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丁的人生中，他还从没做过这样的事。

他连房间里的苍蝇都不忍心弄死，他会耐着性子追逐它们的踪迹，用一个玻璃杯和一只盘子扑住它们，再将它们放生。温柔之人必承受地土。他已年届五十，可他从未对任何生灵有过一点点存心而为的暴力举动，虽然有时候他自己也觉得这更有可能是因为他怯懦，而不是因为他爱好和平。

他站在队伍中，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希望有人能出手阻止这一切。但是人们都在专心观战，就像有些剧场中的站客，观赏着一出格外残忍的戏剧，无甚心情去搅扰自己的消遣。一开始，就连马丁自己也疑心这是不是一场表演——在如今这个全球媒介联动的地球村里生活，我们早已被动地成了暴力（或者其他）事件的窥探者，这样一出事先策划的好戏既可以骇吓人们，又可以显露人们对于骇吓的承受能力。这是马丁用他头脑的理智部分冷静思索可得到的结果。而与此同时，他头脑中最直接的想法则是，哦，他妈的，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快让这坏人走开吧。不出意外地，他又听到父亲的声音在脑中回荡（拿出点勇气来，马丁）。虽然他父亲已过世多年，马丁依然能够时时听到他那如阅兵场号令一般的低声咆哮和高声叫吼。本田车驾驶者敲完了那辆银色标致的车窗玻璃，转头向车主走去，他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准备打出标志自己胜利的最后一击。

马丁这时候意识到，如果没有人能够做些什么的话，地上的那个人很可能会死的，他很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死在那个狂性大发的家伙的球棒之下。

出于本能，他连想都没有想一下（要是他想一下，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做了），他抖落下肩上挂着的包袋，像挥动榔头一样，向那个发了疯的本田车驾驶者甩了过去。

他没能打中那人的头部，这一点并不使他觉得奇怪（他从来不具备瞄准或是抓取的能力，要是有球向他扔来，他就是那种只会低头躲避的人），不过包里放着他的笔记本电脑，那东西坚硬沉重的边缘击中了本田车驾驶者的肩膀，弄得他站立不稳，东跌西撞。

要说马丁与真正的罪案现场有什么关系，除非是他最近参加作家协会的活动，到圣伦纳兹警署参观了一趟。除了马丁，参观团团员全部由女性组成。

“你是我们队伍中用来装门面的男人。”有位女士这么对他说。

在其他人礼貌的笑声中，他能够感觉到他们或多或少的失望之情，就好像他作为那个装门面的男人，唯一能做的也就是不怎么像个女人。

警署用咖啡和饼干（巧克力波旁、粉红华夫夹心，品种之纷繁令他们全体印象深刻）来款待他们，一位“高级警员”在一间崭新的会议室里同他们进行了愉快的交谈，那间会议室就像是专门为像他们这样的团体度身定制的一样。之后，有人带他们逐个参观了警署大楼的不同部分，比如说是呼叫中心，还有个像洞穴一样空旷的房间，坐在电脑前的人们身着便衣（“海军罪案调查处”），快速地向“作家们”瞥了一眼，判定他们不过是些无关紧要的人，便重新将目光移回电脑屏幕，当然他们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

他们一字排开接受指认，一位成员被采集了指纹，然后他们被关进了一间狱房。虽然只是被关了一小会，他们还是一边曳步跺脚，一边咯咯轻笑，以冲淡幽闭恐惧症的影响。马丁觉得“咯咯轻笑”这个词好像只适用于女性。只有女人才会咯咯轻笑，男人要么就是笑罢了。马丁担心自己就有点喜欢咯咯轻笑。在参观活动的最后，仿佛有意安排好时间以引起他们的重视似的，带着些许恐惧的战栗，他们目睹了一个配备防暴装备的小分队火速集合，准备要将一名“难搞的”囚犯提出监狱。

这次参观活动对马丁所写的那类书并没有太大的帮助。马丁在另一个叫做“亚历克斯·布莱克”的自我的名义下，写出来的是些温情脉脉的洋溢着怀旧情怀的罪案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名叫“尼娜·赖利”，是个精力充沛的女孩，从她叔叔那里继承了一家侦探社。故事发生在四十年代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这是个让马丁特别感兴趣的历史时期，那时候有色调贫乏的黑白电视，有以无精打采的沮丧情绪为代表的对于曾经的英雄主义的逆流。想想《第三个人》（The Third Man）那时候的维也纳，想想《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那时候的伦敦周边各郡。

每个人自愿放弃自我的主张，接受一场正义战争的所有价值标准，经受无数庄严情感的荡涤（不错，其中有不少感情来自政治宣传，不过政治宣传的核心思想没有错），挣开个人主义的枷锁，这一切有多么美好！想想站在毁灭与失败的边缘，就这样挺过来了！然后心里想着，那又怎么样呢？当然，尼娜·赖利不可能有这些感觉，她才不过二十二岁，战争时期她住在瑞士的一家精修学校里，她根本没怎么经历过战争。而且，她压根儿就不存在。

尼娜·赖利一直都是个假小子，虽然她并没有明显的同性恋倾向，而且尽管她身边总有形形色色的男人在追求着她，她却永远守身如玉。

（“感觉就像是，”一位“颇具鉴赏力的读者”来信告诉他，“木屋学校的学生长长成了一名侦探。”）

从地理特点来说，尼娜生活的地方很难说具体是在苏格兰的哪里，因为她只需驾驶她马力强劲的敞篷布里斯托汽车开上一小段，书中所描绘的山岭、大海和绵延起伏的沼泽地就可以在苏格兰任何一个大城镇周边找到（大部分英格兰的城镇也同样符合要求，尽管威尔士是肯定不行的，不过马丁还是觉得他可能会对此做些调整）。

马丁刚动笔撰写尼娜·赖利系列小说时，他把他的写作看成是对过去的时代和曾经的文学样式的饱含深情的致敬。

“如果您愿意，当然也可以称之为模仿作品，”被引见给一位出版社编辑时，他紧张地说，“它带有一种含讽刺性的敬仰。”

知道自己写的东西还可以出版，对马丁来说简直是件奇事。他写小说不过是自娱自乐，而现在他忽然间坐到了伦敦一间平淡无奇的办公室里，觉得自己有必要向一位年轻女士证明自己编造出来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而那位女士却似乎很难跟上他的思路。

“您说是怎样就怎样吧，”她勉力看着他，说道，“我的感觉是，这本书可以卖得好。这是一种让人愉快的凶案推理小说。现在的人钟情怀旧，往昔生活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你打算为这个系列安排多少本书？”

“系列？”

“嗨。”

马丁转过身去，看见一个男人倚在门框上，姿态闲散到了怪异的程度。他要比马丁年长，穿着打扮却显得比马丁年轻。

“嗨。”年轻编辑应道，屏息凝神地注视着那个男人。

他们之间至简的对话仿佛包含着自身无法承载的丰富意义。

“尼尔·温特斯，我们的社长，”她自豪地微笑着说，“尼尔，这是马丁·坎宁，他写了一本很棒的书。”

“好极了。”尼尔·温特斯说道，一边同马丁握手。他的手湿而软，像是被冲到海滩上的动物尸体。

“我希望这会是你的第一桶金。”

然而才不过两三周内，尼尔·温特斯就被调往欧洲母公司担任更为高级的职位。马丁后来没再见过他，可他依然将那次握手视作是他人生中明确的转折点。

马丁最近刚刚卖出了尼娜·赖利系列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权。

“这就像是躺进温暖的浴池，周日晚点时段就需要这样的绝配好料。”BBC的制片人这么说道，这话听起来简直像是在羞辱人，不过很明显他就是想羞辱人。

在尼娜·赖利生存的二维虚拟世界里，迄今为止她已经破获了三起谋杀案、一起珠宝偷盗案和一起银行抢劫案，她找回了被偷走的赛马，阻止了匪徒绑架巴尔莫勒尔襁褓中的查尔斯王子，并且在她第六次出场时，几乎可说是单枪匹马地揭破了罪犯企图偷窃苏格兰御宝的阴谋。系列的第七本书《猴谜树》刚刚出炉，人们可以在任意一家书店的“买二得三”栏中找到这本平装书。

大家好像都觉得这第七本比较“阴暗”，（布莱克越来越接近于一种更为成熟的黑色风格。这是“一个读者”写在亚马逊网站上的话。人人都是评论家。）不过根据马丁的经纪人梅拉妮的反馈，他的书的销售情况始终保持“利好”。

“目前还远远没有看到减少的迹象，马丁。”她说。

梅拉妮是爱尔兰人，因此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从她口中说出的一切总是美好的。

要是别人问他（他们常常这么问）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作家，马丁通常会回答说，因为他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邀游于想象世界，如果能够因此获利，那真是件很不错的事情。他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快活，但是并没有咯咯轻笑，而大家都笑了，他们以为他是故意在逗乐。他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他活在自己脑中。这并不是说他像个学者或是哲学家那样活着，事实上他的精神世界相当陈腐。他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是一样。其他人是不是也在痴梦中虚度光阴，幻想着每一天能以更好的样貌出现？没人会谈论自己想象中的生活，除非是用某种济慈式的高雅艺术表达方式。

没人会告诉你那种乐趣，就好像坐在一张放在草地上的躺椅里，盛夏的天空万里无云，你静静地凝望着一位亲切温柔的女士，她正在为客人们分茶送盏，那是真正的老派的下午茶，那位女士有着丰满的胸部和洁净的围裙，她嘴里说着这样的话：“快点，宝贝儿，快把它喝掉。”在马丁的想象世界中，拥有丰满胸部的温柔女人就该说这样的话，就该说这种近似于狄更斯风格的却有些怪异的话语。

他脑中的世界比他周边的世界要美妙得多。

烤饼，家庭自制的黑加仑果酱，凝脂奶油。举头看去，群燕正划破碧蓝长空，忽而猛然低飞，忽而急剧俯冲，像是二战时的不列颠空战。远远地，柳木球杆击中革球的嗵嗵声一下下传来。热腾腾的浓茶的香气混在刚刚除刈过的青草的气味中。

比起一个火冒三丈地举着棒球球棒的男人，这一切难道不够使人心醉吗？

马丁之所以会拖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到处走，是因为他待会要直接去他的“办公室”（迟到得真是太厉害了），他弯了点路过来，排着队等着看这个午间场的滑稽节目展演。他最近在马切蒙一处新整修过的街区租下了一间“办公室”。那地方曾经是一家拥有经营许可证的杂货店的店堂，现在只是一间平平无奇、没有任何特点的房间，石膏灰泥板墙面，层积地板，有宽带和卤素灯照明，一家建筑事务所和一间信息科技咨询公司曾先后进驻，如今则轮到了马丁。马丁最近正在写作的小说（《黑岛之死》）进度迟缓，这使他相当头疼，他想着如果他能够像其他上班族那样每天离开家工作，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内写作，或许可以摆脱这种窘境，于是他带着这种聊胜于无的希望租下了这间“办公室”。他觉得自己仅仅将“办公室”看作是一种被放在引号中的虚幻概念，而不是一个真正能够做出点成绩来的地方，这恐怕不是个好迹象。

《黑岛之死》这本书像是被下了诅咒，不管马丁写出多少，它的内容就是没有丝毫增长。

“你应该换个名字，那名字听上去就像是丁丁历险记。”梅拉妮说道。在八年前第一次出版小说之前，马丁曾是一名教授宗教理论的教师，不知是因何原因，梅拉妮在他们刚认识的时候就认定（之后就再没改变过这种认识）马丁曾经在修道院工作。

马丁不明白她怎么可以将这两种职业混淆起来。

没错，他发量稀疏，接近于僧侣的戒头，可是除此而外，他想不通自己有哪里长得像个僧侣了。

不管他如何设法劝说，希望梅拉妮放弃自己的执误，可就是不济事，梅拉妮最饶有兴致的就是此事，她甚至把这个伪消息透露给了马丁的公关代理，公关代理接着自然广而告之，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新闻。于是，马丁的这条履历出现在了公共信息中，新闻剪辑资料中，上了互联网。马丁无数次地对记者们说：“不，我真的从没当过修道士，这是误传。”可记者们还是将此作为采访的主题——当被问及曾经的修士生涯，布莱克予以否认。或者是，放下早年宗教召唤的亚历克斯·布莱克依然难掩个性中的离世情怀。诸如此类。

马丁觉得，《黑岛之死》要比他之前写的小说更为陈腐老套，像这种书，人们也就是睡觉前坐在床上，要么躺在病床上，要么坐在火车或是飞机上，要么躺在沙滩上，闲得无聊才看，看完也就忘了的。自从尼娜·赖利系列问世以来，他一年一部小说，他觉得自己肯定是江郎才尽了。

他和他那软弱无力的劣质品相携着前进，步伐极缓，最终还是被老梗给堵住了。他害怕他永远无法跟那劣质品说再见，他得一直把尼娜空洞无物的历险记写下去。而他总会老下去，她却永远二十二，一方面是耗尽了生命，一方面是从无生命可言，彼此都不过是煎熬。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梅拉妮说，“你的才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马丁。”

其他人不会像她这么说，绝大多数的人会用的措辞是，趁着摇钱树还摇得出钱来，尽量摇呀。马丁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换个笔名（或者干脆直接用真名，那更好），然后写点不一样的东西，写点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

虽然马丁的父亲是个职业军人，一名连队军士长，马丁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却完全没有战斗色彩可言。他和他的哥哥克里斯托弗就读的是英国圣公会开办的一所小型寄宿学校，该校为军人子女提供斯巴达式的教育环境，生活条件比济贫院好不了多少。等他离开那里，不再需要洗冷水澡和越野跑步（我们将男孩锤炼成男人），他踏进了一所不好不坏的大学，取得了一个同样不好不坏的宗教理论学位，他也唯有这门学科能够拿到好分数——这还得多亏了寄宿学校惨无人道的对于圣经知识的强制性灌输，若不如此，校方实在害怕青春期的男孩子们会利用课余的空闲时间做出些什么可怕的事情。

大学毕业之后，为了让自己有时间好好考虑清楚“究竟”想做什么，他又开始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他真没想过自己真的会成为一个老师，更没想过会是一个教授宗教理论的老师，然而鬼使神差般地，二十二岁的他发现自己绕了一圈又回到起点，在湖区的一所小型的私立寄宿学校中当起了老师。那里都是些在升学考试中败北，无法进入更好的公立学校学习的男孩子，生活中唯一使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有橄榄球和手淫。

尽管他觉得自己从生下来就老气横秋，可是学校里最大的男孩子才比他小四岁，他不管教他们什么好像都有些滑稽，教授宗教就更滑稽了。

当然，听他讲课的那帮男孩子并不把他当年轻人看待，他是个“老东西”，他们根本瞧不上眼。

他们是些冷酷无情的男孩子，长大以后很可能要变成冷酷无情的男人。马丁能够想到，他们会慢慢被培养成为众议院里保守党普通议员席的后备军，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在一切为时太晚之前试着让他们多少建立一些正确的道德观，然而可悲的是，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已经为时太晚。

马丁本人是个无神论者，虽然他并不完全排除将来某一天皈依教门的可能性（蓦地掀开笼住心灵的尘纱，打开心扉去信仰），不过他觉得自己极有可能是，注定要永远走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跟大多数人走在同一条路上。

除了那些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马丁总是尽可能跳过基督教学习，他会将教学的重心放在伦理学、比较宗教学、哲学和社会研究（其实是基督教以外的任何学科）。如果遭到某些信奉英国国教、爱好橄榄球而又专制的家长的责问，他会解释说，这只是他希望“开发知性和灵性”所做的呈请。他花费大量时间教授学生佛教教义，这是因为经过无数次试验之后，他发现佛教教学是重塑学生心灵的好办法。

他当时想着，我只是暂时做这份工作，将来我可能要去旅行，考取别种行业的资格证书，或者找一份更有意思的工作，到那时新生活就会开始。然而旧的生活持续不断地进行了下去，好像一根单调的线被无限地拉长，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苍白无力，最后他觉得如果他不做点什么的话，他将永远在这个地方工作，在永远年轻的学生面前变得越来越老，然后退休，然后死掉，一辈子都消磨在寄宿学校里。他知道自己得主动做点什么，他不是那种等着事情发生的人。他的日子一直过得风平浪静：他从来没有骨折过，没有被蜜蜂叮过，没有体验过一丁点爱或者是垂死的感觉。他不曾为伟大而奋斗，怪不得他的人生如此渺小。

四十岁了。正当他坐在一列呼啸着疾驶向死亡的特快列车上（他总能在这种让脑子发热的比喻中找到安慰）时，他参加了在某个乡村扩大教育项目指导下兴办的创作班。他们在村政府的大礼堂里上课，女老师名叫多萝西，每次都从肯德尔开车过来讲课，但是谁也不知道她是否具有相关的授课资质，她在一份北方的艺术杂志上刊登过两三篇小说，写过一些读物，有几个工作室（就是说有正在进行中的工作），爱丁堡的先锋剧场曾经演出过她的一个关于米尔顿生命中的女人（《米尔顿的女人们》）的剧本，并不成功。

当马丁在课堂上听到“爱丁堡”这个地名时，他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思乡之情，其实他对那地方根本没什么印象。他母亲是土生土长的爱丁堡人，马丁出生后的最初三年是在那里度过的，那时候他父亲正随部队驻扎要塞。于是就在多萝西大谈特谈形式与内容以及“找到你特有的语汇”的重要性时，马丁想着，有一天，终有一天他要回到爱丁堡，在那里定居。

“还有阅读！”多萝西喊着，大张开双臂，她那件宽松的天鹅绒斗篷像蝙蝠翅膀一样展开。

“阅读前人写下的所有书籍。”教室里响起了不以为然的低语声，大家是来学习怎么写作的（至少某些人是这样），又不是来学习怎么阅读的。

多萝西看上去很精神。她搽着红色的唇膏，穿着长裙子，用银制的胸针或是巨大的白镴饰物固定住红艳艳的围巾或是披肩，下面配着黑色方格纹长筒袜和有跟的及踝靴，头上戴着那种滑稽可笑的压得皱皱的天鹅绒帽子。这个秋季学期开始的时候她总是这么穿，那时候整个湖区都被包裹在俗艳的植被中，而当冬季的湖区乏善可陈地成为湿漉漉的一片时，多萝西的穿着也变得不那么戏剧化了，她开始穿绒毛大衣和威灵顿长筒靴。

她本人也变得不那么戏剧化了。学期开始的时候，她隔三差五地提到她那位留驻某个机构的作家“合作者”，可是当圣诞节到来的前夕，对那位合作者她已经绝口不提，而她那红色的唇膏也不很愉快地被更为适合她肤色的浅棕色系唇蜜所取代。

连他们这些学生也让她失望。这帮乌合之众中有退休人士，有农妇，还有那些希望在一切都太迟了之前改变自己人生的人。

“永远不会迟！”她带着一种传教士的热情慷慨陈词，虽然大多数人都知道有时候就是太迟了。他们中有个粗野的男人似乎瞧不起其他所有人，他喜欢用休斯那样的笔法描写食肉猛禽和山坡上的死羊。马丁以为他的职业应该同乡土有莫大的关联（一个农民或是一个猎场看守人），没想到他居然是个下岗的石油勘探方面的地质工作者，他是后来才搬到湖区来，搬来之后就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生活。还有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她是真的瞧不起他们所有人。她喜欢搽黑色的唇膏（跟多萝西的浅棕色比起来很让人不安），描写自己的死亡以及她周围的人们对此的反应。还有几个来自妇女协会的慈眉善目的女士，她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想要写作的样子。

多萝西敦促他们写些自传式的抒发内心疑惧的小文，说说在忏悔室里会告诉神父的秘密，或是就他们的童年旧事、梦中幻境和心中郁念编结几段疗伤性的篇章。而他们写出来的不过是天气情况、假期趣事和动物漫谈。那个粗野的男人写的是性爱，当他在课堂上大声念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垂目盯视着地板，只有多萝西神情淡然地听着，并且为了鼓励对方，将头侧向一边，两片嘴唇抿得扁扁的。

“好的，”她说，声音听起来包含着几分挫败感，“今天的‘回家作业’，我希望你们写一次探病或者是住院的经历。”马丁很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不过他身体里的教师天性对“回家作业”这个词产生了反应，于是他认认真真地开始做作业了。

妇女协会的女士们深情地记叙了她们到医院探访老人或是小孩的经历。

“很感人。”多萝西说道。粗野的男人血淋淋地描述了他做过的阑尾切除手术的每个细节。

“很精彩。”多萝西说道。

悲惨的女孩写的则是她割腕以后被送到巴罗因弗内斯的医院就医的故事。

“真可惜她没干成。”坐在马丁边上的一个农妇小声说。

马丁这辈子只住过一次院，那是他十四岁的时候——马丁发现自己十几岁的时候每年都会发生一件没碰到过的倒霉事。他从城里回家的路上经过了一个游乐场。他父亲那时驻扎在德国，马丁和他哥哥克里斯托弗趁着寄宿学校的假期，离开那里的恶劣环境，到德国去过了个夏天。那个游乐场自然是德国人开的，这一点让马丁觉得更加害怕。他不知道克里斯托弗那天下午去了哪里，很可能是跟基地来的男孩子们在玩板球。马丁见过这个游乐场晚上的样子，那种灯火、气味和叫喊就是博斯会喜欢画的反乌托邦题材的绝佳模型。在日光里，它倒没有那么吓人，而他父亲的声音又一如既往地在他脑中出现（真是不幸），叫喊着：“孩子，正视你所惧怕的！”

于是他付了门票钱走进去，蹑手蹑脚地在那些丰富多彩的游乐设施边上打转。他怕的其实不是游乐场的氛围，他怕的是那些游戏设备。他年纪更小的时候，看到操场上的秋千都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些零钱，在小吃摊上买了个Kartoffelpuffer。他对德语并不熟悉，不过Kartoffel这个词他还是拿得准的。油炸煎饼非常油腻，吃在嘴里有种奇怪的甜味，咽下肚后像铅块一样压着他的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父亲的声音真不该又在他脑中响起来，而且当时他正好逛到了一架巨型秋千面前，那秋千的样子像只船。他不知道这种设备用德语怎么说，英语他是知道的，那是海盗船。

海盗船忽起忽落，在空中划出阔大得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抛物线，坐在船里的人们的尖叫声也随着这艘船起落的轨迹此起彼伏，每一次都像是词头的Kartoffel意为“土豆”。突然被恐怖给攫住了似的。不要说眼前这触手可及的实体，光是想想海盗船就会让马丁心生恐惧，而越是让他恐惧的事物他便越要照父亲的意思去正视。于是他将吃剩下的Kartoffelpuffer扔进垃圾箱，付了钱，登上了那艘船。

后来是他父亲把他从民用Krankenhaus里带回家的。他被发现浑身无力地倒在海盗船里，已经失去了意识，于是被送往了医院。这件事跟胆量无关，他并不是胆小懦弱，他其实就是对地心引力格外敏感。办出院手续时，那位医生笑着说道：“要是你愿意听从我的建议，别考飞行员得了。”他的英语说得极好。

他父亲来接他的时候，径直走过了他的床位，一点儿也没有认出他来。马丁努力向他挥手，可他没能看到儿子的手在床单底下有气无力地拍动着。最后是护士台里的工作人员带他来到了儿子的床边。他父亲穿着军装，同那间医院病房显得格格不入。他向马丁俯下身来，说道：“你是个该死的娘娘腔。拿出点勇气来。”

“有些事情跟性格软弱扯不上关系。有些事情某些人一生下来就无法做到。”马丁在文章结尾处这么写道，“而且，那毕竟是在另一个国家，面对的是另一种生活。”

“很不错。”多萝西说道。

“故事有点单薄。”粗野的男人说道。

“我的生活一直都很单薄。”马丁说道。

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多萝西带来了几瓶酒，几袋里茨薄脆饼干和一大块切达红干酪。村政府大礼堂的厨房里有纸杯和纸碟，他们径自取来使用。多萝西举杯说道：“很好，我们活过来了。”马丁觉得她这祝酒词真怪。

“但愿我们所有人，”她继续说道，“春季学期时还能再在一起。”可能是因为圣诞将近，也可能是因为村政府大礼堂里装饰的气球和亮晶晶的金属箔纸，或者仅仅是突然知道自己活过来了这件事，马丁说不清楚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确实觉得有种欢庆的气氛荡漾在周围。就连那个粗野的男人和喜欢自杀的小姑娘也变得情绪高涨。人们从随身带着的背包和公文包里源源不断地拿出酒来，他们事先并不知道学期结束是否要“闹一场”，不过还是有备而来了。

所有这一切都起了作用，特别是那些酒。第二天早上，马丁醒来，发现自己居然躺在肯德尔镇多萝西的床上。

她脸色苍白，皮肤松弛，拉过床单盖住了自己，说道：“别看我，我早起时很吓人。”她看起来真的有点吓人，可马丁绝不会把这话说出来。

他很想问问她多大年纪了，不过又觉得这话更不应该说出来。

然后，在一间俯瞰温德米尔湖的饭店里，他们吃了价格不菲的一餐。马丁觉得这对他俩来说都是应得的，他们活过来了，不仅是写作班的课程，还有更为难熬的经历。多萝西举起一杯泛着美丽的铅灰色的夏布利酒，敬他说：“你知道吗，马丁，你是班上唯一一个组词造句不会让我他妈的想吐的。真不好意思，原谅我有些粗鲁。不过你是应该当作家的。”马丁等待着本田车驾驶者从地上站起身来，等待着他来到人群中搜索暗箭伤他的罪魁祸首。

马丁试着成为队伍中某个无名的观众，试着假装自己根本就不存在。他闭上了眼睛。读书的时候他被人欺负了，就曾经这么干过，那时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他只有相信这种老掉牙的魔法，相信只要他看不见他们，他们就打不到他。他能想到本田车驾驶者已经向他走来，手里的棒球球棒举得高高的，就等着发出它摧毁性的弧线进攻。

可当马丁再睁开眼时，他却惊喜地看到本田车驾驶者回身上了自己的车。汽车开走的时候，有些人故意慢半拍鼓掌来喝倒彩。马丁不能确定他们到底是在对本田车驾驶者的行为表示不满，还是因为他没有把这场好戏演完而觉得失望。然而不管他们想表达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是些冷酷心肠、无法取悦的观众。

马丁跪在地上，问那位标致车驾驶者：“你还好吗？”然而接着赶到的两位女警察很快控制住了现场，礼貌而强硬地让他站到了一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