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警察问道：“你要进救护车陪他去医院吗？”她大概以为他是伤者的朋友。

看到伤者身边没有朋友照顾，马丁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救护车。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就如何去对待别人。

到了城郊新建的皇家医院，马丁才发现自己的包不见了。他只记得他的包咔哒一声掉在了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滚了开去，之后的事他就不清楚了。这算不上是闯了大祸，电脑里的文件在磁盘里的复本都存得好好的（就在他钱包里那张小小薄薄的淡紫色的索尼记忆棒里），而且复本本身还有复本，安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他想象那个捡到他的笔记本电脑的人会把它打开，在我的文档里发现他的作品，边看边想着那是些什么狗屁不通的东西，大概会大声念出一两段来给朋友听，然后跟朋友们一起笑得满地打滚——在他的想象世界里，那个捡到他笔记本电脑的人不会仅仅是简简单单地笑，他会笑得“满地打滚”。

当然他们绝对不可能咯咯轻笑。那个人不像马丁这样充满资产阶级的柔懦情绪（你真是个小老太婆，他父亲不止一次这么说他），他会对马丁的生活和工作嗤之以鼻。

“有情况，伯蒂。”尼娜轻声说，一边在伯蒂的肩上站直身子，卡斯特尔思勋爵站在邓罗思城堡长满棕榈树的温室里的身影才看得更清晰了。伯蒂十七岁，通过尼娜的帮助得以脱离原来的偷猎生活，成了尼娜的助手。马丁的文件夹里还存着一些信件（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您喜欢尼娜·赖利破案故事我很高兴，祝好，亚历克斯·布莱克）。有可能，那个笑得满地打滚的陌生人会因此发现他的住址，然后把笔记本拿来送还给他。也可能，他会到他家去，将他其他的东西都卷跑。还有可能，某辆车会直接碾过他的笔记本，弯折它的液晶屏，粉碎它那块神秘的母板。

标致车驾驶者这时候清醒得很。他的太阳穴上肿起了一大块，像有只鸡蛋被埋在了皮肤下面，看起来很可怕。

“善心大好人，”他冲马丁坐的地方点了点头，对女护工说，“他救了我的命。”

“真的吗？”护工说，拿不定主意是否要相信这种夸张的言辞。标致车驾驶者像个婴儿一样被裹在一条松织的白棉大毯子里，他努力从缠裹里脱出手，向马丁伸了过去，“保罗·布拉德利。”马丁同他握手，说道：“马丁·坎宁。”他十分小心，害怕用力过猛会捏痛标致车驾驶者的手，增加他的痛苦，可是如此一来，他又开始担心自己刚才的握手太过软弱无力了。马丁的父亲拉里总是坚定地认为在做自我介绍时应当表现出足够的男子气概（你又不是某个柔弱得要命的玛丽·埃伦——像个男人那样握手）。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保罗·布拉德利那出奇的小而柔软的手就像机器人的钳子手，握手只是非常迅速的一抓而过。

马丁有好几个月没有像这样碰触到别人的身体了，除非是在超市里，偶尔从收银员的手里接过找下的零钱，或者是某天晚上，理查德·莫特把一整个晚上喝的酒都吐了出来，马丁只好站在马桶边上扶着他。一个星期以前，他还曾帮助一位老太太上公交车，当他握着她纸一般薄而无力的手时，他的心里居然充满了感动。

“看上去应该躺在这里的人好像是你而不是我，”保罗·布拉德利说，“你的脸色白得像纸。”

“是吗？”他确实觉得全身乏力。

“看样子这是起恶性事件。”护工说道。

“事件”，女警察就用这个词来称呼这起道路殴斗。先生，我们需要对这次事件做下笔录。一个很不错的中性词，听起来就像“无辜”。也许他应该用这个词来形容他自己的遭遇。哦，是啊，那是我在俄罗斯的时候，那个不幸的事件……他们进入急诊室的时候，前台小姐开始向马丁询问标致车驾驶者的个人信息。马丁连他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可标致车驾驶者早就被推到里面去了。

前台小姐像老师看学生那样看了一眼马丁，问道：“怎么样，能说得出来吗？住址和亲友也需要各填一个。”

马丁跑进去找标致车驾驶者，在一个拉着帘子的小隔间里找到了他，护士正在为他量血压。

“对不起，”马丁轻声说，“我来问他的个人信息。”标致车驾驶者想要坐起来，那位护士轻柔地推他躺下。

“把我的钱包从夹克里拿出来吧，朋友。”标致车驾驶者平躺着对他说。

一件黑色皮夹克搭在角落里一张金属边框的椅子上，马丁小心翼翼地将手探进夹克的内袋里，取出了一只钱包。摸别人口袋里的东西有种怪异的亲密感，好像在做贼，又做得不情不愿。那件夹克的皮质油润，价格不会便宜，马丁猜是羔羊皮，他克制着自己一抖身将衣服套上身的冲动，他想知道成为另外一个人会是什么感觉。他向那个护士晃了晃手里的钱包，示意他并没有对她扯谎，护士对他报以嫣然一笑。

“要我帮你看包吗？”他问标致车驾驶者。那是个短途旅行用的旅行袋，放在救护车上随他们一起带过来的。标致车驾驶者回说：“谢谢。”马丁觉得他是认可了。

那个旅行袋看起来没装什么东西，不过倒是沉得很。前台小姐迅捷地搜检着标致车驾驶者的钱包。

保罗·布拉德利三十七岁，住在伦敦北部，钱包里有驾驶证、一叠20磅的纸币和一份与阿维斯公司签订的租借标致轿车的协议。除此之外再没别的了，没有身份证，没有照片，没有那种草草写着电话号码的小纸条，也没有收据和票根。找不到任何亲友的信息。马丁表示可以把自己填在亲友栏里，前台小姐说：“可你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虽是这么说，她还是在表格上写下了“马丁·坎宁”这几个字。

“是苏格兰教会吗？”她问道。马丁说：“他是英格兰人，还是写英格兰教会吧。”不知有没有威尔士教会，他想着，他从没听说过。

这家医院与其说是医院，更像是个车站或是机场，人们不是特地来这里的，他们只是在去往某地的路上到这里来做短时的停留。这里有家咖啡店，有个像小型超级市场那样大的商店，但是没有一点迹象表明，这里的某些地方有着生着病的人。

他在候诊室里坐下来了，想着他现在大概不得不把好人做到底了。这里放着的一本《老屋》杂志他都翻遍了，还看了一本刊号在三年前的《你好！》。他想起在哪篇文章里看到过，说是丙型肝炎的病菌可以在体外存活相当长的时间，人们可能仅仅因为触碰某物而导致传染，门把手、杯子，或者是杂志。这些杂志要比这家医院更老。肯定是有人把它们装在箱子里，从劳里斯顿广场的老皇家医院搬过来的。马丁记得他陪他烫伤了手的母亲去老皇家医院挂过急诊，那是他母亲极为少见的几次来看他的时候发生的事。对于那次来看他的经历，他母亲唯一有印象的不是他们开车去霍普顿宫，在草地上惬意地散步然后去喝了下午茶，不是在卡利多尼恩酒店的蓬帕杜尔餐厅享用午餐，也不是去参观了荷里路德宫，而是她是怎么把茶壶里的热水倒到自己手上的。那是你的茶壶。她说，就好像马丁应该为水的沸点温度负责任一样。

老医院的候诊室像是从第三世界里搬来的，非常脏，老旧的椅子还有股尿骚味。她被带进了一个小隔间，拉上了淡绿色的帘子，干透的血迹点点滴滴沾在那帘子上。老医院现在都变成公寓了，当然公寓只是一部分。马丁觉得这很怪，那里曾经是许多人痛苦和死亡的地方，还有更多的人坐在门诊部里等着与医生的约见，慢慢地对其他人的泪水失去了耐性，这样的地方现在居然有人愿意居住，真是怪事。马丁自己住在默奇斯顿区一栋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里，这栋房子造起来之前那里应该是田野，比起住在曾经是手术室或是停尸间的地方，住在曾经是田野的地方的感觉可要好得多了。大家不在乎这个，大家对住在爱丁堡的渴望简直近似一种原始的冲动。上个星期报纸上有篇报道说是有个车库标价10万英镑，马丁搞不懂难道有人会要住在里面吗，居然开出那么高的价钱。

他三年前买下了现在住的房子。刚搬到爱丁堡的时候（那是他签下第一份出版合约之后），他租了费里路后的一个小套间住着，从那时起就开始攒钱准备买房子。像这个城市所有找房子的人一样，他像着了魔一般的狂热，仔细地阅读每一份待售房产信息名录，每周四晚上和周日下午狂奔向看房地点，像是刚刚离开起跑器的短跑选手一样。

十月里雾蒙蒙的一天，当依然在看房的他走进默奇斯顿区的那栋房子时，他一下子爱上了它。

那些房间半笼在阴影里，似乎装着无数的秘密，彩绘玻璃上迟重地透进了午后正在渐渐消逝的日光。丰美，他心里想。他脑中显出了这房子从前的样子，孩子们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他们都是过去时代的孩子的样子，男孩子戴着条纹的校服帽，女孩子穿着带罩衫的连衣裙和白色的短袜。他们都是些小阴谋家，在儿童室的炉火前策划那种欢乐的恶作剧。这房子到处生机勃勃。有个女仆任劳任怨地洗洗刷刷，她的脸上没有通常女仆会有的那种忿恨的表情，有时，她还会帮助、甚至唆使孩子们用恶作剧捉弄人。一个园丁，一个烹调传统食物（熏鲱鱼、牛奶冻、农家馅饼）的厨子。还有一对用温情脉脉的眼神看着这一切的爸爸妈妈，他们慷慨和善，只有当恶作剧做得太过火的时候，才会变成不留情面的法官。爸爸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不知“在办公室里”忙些什么，妈妈呢，会邀些朋友来打打桥牌，然后写写信。

后来因为爸爸被误认为是罪犯还是间谍的，他们的生活一度陷入窘境，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他们挣扎在贫困线上，是妈妈奇迹般地带领大家度过难关，最后真相大白，家庭又恢复了平静和安详。

“我要这房子。”他对带他来看房子的女人说，那女人在处理该房产买卖事务的律师办公室工作。

“算上你，共有十一个人对这栋房子感兴趣。”她说。

她没明白他的意思，当他说出“我要这房子”这句话时，他说的并不是房屋买卖中在察看、出价和付款任一阶段可能说出的一句平平常常的话，他喊出的是他内心对于家的呼唤。在经历过随军奔走的童年生活、寄宿学校的少年时期和湖区学校内部小楼中的教师生涯之后，他迫切地渴望有个属于自己的家。大学里的时候，他帮选修心理学的同学做过一份词语联想测试的卷子，看到“家”这个词的时候，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这个词语的联想是必须要有情感做铺垫的。

他父亲拉里从军中退休之后，他母亲本想劝他搬回她的故乡爱丁堡的，可惜没能劝成，他们来到了伊斯特本居住。事实证明（这一点也不奇怪），拉里的性格根本不适合退休，也不适合住在他们那条安静的街道上清一色的三居室排房中，虽然排房有着漂亮的白木檐口和窗框装饰，距离英吉利海峡也才不过五分钟路程。大海对他毫无吸引力，他每天早晨总会步伐轻快地走到海滩边散步，那是为了锻炼而不是消遣。三年后，当他与邻居吵架突发心脏病去世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解脱了，尤其是他的妻子。他跟邻居吵架的原因是对方将车停在了他的家门口。

“他从不接受门前的公路是公用的。”他们的母亲在葬礼上告诉马丁和克里斯托弗，好像这竟然成了他们父亲致死的原因。

他们的母亲没有意愿离开伊斯特本（她这个人压根儿就没有一点活力），而马丁和克里斯托弗却都被某种力量吸引回了苏格兰（像鳗鱼和鲑鱼），尽可能地住得离她远一些。

克里斯托弗是个估算员，他和他那个神经质的泼妇老婆希娜，还有两个十多岁的孩子住在博德斯，日子过得入不敷出，那两个孩子倒是出奇得乖巧。马丁和他哥哥住的地方从地理上说来并不远，不过他们几乎从不见面。跟克里斯托弗在一起很不舒服，他的处世方式夸张而不自然，就好像他曾经细细观察过其他人的处世方式，然后决定要去模仿别人，以为这样他在别人眼里会更可靠，别人也更容易接受他。马丁是许久以前就明白了学别人终是学不像的。

马丁和克里斯托弗从不将伊斯特本的房子称做家，他们的母亲缺乏那种将一栋房子注满家的意义的人格魅力。他们之间通常会这么谈到那里，你下次准备什么时候去那栋房子？似乎房子比他们的母亲更具指代性。其实那房子几乎没有任何特点，每过两三年重新刷涂上的灰黄颜色总是一样的讨人嫌，漆上没过多久，墙面又会沾染成惯常的尼古丁般的脏黄色。他母亲就是支老烟枪，吸烟可以说是她的主要特点。湿漉漉的星期天呆在他母亲的房子里，马丁觉得地狱也不过如此，大概只是将那一刻永远延长而已。那通常是在一月里，下午四点钟，没有通风设备的厨房里弥漫着整个牛小腿炖煮着的味道。在缭绕的香烟烟雾里喝着寡淡的茶，吃着甜得腻住人的嘴巴的、注着方丹糖膏的小蛋糕。电视里正在重播《米德索默的谋杀》。

他们的母亲如今已经老得颤颤巍巍的了，但是没有任何即将离世的迹象。在花费与收入之间站立不稳的克里斯托弗抱怨着，照这么下去她可能会活得比他更长，那他就永远别想继承伊斯特本的半栋房子来解决他银行账户的危机了。

马丁的小说上了畅销书排行榜不久，他就去看了他母亲。他指给她看畅销书排行榜本周前50名的名单，然后告诉她：“亚历克斯·布莱克——就是我，我的笔名。”他笑了，而她却叹道：“哦，马丁。”好像他做了什么特别讨人厌的事情一样。

当他买下默奇斯顿区的房子时，他可能并不清楚究竟什么能让一栋房子变成家，但他很清楚什么不能。

克里斯托弗只来过马丁家里一次，就在马丁刚刚买下房子的时候。那次来访本来就很难对付，因为希娜更是雪上加霜。希娜是只披着女人皮的野狗。

“你他妈要那么大的房子来干吗，马丁？”克里斯托弗问道，“就你一个人啊。”

“我可能会结婚，然后有孩子。”马丁辩解道。

希娜吠道：“你？”房子最顶上有个小房间，能够看到花园的风景，马丁将它指定为自己的书房。他觉得在这样的房间里，他可以写出具有个人风格、力透纸背的作品，而不再是重复尼娜·赖利系列陈腐俗套的故事。他作品中的每一页都将是创造性地合理调配激情和理性的产物，堪称足以重塑阅读者人生观的杰出艺术品。让他失望的是，这并没能发生，连他曾经在这房子里感受到的生命力也在他买下房子之后消失了。现在，当马丁从正门走进房子，他会觉得这里从没住过什么人，连他自己也不住在这里。这里根本不会有什么欢乐的恶作剧。

“欢乐”是马丁格外喜欢的一个词。他一直在想，他要是有孩子，他就叫他们欢欢和乐乐。人如其名啊。

所有那些由宗教衍生出来的名字取得都是有道理的，像是佩兴丝、格雷斯、查斯特蒂和费思。

摊上个易被人忘记的“马丁”之类的名字，倒不如直接用美德来做名字。杰克森·布罗迪，这名字不错。他遇事沉着冷静（我以前是个警察），不像马丁，被激动的情绪搞得死去活来。那又不是什么好事弄出来的激动情绪，不是因为欢乐的恶作剧，而是因为事件。

大学时代有一段很短的时间，他曾经跟一个叫斯托姆的女孩子交往过（不像大多数人所以为的那样，他还是有过女朋友的）。那是一场遭遇（是单方面的遭遇而不是双方面的恋爱），他因此相信人的性格行为同他们的名字是一致的。马丁本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乏味，“亚历克斯·布莱克”的出现倒是为他增添了些许生机。出版商们觉得马丁自己的名字不够“有力”。亚历克斯·布莱克这个笔名很费了他们一番思量，在思量的过程中，马丁个人的意见是微不足道的。他的编辑告诉他，他们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结结实实的名字”，他知道她想说“能给你的名字做个补救”，只是她没有说出来而已。

他的脚不经意间踢到了保罗·布拉德利的短途旅行袋，装着换洗衣物的袋子本该是柔软的，他却感觉到里面的东西坚硬而无弹性。那样的一个男人，受着伤也没有半点怯懦退缩的感觉，他会把什么东西带在身边呢？他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保罗·布拉德利不像是那种为了艺术节而来的人，他似乎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

马丁抬起手腕来看表，忽然想到他今早根本就没找到他的表。他怀疑理查德·莫特“借用”了那块表。他总是借东西，好像住在别人家里就有权尽情享用别人的东西一样。马丁的书、衬衫，他的iPod（你听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马丁）屡屡被住在他家里的这位客人侵占。他还找到了马丁那辆车的备份钥匙，他好像觉得只要他想开他随时都可以开。

那是一块劳力士游艇名仕型机械表，马丁为了纪念签下第一份图书出版合约而给自己买的。

他为自己的奢侈浪费而内疚不已，于是决定拿出相同数目的金额捐给慈善机构以安抚自己的良心。

受捐的慈善机构是人体修复组织，专门为地雷爆炸导致残疾者提供义肢。他的劳力士表的价值，相当于所谓的文明社会无法想象的底层世界里的将近百副手脚。也就是说，如果他不买劳力士，他本可以买下两百副手脚的，想到这一点，他的良心无法平静，负疚感有增无减。跟他买下默奇斯顿区的房子的价钱比起来，手表的花费是微不足道的。要是把买房子的钱拿出来，世界上所有被截肢的人大概都能装上义肢了。虽然那块手表每天都会让他想到在俄罗斯发生的事件，但他还是带着它。这就是他该受的惩罚，永不忘记。

理查德·莫特现在大概已经演完了。接下来，马丁猜想着，理查德会找个酒吧喝喝酒会会朋友——这叫人脉。BBC这回一次性要录下好几个滑稽表演，那个“演出”里的节目不少。理查德的节目通常在十点播出。

“喜剧总在晚上发生。”他对马丁说。

马丁觉得这句话挺逗，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理查德。

“对。”理查德说，带着那种伦敦式的古怪的简明扼要。他在台上插科打诨，可他本人并不是那么有趣。认识他两个星期以来，马丁从没因为他而笑过，至少没有被他逗笑过。

也许他把逗笑的本事都省下来用到十点的节目里去了。八十年代是他的黄金时代，那时候说些政治笑话就可以逗趣。撒切尔下了台，理查德·莫特的好日子就慢慢地结束了。虽然他再也没能恢复从前的风头，不过他并不甘心寂寂无名，他出现在“替代品”智力问答节目里，成了谈话节目的补白大王，甚至有时会去登台表演（演得很糟）。

总的来说，马丁宁愿坐在医院里，翻看陈旧的沾满细菌的杂志，等着一个陌生人的消息，也不愿意跟理查德·莫特到某个艺术节酒吧里去会朋友。

理查德是马丁一个熟人的朋友的朋友。两三个月前，他的来电从天而降，他说他“在先锋剧场有个演出”，想知道能不能在马丁家里租住一个房间。马丁心里暗骂那个把自己电话号码告诉别人的熟人。他总是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几年前有个时期，他非常想要快点写完一本书，可是老是被上门来的人打扰，源源不断的来自波洛克的一日游观光客（他觉得是这么一群人）让他不胜其烦，只好在门厅里常备一件外套和一个空无一物的公文包，门铃响起来的时候，他就可以飞快地穿上外套，挟起公文包，然后对来客说：“哦，不好意思了，我正要出去。”

那是他刚从湖区搬到爱丁堡的时候，他试着想要多认识些人，展开自己全新的丰富的社交生活。他再也不是“坎宁老师”那个老东西了，而是，马丁·坎宁，你好吗？我吗，啊，我是个作家。写罪案小说。

现在这本叫《高地舞》。早就进了畅销书排行榜了。我从哪里得到灵感吗？

啊，我不知道，就是想象力总是很旺盛，有种创作的冲动。你懂我的意思吧。可是事与愿违。他没有得到丰富的社交生活，倒是被各式各样的讨厌鬼给缠住了，这些讨厌鬼他需要花上好几个月（有时是好几年）才能甩得掉。他们大多闲着没事干，日夜不休地上门来拜访马丁。其中有个家伙居然缠了他好几年，那人叫布赖恩·勒加特。

布赖恩四十多岁，是个生活的失败者，揣着他未出版的手稿，对英国所有的文学经纪心怀怨恨，因为这些人都没能看出他的天才来。马丁看过几封布赖恩收到众多的退稿信后写作的复信。

你这愚蠢的、愚蠢的、愚蠢的、傲慢的英格兰婊子，还有我知道你住在哪里，你这个傲慢的混蛋，诸如此类的信件，那种疯狂的程度让马丁大惊失色。布赖恩给他看过自己的手稿，那部“扛鼎之作”题名为“最后一个公交车司机”。

“这个，”马丁还给布赖恩时礼貌地低声说道，“确实很不一般。而且你很能写，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没有说谎，布赖恩是很能写，他能够拿起装着青绿色墨水的钢笔，圈圈绕绕地写出硕大的笔画相连的文字。

在那些句子里，动词散得到处都是，任意一个逗号和惊叹号都叫喊出疯狂两个字来。不过既然布赖恩知道马丁住在哪里，马丁可不想去招惹他。

那天门铃又响了起来，马丁套上外套，拿起公文包，猛地一下打开门，却发现布赖恩满怀希望地在门外转悠。

“布赖恩！”马丁的语调里带着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欢快之情，“你来我很高兴。可惜我正要出门，对不起了。”

“你去哪儿？”

“去搭火车。”

“我跟你一块走到火车站。”布赖恩情绪高昂地表示。

“你没必要这么做。”

“没事，马丁。”结果他们一起搭上了11时30分发车的大东北铁路公司的国王十字列车，去了纽卡斯尔。马丁在纽卡斯尔的市中心随便找了个办公大楼，说道：“好的，我到了。”然后跳进了一部电梯。

电梯停在了八楼，那里的公司经营的是分时享用度假别墅的生意。跟其他人谈谈在佛罗里达群岛购置豪宅，马丁觉得心里舒服多了。对方告诉他那别墅“毗邻高尔夫球场和休闲设施”。马丁带走了还没签字的协议，他说他要“好好看看”。

出去的路上，他将那张纸扔在了最近的垃圾箱里。

布赖恩当然还是在门厅里等着他，见到马丁就亲切地问道：“事情很顺利吧？”他们又一起搭上4时30分的列车，回到了爱丁堡。不知怎么的，布赖恩已经跟马丁一起坐进了韦弗利车站外停着的一辆出租车里。马丁再也找不到什么话跟他说，他只想说，你这疯子，快滚出我的生活，永远别回来！可当他付完车钱，走下车，布赖恩已经快走到他家门口了，一边说着：“要我煮壶茶吗？我想跟你谈谈我的小说。我正在考虑把小说的时态换成现在时。”

第二年，布赖恩·勒加特在索尔兹伯里崖坠崖身亡。他究竟是自己跳下去的，还是失足掉下去的，不得而知（也很有可能是被人推下去的）。

马丁听到他的死讯，心里既觉得解脱又觉得内疚，这两种情绪也难分伯仲。他本该做点什么让这个自欺欺人的人早点清醒过来，可他对他说的也就是“你使用方言的方式很让人吃惊”。

所以，当理查德·莫特提出暂住的请求时，马丁觉得自己很难去拒绝。而当理查德问他“你说多少钱呢”，马丁回答他：“哦，不用。别傻了，我不能要你的钱。”于是理查德带来了他上次巡回演出的DVD作为送给马丁的见面礼。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花钱买过一瓶酒，不过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喝掉的。为了帮忙做家务，有一次他动手把碗碟放进了洗碗机，结果是使人疑心他是想让日常事务变成滑稽表演。理查德离开厨房之后，马丁只好将洗碗机里所有的碗碟都重新放置一遍。

他还花大价钱买过一块牛排，不过他是买来煎给自己吃的，煎牛排的油还溅得灶台上都是。除此之外的其他时间，他好像都在外面吃。

两天前，也就是理查德首场表演（马丁幸运地没有看成）的当天晚上，他邀请马丁和从伦敦赶来看他的表演的“一些人”去“吃点咖喱”。

马丁因为自己吃素（其实就是不吃有脸的东西），建议去圣帕特里克广场的卡尔普纳餐厅，可不知怎么地，他们最后选的地方充斥着肉食，那家餐厅是伦敦的那些“人”向理查德推荐的。到了付账的时候，马丁居然一个劲儿地坚持要买单。

“谢谢，马丁，非常谢谢你，”伦敦人中的一个说道，“其实你知道，本来可以由我来付的。”

“你介意我在屋子里抽烟吗？”理查德来马丁家还不到十分钟就问出了这个问题。马丁很想表现出热情好客的主人形象，可是他对抽烟深恶痛绝，他支吾着：“这个……”理查德随即说道：“当然我就在自己房间里抽，我不会让你闻到一点那种肮脏的、会让人致癌的烟味。”然而，每天早晨下楼来时，马丁总会在起居室里发现一小堆烟蒂，而理查德所用的烟灰缸居然是马丁搬家时购置的韦奇伍德牌餐具，有时是个茶碟，有时是只盘子，有一次他甚至还找到了个有盖海碗来用。理查德总是很晚回来，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

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他要是一起床，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电话。他用的是新买的可视电话，马丁礼貌地夸赞了一番（“是啊，她像个小辣妈，对吧？”理查德说），其实他觉得那电话粗短丑陋，会让他想起《星舰迷航》里的对讲机。理查德下载了五十年代的电视剧《罗宾汉》的主题曲作为电话铃声，那破铜烂铁般的声音细碎而麻痹，简直快把马丁逼疯了。为了解毒，马丁新近为自己的手机下载了“鸟语”音乐做铃声，他欣喜地发现那些鸟语是如此的逼真。

急诊室里的马丁环顾四周，看到墙上的时钟指向一点半。他本以为时间要晚得多了，看来这一天已经变形了，在意料之外的现实的重压下变形了。马丁在《苏格兰人》上读到了一篇关于理查德·莫特的表演的负面评论。文章写道，别的不说，“理查德·莫特现在的幽默感已经随着他那些段子的日渐陈腐而支离破碎了。十年前的冷饭一炒再炒只能是每况愈下。人类在进步，理查德·莫特却没有”。马丁自己看看就觉得挺尴尬的了，要是说给理查德听，那两个人肯定都会觉得很难堪，他不想这么做。马丁自己的小说受到的差评就不少，他看够了，知道这些评论能让人心里多不好受。

“我从来不看关于我的评论。”首场演出结束之后，理查德语气阴沉地主动说起这个话题。

这话马丁不信。没有人不看关于自己的评论。理查德不“做艺术节表演”已经有些年头了，不管他曾经对爱丁堡有过多少美好的感情（在他演艺生涯的最初几年，他在这里取得过辉煌的成功），他现在有的更多是厌恶。

“你瞧，这城市很棒，”他对一个“伦敦来的人”说，那时他们正在一家拥挤得让人恐慌的印度餐馆里大快朵颐地喝酒吃肉。

“看起来好极了，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力比多。这个肯定要怪诺克斯。”

马丁讨厌理查德用那么轻慢的亲昵口气提到“诺克斯”，他很想说，就算诺克斯是个脸色阴沉的性冷淡的新教杂种，那么他也是我们的脸色阴沉的性冷淡的新教杂种，而不是你们的。

“就是！”另一个人说。

他戴着一副黑色厚边框的窄幅眼镜，烟抽得比理查德还厉害。马丁从八岁起就开始戴眼镜了，他戴的是轻型的无边框眼镜，这样多少还能遮掩一下他视力有缺陷的事实，他是绝不会把视力差作为特点来吸引别人的注意的。

“没有力比多——说得太对了，理查德。”戴着黑框眼镜的人为了强调自己的赞同，将嘴里叼着的香烟向虚空中刺了一下，“这就是爱丁堡。”马丁很想为自己的家乡说点什么，可是他实在不知道说什么。他们没说错，爱丁堡确实没有力比多，可人们难道想住在有力比多的城市吗？“巴塞罗那！”理查德坐在桌子对面的一个朋友大声喊道（他们闹声喧天，醉得不轻），那个戴着过时而又重新流行的眼镜的人跟着叫道：“里约热内卢！”城市名的叫喊声于是此起彼伏（“马赛！”

“纽约！”）。后来有人喊道：“阿姆斯特丹！”激烈的争论随之引发，他们讨论着阿姆斯特丹到底是有着自己的力比多的，还是只不过是开发买卖他人力比多的商业交易所。

“性与资本主义，”理查德懒洋洋地插了一句，“有什么区别？”马丁期待着他接下来的妙语，可是看样子他说不出什么妙语。马丁个人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然而他随即想到了在那间看得到涅瓦河的糟糕的旅馆房间里，他在艾丽娜面前脱光了衣服，那时候蟑螂正沿着壁脚板狂爬。

“家具装饰得不错。看来罗马不会是一天建成的。”他说了句玩笑话，还是尴尬地蜷缩着身子。

“Da？”她附和地笑着，看样子一句话也没有听懂。这段记忆的重现，让马丁不自觉地弯下腰来，像是被无形的拳头打中了。

“女孩子，”忽然有人说，“吃完饭我们去找几个女孩子吧。”大家在极度亢奋中表示赞同。

“钢管舞！”理查德像个青春期少年那样低声偷笑。

“哦，对不起啊，马丁，”另一个人说，“我们不该搞得异性恋瘾头那么大。”

“你认为我是同性恋吗？”马丁惊问。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马丁，好像他终于说了句有意思的话。

“这没什么不好，马丁，”理查德说，“人人都是同性恋。”马丁刚想反驳这句可笑的话，却发现自己正咀嚼着一块混在他的素什锦炒饭里的鸡块。他小心地将鸡块从嘴里取出来，放在盘子边上。那是一块带有软骨的鸡肉，某只在外国土地上被塞满荷尔蒙、抗生素和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可怜的鸡的最后的遗骸。他真可以为它哭一场。

“没事，马丁，”理查德拍拍他的背说，“你有我们这些朋友。”理查德告诉马丁，他在售票厅里帮他留了张广播节目展演的票子，也不问问马丁想不想去看。等马丁真的走到售票厅去要票的时候，只见收银台后那个神情淡漠的女孩问另一个神情淡漠的女孩说：“这儿有叫理查德·莫特的留下的赠票吗？”另一个女孩做了个鬼脸，向四周张望着。原先的那个女孩就又把目光移回到了她的电脑屏幕上。

马丁不经意间注意到了理查德的演出海报，那是做着古怪表情的理查德的面部特写照片。照片下面的标题是这么写的：“喜剧伟哥，给你的脑子来点猛药。”马丁觉得这样的广告语一点儿也不吸引人，简直让人难堪。

两个女孩都没有找到赠票，马丁只好向她们指出后面墙上有个摇摇欲坠的木鸽笼，每个鸽子洞下面都用透明胶布贴了各人的名字，那个贴了“理查德·莫特”的鸽子洞里放着一个白色的信封。

第二位神情淡漠的女孩看了看信封上的名字，用怀疑的口气问道：“马丁·坎宁？”不等他确认，就把信封交给了他。他拿出票来，发现一张票背后极为潦草地写着一行字：“你的车停在利斯路麦克贝特外面，谢谢。R。”

“我能直接进去吗？”他问道。第一位神情淡漠的女孩说：“不行，你得排队。”她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电脑屏幕。

“谢谢。”他说。

没有人再理会他，也没人再看他一眼。于是他走过去排队。然后那个拿着棒球球棒的人就走出了他的本田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