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写字楼，苏镜和何旋两人默默无语，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游走，不知不觉来到一家西餐厅门口，何旋说道：“以前，我跟大勇经常到这里吃饭。”苏镜从沉思中醒来，呵呵笑道：“这还是我带大勇来的呢。走吧，肚子也饿了，我请你吃牛扒。”

两人选择了靠窗的座位坐下，何旋说：“以前我们经常坐这个位子。”说着，便泪眼婆娑起来。

“别哭啦，别哭啦，再怎么哭，大勇也不会回来了。”苏镜说道，“我给你讲讲我追我老婆的故事吧。”

于是，苏镜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跟朱玉相识相恋的故事，最后说道：“就这样，我们回到顺宁不久，我就拉着她到民政局‘伏法’了！”

何旋听着呵呵地笑了，之后又叹了口气，说道：“哎，大勇就是少了你那点魄力！”

“这榆木疙瘩脑袋，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了，下手要稳、准、狠，老是不听，说什么慢工出细活。哎呀算了，不提他了，都是他没这福分。”

何旋勉强笑了笑，说道：“谢谢你。我知道你也很难受，为了安慰我，才装出这么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被何旋说中了心事，苏镜怔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们总要学会适应。”

每人点了一份套餐，苏镜的右臂不能使劲，刀叉几乎没法用，何旋自告奋勇地帮他把牛排切成小块。苏镜吃着牛排突然抬起头来，说道：“我觉得我们的方向似乎不对，为了一篇批评报道不值得杀人。”

“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理由杀人呢？”

“我想，得罪人这种事，不仅仅是记者的专利吧？”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大勇可能在生活中结了什么仇家。而我们之前的思路是什么呢？记者被杀了，马上想到是批评报道惹的祸，这是一种惯性思维，而这种惯性思维把我们框住了！你说，大勇在你们单位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

“没有啊，昨天殷千习不是说了吗？大勇人缘特好，从没有跟谁怄过气吵过嘴。当然了，有时候会顶撞领导。”

“顶撞领导？”

“你不会觉得又一个制片人是杀人凶手吧？”

苏镜想了想说道：“任何人都可能是凶手，如果那个朱建文气量足够小，心肠足够狠，杀大勇也不是没有可能。”

“大勇顶撞他，主要是工作上一些事。大勇不是经常拍摄一些负面新闻吗？有的不适合报道，朱制片给毙了，他就吵。朱制片也不记仇，每次吵完他就笑大勇，说他还像个孩子。”

“哈哈，他那脾气上来了，真的像个撒野的三岁小孩。”

“我都说过他好几次，每次他都说要改那臭脾气。”

“那他有没有跟谁有利益上的冲突？”

“我们这里有什么利益？没啥好争的！”

“除了大勇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喜欢你？”

何旋睁大了眼睛问道：“我应该不会那么有魅力吧？”

“第一，不要小看你的魅力，我要不是已经结婚了，你又是大勇喜欢的人，我都想追你；第二，爱情这东西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力量，也是一种邪恶的破坏力量。为爱杀人，并不是什么新闻吧？说吧，到底有没有其他人喜欢你？”

“这个很难说啊，请我吃饭的倒不少。但是，我总不能厚着脸皮说，人家请我吃饭就是喜欢我吧？”

“不喜欢你干嘛请你吃饭呢？”

“喂，苏警官，今天这餐饭谁请啊？”

“当然是我啦，我都跟你说了，你是一个值得我喜欢的女孩子。”

何旋得意地笑了。

“快说吧，有没有？”

“我怎么知道谁在背后喜欢我啊？”

“那你怎么知道大勇喜欢你？”

“这是女人的直觉！”

“女人的直觉，女人的直觉。”苏镜重复着这句话，又吃了几口牛排。

这时何旋的手机响了起来，是朱建文打来的，只听何旋对着话筒说道：“不知道啊，我没看见他……没有，没跟他在一起……不会吧？真的吗？……那怎么办啊？……哦……”何旋的神情起初有几分不耐烦，后来变得惊讶，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苏镜呵呵笑道：“他是谁啊？怎么找他找到你这里来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一个同事今天采访没去，领导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

“陈制片？”

“不是。”

何旋刚想解释，电话又响了，这次是殷千习打来的，只听何旋又说道：“冯敬？又是冯敬，刚才朱制片打电话也问我有没有看到他……我没看到他……我跟苏警官在一起……去你的吧，我可不是神探……”放下电话，何旋狡黠地笑笑，“我们朱制片又该写检讨了。”

“朱制片？”苏镜疑惑地问道，“你们制片人不是陈燕舞吗？”

何旋呵呵一笑：“你多久没跟我们制片人联系过啦？她早走了。”

“走了，去哪儿了？”

“大勇没跟你说？人家高升了，”何旋说道，“现在是团市委书记。”

“厉害，年纪轻轻的就书记了，”苏镜接着问道：“朱制片是什么人？”

“他叫朱建文，陈制片走后，他就来当制片人了。”

“两年前我去你们栏目办案的时候，好像没见过他。”

“当时他不在《顺宁新闻眼》，”何旋说道，“人啊，有时候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处，只是位子不同了，这叫螺旋式上升。”

“此话怎讲？”

“他以前就是新闻部的记者，后来离开了新闻部，再后来，新闻部改组成《顺宁新闻眼》，现在他又回来当上了制片人。”

“看上去还挺年轻的。”

“陈燕舞不是更年轻？”何旋反问了一句，继续说道，“当年陈燕舞调离电视台时，很多人都巴望着那个位子呢，比如说那个殷千习，本来希望就很大，但是后来还是朱建文回来任制片人了。”

苏镜呵呵一笑，问道：“朱建文要写什么检讨？”

“今天一个人大副主任去视察河流治污进展，本来我们栏目是派冯敬去采访的，结果他没去。人大办公厅打电话把我们朱制片骂了一顿，朱制片现在满世界找冯敬呢，打他电话也关机了，他便挨个给我们打电话，问我们有没有看见他。”

“这就要写检讨啊？”

“那当然了，今天是记者没去，有时候迟到五分钟都要写检讨呢。”

“他怎么没去呢？”

“不知道，也许他把这事给忘了。”

“殷千习也是你们领导？”

“他不是领导，但总把自己当领导。这个人啊，本来是准备提拔的，后来因为出了点事，也没提拔成。最近好像有点风声，台领导觉得他表现不错，又想重用他了。”

“所以他便自觉地以朱制片副手自居了？”

“呵呵，是。真不知道现在这些人，怎么对当官这么感兴趣！”

“中国嘛，历来是官本位的，”苏镜看着何旋又问道，“殷千习出过什么事？”

“嗨！在电视台出事还能出什么事啊？”何旋说道，“要么是采访市领导出席的会议迟到了，要么是做了批评报道给顺宁市抹黑了，要么是领导排序给搞错了。”

“领导排序？啥意思啊？”

“就是要把领导排大小啊，你知道顺宁有多少市领导吗？”

“这个还真不知道，没数过。”

“除了书记、市长之外，还有三个副书记，六个副市长，一个人大主任下面跟着八个副主任，除政协主席外，还有十个副主席。你得把这三十一个人的名字、相貌记得清清楚楚。”

“我的天啊，当记者真不容易。”

“不但如此，你还得把他们的顺序排列整齐了，这叫尊卑有别上下有序，如果市里开大会，所有的领导都出席了，那才叫热闹呢，写稿子的时候，你得掰着手指头数，书记之后是市长，市长之后是政协主席，然后是副书记、市委常委、人大副主任、副市长、政协副主席，如果哪位副市长恰好又是市委常委，那还得把他们的名字再往前排。”

“你好像没说人大主任，只说了副主任。”

“人大主任都是书记兼的嘛！”

“人大副主任比副市长还大？”

“那当然了，人大是立法机关嘛！监督的就是政府。”

“那为什么市长能排在人大副主任前面呢？”

“因为市长一般都兼着副书记，最不济也是市委常委，党当然要排在人大前面了，因为人大是接受党的领导的。”

“长学问长学问。”苏镜不断地点着头。

“报社记者还好，只要排序弄对就成了，我们电视记者才辛苦呢，每位领导要按照官大官小决定头大头小。”

“啥意思？”

“比如说，书记、市长、政协主席一般都是特写镜头，但是特写也有不同的特写，你不能把政协主席的脑袋拍得比市委书记的脑袋还大；其他副职就要近景了，一般是两三个人在一起，总之不能太突出。”

听着何旋的讲述，苏镜隐隐约约想起点什么，但是那点思绪就像游丝一般若隐若现，还没等他看清，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只听何旋继续说道：“有时候，退休的老领导出席了活动也要点名字，那就更麻烦了，不但要按照他们退休时的官职大小排列，还要按照他们就任时间排列，比如两个老市长出席活动，你得把最老的放在前面。年轻记者根本不认识谁是老领导，所以这种活动必须要老记者去才有把握。”

苏镜哎哟叫了一声：“天啊，真把我绕晕了。”

“所以啊，你说我们天天记这些东西就够累人的，哪还有时间去创新？这些条条框框，把人全框死了。”

“可是你们还有批评报道啊。”

“那也不过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罢了，在中国做批评报道，就像徒手走钢丝，随时会摔死人的。”何旋看了看苏镜的右臂，问道，“你的胳膊要不要找家好点的医院去看看啊？”这一问，就算结束了对新闻的探讨，苏镜也叹了口气，说道，“等有空再说吧。我突然觉得，人这种东西好渺小啊，在命运面前，在体制里面，就像一只蚂蚁，随时都可能被踩死，随时也可能被踩断一条腿。”

“你就是那只被踩断腿的蚂蚁！”

“是，我就是那只倒霉的蚂蚁。在命运面前，我们往往感到无助，有时候觉得自己孤零零一个人，面对着茫茫的宇宙和茫茫的未知，觉得特别恐惧，特别焦虑……”苏镜突然停了下来，他意识到自己说出了“焦虑”两个字，而这正是罗子涵给他的诊断。难道焦虑真的能使一个人右臂麻木？

“怎么不说话了？”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你说，一个人过于焦虑会导致身体某些功能麻痹甚至瘫痪吗？”

“你说你是由于心理焦虑导致右臂麻痹的？”

“嗯，一个心理医生这么跟我说的。”

“这事我不敢确定，不过好像看过一本书，说是一个人瘫痪多年，好几家医院都检查不出什么问题，后来一个心理医生拍拍他的脑袋，跟他说病已经治好了，然后那病人就可以走路了。”

“有没有这么神啊？”

“不去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

苏镜看看右臂，叹了口气。也许罗子涵真的能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