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边的凳子上坐了两个小时后，清洁工列昂尼德·泽伊采夫还是没有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他后悔拿了这文件，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偷拿文件。如果他们发现了，他就会受到惩罚。可是，他似乎总是受到生活的惩罚，他真不理解这到底是为什么。

1936年，兔子出生在斯摩棱斯克西部的一个贫穷小村庄里。这是一个小地方，与这片土地上其他千千万万个村庄一样普通：村里只有一条坑洼不平的街道，夏天尘土飞扬，秋天泥泞不堪，冬天冰雪覆盖。村里约有三十座房子和几个谷仓，原先的农民现在都被迫加入了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他父亲是农场的一个农工，他们家住在路旁的一座小屋里。

沿着道路过去，有一家小商店，店的楼上是住宅，住着村里的面包师。他父亲告诫过他，不要与面包师来往，因为他是“叶夫雷”。他不明白这个词语的意思，但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情。可他注意到，母亲会在那里买面包，面包的味道非常好。

他感到纳闷，为什么他不能与面包师说话？面包师是一个快乐的人，有时候会站在店门口朝列昂尼德眨眨眼睛，丢给他一片刚出炉的热面包。因为父亲的告诫，他总是躲到牛栏后面悄悄地吃完面包。面包师与妻子和两个女儿住在一起，他有时会看到女孩从商店的窗口朝外张望，但她们似乎从不出来玩耍。

1941年7月下旬的一天，死神降临到了这个村庄。他当时还是个小男孩，不知道这是死亡的威胁。他听到隆隆的轰鸣声，于是跑出谷仓。几个巨大的钢铁怪物从大路进入了村庄。第一个怪物在村庄的房子间停了下来。列昂尼德站到了街上，想看得清楚些。

那怪物似乎身躯庞大，有房子那么大，但它靠履带滚动，前面还伸出一根长长的炮筒。怪物的顶端，在那炮筒的上方，站着一个人，他的上半身露在外面，还把厚重的钢盔摘下来放在了身边——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然后他转身俯视下面的列昂尼德。

列昂尼德看到那人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一双蓝色的眼睛淡得出奇，似乎夏日的阳光从后脑勺把他穿透了似的。那双眼睛没有表情，没有爱恨，只有一种空洞的无聊。那人慢慢地从侧身的枪套里掏出了手枪。

列昂尼德感到情况不妙。他听到手榴弹扔进窗后的爆炸声，以及随之而来的尖叫声。他吓坏了，转身跑了起来。这时，他的头顶上方响起了一阵爆裂声。他躲到牛栏后面开始哭泣，随后继续跑动，身后持续传来哒哒声，空气里还有房子燃烧和木头烧焦的气味。他看到前面有片树林，于是跑了过去。

他在林子里不知道怎么办。他还在哭泣，喊着爹妈，但他们没有来。他们再也不会来了。

他遇到一位在尖声叫着自己丈夫和女儿名字的妇女，认出那是面包师的妻子达维多瓦夫人。她拉住他，把他紧紧抱在了怀里。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知道他父亲会怎么想，她可是“叶夫雷”啊！

村庄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德国党卫军的装甲部队已经离去，林中还有其他几个幸存者。他们后来遇见一些游击队员，都是带着枪、留着胡子、住在林子里的硬汉。在一名游击队员向导的带领下，他们启程朝东面去，一直朝东面去。

他走累了，达维多瓦夫人就背着他。过了几个星期，他们终于抵达了莫斯科。她似乎认识那里的一些人，那些人帮他们安顿了下来，还提供食物、给予他们温暖。他们对他很好，长得都很像达维多夫先生，他们的卷发从太阳穴一直垂到下巴，都戴着宽边帽。虽然他不是“叶夫雷”，达维多瓦夫人还是坚持收养了他，并照料了他好多年。

战后，当局发现他不是她的亲生儿子，于是把他们分开，把他送进了一家孤儿院。分别时，他和达维多瓦夫人都哭得很伤心，但此后他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在孤儿院，人们告诉他，“叶夫雷”的意思是犹太人。

兔子坐在凳子上，还在为衬衣里面的文件感到纳闷。有些短语的意思他仍然没有明白，例如“彻底终结”或“完全灭绝”。对他来说，这些词语太长了。但他知道它们不是什么好的词语，他不理解为什么科马罗夫先生要对达维多瓦夫人那样的人采取这种行动。

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抹粉红色的朝霞。在河对岸索菲斯卡亚码头边的一栋大楼里，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拿着一面旗帜，开始踏上楼梯走向屋顶。

船长端起一杯代基里鸡尾酒从桌子边站起来，走到木栏杆那里。他低头去看下面的海水，然后抬头望远处暮色渐浓的港湾。

四十九岁了，他想道。四十九岁，却还在企业内部商店里赊账。杰森·蒙克，你已经不年轻了，过了这个年龄了。

他喝了一大口，感觉这种用柠檬和朗姆酒调制的鸡尾酒味道恰到好处。

管他呢，这一生还是不错的。不管怎么样，经历还是很丰富的。

他的人生刚开始时并不是这样的。刚开始时，是在一座简陋木屋里，那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中南部一个叫克罗泽的小镇上，位于谢南多厄河的东面，离韦恩斯博罗至夏洛特维尔高速公路五英里远。

阿尔伯马尔是一个农业县，记忆中这里处处都有南北战争的痕迹，因为这场战争中百分之八十的战役都是在弗吉尼亚进行的，对弗吉尼亚人来说刻骨铭心。在当地的小学读书时，他同学的父亲们大都种植烟草或者大豆，要么养猪，三者必居其一。

杰森·蒙克的父亲则与众不同，他是在谢南多厄国家公园工作的护林工人。看护森林的工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百万富翁，但这份工作对男人来说还是不错的，尽管钱不是很多。他父亲假期也没闲着，抓住一切机会去挣钱贴补家用。

他回忆起孩提时，父亲经常带他到包含了整个蓝岭山脉的国家公园，教他识别各种树木：云杉、白桦、冷杉、橡树和火炬松。有时候，他们也会在森林里遇见狩猎监督官，他会睁大眼睛，聆听他们讲述的关于黑熊和野鹿的故事，以及如何猎取火鸡、松鸡和野鸡。

后来，他学会了精准地用猎枪射击、追踪猎物、扎营以及在早上拔营时不留下任何痕迹；当他长大一些、有了一定体力时，他就在假期去伐木场打工。

从五岁到十二岁，他一直在县里的小学读书。过了十三岁生日后，他去夏洛特维尔的县中学就读，每天黎明前就起床，从克罗泽赶赴县城。中学期间，发生了一件改变他命运的事情。

1944年，一名美军中士与成千上万的美国大兵一起从奥马哈海滩撤退，一直行进到诺曼底腹地。他在圣洛附近与部队走散，进入了德军狙击手的视线。他还算幸运，敌人的子弹只是擦伤了他的上臂。这位二十三岁的美军战士设法爬到了附近的一座农房，那家人帮他清理了伤口并让他留下来避难。农户家有个十六岁的女儿，当她把冷敷料小心翼翼地放到他的伤口上时，他看着她的眼睛，心里知道，姑娘比德军子弹更重地击中了他。

一年后，他从柏林返回诺曼底，向她求婚。在一名美军牧师的主持下，他在她父亲的果园里娶了她。后来，因为法国没有在果园里举行婚礼的传统，当地的一位天主教牧师在村子的教堂里为他们重新举办了婚礼。之后，他带着新娘回到了美国的弗吉尼亚州。

二十年后，他已经是夏洛特维尔县中学的副校长。他的妻子则因为孩子们不在身边，要求在他的学校教法语。约瑟芬·布拉迪夫人漂亮迷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她的课程很快就吸引了许多学生。

1965年秋天，她的新生班级来了一个新同学，名叫杰森·蒙克。这个男孩有一头蓬乱的金发，样子很害羞，笑容很迷人。不到一年后，她便承认，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外国人的法语能够说得像他那样好。这是天赋，不是后天习得的。他就有这种天赋，不但精通语法，而且发音也很完美。

在中学的最后一年里，他常常去她家，和她一起阅读马尔罗、普鲁斯特、纪德和萨特的作品（当时萨特的作品充满了性爱的内容），但他们最喜爱的还是更早期的浪漫诗人：兰波、马拉美、魏尔伦和维尼。事情并不在预料之中，但还是发生了，也许应该责怪那些浪漫诗人。他们并不在乎彼此之间的年龄差距，有过一段短暂的风流韵事。

十八岁的时候，杰森·蒙克已经能做两件他那个年龄的南弗吉尼亚人无法做到的事情：说法语和做爱，而且两样他都很拿手。那年，他参军了。

1968年，越南战争如火如荼，许多美国年轻人都想尽办法不去越南打仗。那些自愿签署三年兵役合同的人很受欢迎。

蒙克参加了基础的军训并填写了简历。在“外语”一栏，他填上了“法语”。军营的副官把他召去了办公室。

“你真的会说法语吗？”副官问他，蒙克作了解释。副官打电话到夏洛特维尔中学，与学校的秘书通了话，秘书找到布拉迪夫人，然后她回了电话。这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蒙克随后又被召唤过去，这一次的召见，有一名美军情报部队的少校在场。

除了越南语，在越南这个前法国殖民地国家，上年纪的人大都会讲法语。蒙克坐飞机去了西贡。他一共去了两次，中间回美国待了一段时间。

他退役那天，指挥官命令他到办公室报到。那里有两个平民在场，上校军官则离开了。

“请，中士，请坐。”两个人中年纪较长、较和蔼的一位对他说完，开始把玩一只石楠烟斗，另一位长相严肃的人开始用法语说话。蒙克也用同样的语言回答。这样的交流持续了十分钟时间，随后，讲法语的人面露微笑，转向他的同事。

“他很棒，凯里，真的很棒。”说完他也离开了。

“那么，你认为越南怎么样？”留下来的那个人问道。他四十岁左右，脸上长着皱纹，神情愉快。那是1971年。

“那是纸牌搭成的房子，先生，”蒙克说，“正在倒塌。再过两年时间，我们就不得不从那里撤走了。”

凯里似乎表示同意，他点了好几次头。

“你说得对，但不要告诉军方。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还没拿定主意，先生。”

“嗯，我不能替你拿主意。但你有才能，我自己都没有你这样的才能。刚才出去的那个人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和你我一样都是美国人，可他是在法国长大的，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如果他说你棒，那我就满意了。那么，你为什么不继续深造呢？”

“您的意思是上大学？”

“是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可以承担你的大部分学费，山姆大叔认为你应该得到资助。抓住这个机遇吧。”

在当兵的那些年月里，蒙克已经把大部分积蓄寄给了母亲，以帮助抚养家里的其他孩子。

“即使有《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资助，还是需要一千美元的现金。”他说。

凯里耸耸肩。“如果你愿意主修俄语，我认为，一千美元是能筹到的。”

“如果我愿意呢？”

“那就给我打电话。我的工作单位应该能为你解决一些事情。”

“这可要花四年时间呢，先生。”

“哦，在我工作的地方，人们有的是耐心。”

“先生，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在越南的时候，我们的‘凤凰计划’小组发现了你和你的功绩。你对付越共很有一套，他们喜欢你。”

“是兰利对吧，先生？你是中情局的。”

“嗯，我不是大领导，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

实际上，凯里·乔丹并非小人物，他后来晋升为中情局（行动）副局长，主管整个间谍活动部门。

蒙克接受了这个建议，又回到夏洛特维尔，在弗吉尼亚大学入学了。他又与布拉迪夫人一起喝茶，但仅仅是作为朋友。他进入斯拉夫语系，专修俄语。他的导师，一个俄罗斯人，认为他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双语”程度。1975年，他二十五岁，从大学毕了业。第二年过完生日，他就加入了中情局。在被称为“农场”的皮尔利驻地受过基本训练后，他被分配到了位于兰利的中情局总部，接着到纽约，后来又回到兰利。

过了五年，在完成了许许多多课程之后，他才第一次被派往国外任职，他去的，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在7月16日这个晴朗的清晨，皇家海军陆战队梅多斯下士正在履行他的职责。他用扣锁把国旗加固了的那一条边与升旗绳扣住，把旗帜升到了旗杆顶部。米字旗在晨曦中迎风飘扬，似乎在告诉全世界，谁才是旗帜之下这片领地的主人。

俄国十月革命前夕，英国政府从一个糖业大亨手里买下索菲亚码头边的这座漂亮的大厦，并把它改建成了使馆。此后，使馆历经风雨，始终屹立在那里。

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居住在克里姆林宫的国家寓所内，他每天早上起床后拉开窗帘，会看到河对岸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感到很不高兴。他多次施压要求英国把使馆迁走，但遭到了拒绝。

随着岁月的流逝，英国在莫斯科的外交使团日益庞大，这座大厦已经容纳不下所有的工作部门，因此，使馆在市内各处又设立了许多分部。虽然苏联多次提议可帮助英方把所有部门都集中到一个大院里，但伦敦婉言回答说，他们愿意继续留在索菲亚码头。大厦是英国不可侵犯的主权领土，因此使馆一直没有挪过地方。

东方的山丘上出现了黎明的第一线曙光，此时的列昂尼德·泽伊采夫正坐在河对岸，注视着随风舒展的那面旗帜。这情景勾起了他对一件遥远往事的回忆。

十八岁那年，兔子应征加入红军，经过最基本的训练后，他随同坦克部队开赴东德驻防。他是一名列兵，他的教官们认为，他连当下士的实力都没有。

1955年的一天，在波茨坦郊外的一次例行行军期间，他在密林中掉队了。他迷了路，十分害怕地在林子里踉踉跄跄地行走，最终发现了一条沙土路。他在那里停下脚步，吓得僵住了。相距十码远处停着一辆敞篷吉普车，还有四名战士。显然，他们是在巡逻途中停下来休息的。

两名战士在车上，另两名正站在车边吸烟，他们手里拿着啤酒瓶。他立即明白过来，他们不是苏联人。他们是外国人，是根据1945年的《波茨坦协定》驻扎在波茨坦的占领军中的西方人，但他对此一无所知。他之所以会明白，是因为他被告知过，他们是敌人，是来摧毁社会主义的，也会来杀他。

他们看见他时，停止了交谈，把目光转向他。其中一个人说：“喂，喂，快看这里来了个什么人？一个苏联人呢。你好，伊凡。”

他一个字也没听懂。他的肩上斜挎着一支冲锋枪，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怕他，他倒是很怕对方。他们中有两个人戴着黑色贝雷帽，上面的黄铜帽徽闪闪发亮，后面还有一丛半红半白的羽毛。他并不知道，自己眼前的是英国皇家燧发枪团的羽饰徽标。

吉普车旁边的一个战士离开战友，漫步朝他走了过来。他吓得魂不附体，觉得简直要尿裤子了。那人也很年轻，有一头红色的头发和一张长着雀斑的面孔。他朝泽伊采夫露出了微笑，递给他一瓶啤酒。

“来吧，朋友，喝啤酒。”

列昂尼德感觉到手中玻璃瓶子的凉爽。外国兵点点头，示意他喝酒。酒里肯定下了毒。他提起瓶子，把瓶口对准嘴唇，脑袋朝后仰去，一股冰凉的液体流经喉咙。这啤酒劲大，比苏联的好，是好啤酒，但他被呛住了，咳了起来。红头发士兵笑了。

“喝吧，继续喝吧。”他说。对泽伊采夫来说，对方说的话只是一种声音。让他惊讶的是，外国兵转身走回到几码之外的吉普车那儿去了。这个人根本不怕他。他是携带武器的红军战士，但这些外国人在轻松地说笑打趣。

他站在树旁，喝着凉爽的啤酒，心里纳闷，不知道尼古拉耶夫上校会怎样想。上校是中队指挥官，只有三十多岁，但已经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战斗英雄了。有一次，上校叫住泽伊采夫，询问他的家庭背景和家乡。这位列兵告诉他，自己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上校拍拍他的背，告诉他可以把部队当作他的家。他很崇拜尼古拉耶夫上校。

他吓坏了，不敢把啤酒朝他们扔回去。不过话说回来，这啤酒味道倒是真不错，哪怕是下了毒药的。他于是把啤酒喝光了。过了一会儿，车外的两名战士爬上汽车后座，戴上了他们的贝雷帽。司机发动汽车后，他们便走了，不慌不忙，也不怕他。红发战士还转过身来朝他挥手。他们是敌人，正在准备入侵苏联，却向他挥手。

他们走了以后，他把空酒瓶朝林子深处扔去，然后撒腿在树丛中奔跑。终于，他看到了一辆苏军卡车，于是搭车回到了军营。他因为掉队，被中士惩罚去伙房干了一星期的活，但他从没说起过关于外国人和啤酒的事情。

在外国人的汽车开走之前，他注意到汽车右侧车身上有一个类似团徽的图案，汽车后端还有一根拉得长长的天线，天线上有一面旗帜，约一英尺见方。旗帜上印有十字图案，一个红色的在正中央，还有两个在对角线上，由红白两色组成，这些十字全都印在蓝色的背景上，构成了一面由红、白、蓝三色组成的旗帜，很有意思。

四十四年后，这面旗帜又出现了，在河对岸的建筑物上迎风飘扬。兔子的问题有了解决办法。他知道自己不应该偷走阿科波夫先生的这份文件，但现在他不可能再送回去了。也许并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份文件丢了。于是，他要把这份文件交给有着好玩的旗帜和请他喝过啤酒的人们。他们会知道该如何处理。

他从凳子上站起来，开始沿着河岸走向横跨莫斯科河的石桥，走向索菲斯卡亚码头。

内罗毕

1983年

小男孩感到头痛，伴有低烧。他母亲起初以为他只是在炎热夏日里着了凉，但到了晚上，这个五岁的孩子因为头痛而尖叫不止，闹得父母一宿没合眼。第二天早上，苏联使馆大院的外交官邻居们前来询问，因为房子墙壁薄，而且天热时大家都开着窗户睡觉，昨晚他们也被这孩子闹得没睡好。

上午，母亲带儿子去看医生。当时，苏联集团的使馆都没有单独配备医生，但各使馆有一位共用的医生。斯沃博达大夫是捷克使馆的，但他也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使馆提供医疗服务。他是一个好人，工作很认真。他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诊断完毕，告诉这位俄罗斯母亲，她儿子患了疟疾。他开了个处方，配了适当剂量的药物：当时苏联医药界常用的氯喹和百乐君的改良配方，还有一些每日服用的消炎药片。

治疗没有收到效果。两天后，孩子的病情加重了。他的发热和颤抖都加剧了，一直在尖叫，说头痛得厉害。大使马上批准他们去内罗毕总医院就诊。由于母亲不会说英语，她丈夫——主管商务的二等秘书尼古拉·伊里奇·图尔金，就陪她一起去了。

内罗毕总医院的温斯顿·莫伊大夫也是一位优秀的内科医师。对于热带疾病，他很可能比捷克医生更内行。他进行了彻底的检查，然后直起身来露出微笑。

“恶性疟原虫。”他做出诊断。那位父亲皱起眉头倾身向前，感到迷惑。他的英语很好，但没有好到能够听懂医学术语。“那是疟疾的变种，对斯沃博达医师所开的氯喹类药物具有抗药性。”

莫伊大夫给孩子开了广谱强力抗生素药物处方，还安排了静脉注射。起初，这似乎起作用了。过了一周，药效消退后，病情又出现了。这时候，做母亲的变得歇斯底里，她再也不相信外国药物，坚持要带儿子飞回莫斯科看病。大使同意了。

到了莫斯科，男孩立即被送进克格勃的专门诊所。这是因为，商务二秘尼古拉·图尔金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图尔金少校。

诊所条件很好，因为克格勃间谍要去世界各地就职，那儿还有一个热带疾病专科。由于小孩的病情不容易诊断，于是被直接安排给了科主任格拉祖诺夫教授进行诊治。他看了内罗毕的两份病历，进行了一系列CT和超声波扫描检查。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医疗仪器，在苏联的其他部门是享受不到的。

检查结果使他深为担忧。扫描显示，男孩体内多个器官都有内部脓肿。他把图尔金夫人叫到办公室来，神情十分严肃。

“我知道这是什么病，至少，我能够肯定我的诊断，但是，这个病治不了。使用大剂量的抗生素进行治疗，你的儿子也许能活一个月。再长的话，就不大可能了。我很遗憾。”

母亲泣不成声，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助手把她送出办公室，并向她解释说，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叫作类鼻疽的疾病，在非洲确实少见，但在东南亚较为普遍，越战期间，美国人率先辨明了这种疾病。

当时，美军直升机飞行员最先出现这种新疾病的症状，它常常是致命的。研究发现，直升机在水稻田上空盘旋时，桨叶把田水搅起来，形成了一种微薄的水雾，一些飞行员吸入了这种水汽。田水含有杆状细菌，能抵抗所有已知的抗生素。当时虽然苏联人自己没有发现，但他们特别注意吸收西方的知识，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因此知道这个情况。格拉祖诺夫教授订阅了他研究的专业领域的所有西方医学刊物。

图尔金夫人拨打长途电话，哭着告诉丈夫，他们的儿子患上了类鼻疽病，活不长了。图尔金少校写下这种疾病，然后去见上司——克格勃情报站站长库利耶夫上校。上校表示同情，但态度坚决。

“去跟美国人交涉？你疯了吗？”

“上校同志，如果美国人发现了这种疾病，而且还是在七年前，那么他们可能会有对付的办法。”

“但我们不能请求他们帮忙，”上校强烈反对，“这关系到国家的尊严。”

“这关系到我儿子的生死。”少校喊了起来。

“够了。你走吧。”

图尔金冒着职业生涯被终结的危险去见大使。大使并不是铁石心肠，但也不为所动。

“我们的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交涉很少，而且仅限于国家事务。”他告诉这位年轻的情报官，“顺便问一下，库利耶夫上校知不知道你来我这里？”

“不知道，大使同志。”

“那么，为了你的发展前途，我是不会告诉他的，你也不要向他提起。但我的回答是‘不’。”

“可假如我是政治局委员……”图尔金又说。

“但你不是。你只是一个三十二岁的少校，在肯尼亚任职。我为你儿子感到遗憾，但我无能为力。”

尼古拉·图尔金走下楼梯，他痛苦地回想起，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每天就是靠着从伦敦空运进口的药物活命的。然后他外出喝酒去了。

要进入英国使馆并不容易。站在码头对面的人行道上，泽伊采夫可以看见这座巨大的赭色楼房，甚至还可以看到由柱子支撑着的门廊顶部，下面是雕刻精美的大木门，但这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进去的地方。

大楼正面的门窗依然紧闭，波纹状的钢板墙上开了两道大门，供汽车一进一出。这两道大门也是用波纹钢制成，由电机驱动，现在关得死死的。

右边是行人的入口，但设有两道铁栅门。人行道上有两名俄罗斯民警在值守，对步行进去的人实施检查。兔子不想受到民警的盘问。即使过了第一道铁栅门，还有通道和第二道铁栅门。两道铁栅门间设有使馆的警卫岗亭，由英国人雇佣的两名俄罗斯卫兵在站岗执勤。他们负责询问来访者的事由，然后与使馆内部进行确认。许多申请签证的人想通过这道门进入大楼。

泽伊采夫漫无目的地徘徊到了大楼后面，那里有一条小街，可通往签证处的入口。现在是早上七点钟，距离上班还有两个小时，但等待签证的人已经排起了百米长龙。显然，许多人排了通宵的队，如果现在才开始排队，那差不多还要等上两天时间。他漫步回到了大楼前面。这一次，民警盯着他看了好长时间。泽伊采夫害怕了，他拖着脚步走到码头那边，等待使馆开门办公、外交官来上班。

快到十点钟时，第一批英国人出现了。他们是坐轿车来的，车辆驶上了进口处的车道，大门随即遵照指示般隆隆作响着打开，放汽车进去后又缓慢地滑动着关上了。泽伊采夫从码头那儿观察着，他想接近汽车，但发现车窗都关着，而且民警就在近旁。车内的人会以为他是来请愿的，都不会摇下车窗。然后他就会被抓起来，警察就会对他进行盘查并发现他的所作所为，还会告诉阿科波夫先生。

列昂尼德·泽伊采夫不想使问题复杂化，他感到迷茫，但已经拿定了主意：他只是想把文件交给旗帜很有趣的那些人。因此，在这个漫长而炎热的上午，他观察着，等待着。

内罗毕

1983年

与所有的苏联外交官一样，尼古拉·图尔金也有一份限定额度的外汇补贴，这其中包括肯尼亚货币。宜必思烧烤店、艾伦·鲍勃酒馆和肉食店的消费，对他来说略显奢侈。他去了基马蒂街上的新斯坦利酒店，在那里的露天荆棘树咖啡馆花园里，在一棵古老的洋槐树旁边，他找到一张桌子，点了份伏特加和一杯啤酒，然后一屁股坐进了椅子里。

半个小时后，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男子手里提着已经喝了一半的啤酒瓶，从凳子边起身走过来。图尔金听到一个声音在用英语说：

“嗨，振作起来，朋友，也许不会有什么倒霉的事情。”

苏联人抬起头来。他依稀认出了这个美国人，是美国大使馆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图尔金属于克格勃第一总局的K局，负责反间谍工作。他的工作不仅仅是监视所有苏联外交官、保护当地克格勃的行动免受渗透，还要留心寻找机会招募容易动摇的西方人。因此，他可以自由地与其他外交官打交道，包括西方人，这种自由是苏联使馆其他工作人员所没有的。

图尔金活动范围广，与人接触相当自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因此对他的真实身份起了疑，已为他制作了一份简单的档案，但还没有抓到什么把柄。这个人在苏联政体中仍算是根正苗红。

图尔金呢，他也怀疑这个美国人很可能是中情局的，但他得到的告诫是，所有美国外交官都很可能是中情局的。这是一种盲目的说法，但小心不为过。

美国人坐下来，伸出了手。

“我叫杰森·蒙克。你是尼克·图尔金，对吧？我见过你，上星期在英国花园的宴会上。看你这副愁容，好像要去格林兰就职似的。”

图尔金审视着这位美国人，一绺玉米色的头发垂在前额，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从他的脸上似乎看不出什么坏心，也许他根本就不是中情局的，似乎是那种可以与之交谈的人。如果是在其他日子，尼古拉·图尔金会根据多年训练得来的经验，对他保持彬彬有礼，但不会说出心里话来。但今天不是其他日子，他需要有个可以倾诉的人。他打开话匣，把心事全都说了出来。美国人很关切、很同情，并且仔细地把“类鼻疽”这个词语写在了一块啤酒杯杯垫上。他们分别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苏联人返回到警备森严的使馆大院，蒙克则回到了哈利·图库路边的公寓。

西莉亚·斯通二十六岁，身材苗条，皮肤微黑，漂亮迷人，是英国驻莫斯科使馆新闻随员的助理。自两年前从牛津大学格尔顿学院俄语系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在国外任职。她喜欢享受生活。

7月16日这天，她从使馆大门走出来，看了一眼停车场：她那辆小型路虎汽车就停放在那里。

在钢板墙以内，她可以看到泽伊采夫所看不到的使馆大院的内部景色。她站在五级台阶之上，由此可以通往下面的沥青停车场，那里点缀着整齐的草坪、小树、灌木和绚丽的花坛。越过钢板墙，她可以看到河对面高大雄伟的克里姆林宫，五彩缤纷的大教堂及其闪闪发光的金色洋葱头圆顶，耸立在把整个堡垒环绕起来的雉堞状的红墙上方，景色宏伟壮观。

在她的两旁，有两个斜坡通到高处的使馆大门口，只有大使的汽车可以开到上面去。低级别的人，只能把汽车停在坡下，然后步行进去。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外交官不顾自己的前途，在瓢泼大雨中把他的大众甲壳虫小汽车开到坡上，停在了门廊下面。几分钟后大使抵达，但发现路被堵住了，只得在台阶下面钻出劳斯莱斯汽车，步行进入使馆。他被雨水淋湿了，心里很不高兴。

西莉亚·斯通走下台阶，朝门卫点点头，钻进她那辆鲜红色的路虎车，发动了引擎。当她把汽车开到出口的大门停下时，钢板大门慢慢朝旁边滑开了。她驾车驶出大门，开到索菲亚河岸，然后左转向着石桥驶去，奔赴她的约会地点。她已与俄罗斯《今日报》的一名记者约好一起吃午饭。她没有注意到一个衣服肮脏的老头正拖着脚步跟在她的身后，她也不知道，这天上午，她的汽车是第一辆驶离使馆的。

石桥是横跨索菲亚河的最古老的一座固定式桥梁。过去，人们使用浮桥，在春天架设起来，到冬天拆除，因为等河水结冰，汽车就能通行。

这座石桥又高又大，不但跨过河流，还穿越了索菲亚码头。如果要从码头开车上桥，就必须再次左拐，行驶约一百码的距离，抵达引桥与道路的接坡处，然后调头才能驶上桥面。但行人可以通过台阶直接从码头走到桥上，兔子就是走台阶上去的。

当红色的路虎车开过来时，兔子就在石桥的人行道上。他举起双臂挥舞，但车内的女人吃惊地看了一眼便继续开车前行。泽伊采夫无望地去追赶汽车，他记住了汽车的俄罗斯登记牌照，看到车子在大桥北端稍微左转，进入了博罗维茨基广场繁忙的车流之中。

西莉亚·斯通的目的地是兹纳蒙卡大街上的罗茜奥格雷迪酒馆。这家酒馆不像莫斯科人通常去的小酒馆，其实是爱尔兰人开的。爱尔兰大使要是在除夕夜能及时离开闹哄哄的外交宴会，多半喜欢去这儿消磨时间。酒馆也供应午饭。西莉亚·斯通选择在这里与俄罗斯记者见面。

因为许多俄罗斯人消费不起汽车或汽油，她没花多少工夫就找到了停车位。她把汽车停在一个角落，然后往回走。与往常一样，每当一个有明显特征的外国人接近饭店时，流浪汉和乞丐就会从门洞和人行道聚集过来，把外国人截住乞讨食物。

作为年轻的外交官，在赴任之前，伦敦的外交部就已经向她做了简单的情况介绍，但现实总是使她吃惊。她遇到过伦敦地铁站和纽约小街巷的乞丐，他们沦落到社会最底层，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只能在那里栖身，但在莫斯科这个遭遇了饥荒的国家首都，伸手要钱或要饭的可怜人，不久前可能还是农民、战士、白领或店主。她想起电视里播过的关于第三世界国家情况的纪录片。

身材高大的门卫瓦季姆站在酒馆门口，他看到了几码之外的她，于是跑过去粗暴地推开挡道的俄罗斯同胞，以便留出一条安全通道让这位贵宾进来，毕竟，她能给酒馆老板带来硬通货消费。

看到俄罗斯人这种侮辱乞丐同胞的做法，西莉亚很不高兴，发出了轻声的抱怨。但瓦季姆伸出颀长强壮的胳膊，挡住了将手伸向她的一排流浪汉，推开饭店大门，把她引到了里面。

对比非常强烈。外面是尘土飞扬的街道和饥饿的乞丐，里面是正在欢声笑语享受大鱼大肉的午餐的几十名客人。西莉亚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每当在外就餐，她总是想把自己的盘中餐和外面饿着肚子的人分享。和蔼的俄罗斯记者在角落的一张餐桌边向她招手，他没有这样的困扰。他正在研究菜单上的开胃菜俄罗斯冷盘，随后点了一盘大对虾。

兔子泽伊采夫还在脚步沉重地苦苦寻觅。他在博罗维茨基广场找那辆红色的路虎车，但它不见了。他又去检查广场左右两侧所有的街道，但都没有红色车辆的影子。最后他决定去广场远处的大街上看看，他看到了它，喜出望外，车子在前方两百码远处，就停在酒馆门口的一个角落里。

与其他许多耐心等待的普通人一样，泽伊采夫在路虎旁边找了个地方歇脚，又开始了等待。

内罗毕

1983年

杰森·蒙克十年前是弗吉尼亚大学的一名二年级学生，如今的他已经和许多同学失去了联系。但他仍然记得诺尔曼·斯坦，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同寻常。蒙克来自农村，身材中等，但肌肉强壮，是橄榄球运动员，斯坦则来自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一个犹太医生家庭，他不喜欢运动。相似的幽默感使他俩成为了朋友，如果说蒙克有语言天赋，那么斯坦差不多就是生物系的天才。

诺尔曼比蒙克早一年毕业，以最优异的成绩直接升入了学校的医学院。他们日常仍保持着联系，圣诞节时会相互寄贺卡。两年前，在蒙克还没去肯尼亚任职的时候，他曾在经过华盛顿一家饭店大堂时，看见他的老同学在独自用午餐。他们在一起交谈了半个小时后，斯坦的午餐伙伴才到达。其间，他们相互交换了各自的近况，蒙克撒了一个谎，说自己在国务院工作。

斯坦当时已经当上了医生，还获得了热带医学博士的学位，当时他喜气洋洋的，因为他刚被分配到沃尔特里德的陆军医院从事研究工作。杰森·蒙克在内罗毕公寓里查了一下通讯录，然后拨了一个电话。铃声响过十次以后，一个迷迷糊糊的声音来接听了。

“你好。”

“嗨，诺尔曼。我是杰森·蒙克。”他停顿了一下。

“好极了。你在哪里？”

“内罗毕。”

“好极了，内罗毕，当然。你那里现在是几点钟？”

蒙克告诉他，是中午。

“可我这里他妈的是凌晨五点钟哎，我的闹钟定在七点钟，昨晚照顾孩子，半夜里才睡下。看在上帝的分上，小家伙正在长牙齿。多谢了，朋友。”

“别急，诺尔曼。告诉我，你听说过一种叫类鼻疽的疾病吗？”

诺尔曼停顿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再响起时，已经完全清醒了。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蒙克编了一个故事，当然，不是关于苏联外交官的。他说的是一个五岁的孩子，是他一个熟人的儿子，似乎那男孩很可能会死掉。他听说，好像美国有办法对付这种怪病。

“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斯坦说，“我要打几个电话，然后再联系你。”

蒙克的电话响了，这时候已经下午五点钟了。

“这个，嗯，也许是有这么回事，”内科大夫说，“你听着，这是一项完全创新的研究，还处在原型阶段。我们做过一些实验，到目前为止，似乎效果还可以，但我们还没有上报给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更不用说获批了。我们还没有完成实验。”

斯坦所描述的是一种早期的头孢类抗生素，在1983年时还没有名称，要到八十年代后期才进入市场，叫作头孢他啶，当时，这种药物被简称为CZ-1。今天，它是治疗类鼻疽病的标准药物。

“这也许有副作用，”斯坦说，“我们还不知道。”

“产生副作用要多长时间？”蒙克问道。

“说不准。”

“好吧，如果孩子三个星期后会死去，那还会有什么损失呢？”

斯坦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这违反所有规定。”

“我发誓，没人会知道的。帮个忙，诺尔曼。看在那时候我为你介绍过那么多女孩的分上。”

他听到从美国马里兰州切维蔡斯那边传来愉快的笑声。

“如果你敢告诉贝基，我可饶不了你。”斯坦说完后，他们就结束了通话。

两天后，蒙克在使馆收到一个包裹。包裹是通过国际空运快递公司邮寄过来的，里面有一个真空瓶子，瓶子里装着干冰。一张没有署名的便条上写着，干冰里有两个药瓶。蒙克给苏联使馆打了个电话，给商务处的二秘图尔金留了个口信：别忘了今晚六点钟我们一起喝啤酒。该信息被报告到了库利耶夫上校那里。

“这个蒙克是什么人？”他问图尔金。

“他是美国外交官。他似乎对美国在非洲的外交政策很失望，我想把他发展为我们的耳目。”

库利耶夫重重地点了点头。这是好事，是可以向亚谢涅沃汇报的事情。

在荆棘树咖啡馆，蒙克把包裹递了过去。图尔金似乎很担心，因为他害怕被自己人看到他们在一起。包裹里有可能藏着钱。

“这是什么？”他问道。

蒙克告诉了他。

“这也许没有效果，但不会有什么坏处。这是我们新研发出来的。”

苏联人紧张了，他的眼神变得冷漠。

“这件……礼物，你想得到什么回报？”显然，肯定是要有回报的。

“你是在为孩子着想，还是在演戏？”

“不是演戏，这次不是。你我这样的人一直在演戏，但这次不是。”

事实上，蒙克已经去内罗毕总医院核实过了，温斯顿·莫伊大夫确认了基本情况。很残酷，但这世界本来就很残酷，他心里想道。他从餐桌边站了起来。按理，他应该从这个人身上榨取一些情报，一些秘密情报，但他知道小孩子的生命不能作为一个条件，这次不行。假如他真的那么做了，那他也许就与纽约布朗克斯街头的清洁工差不多了。

“拿去吧，朋友，希望能起到作用。免费的。”

他走了，走到半路，他听到后面一个声音在对他说话。

“蒙克先生，您懂俄语吧？”

蒙克点点头。“一点点。”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么你会理解‘斯帕西波’这个词语的意思。”

刚过两点钟，西莉亚离开罗茜奥格雷迪酒馆，走到了自己汽车的驾驶座位旁。路虎车有中央锁控系统，在她打开驾驶座的车门时，旁边的副驾驶座车门锁也打开了。她坐进去，系上安全带，发动汽车准备离开。这时候，副驾驶座车门开了。她抬起头来，吃了一惊。一个老头弯着腰站在敞开的车门边，他穿着一件磨破了的旧军大衣，翻领上挂着四枚脏兮兮的奖章，下巴上留着胡茬。他张嘴说话时，露出了三颗亮晶晶的钢门牙。他把一份文件扔到她的膝盖上。她懂俄语，以后她会复述他所说的话。

“请交给大使先生，为了啤酒。”

他的出现使她大吃一惊。他显然是个疯子，也许患有精神分裂症，这种人有可能很危险。西莉亚·斯通脸色苍白，她急忙驾车到了街上，敞开的车门发出砰砰的响声，直到汽车的惯性把它关上。她把这份荒谬的请愿书——或者不管它是什么——扔到前排座位底下，驱车返回使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