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原路返回车上,右转开到海湾路,再左转上了阿尔瓦尼尔,在离家不远处找到一个车位。我推开吱嘎作响的大门,走过后院和石板地露台,打开家门,把皮包扔到厨房凳子上。

这间小屋是我88岁高龄的房东亨利·皮茨的杰作。那一年他建了一间相当宽敞的双车位车库,便把旧的单车位车库改造成出租屋。那时我正想找一处靠海边的房子,整天在那里转悠,希望能看到“出租”招牌,结果就看到他贴在附近自助洗衣店的广告。我们见面后简单聊了两句,同意以3个月作为试租期,以便双方观察。

他高大清瘦,明亮的蓝眼睛,满头银发,神采奕奕。开始我觉得他讨人喜欢,后来发觉我们俩简直是绝配,不是男女朋友那种,而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好友。我的工作要求经常外出,回家之后,我更愿意安静地待着。亨利和我一样崇尚自主。我干净整洁,喜欢独处:他干净整洁,喜欢社交。但他举止得体,进退有度,不到万不得已(这样的时候也是有的),绝不过问我的事情。他是退休的面点师,最高兴有人吃光他现烤的肉桂卷和巧克力布朗尼。很快我俩就结伴去附近的酒吧吃晚餐,一周两晚。有时他烧了炖牛肉或是一大锅蔬菜汤,也会临时发出用餐邀请。

刚搬进来的时候,我32岁,他82岁。年龄差距我认为可以忽略。朋友之间相差50年算什么?如今我已经做了他7年房客,根本无法想象搬去别的地方住。目前最出格的事情就是被一只炸弹把屋顶炸飞。在重建和整修的过程中,亨利自觉担当起总承建商的重任,别出心裁地仿造轮船内部结构,在前门上开了一扇舷窗。

傍晚温度骤降,我只想赶紧回到自己温馨的住所,那里虽小却紧凑,许多嵌入式柜子和架子将空间利用到了极致。楼下的空间不大,却承担了起居室、办公区和卫生间的职责,另有一点小空间做成迷你厨房。小小的旋转楼梯通往阁楼卧室,床上方是一扇树脂玻璃天窗。从楼上卫生间低矮的小窗望出去便是葱翠的树木。

在现代化的生活设施方面,我买了带烘干的洗衣机、微波炉以及轻便吸尘器,用于清理我几米见方的粗羊毛地毯。我很少做饭,除非热一罐西红柿汤也算下厨。像我们这样不做饭的人很少担心水槽里会堆满碗碟,因此洗碗机也省了。吃过早饭,我洗干净麦片碗、勺子、果汁杯和咖啡杯,全部放到碗碟架上沥干待用。午饭在外面吃,有时在办公室吃三明治、苹果加小甜饼。难得在家吃晚饭时,我会在餐巾纸上做一块三明治,吃完了直接扔垃圾箱。插一句,这是另一条单身的理由:随心所欲。

那天晚上亨利要担任邻居莫扎·洛温斯坦小型宴会的主厨。罗西的酒馆本周关门,因为前天罗西和威廉飞去了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帮忙照顾亨利和威廉的姐姐内尔。继春天摔伤后,她动了第二次股骨手术,刚刚完成康复治疗。罗西和威廉答应在她出院后帮忙到下周五。威廉是亨利的哥哥,比他长1岁。他俩的姐姐内尔,今年99,是皮茨家“五小孩”中的老大,中间是96岁的刘易斯和91岁的查理。

罗西打算在离城期间将房屋彻底消毒。为配合这一目标,酒馆的厨房和储藏间已经清空。亨利家里的两间客卧如今塞满了各种食材。我没有细问原因。罗西独树一帜的匈牙利菜式以动物器官为特色,切成细茸,酱汁浇头里都是黑乎乎、嚼不烂的东西。我尽量不去想老鼠、象鼻虫、鼻烟虫什么的。

我了解亨利,期间有什么好玩的事他一定会第一时间汇报,我估计这几天就能听到。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对我这种个性不讨喜的人而言,是最好的状态。我换上运动衫,做了一个豪华煎蛋三明治,再给自己倒一杯夏敦埃葡萄酒。吃过晚餐,我缩在沙发里看推理小说,直到睡意来袭。

第二天是周六,我沿着海滩寻找那几位流浪的朋友。我不是真把这当回事,我觉得法医办公室会在我之前查明这位特伦斯的身份。不过,既然昨天成功弄到了那人的名字,我有点想乘胜追击。珀尔的敌意也是一个原因。如果她了解我,哪怕只有一点点,她会明白粗鲁对我而言,不是侮辱,而是挑战。

我思前想后,要不要去买丹迪暗示的香烟,以便打开珀尔小姐的话匣子?我质疑以香烟为手段向三人索取情报的伦理基础。根据现有的科研成果,应当指出抽烟是不良习惯,我不愿意助长没有购买能力的人养成这种习惯。,不过,既然珀尔在第一次见面时如此刻薄,我又何必考虑那么多?

放弃原则之后,我又开始为牌子而焦虑。我分不清带不带过滤嘴,含不含薄荷醇,只得求助那个看上去只有14岁的超市营业员。

我说:“帮我个忙吧,最便宜的香烟是哪种?”

他转身拿起一盒卡尔顿放到我面前。

“流浪汉抽的是这种吗?”

他想也没想,伸手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包我不认识牌子的香烟。“再买两包。”我已经盘算好了,一人一包,公平合理。

他又拿了两包出来。

“多少钱?”

“1块9。”

“不贵。”我说。我不抽烟,不知道烟应该多贵。

“一包。”

“一包?你开玩笑吧?”

他没开玩笑。我付了三包的钱,把烟扔进了皮包。五块多买几包烟可太贵了,等纳税单寄来之后,我得在减税程序A单上加一条。

我沿着卡巴拉大街一路开回家,没有看到那三个人。

星期天,我又去了一次海滩,野马蓝色强夺者依旧招来惊艳的目光。如果那三位朋友有心躲着我,很容易办到。我开得很慢,惹得后面的司机频频鸣笛催促。我经过游乐中心,开上绕着环礁湖而建的宽阔弯道。环礁湖是鸟类保护区。我想起皮特·沃林斯凯就是在这附近遇害的,但是去搜查现场似乎对死者不敬。

我穿过湖边的小停车场,掉头开回家,一边观察着两侧道路。依然没有收获。我决定执行B计划,在米拉格鲁右转,开到流浪者收容所。收容所在街区的中央,门脸很窄,主楼缩在街道里面。前面有八个车位,全满了。上了挂锁的金属拉门遮住了大门,旁边的窗户上贴着一张手写告示:匿名戒毒互助小组见面时间每周-2:00。

虽然互助小组周末不见面,但收容所肯定是开门的。我退后几步,向两边张望。楼右边被一道严密的栅栏挡住了入口,左边是一条双车道的马路,隔开了收容所和旁边的加油站。我顺着柏油马路,走在楼与车道之间,过了一道石灰拱门,来到了一处院子,一群男男女女聚在一起抽烟。后来我回想起这里的景色:两棵棕榈树,几丛灌木,零散的草皮。装满沙子的咖啡罐肩负起两项职责,烟灰缸和痰盂。尽管我感觉自己来错了地方,但我这身高领衫、牛仔裤、破靴子的打扮,和这里的人没什么两样。

拱门处有一把金属折叠椅,但没人看守,也没人注意到我穿过露台来到了门口。我进了门,想着会不会有人盘问我。在清规戒律中长大的我总是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种种假想的限制中。我最欣慰的是看到各种标语:禁止吐痰。禁止随地小便。禁止践踏草坪。尽管我未必遵守,至少我有明确的立场。

我郑重声明:我没有美化或无端怜悯流浪者的处境。我认为贫困的原因很多,有人因为暂时受挫,有人因为负债累累,有人因为走投无路。有人好吃懒做,有人身患恶疾,有人自暴自弃,有人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许多人出于生活所迫,而不是自主的选择。酗酒,吸毒,不务正业,文盲,没有一技之长,没有人生目标,各种原因导致他们无力赚钱,只能沉沦到社会的最底层。时间一长,便永远失去了重新站立的能力。这样的人生能被改变吗?我不知道。据我所知,多数救助方式只是维持现状。

房间很大,不断有人走进走出,各式沙发和椅子上都坐着人。右边是服务台,一位65岁左右的英俊男士坐在柜台后的转椅上。我前面排着一位女士。她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张压膜卡。我微微偏过头,看到上面有她的名字、身份证号和照片。

她把卡片推进柜台里。“你好,肯,帮我看看有没有信好吗?”

她靠在柜台上,斜眼向里瞟。下面的桌面上有一只装满牙刷的瓷杯,牙刷上的玻璃包装纸还没拆掉。“能给我一个吗?”

绅士没有答话,拿起瓷杯,看着她挑走一支红色牙刷装进腰包。他说:“听说你生病了,好点了吗?”

她苦笑。“住了两天医院。排出一块肾结石,只有沙粒大,却吐得我昏天黑地,疼得死去活来。急诊医生觉得我是装的,目的是要几支维柯丁。我气死了,大闹一场。后来别的医生签了单子让我住院。最后我还是打了一针杜冷丁,可不是拒绝我的浑蛋医生开的。”

“现在好了?”

“要是支票来了就更好了,我只有两块钱了。”

绅士拿起她的身份证,用脚推动转椅溜到柜台后面的金属文件柜前,把身份证放在柜子顶上,开始翻查文件。过了一会,他说:“没有,今天没有。”

“能看看箱子里吗?可能是牛皮纸的大信封,还有别的文件。他们说周二寄出的,应该到了。”

他弯腰查看一只白色的美国邮政纸箱,里面按顺序摆放着大件包裹。他一件一件认真地核对名字。

“对不起。”他滑回到柜台前,把身份证还给她。“你见过露西了吗?她找你。”

“只有星期四看到过她。她找我干啥?”

“不知道。你去公告栏看看,或许有她的留言。”

她离开柜台,消失在房间另一头的转角处,公告栏应该就在那里的墙上。

肯开始接待我。“需要帮忙吗?”

我想编个理由,又觉得没有意义。“我想打听一个叫特伦斯的人。我不知道他姓什么,想问问您是否知道?他在两天前死了。”

“我们不能透露人员信息。你可以问问社工,不过今天她不在。”

“丹迪和珀尔你认识吗?”

他仍然不动声色,似乎确认某个人的存在也算打破规矩。“不认识。你可以自己进去看看。”

我吃了一惊,“真的吗?我可以到处看看?”

“这里又不是私人俱乐部,谁都可以来。”他说。

“谢谢。”

我在公共休息室转了一圈。这里很宽敞,足够容纳现有的25人。房间一角有一台大电视机,但屏幕是黑的。唯一的书架上摆着一整套古旧的百科全书。一个家伙占了一张沙发,盖着外套,蜷在上面睡觉。有几个人在说话,大多数人无所事事。唯一例外的是坐在瑙加海德人造革沙发上的两个女人。她们分坐沙发两端,一个在不停地拆一件粉色毛衣,毛衣越拆越小,最后变成她膝上的一团粉色毛线。另一个在用19号毛线针织一团深绿色的羊毛线,织的什么看不出来,有突起,有不规则的边,还有因为掉针形成的洞洞。最近我不怎么织毛衣了,可我深知其中的痛苦。那个强迫我按长度背诵全世界河流的姨妈(尼罗河,亚马逊河,长江,密西西比一密苏里河,叶尼塞河,黄河……)还教会我针织与钩织(不是出于喜爱,而是为了培养耐心)。6岁的孩子没人能坐超过一分钟的,我却要学习这些。

目前的情况是:找不到珀尔,找不到丹迪,找不到费利克斯。我已经尽了力,人都死了,就算他需要帮忙,现在提供服务为时已晚。明天一早我就打电话向阿伦·布卢姆伯格汇报情况。有名字,有体貌特征,他应该可以找到治疗过此人的医生。

“名叫特伦斯的流浪者,一腿严重跛足”,尽管不够全面,仍是正确的一步嘛。好了,我的调查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