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枪杀地点不远处的一家饭店里，有人听到妇女的尖叫声后张望窗外，然后用饭店经理的电话拨打03，呼叫救护车。

救护人员原以为是要抢救一名心脏病患者，但他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穿双排扣蓝色西服的人，胸前有弹孔，身下则是一摊鲜血。他们报了警，然后救护车朝着最近的医院疾驰而去。

一小时后，波特金医院的创伤科里，刑侦处凶杀科瓦西里·洛帕京警官阴郁地盯着推车上的尸体，夜间值班的外科医生在一旁摘下了乳胶手套。

“没希望了。”大夫说，“一颗子弹直接穿透心脏，是近距离射击的。子弹还留在体内，尸体解剖时会找到的。”

洛帕京点点头，出人命了。莫斯科枪支泛滥到足以装备起一支部队。他知道，要找到发射子弹的那支手枪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枪主了。他已经在基赛尔尼大街上确认，目睹枪杀案的那位妇女已经走了，她似乎看到了两个杀手和一辆轿车，但没有其他描述。

在不锈钢轮床上的死者皮肤苍白，满脸雀斑，姜黄色的络腮胡十分醒目，表情略显吃惊。勤杂工把一条绿色的床单盖在尸体上，遮住了照射在尸首身上的灯光。

现在尸体全身赤裸，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衣物，一只铁制的肾形盘子里盛着几件个人物品。刑警走过去拿起外套，看了看衣领内的商标。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是外国货。

“你认识这些字吗？”他问外科医生。

大夫查看西服里镶边的标签。

“兰……道，”他慢慢读出来，然后是该服装商店名字下面的字，“邦德街。”

“这个呢？”洛帕京指向衬衣。

“玛莎百货，”外科医生读了出来，“那是在伦敦，”他补充道，“邦德街应该也在伦敦。”

有关人的排泄物和两性生殖器的骂人词语，在俄语里有二十多个。洛帕京在脑子里把它们全都过了一遍。英国游客，噢，天哪。行凶抢劫搞错了对象，肯定是英国游客。

他翻看了一下个人物品，东西不多。当然，这其中没有硬币，俄罗斯硬币早就毫无价值了。里头有一块叠得很整齐的白手帕、一只透明塑料袋、一枚图章戒指和一块表。他猜测，也许是那个妇女的尖叫声把凶手吓跑了，所以没能来得及把手表从死者的左手腕摘下，也没能把戒指从小指头上脱下来。

但这些东西都证明不了身份。最糟糕的是，没有钱包。他又去翻找衣物。鞋子里面有“教会”的字样，是普通的黑色系带鞋；袜子是铁灰色的，没有商标；内裤出现了同样的“玛莎百货”字样；领带——根据医生的说法，是来自杰明街的滕博阿瑟时装店，毫无疑问，也是来自伦敦的。

绝望超过了希望，洛帕京又去看西装。医院的勤杂工忽略了一件物品，在有些男士放眼镜的上口袋里，有个硬东西。他取了出来，是一张穿了孔的硬塑料卡片。

这是酒店的房间钥匙，不是那种老式的，而是电脑的磁卡钥匙。为安全起见，钥匙上没有房间号码，这样可以防止小偷进入房间行窃，但上面有民族大酒店的商标。

“这里有电话吗？”他问道。

假如现在不是8月份，那么这会儿，民族大酒店的本尼·斯文森经理是会待在家里的。但最近游客众多，而且两名员工因患热伤风请了病假，所以他一直在酒店里工作到很晚。这时，酒店总机的电话响了。

“是警方来电，斯文森先生。”

他按下“连接”开关，接通了洛帕京的电话。

“什么事？”

“是经理吗？”

“是的，我是斯文森。您哪位？”

“洛帕京警官，莫斯科民警局刑侦处凶杀科的。”

斯文森的心往下一沉，对方说是凶杀科的。

“你们酒店是不是有一个英国游客？”

“当然有，好几个呢，至少有十二个。怎么啦？”

“我给你描述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想起来：身高一米七，姜黄色短发，姜黄色大胡子，深蓝色双排扣西装，领带上的条纹很怪。”

斯文森闭上眼睛，咽了一下口水。哦，天哪，这只能是杰斐逊先生。晚上还在酒店大堂看到他在等车呢。

“出什么事了？”

“他遭到了抢劫，现在波特金医院。你知道那里吗？在马戏场附近。”

“当然知道。可你刚才说是凶杀科？”

“很抱歉通知您，他已经死了。他的钱包和所有身份证件似乎都被偷了，只剩下一张塑料的房间钥匙卡片，印有你们酒店的标志。”

“请别走开，警官。我马上过来。”

本尼·斯文森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了好长时间，内心十分惊恐。他做了二十年的酒店生意，从来没有听说过客人被谋杀的事情。

业余时间，他唯一的爱好是打桥牌。他想起来有个常常一起打牌的搭档，是英国使馆的职员。他查阅了自己的电话本，找到那位外交官的住宅号码，打了一个电话给他。这时候已经快午夜时分，那人已经睡着了，但听到消息后很快就清醒过来。

“老天爷呀，本尼，是他吗？是为《每日电讯报》写稿的那位记者？我不知道他来这里了啊。不管怎么样，还是感谢你。”

外交官放下电话。这事闹大了，他心里想。英国公民一旦在国外遇到麻烦，不管是死是活，都是领事部的职责范围，但他认为应该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某个人。于是，他拨打了乔克·麦克唐纳的电话。

苏联，莫斯科

1988年6月

瓦列里·克鲁格洛夫回家已经有十个月了。在国外招募的线人，回国后总是会有改变主意或不来联络的风险，会销毁已经得到的密码、隐形墨水和特殊纸张。

对此，招募间谍的情报机关是无能为力的，只能谴责那个间谍，但这样做也没有意义，而且残忍，也没有好处。在敌人内部从事反对暴政的工作，是需要头脑冷静的，但有些人并不具备这一点。

与兰利的每一个人一样，蒙克从来不把反对莫斯科政权的人与美国的叛徒相提并论。后者是背叛了全体美国人民及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如果被捕，他会得到人道的待遇和公正的审判，他可以找最好的律师。

苏联人反对的，则是一个只代表了全国不超过十分之一人口的利益，却控制着其余百分之九十国民的野蛮专制政府。一旦被抓，他会遭受毒打，不经审判就会被处决，或者被送去劳改营。

但克鲁格洛夫信守了诺言。他已经三次通过死信箱，投递了从苏联外交部得到的有价值的内部文件。经过适当的编辑并对信息来源进行捏造后，美国国务院得以在坐到谈判桌之前，就已经了解苏联人的谈判定位。在1987年到1988年间，东欧卫星国开始公开反叛。波兰已经离去了，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闹得沸沸扬扬。关键是要了解苏联想采取的对策，重点是要知道莫斯科本身是不是已经力不从心、人心涣散。克鲁格洛夫披露了这些信息。

但5月份的时候，“德尔斐”表示想见个面。他有重要的事情，想见见朋友杰森·蒙克。哈利·冈特烦恼了。

“当初雅尔塔的会面，我们就很担心，连觉都睡不安稳。还好让你得手了，没出什么事情，因为那有可能是个陷阱。这次也有可能。没错，密码表明这真的是他，但有可能他被抓住了。他有可能已经全盘招供了，这种事情你懂的。”

“哈利，现在有十万美国人在游览莫斯科，时代不同了。克格勃不可能实施全面的监控。只要伪装得好，混在十万人里面不成问题，除非是当场被抓。

“他们会拷打美国公民吗？现在？身份掩护是完美的，行动也会谨慎小心。我懂俄语，但假装不懂。我只不过是一个傻乎乎的美国游客，跟在导游的屁股后面。只有在确定没有监视之后，我才会行动。相信我吧。”

美国有一个庞大的文艺联合基金会网络。其中一个基金会正在组织一个学生团，准备赴莫斯科参观研究各个博物馆，重点是访问奥布卡街上著名的东方艺术博物馆。蒙克以一个成人学生的身份报了名。

6月中旬，当学生团乘坐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的机场时，菲利普·彼得斯博士的所有背景资料和证件不但完美，也非常可靠。克鲁格洛夫则已经得到了通知。

负责接待的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导游在机场接机，团组成员被安排在巨大无比的俄罗斯酒店居住。该酒店面积之大，堪比美国的恶魔岛，但谈不上舒适。第三天，他们去参观了东方艺术博物馆。蒙克在美国时就对该博物馆作过一番研究。陈列柜之间有足够的敞开式空间。他坚信，如果有人尾随克鲁格洛夫，他肯定能够发现。

他老老实实地跟着导游参观。二十分钟后，他看到克鲁格洛夫尾随在他们后面，身后没有尾巴。在走向餐厅的时候，他核实了这一点。

与苏联许多博物馆一样，东方艺术博物馆也有一个很大的咖啡厅，里面有间洗手间。他们二人各自喝着咖啡，但蒙克捕捉到了克鲁格洛夫的眼神。如果这个人被克格勃逮捕过，受过严刑拷打，已经屈服，那么他的眼里肯定会流露出某种神情：恐惧、绝望或警觉。克鲁格洛夫的眼睛笑眯眯的。要么他是世界上迄今最厉害的双料间谍，要么，他是清白的。蒙克起身走向男士洗手间，克鲁格洛夫跟了过去。等到最后一个上厕所的人离开后，他俩拥抱了。

“你好吗，朋友？”蒙克问道。

“我很好。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公寓，有私密空间的感觉真好。孩子们可以来看我，我能留他们过夜了。”

“没有引起怀疑吧？我指的是钱。”

“没有。我出国的时间太长了，现在人人都在捞钱。高级外交官都从国外带很多东西回来。我太天真了。”

“这么说，事情真的是在发生变化，我们正在推波助澜。”蒙克说，“这个专制体制很快就会结束，你将生活在自由之中。离现在已经不远了。”

一些男学生进来了，他们叽叽喳喳喧闹着，撒完尿就离开了。这两个人一直在洗手，直至最后离去。蒙克没有关水龙头，让水一直流淌着。这是一个老把戏，除非窃听器话筒是在很近的距离内，或者说话人提高了嗓门，否则流水声可以掩盖说话声。

他们又交谈了十分钟，克鲁格洛夫把带来的包裹交给了蒙克。里面的文件，是从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办公室里拿出来的。

他们再次拥抱，然后各自离开。蒙克重新加入到了旅行团中，两天后与团组成员一起飞了回去。离开前，他把包裹交给了美国使馆内的中情局情报站。

回到国内后，这些文件显示，苏联正在撤回其对差不多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各个援外项目，包括古巴。苏联的经济正在四分五裂，末日已经可以预见。苏联再也不能利用第三世界来敲诈西方了，国务院喜欢这种结果。

这是蒙克第二次去苏联执行非法任务。回来后，他获悉自己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尼古拉·图尔金，即“来山得”间谍，也正奔赴东柏林去担任克格勃驻东德的整个K分局负责人。这个职务至关重要，可以了解苏联在西德活动的每一个间谍。

酒店经理和英国情报站站长差不多前后脚来到了波特金医院，他们被带往一个小小的病房，盖着床单的遗体就停放在那里，洛帕京警官也在那里等候着。大家进行了自我介绍，麦克唐纳只是简短地说：“使馆的。”

洛帕京最关心的是要尽快弄清死者的身份，这不成问题。斯文森已经带来了死者的护照，里面的照片与死者完全相符。他看了一眼遗体面容，就确认了死者身份。

“死因呢？”麦克唐纳问道。

“一颗子弹击穿了心脏。”洛帕京说。

麦克唐纳检查了西装。“这里有两个弹孔。”他温和地说。

他们都重新去查看西服，确实有两个弹孔，但衬衣上只有一个。洛帕京再次去看尸体，只有胸部上的一个弹孔。

“另一颗子弹肯定击中他的钱包，留在那里了。”他说完，严肃地微微一笑，“至少信用卡损坏了，那帮混蛋不能使用了。”

“我要回酒店了。”斯文森说。他显然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假如这个人当初接受酒店提供的豪华轿车，就不会出事了。麦克唐纳把他送到了医院门口。

“这事对你来说肯定很可怕。”他同情地说，瑞典人点点头，“我们尽快把事情理清楚。我想，他在伦敦一定是有家属的，我们要把个人物品都转交给她。也许你们可以去清理一下他的房间，整理好他的旅行箱。明天上午我派车去酒店接取物品。真是太感谢你了。”

回到病房后，麦克唐纳与洛帕京交谈起来。

“现在有个问题，朋友。这事比较难办。死者在圈内名气很大，他是记者，这事会被公开报道的。他的报社在这里有个记者站，他们会大肆宣扬。其他外国媒体也一样。这方面事情让使馆来处理怎么样？事实已经清楚了，对吧？这是一个拦路抢劫的悲剧事件。几乎可以肯定，劫匪用俄语叫唤过他，但他听不懂。可以想象，劫匪认为他想反抗，于是就开枪了，导致了惨剧的发生。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你说呢？”

洛帕京听明白了。

“是的，是拦路抢劫发生的意外悲剧。”

“那么，你们努力去查找凶手，不过，同为专业人员，你我都知道，破案的难度相当大。遗体的遣返事宜，就让我们的领馆人员来安排吧。与英国媒体打交道的事情也由我们来做。你同意吗？”

“好的，这样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我只需要他的随身物品，它们与本案已经没有关系了。最重要的是钱包——如果能够找到的话。其他则还有信用卡，我怀疑，应该没人胆敢使用他的信用卡了。”

洛帕京看着肾形盘子里放着的零星几件东西。

“这些物品需要你签收。”他说。

“这是当然的。准备转交的表格吧。”

医院提供了一个大信封，把一枚图章戒指、一块鳄鱼皮表带的金表、一块折叠的手帕和一个装有东西的小塑料袋全都装了进去。麦克唐纳签收后，把这些物品都带回了使馆。

这两个人都有所不知，杀手在执行命令的时候，无意中犯了两个错误。他们接到的指示是要拿走钱包（里面有身份证）和护照，并不惜一切代价拿走录音机。

杀手并不知道，英国人在国内是不需要随身携带身份证的，只有到国外旅行时才使用护照。老式的蓝色封皮英国护照硬邦邦的，很难放进衣服的内侧口袋，而且，杰斐逊已经把护照留在了酒店的前台。他们还忽视了胸袋里的房间塑料卡片钥匙。光凭护照和房门钥匙，就能在枪杀发生后的两个小时之内完全验明死者的身份。

第二个意外错误应该不能怪杀手。其中一颗子弹根本没有击中钱包，它钻进了挂在胸前西装里面的录音机里。子弹损坏了录音机的零件，摧毁了微型磁带，再也无法播放了。

诺维科夫警官已经与爱国力量联盟人事部长约定，于8月10日上午十点钟在联盟总部会面。他有点紧张，担心会不会冷场或遭到冷遇。

人事部长季林先生穿着铁灰色的三件套西服，举止一丝不苟，他最明显的特征是牙刷状的小胡子和无框眼镜。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俨然是一位早期官僚主义者，实际上，他也确实如此。

“我的时间很紧张，警官，请说明你的来意。”

“是，先生。我正在调查一个死者，我们认为他有可能是罪犯。一位目击者看到他在这儿附近徘徊。所以，我担心他也许想在夜间潜入进来。”

季林淡淡一笑。

“恐怕他没这么容易就能进来。现在世道很乱，警官，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这栋楼房加强了安全警卫。”

“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

季林一看到照片就认了出来。

“天哪，泽伊采夫。”

“谁？”

“泽伊采夫，这里的老清洁工。你说他是盗贼？不可能。”

“请给我说说泽伊采夫。”

“没什么可说的。大约是一年前招来的。以前当过兵，看上去人比较可靠。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来打扫办公室。”

“但最近没来吧？”

“没来。过了两天，我不得不另外雇了一个。泽伊采夫是鳏夫，老婆死于战争。但他工作还是很认真的。”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来上班的？”

季林走到柜子前，抽出一份档案。他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东西都会留有档案。

“在这里，在这个工作表里。7月15日晚上，他与平常一样来上班，与平常一样打扫卫生，离开的时间也与平常一样，大概是黎明前。第二天晚上没来，此后再也没来过。你们的目击证人看到的肯定正好是他下半夜离开这里的情形。这很正常。他不是在行窃，他是来打扫卫生的。”

“这么说，事情就清楚了。”诺维科夫说。

“还不完全，”季林厉声说，“你说他是盗贼。”

“离开这里两天后，他显然参与了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公寓的非法闯入案。房主认出了他。一星期后，他的尸体被人发现了。”

“真丢脸，”季林说，“这种犯罪让人忍无可忍。你们警方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诺维科夫耸耸肩。

“我们是在努力，但是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我们是想做些事情，但得不到上面的支持。”

“事情会改变的，警官，会改变的。”季林的眼睛里露出救世主般的光芒，“从现在起再过六个月，科马罗夫先生将会成为我们的总统。那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些变化。你读到过他的发言吗？打击犯罪，那是他一贯的主张。他是伟人，我希望你能够投我们一票。”

“那还用说。呃，你有这个清洁工的家庭住址吗？”

季林在一张纸条上抄下地址，递了过去。

泽伊采夫的女儿泪流满面，但也只能认命。她看看照片，点了点头。然后她瞟了一眼放在客厅墙边的行军床。至少这里的空间能够稍微变大一些。

诺维科夫离开了。他会去通知沃尔斯基，但这个家庭显然没钱举行葬礼，最好是让莫斯科的民政部门去处理。如同这套公寓的情况一样，停尸间的问题也是一个空间的问题。

至少沃尔斯基可以结案了。对于刑侦处凶杀科来说，泽伊采夫的谋杀案也像其他百分之九十七的悬案一样，被高高地堆放了起来。

美国，兰利

1988年9月

苏联代表团成员的名单，由美国国务院按例行程序转交给了中情局。理论物理学的硅谷大会当初邀请苏联代表团来参加时，基本上没指望对方会接受。

但到了1987年下半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初见成效，可以看出莫斯科的官方态度明显趋向缓和。会议组委会感到惊奇，苏联竟然同意派一个小型团组来。

代表团的名单和详情必须送到移民局那里去，移民局则请国务院核查。苏联对科学家的姓名及其所做的贡献都极为保密，因此西方只知道极少数苏联明星科学家和他们的科学成就，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名单转到兰利后就交给了苏联东欧处，放在了蒙克面前，他凑巧在家没出差。他在莫斯科的两名间谍，通过死信箱顺利投递着有价值的情报，在东柏林的图尔金上校，也将克格勃在西德的失败行动汇报给了他。

蒙克按照惯常的方法审查了准备参加11月加利福尼亚会议的八位苏联科学家代表名单，结果一无所获。名单上的人都是中情局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更不用说去接近或招募他们了。

面对问题，他很顽强，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的一招。虽然中情局与其国内对手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部门之间，关系一直很紧张，有时候甚至对立，自从霍华德事件以后，大部分时候是对立着的，但他还是决定去找调查局。

这次尝试希望渺茫，但他知道，对于要求到美国避难并获准的苏联人名单，相比中情局，调查局掌握得更多更详细。难点不是调查局是否同意提供协助，而是苏联是否同意在美国有亲戚的科学家出国。这一点，苏联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在美国有亲属的家庭，被克格勃认为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缺口。

代表团名单上的八个人当中，有两个人的名字在调查局寻求避难的人士记录中也出现了。经检查发现，有一个姓名是碰巧相同，在巴尔的摩的一个家庭与即将到访的苏联科学家没有任何关系。

另一个人有点奇特。奥地利的临时难民营曾经有过一个苏联犹太女性难民，她通过维也纳的美国使馆寻求避难，经批准后在美国生了个儿子，但给儿子登记了一个不同的姓。

叶甫根尼娅·罗季娜夫人如今住在纽约，她为儿子起名伊凡·伊凡诺维奇·布利诺夫。蒙克知道这名字的意思：伊凡·伊凡的儿子。显然，这男孩是个私生子。他是在美国，还是在奥地利临时难民营时期结合的产物？或者，是更早时候的？苏联科学家名单上有一位博士，叫伊凡·叶·布利诺夫教授。这个名字不寻常，蒙克以前从来没见过。于是，他乘坐美国铁路公司的火车，去纽约寻找罗季娜夫人。

诺维科夫警官想在下班后喝啤酒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同事沃尔斯基。地点还是食堂，那里的啤酒便宜。

“猜猜看，上午我是在哪里度过的？”

“在床上，与一位风骚的芭蕾舞女在一起。”

“那倒好了。其实，我去了爱国力量联盟总部。”

“什么？在鱼巷的那个肮脏地方？”

“不，那里只是摆摆样子。科马罗夫真正的总部，是在靠近环城大街的一座非常漂亮的别墅里。顺便说一下，啤酒应该你来买单。我为你破了案。”

“哪个案子？”

“就是那个老头，在明斯克公路旁的树林里发现的。他曾经是爱国力量联盟总部的清洁工，后来当上了夜盗挣外快。这是详细情况。”

沃尔斯基看了一眼诺维科夫给他的那张纸。

“爱国力量联盟最近的运气不太好呢。”他说。

“怎么啦？”

“上个月，科马罗夫的机要秘书也死了，是淹死的。”

“是自杀吗？”

“不，不是的。下河游泳，再也没有上来。嗯，不是‘再也没有’。上个星期，他们在下游河道把他捞上来了。一位聪明的法医发现了他的结婚戒指，上面刻着他的名字。”

“这位聪明的法医说他是什么时候下水的？”

“大概是7月中旬。”

诺维科夫细想了想，啤酒应该由他来买单了。毕竟，他从英国人那里拿到了一千英镑。现在，他还能再给对方爆点料，这次就免费给了吧。

美国，纽约

1988年9月

罗季娜夫人大约有四十岁，深色皮肤，充满活力，相当漂亮。当她从学校接了儿子到家时，蒙克正在公寓楼的大厅里等候着。男孩今年七岁，相当活泼。

在听到对方自我介绍说是移民局官员时，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对于不是在美国出生的移民来说，即使证件十分完善，一听到“移民局”三个字，即便不感到害怕，也多少会担心。她没办法，只能让他进门。

她儿子去厨房里专心做家庭作业了，他们则在客厅里开始谈话。公寓不大，但很干净。罗季娜夫人则很戒备、很警觉。

不过，和八年前她申请移民美国时遇到的那些板着面孔的官员相比，蒙克不太一样。他有亲和力，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于是她安心了一些。

“你知道我们公务员是怎样工作的，对吧，罗季娜夫人？档案，档案，永远是档案。如果档案齐全，领导就会高兴。然后呢？没事了。档案就在文件柜里慢慢积攒灰尘。但如果档案不全，领导就不安分。因此，就派我这样的小人物来收集详细材料了。”

“你想知道什么？”她问道，“我的证件齐全，是经济学家，也是名翻译。我支付自己的生活费，按时交纳税款，我没有成为美国的负担。”

“这些我们是知道的，夫人。你的证件没什么不规范。你是一位公民，入籍美国。一切都没问题。只是，你给你的小伊凡登记了一个不同的名字。你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给他起了他父亲的名字。”

“当然如此。嗯，你看，现在已经是1988年了。非婚生的孩子，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但档案毕竟是档案，你能告诉我他父亲的姓名吗？”

“伊凡·叶甫多基莫维奇·布利诺夫。”她说。

哦，正是名单上的姓名。这样的姓名在整个苏联都很难有第二个。

“你很爱他，对吗？”

她的眼睛里露出恍惚的神色，似乎在凝视遥远的回忆。

“是的。”她轻声说。

“请给我讲讲伊凡。”

在杰森·蒙克的诸多才能中，其中一项就是能说服人们与他交谈。在男孩拿着整齐的数学作业从厨房里出来之前的两个小时里，她一直在诉说有关孩子父亲的事。

他1938年出生在列宁格勒，父亲是大学物理教师，母亲是中学数学老师。父亲奇迹般地躲过了战前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但在1942年德军围困列宁格勒期间不幸遇难。母亲怀里抱着五岁的凡尼亚获救了。1942年冬天，她乘坐一队卡车跨过冰冻的拉多加湖，逃离了这座饥寒交迫的城市。母子在乌拉尔山区的一个小镇里重新安顿下来，孩子在那里渐渐长大，母亲坚信，儿子将来会像他父亲那样优秀。

十八岁那年，他来到莫斯科，想进入苏联高等教育机构中最有名望的科技院校——理工学院。出乎意料的是，他被录取了。虽然他地位卑微，但父亲的名气、母亲的培育，外加遗传基因，当然，还有他自己的努力，终于使天平发生了倾斜。虽然这所学院名字并不起眼，但这里是培养核武器领域尖端技术人才的摇篮。

六年后，依然年轻的布利诺夫被分配到某个科学城工作。这个地方很保密，西方在近年才听说它的名字——阿尔扎马斯-16。这里立即成为这位年轻才子可以享受特权的一个家，但同时也是一座监狱。

按照苏联的标准，这里条件很奢侈：一套小公寓，完全属于他自己；附近的商店比苏联其他地方的都要好；工资较高，可以无限使用的研究设施——他可以享用这一切，但他没有随便离开这个地方的权利。

他每年有一次去旅游胜地休假的机会，地点要经上级批准，费用比通常的价格便宜很多。然后便要回到铁丝网里去，那里的通信需经检查，电话都有窃听装置，朋友之间的交往则会受到严密监视。

三十岁之前，他遇到了瓦利娅，他们结婚了。瓦利娅是一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兼英语老师，也在阿尔扎马斯-16工作。她教会了他英语，因此他可以大量阅读西方进口的原版技术书刊。起初他们都很幸福，但慢慢地，他们的婚姻由于某个原因出现了问题：他们很想要个孩子，但一直没能怀上。

1977年秋天，在北高加索山脉的基斯洛甫德斯克的水疗度假村休假时，伊凡·布利诺夫遇到了甑尼娅·罗季娜。在那个镀金的笼子里有条规定，他和他的妻子必须错开时间休假。

罗季娜二十九岁，比他小十岁，与在明斯克的丈夫离了婚，也没有小孩。她活泼傲慢，经常收听外国广播（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阅读新奇大胆的杂志，例如在华沙出版的《波兰》——那是一本内容自由且丰富多彩的杂志，与枯燥且教条式的苏联杂志大不一样。不谙世事的科学家被她迷住了。

他们同意通讯往来，但布利诺夫知道自己的信件会受到检查（因为他掌握着许多秘密），因此他让她把信寄给在阿尔扎马斯-16的一个朋友那里。那人的信件不会遭到检查。

1978年，他们又见面了，根据约定，这次是在黑海的索契度假区。当时，布利诺夫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但他与罗季娜之间的关系却发展成风流韵事。1979年，他们在雅尔塔第三次见面，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双方都意识到，虽然彼此仍然相爱，但那是没有结局的爱情。

他认为自己不能与妻子离婚，假如有其他男人在追求她，那就另当别论。事实上，他的妻子并不漂亮，也没人在追她，但十五年来，她一直是个忠诚的妻子，如果爱情已经消亡，那就平平淡淡过日子吧。他们依然是朋友，他不愿意她遭到离婚的羞辱，在他们生活的那种小社区里，不能那样做。

罗季娜没有反对，但另有其他原因。她告诉了他一件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事情：假如他们结婚，会毁了他的事业。她是犹太人——光是这点就足够了。她已经向签证部门提出申请，准备移民以色列，这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颁布的一个新的特许令。他们亲吻并做爱，然后就分手了，之后彼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其他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她说。

“你是在奥地利的临时难民营接触我们使馆的？”

“是的。”

“伊凡·伊凡诺维奇呢？”

“在雅尔塔度假后，过了六个星期，我发现自己怀上了他的孩子。伊凡是在这里出生的，他是美国公民。至少他将会自由地长大成人。”

“你有没有写信给他，让他知道？”

“为什么呢？”她痛苦地问道，“他是有家庭的人。他生活在镀金的监狱里，像在劳改营里的囚犯一样。我能做什么呢？让他回想起这一切？让他去为爱莫能助的事情牵肠挂肚？”

“你跟儿子说过他父亲的事情吗？”

“说过。说他很了不起、很善良，但他在遥远的地方。”

“事情在发生变化，”蒙克温和地说，“现在他也许能够自由地来往莫斯科了。我有个朋友，是个商人，经常去莫斯科。你可以给在阿尔扎马斯-16有通信自由的那个人写一封信，请孩子的父亲去莫斯科。”

“为什么？告诉他什么？”

“他应该知道自己有个儿子。”蒙克说，“让孩子写信，我来安排，让他父亲能收到这封信。”

小男孩在睡觉之前，用破绽百出的俄语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信。信纸有两页，开头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爸爸……”

8月11日，格雷西·菲尔兹回到使馆时已经快中午了。他敲开麦克唐纳的房门，发现站长在认真思考。

“去泡沫会议室吗？”麦克唐纳问道。菲尔兹点点头。

来到一间泡沫会议室后，菲尔兹把一张照片扔到桌上，上面是一张死去了的老头的脸。

这是在树林里拍摄的其中一张照片，与契尔诺夫警官拿到使馆来的那张很相似。

“见到他了？”麦克唐纳问道。

“是的，浑身伤痕累累。他曾经是爱国力量联盟总部的清洁工。”

“清洁工？”

“是呀，办公室清洁工。就像切斯特顿写的小说《隐身人》一样。他每天夜晚去那里，但没人注意到他。从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大约十点进去，从头到尾打扫办公室，黎明前离开。所以是一个穷老头，挣点小钱，住在贫民区。我还有其他消息呢。”

菲尔兹把尼·伊·阿科波夫的事情又叙述了一遍：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机要秘书在7月中旬轻率地下河游泳，结果淹死了。

麦克唐纳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

“我们的工作，应该讲求事实、相信事实并且依赖事实。”他说，“不过，现在我们不妨来假设一下：阿科波夫把文件留在了书桌上。老清洁工看见了，翻了翻，不喜欢里面的某些内容，于是把它偷走了。这样说得通吗？”

“无懈可击，乔克。第二天他们发现文件不见了，阿科波夫遭解聘，但因为他已经看过文件，所以不能留下活口。他与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起去游泳，那两个人把他按到了水下。”

“很可能是在一个大水桶里淹死的，事后把他扔进河里。”麦克唐纳说，“清洁工没有出现，他们终于明白了，于是去追捕他，但他已经把文件扔进了西莉亚·斯通的汽车。”

“为什么，乔克？为什么选择她？”

“我们永远无从得知。他肯定知道她是使馆的人，他说为了啤酒，把这个交给大使先生。是什么啤酒啊？”

“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找到了清洁工，”菲尔兹提示道，“他全都招了。然后他们就把他干掉，并一扔了之。但他们是怎么找到西莉亚·斯通的公寓呢？”

“很可能是跟踪她的汽车，就从这里开始的。她没有觉察到。发现她的住处后，他们收买了大门的警卫，检查了她的汽车，但车内没有文件。于是他们就闯进了她的房间。她进去的时候，撞上他们了。”

“那么，科马罗夫知道他那珍贵的文件丢了。”菲尔兹说，“他知道是谁拿走的，他知道清洁工把它扔到了哪里，但他不知道是不是有谁注意到了这份文件。西莉亚可能已经把它扔了。俄罗斯的许多怪人都会给有钱有势的人递交请愿书，多得就像秋天的落叶。或许科马罗夫不知道这份文件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他现在知道了。”麦克唐纳说。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型录音机，是他从喜欢听音乐的一个打字员那里借来的。然后，他把一盒微型磁带塞进了录音机。

“这是什么？”菲尔兹问道。

“朋友，这是对伊戈尔·科马罗夫采访的全部录音，每一面一个小时。”

“我还以为杀手把录音机拿走了呢。”

“他们是拿走了录音机，他们还用子弹击中了它。我在杰斐逊西装的内侧右胸袋里发现了塑料和金属碎片。子弹击中的不是钱包，而是录音机。因此，录音机无法播放磁带了。”

“可是……”

“可是那位记者肯定在半路停下，取出这盒宝贵的采访录音带，放进了一盘新的。这是在他裤子口袋里的一个塑料袋中发现的。我认为，这说明了他为什么会被杀。听一下吧。”

他按下播放按钮，房间里响起了死去记者的声音。

“总统先生，关于外交事务，特别是与前苏联其他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您打算如何重振俄罗斯民族的雄风？”

一阵短暂的停顿，然后库兹涅佐夫开始翻译。他译完后，有一段更长时间的停顿，接着是地毯上的脚步声。录音机随后被关掉了。

“有人起身离开了房间。”麦克唐纳说。

录音机重新开启后，他们听到了科马罗夫的声音，他在回答提问。至于杰斐逊把录音机关了多长时间，他们无从知道，但在关机之前，他们听到了库兹涅佐夫说的话：“我肯定，总统不会……”

“我不明白。”菲尔兹说。

“这很简单，格雷西。我亲自翻译了《黑色宣言》，那天在沃克斯豪尔大厦里搞了一个通宵。是我把‘Vozrozhdenie vo slavu otechestva’这个短语翻译成了‘重振祖国的雄风’。因为原意就是这样子的。

“马奇班克斯读了翻译稿，他肯定对报社编辑提过这个短语，而编辑又对杰斐逊讲过。杰斐逊喜欢这个说法，因此，昨天晚上他又对科马罗夫提起了。于是，那家伙发现他听到的正是自己说过的话。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有人用过这个短语。”

菲尔兹伸过手去，重新播放了那一段话。杰斐逊讲完后，库兹涅佐夫翻成了俄语。对于“重振雄风”，他使用的是俄语的对应短语“Vozrozhdenie vo slavu”。

“上帝啊，”菲尔兹低声说，“科马罗夫肯定认为杰斐逊看过整个文件，看过了俄语原文。他肯定认为，杰斐逊是我们的人，是来测试他的反应的。你认为是黑色卫队干的吗？”

“不，我认为是格里辛通过黑社会雇凶干的，是一次速战速决的行动。假如有更多的时间，他们会把他从街上抓回去慢慢审讯。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干掉他，拿回磁带。”

“那么，乔克，现在你准备怎么办？”

“返回伦敦，要动真格了。我们认为，科马罗夫意识到我们已经知道了。头儿说过，他需要证据来说明文件不是伪造的。因为这份邪恶的文件，已经死了三个人了。我不知道他还需要多少证据。”

美国，圣荷塞

1988年11月

硅谷真的是一条山谷，在两座大山之间伸展，西边是圣克鲁斯山，东边是汉米尔顿山脉。它从圣克拉拉开始，蜿蜒曲折一直延伸到门洛公园，这是1988年时的界限。此后，它又进一步扩展了。之所以得来这个绰号，是因为这里聚集的企业数量令人惊讶：总共有一两千家工厂和研究机构，都在此地致力于高科技的尖端研发。

1988年11月，国际科学大会在硅谷的主要城市圣荷塞举行，该城市原先是西班牙传教团的一个小镇，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蓬勃发展、高楼林立的大都市。苏联代表团的八名成员被安排在圣荷塞的费尔蒙特酒店下榻。他们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蒙克就在酒店的大堂里。

这八名会议代表由一个阵容更大的保护团陪同着。有些是来自纽约的苏联驻联合国外交使团，一个来自旧金山的苏联领事馆，还有四名是专程从莫斯科赶过来的。蒙克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杯冰茶。他身穿一件花呢西装，旁边放着一本《新科学家》杂志，在观察现场情况。保护人员总共五名，显然都来自克格勃。

来这里之前，蒙克已经与劳伦斯利弗莫实验室的一位资深核物理学家进行了一次长谈。美国科学家很兴奋，因为他终于有机会见识一下苏联物理学家布利诺夫教授了。

“你必须明白，这人是个谜。他在过去十年里崭露头角。”利弗莫的科学家这么告诉他，“在这个圈子里，我们早就听到过有关他的传说。此前他就已经是苏联境内的一颗明星了，但不允许在国外发表文章。

“我们知道他得到过列宁奖章，还获得了其他许多奖项。他肯定收到过许多国外讲学的邀请，我们就给他发过两次。但我们只能把邀请函寄给苏联科学院院务委员会，而他们总是说：‘忘了他吧。’他已经有了卓越的贡献，我猜想，他肯定也想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我们毕竟都是人啊。因此，很可能是苏联科学院把邀请函都压下来了。现在他要来了，他会讲述先进的粒子物理学，我肯定要去。”

我也会去的，蒙克心里想。

他一直等到苏联科学家发言结束。他的演讲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蒙克在大礼堂内倾听他们的演说，在喝咖啡时四处走动了一下，他觉得他们讲的话像外星人一样，他一句也没听懂。

他的身影融入了酒店大堂背景之中。他穿着花呢西装，脖子上挂着一副眼镜，手里拿着几份高科技杂志，即便是那四个克格勃和一个军情局的情报官，也已经对他的存在习以为常。

苏联代表团回国的前一天晚上，蒙克一直等到布利诺夫教授回到房间，才去敲房门。

“谁呀？”一个声音用英语问道。

“客房服务。”蒙克回答。

房门打开了，但因为有门锁铁链的阻碍，只是开了一条缝。布利诺夫教授朝外看，一个穿西服的人手里端着个盘子站在外面，盘子里装着水果，上面扎了一条粉色的丝带。

“我没有要求客房服务。”

“是没有，先生。我是夜班经理，请接受来自经理的致意。”

在美国待了五天后，布利诺夫教授还是对这个奇怪社会里毫无节制的物质消费感到迷惑，只有关于科学的交流和严密的安全措施是他所熟悉的。不过，免费的水果倒是一件新鲜事。他不想失礼，于是违背了克格勃的关照，摘下了门锁铁链。人们都知道，半夜敲门不会有什么好事情。

蒙克进来后放下水果，转身关上了门。科学家立即警觉起来。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马上给我出去，不然我就打电话给我们的人。”

蒙克微微一笑，用俄语说话了。

“当然，教授，随时可以。但首先，我想让你看一件东西。先看这个，然后再打电话。”

科学家疑惑地接过男孩写的家信，目光瞟向第一行。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抗议说，“你强行进来，而且还……”

“我们就谈五分钟，谈完我就走人。我会悄悄地离开，不会闹出动静的。但是，你要先听我说。”

“你说了我也不想听。我得到过警告，要警惕你们的人……”

“甑尼娅现在纽约。”蒙克说。教授不说话了，嘴张得老大。五十岁的他头发灰白，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见老。他弯腰去取眼镜，拿来后架在鼻梁上。他从眼镜上方窥视着蒙克，慢慢坐到了床沿上。

“罗季娜？在这里？在美国？”

“你们在雅尔塔一起度过最后一次休假后，她获准去了以色列。在奥地利的临时难民营，她与我们使馆取得联系，我们给她发放了到美国的签证。在难民营时，她发现已经怀上了你的孩子。现在，请读一读信吧。”

迷茫中，教授开始慢慢看信。看完后，他手里举着那两张奶油色的信纸，凝视着对面的墙壁。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慢慢地，两颗泪珠涌出眼眶，从脸颊上流了下来。

“我有儿子，”他轻声低语，“上帝啊，我有个儿子。”

蒙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了过去。照片里的男孩戴着一顶棒球帽，笑得很开心，他的脸上长有雀斑，嘴里缺了一颗牙。

“他的名字叫伊凡·伊凡诺维奇·布利诺夫。”蒙克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你，只有一张已经褪色的照片，是在索契拍摄的。但他很爱你。”

“我有儿子。”这位设计氢弹的科学家反复说道。

“你还有妻子。”蒙克低声说。布利诺夫摇摇头。

“瓦利娅去年患癌症去世了。”

蒙克的心一沉。他是个自由人了，他可能想留在美国。这是行动计划里没有的。布利诺夫先发制人了。

“你想要什么？”

“两年之后，我们会让你接受到西方讲课的邀请，留在这里。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会用飞机把你接到美国。这里的生活很优渥，我们会为你提供在一所重点大学担任高级教授的职务，在林子里为你安排一栋大房子，还有两辆轿车。罗季娜和伊凡将与你在一起。他们都爱你，我想你也是爱他们的。”

“两年。”

“是的，再在阿尔扎马斯-16待上两年，我们需要了解那里的全部情况。明白吗？”

布利诺夫点点头。黎明前，他背下了东柏林的那个地址，收下一罐泡沫剃须液，里面藏有一个小瓶子，装有一些隐形墨水，够写一封信。这些东西带进阿尔扎马斯-16应该没有问题。之后还会有一次会面和交接，最后，在两年之后带着他能带的所有东西逃离苏联。

走出房间来到酒店大堂时，杰森·蒙克内心的一个小小的声音说：“你是最卑鄙的人。你应该让他现在就留在这里。”另一个声音则说：“你不是安排家庭团聚的慈善组织，你是一个讨厌的间谍。你就是干那种事情的，专干那种事情。”真正的杰森·蒙克发誓，有一天，伊凡·叶甫多基莫维奇·布利诺夫会来到美国，与妻儿生活在一起。山姆大叔会对他做出补偿，补偿那两年时间的每分每秒。

两天后，在伦敦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局长亨利·库姆斯爵士在位于沃克斯豪尔大厦顶层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会议，这栋大楼被大家戏称为光明文化宫，名称来源于早就去世的一位名叫罗尼·布卢姆的老勇士。他是一个东方通，在北京时发现有座建筑物起了这个名字，这使局长想起了位于世纪大厦的他自己的总部。这个名字被一直延续了下来。

参加会议的还有东半球处和西半球处的两名处长，以及俄罗斯处的科长马奇班克斯和麦克唐纳。汇报情况的是麦克唐纳，他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他的上司偶尔提了几个补充性的问题。

“嗯，先生们，你们的意见呢？”局长最后说。每个人都给出了回答，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推测，那份《黑色宣言》真的被偷走了，它确实是科马罗夫上台后要实施的蓝图：建立一党专制的暴政，推行对外侵略和对内种族屠杀。

“你把汇报的内容写成一份书面报告怎么样，乔克？请在下班前写好。然后，我们再向上头报告。我们应该让美国兰利的同事也知道这件事。肖恩，这事你去处理好吗？”

西半球处处长点点头。局长站了起来。

“真是恶毒的阴谋。我们一定要予以阻止。政治家必须为我们开绿灯，挫败他的计划。”

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他所愿。月底的一天，亨利·库姆斯爵士接到通知，要他去查尔斯国王大街，去见外交部常务副大臣。

作为常务副大臣，雷金纳德·帕菲特爵士不但是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同事，而且还是所谓的“五位智者”之一，其他四位分别来自财政部、国防部、内阁部和内政部。他们有权向首相推荐秘情局局长的接班人。这两人认识很久了，彼此的关系也很友好，也都知道，他们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支持者。

“那份讨厌的文件，上个月你们的人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帕菲特说。

“《黑色宣言》。”

“对。标题倒是很好。是你的主意吗，亨利？”

“莫斯科情报站站长的。听起来很贴切。”

“确实如此，‘黑色’这个词用得很恰当。嗯，我们跟美国人分享了这个情报，但没告诉其他人。这份文件已经转到了高层。我们自己的老板，”他指的是英国外交大臣，“去意大利托斯卡纳度假之前，已经看过了。美国国务卿也看过了。不用说，大家都感到很厌恶。”

“我们要做出什么回应吗，雷吉？”

“回应，当然要有，呃，但这里有个问题。政府只会对对方政府给出官方的回应，不能针对国外的反对派政治家。从官方的角度来说，”他敲了敲书桌上《黑色宣言》的复印件，“这文件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尽管我们两人都知道它确实是存在的。

“文件无疑是偷来的，所以从官方来说，我们不可能得到它。按照常理，恐怕任何政府都无法做出回应。”

“官方来说，就是这样。”亨利·库姆斯咕哝着，“不过，我们的政府当然是非常明智的，雇佣我的情报机构，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做出回应，必要时，以非官方的姿态行事。”

“你要肯定，亨利，要再三确定。你指的无疑是某种形式的隐蔽行动。”

在使用“隐蔽行动”这个词语时，雷金纳德爵士脸上的表情，像是有人打开了窗户，把煤气的怪味放了进来。

“以前，一些邪恶的狂人遭到过暗算，雷吉。悄悄地。这是我们的工作，你知道的。”

“但成功的不多，亨利，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家们似乎都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无论当时搞得多么隐蔽，后来似乎都会遭泄露，搞得政治家们非常难堪。

“我们的美国朋友有一连串的‘门’，能让他们保持清醒，水门、伊朗门、伊拉克门。我们自己的人也会想起那些泄露事件，接着就是调查委员会极其讨厌的调查和他们那些该死的报告。议会吃回扣、向伊拉克运送武器等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亨利？”

“你的意思是，他们没有胆量。”

“话是粗鲁了一点，但很准确。你一直具有用词巧妙的天赋。我认为，如果这个人上台执政，那么英美政府都不会与他开展贸易往来，也不会为他提供贷款援助。仅此而已。至于采取主动措施，那回答是否定的：我们的政府不会去干涉别国的内政。”

常务副大臣陪同情报局长走向门口。他那双忽闪忽闪的蓝眼睛与间谍头子的目光相遇了。他神情严肃，没有一丝幽默。

“亨利，这事真的不行。”

司机驾车载着亨利·库姆斯爵士，从水流缓慢的泰晤士河边码头返回沃克斯豪尔大厦。他别无选择，只能面对现实，接受政府间做出的这个决定。在以前，这样的事情只要双方握个手就行了，各自可以保留斟酌处理权。在过去的十年间，因为有过几次官方的行动消息泄露，于是开始需要书面签字。而且他们习惯事后回来纠缠签字的人，追究其责任。因此，伦敦或华盛顿的官员都不肯为其隐蔽部门签署采取“主动措施”的命令，去阻止伊戈尔·阿列克谢维奇·科马罗夫前进的步伐。

苏联，弗拉基米尔

1989年7月

美国学者菲利普·彼得斯博士以前到过一次苏联，名义上，他的目的是研究东方艺术和古老的苏联文物。其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惊动过任何人。

十二个月后，更多的国外游客涌进了莫斯科，管控更加宽松了。摆在蒙克面前的问题是，要不要再次使用彼得斯博士的名字。他决定继续使用。

布利诺夫教授的来信很清楚，他已经拿到了美国人想要的所有科学问题的答案，内容极为丰富。这份清单，是早在蒙克与教授在圣荷塞费尔蒙特酒店的房间里接触之前，由美国高层学术机构经过认真讨论后拟订，并让伊凡·布利诺夫带走的。现在他准备递交答案。但他的问题是，因为怕引起怀疑，所以他无法去莫斯科。

不过，高尔基倒是一座有众多科学研究机构的城市，从阿尔扎马斯-16乘火车过去只需要九十分钟，他可以去那里。经过他本人的多次抱怨，克格勃已经取消了在他离开核能研究区时惯常会安排在他身后的尾巴。他认为，毕竟他已经去过了加利福尼亚，为什么不能去高尔基？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政委的支持。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他可以乘火车继续前行，去大教堂城市弗拉基米尔。但到此为止，他必须在晚上赶回来。他把会面的日期定在7月19日中午，地点是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地下室。

蒙克对弗拉基米尔城进行了两个星期的研究。那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市，因两座宏伟的大教堂而闻名，有许多十五世纪圣像画家鲁布廖夫的作品。其中较大的是圣母升天大教堂，较小的是圣德米特里大教堂。

兰利的研究部门找不到那个时段要去弗拉基米尔附近旅游的团组。因为没有团队的掩护，单独的游客去那里会很危险。最后，他们找到一个喜欢俄罗斯老教堂建筑的爱好者团组，准备在7月中旬访问莫斯科，19日乘大巴去札格尔斯克游览那座神话般的修道院。彼得斯博士加入了这个团组。

彼得斯博士满头银灰色卷发，手里一直捧着旅行册子在看。开始的那三天，他随团组游览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些精美的大教堂。第三天活动结束时，国旅的导游告诉他们，第二天早晨七点三十分在酒店大堂集合，准备上车去札格尔斯克。

早上七点十五分，彼得斯博士送了一张条子给导游，说由于肚子疼得厉害，他想卧床服药休息。上午八点钟，他悄悄离开大都会酒店，走到喀山车站，登上了一列开往弗拉基米尔的火车。十一点钟不到，他抵达了这座大教堂城市。

如他在研究时所预期的那样，那儿已经有许多旅游团队了。由于弗拉基米尔没有国家机密，游客几乎没有受到监视。他买了一张城市导游图，在圣德米特里大教堂四处游览，欣赏着教堂墙壁上一千三百个不同野兽、花鸟、怪兽、圣徒和先知的浮雕。十二点差十分时，他漫步走向三百米开外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他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于是走到唱诗班和祭坛下面的两个地下室去了。他在欣赏着鲁布廖夫的圣像画作时，旁边有人咳嗽了一下。如果他被跟踪了，那我就死定了，蒙克心里想。

“你好，教授，最近还好吗？”他平静地说，眼睛没有离开那些色彩鲜艳的油画。

“我很好，但有点紧张。”布利诺夫说。

“我们不都一样吗？”

“我有东西要给你。”

“我也有东西要给你。甑尼娅写的一封长信，小伊凡写的另一封，还有他在学校里画的几张图画。对了，你儿子肯定是继承了你的聪明基因。他的数学老师说，他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遥遥领先。”

科学家虽然很害怕，额头上也已经冒出了汗珠，但听到这话，他高兴地露出了笑容。

“慢慢跟着我走，”蒙克说，“眼睛继续看圣像。”

他走开了，看起来似乎想看完全部的拱顶。一个法国的游客团队离开了，室内只剩下他们二人。他把从美国带来的信件包裹，以及由美国核物理学家准备的第二份任务清单交给了教授。布利诺夫把东西都塞进了西装口袋里。他带给蒙克的东西要多得多——有一英寸厚，是他在阿尔扎马斯-16拷贝的一叠文件。

蒙克不喜欢那么厚的东西，但也没有办法。他把资料塞进衬衣里，让它滑下去，转到了背后。他摆摆手，露出了微笑。

“振作起来，伊凡·叶甫多基莫维奇，已经没多久了，再有一年时间。”

两人分开后，布利诺夫要返回高尔基，由此回到他那镀了金的笼子里去，蒙克则去赶回莫斯科的火车。在旅游大巴从札格尔斯克回来之前，他已经把资料交给了美国使馆，自己也已经躺到了床上。大家都很同情他，为他错过了一次人生乐事而颇感遗憾。

7月20日，该团组乘飞机离开莫斯科，经由北极上空前往纽约。当天晚上，另一架喷气式飞机抵达了纽约肯尼迪机场，但它是从罗马飞过来的。飞机上其中一名乘客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他在意大利工作三年后回来了，继续在兰利为克格勃刺探情报。他有了两百万美元，更加富裕了。

离开罗马之前，他已经把莫斯科给他的九页纸的任务清单记在了脑子里，把纸片烧毁了。他的首要任务是寻找更多由中情局管理的苏联境内间谍，重点是克格勃、军情局、高级公务员和科学家。任务中还有一条附言：把精力集中到杰森·蒙克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