他花了许多不必要的时间在试图恢复电源和电话上，两个小时后，才惊觉必须打电话给期货中介经纪商。

他抓起所有的零钱，用公用电话打电话到美国，经纪商确认了秋生的持仓后，用不带感情的声音说：

“我正想和你联络。可能需要追加保证金，看你是要强制平仓，还是再汇10万美元过来？”

一开始，秋生以为对方在开玩笑，当听到纳斯达克指数行情时，秋生当场瘫了下来。在这两个小时内，纳斯达克指数暴跌，期货价格破了3，200点。最后，那一天的收盘指数比前一天跌了9.7%，收在3，208点。这一天的大跌行情中，秋生的损失超过了20万美元。

他在电话亭中颤抖了两个多小时，周末的股市终于收盘了。香港从前一天就下起了滂沱大雨，直到天空泛白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浑身湿透了。他完全不记得自己之前做了什么，只闻到雨打在柏油路上的味道。

无论是想抛售手上的持仓，还是打算再搏一次，在股市开盘前，他都无能为力。从星期六清晨到星期一晚上的两天半时间，秋生完全没有合眼，也滴食未进，整个眼窝都凹了下去，土灰色的脸上，只有双眼发亮，在现实和妄想之间彷徨。

秋生自行设计的组合管理软件显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星期一的股市行情有可能让他失去一切。如果星期一股市一开盘就清仓，或许可以留下50万美元。股市在暴跌后，如果可以反弹到3，400点，就可以弥补不少损失，相反，万一一举跌破3，000点大关，看跌期权就会达到行权价，损失将超过100万美元。一旦到了那个地步，就只能宣告破产。

是不是该追加保证金，赌星期一股市会反弹？还是先出脱一半的持仓？或是干脆放弃，至少保住50万美元？秋生在将近60个小时的时间里持续思考着这些问题，在没有得出任何结论的情况下，先汇了10万美元的追加保证金到境外银行，迫不及待地等待星期一的股市开盘。结果，他的希望还是落空了。

3，194点。股市以比星期五的收盘指数低14点开盘，如果继续犹豫下去，真的会丧失一切。泪水不知不觉从秋生眼中流了出来，他咬紧的嘴唇渗出了血，但他根本没有发现。他无法继续承受这份压力，于是打电话给经纪商，请他抛出所有的持仓，认赔杀出。

结果，那天的股市一度大跌到3，100点左右，下午开始急速反弹，最后回升到3，500点。一天之内的升幅超过了10%，如果他没有抛出持仓，几乎可以把之前的损失弥补回来。

然而，在面临即将破产的悬崖前，秋生知道自己的神经已经无力承受了。如果当时没有认赔杀出，现在的他，一定是在疯狂的黑暗世界彷徨。发现自己的神经如此不堪一击，对秋生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短短的一天内，他赔掉了将近2，000万日元，秋生的资产再度回到50万美元。这笔钱不多也不少，要活下去似乎不太够，要死的话，似乎又太多了。虽然他曾经想过，如果当时失去一切，或许可以开拓崭新的人生，但他毕竟没那个胆量。而且，他也没有勇气再度投入股市挑战。他既不想找工作，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日程表上永远都是空的。

当他每天借酒消愁，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时，在饭店的酒吧遇到了诚人。

秋生回过神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丽子投宿的半岛酒店的霓虹灯浮现在漆黑的夜色中。

他喝干了最后一口波本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