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几易其稿的小说总算写到了结尾。

摘下花镜搁下笔，松口气、歇一歇的念头刚要萌生，心底却涌上一股忐忑不安的情绪。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费尽心机弄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个合格的产品，静下心来想想，禁不住要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写一部小说？”我这个人心眼实在，知道回答问题不必像写小说那样需要构思整体框架，需要设计情节，需要修饰语言，回答问题需要做的很简单，无非是实话实说而已。

所以，我应当向读者朋友说实话，我最初要写这部小说的动机是源于羡慕别人。

两三年前，与我交往密切且又比我年轻许多的两位文友刘剑先生和丁爱敏先生都相继出版了他们自己的长篇小说。在替朋友欣慰之余，我心底不免有了想法，人家能写，我为什么不能？过去，我主要从事诗歌与散文写作，小说则只写过屈指可数的几个短篇，长篇作品还从未写过。我想，是不是应该趁着自己并不算老、还能写出点东西来的时候动笔试一试呢？我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激动不已。

决心一下，我便行动了。

然而，想写是一回事，实际动笔又是一回事。我再一次问自己，我应该写什么呢？用不着谁来回答，我便直接想到了我们的社会。这个问题一经提出，我的心绪立刻变得凝重起来，原来的羡慕之情悄悄退位了，一股责任感大大方方地进入我的内心。我很清楚自己缺少才华，并不是个能成为艺术家的材料。但是，我的脾气拗，一向固执己见，想干的事非干不可。我开始思考了，我要把心里的看法写出来，我要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我感到手中的笔变得沉重了。也许，这就是以前人们常说的那种忧患意识吧。

毋庸讳言，当今社会物欲横流，花花世界中灯红酒绿的幻影扑朔迷离，对人们的心灵构成的诱惑力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金钱在各领域中的“通行证”作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掉入“染缸”里的人（尤其是各级“公仆”）就其数量而言很难再沿用“文革”期间的那个数量词——“一小撮”来概括了。

但是，我们社会的本质仍然是积极向上的，追求真善美仍然是人们生活的主流，与邪恶势力作斗争仍然是人心所向的正义之举。

因此，我真想在作品中把这些认识通过人物形象表现出来，只可惜自己文学修养差、思想水平低、写作功力有限，很难把心中的想法恰到好处地表现成功。对于这些实际情况，我知道光凭自责无济于事，绞尽脑汁修饰自己的作品也是徒劳之举。我只有老老实实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才是明智的，就像一名诚实守信的中学生那样，交上一份能反映自己实际水平的真实答卷。至于这份答卷能否及格，评判者只能是我心目中的上帝——读者。

说句真心话，写下这样一部并不算长的长篇小说，我感觉很累。我已年过半百，仍然要为生存出去打工，业余时间还要做些家务，并尽可能抽出空闲去照看一下年迈的父母。从事写作的时间只能像在卫生间里面对小半管牙膏那样用力挤了。所幸我的身体还算健康，这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家庭中可算得上是最珍贵的财富了。这笔财富让我拥有一副乐观自信的心情，也使我在挤时间的过程中能对付得了诸如睡眠不足、颈椎酸痛等客观状况的挑战，坚持着把这部作品写完。由于是在“挤”小说，我笔下的每个章节都不是一气呵成，所以很难做到文笔流畅，给人生涩的感觉在所难免，这样的毛病我相信明眼的读者一定能看得出来。

屈指算来，我学习写作的年头不算短了，惭愧的是收获不多，不过是积累了点教训而已。如今早已过了胸怀大志的年龄段，内心里平添了一份冷静与平和。今后的创作之路能否走下去或能走多远，对于我来讲已经无所谓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感觉还能写时就平心静气地写点啥，真的写不出什么了，就理智地搁笔。

我并不敢奢望有谁会为这部小说叫好（当然，有人叫好的东西不一定就真好），如果有人读后能对一些社会问题有了一点警醒，或者对正义的力量增强了一些信心，那我就欣慰不已了。

最后，向出版这部作品的出版社诸位老师深表谢意。同时，也向这部书的读者朋友们道一声感谢。

亚刚

二零一零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