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老广场东南端的尽头，是斯拉维扬斯基广场，那里有一座小巧、古老而漂亮的教堂。位于库里斯基的这座全圣教堂，最初是十三世纪用木料建成的，当时的俄罗斯国首都只有克里姆林宫和周边的几英亩土地。遭焚毁后，该教堂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又用石料重新修建起来了，一直使用到1918年。

当时的莫斯科，依然以教堂之都而闻名，因为市内有四百多座教堂。共产党关闭了百分之九十，并摧毁了四分之三的教堂。在被抛弃但依然完整无损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教堂中，库里斯基的全圣教堂是其中之一。

1991年共产党下台后，经过能工巧匠为期四年的精心修理，这座小小的教堂又重新开始作为一处祈祷的地方了。在打过电话的第二天，马克西姆·克利莫夫斯基神父来到了这里。他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他身穿标准的黑色长袈裟，头戴东正教教士的高筒帽，这样的人在教堂内外有好几个。他拿上一支许愿的蜡烛，点燃后走到入口处右边的墙壁，站在那里凝视着修缮后的圣像，似乎在祈祷和沉思。

教堂中央金碧辉煌，住持的神父站在祭坛后面，对着一小群善男信女在吟诵祷文，人们在附和作答。但在一系列拱顶后面的右边墙壁，没有其他人，只有这位孤独的教士。

马克西姆神父紧张地看了一下手表。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他不知道他已被对面小广场停着的一辆汽车发现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进入教堂后，有三个人从汽车上下来了。他不知道，他们已经检查了他是否被跟踪，这些事情他都不知道，更不知道是如何发生的。

他听到身后有鞋子踏在地坪石上的轻微刮擦声，感觉有人走到他身边来了。

“克利莫夫斯基神父？”

“是的。”

“我是格里辛上校，我相信你有事情要告诉我。”

教士往旁边看过去。那人比他的个头高，身材苗条，穿了一件深色的冬大衣。那个人转过身来，俯视着马克西姆神父。与他眼神相碰，神父害怕了。他希望自己没做错事，将来不会后悔。他点点头，咽了一下口水。

“先告诉我为什么，神父。为什么要打电话？”

“你肯定理解，上校，长期以来我一直坚定地崇拜科马罗夫先生。他的政策、他为俄罗斯制订的计划——全都是令人赞赏的。”

“谢谢。那么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有个人来见大主教。我是大主教的男仆和管家。那人打扮得像教会的教士，但他金发碧眼，而且没留胡子。他的俄语很完美，但他有可能是外国人。”

“他有预约吗，这个外国人？”

“没有。所以很奇怪。他是不速之客，半夜里来的。我已经上床了。我被叫起来去准备咖啡。”

“那么说，陌生人最后还是受到接见了？”

“是的，这也很奇特。他一副西方人的样子，他到来的时间……秘书本应该告诉他正式预约一个时间。没人会在半夜三更贸然来见大主教。但他好像有介绍信。”

“所以你给他们送去了咖啡。”

“是的，离开的时候，我听见圣座问：‘科马罗夫的宣言都说了些什么？’”

“所以你就来了兴趣？”

“是啊。于是关上门后，我就从钥匙孔倾听。”

“很聪明。他们说了些什么？”

“没说多少。很长时间没有声音。我从钥匙孔往里看，看到圣座正在翻阅什么东西。他看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然后呢？”

“大主教似乎非常不安，我听到他说了些什么，还使用了‘邪恶’这个词语。接着他说：‘我们不会有这种事情。’陌生人在低声说话，我听不清楚。但我听到了‘黑色宣言’这个短语。是陌生人说的。就在圣座花一个小时阅读之前……”

“还有其他情况吗？”

这个人，格里辛心里想，说话傻乎乎的，而且神经紧张、满头大汗，不是因为教堂里太暖和。但他报告的事情则是切切实实可信的，即使神父本人并不知道这事的意义。

“还有个情况。我听到了‘伪造’这个词语，然后是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是的，陌生人说了些关于你的反应太快了这样的话。然后他们说到了一个老头，大主教说要为他祈祷。他们几次提到‘邪恶’这个词语。后来陌生人起身准备离去。我只得赶紧离开走廊，所以我没有看到他离去。我听到街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就这些。”

“你没看到汽车？”

“没有。我从楼上的窗户去窥视，但他是步行离开的。第二天，我看到圣座从来没有那么心烦意乱。他脸色苍白，在小教堂里面待了几个小时。所以我就溜出来打电话给你。我希望没做错事情。”

“朋友，你做得完全正确。现在，有反对爱国的势力在活动，到处散布谣言，恶意中伤一位即将成为俄罗斯总统的伟大的政治家。你是爱国的俄罗斯人吧，克利莫夫斯基神父？”

“我一直盼望着，有一天，我们能够净化科马罗夫先生所谴责的糟粕。那些外来的糟粕。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科马罗夫先生。”

“好极了，神父。相信我，你就是俄罗斯母亲盼望的人。我认为你的前途是光明的。还有一件事，这个陌生人……你是不是知道他从哪里来？”

蜡烛快烧完了。另两个做礼拜的人现在站在了距离他们左边几码远的地方，凝视着圣像在祈祷。

“不知道。他是步行离开的，但哥萨克卫兵后来告诉我，他是坐出租车来的，是城市中心的出租车，那种灰色的。”

一个神父半夜三更去清洁巷。应该是有记录的。还有上车的地点。格里辛上校一把抓住身边这个穿袈裟神父的上臂，感觉到指甲陷进了松软的皮肉里，感觉到对方吃了一惊。他把克利莫夫斯基神父转过来，面对着他。

“听着，神父。你干得很好，很快就会得到奖励的。但还有事情要做，你明白吗？”

克利莫夫斯基神父点点头。

“我要你把房子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记录下来。谁来了、谁走了。特别是高级的主教或陌生人。发现情况后，就打电话给我。只说是‘马克西姆来电话’就行了，然后定一个时间。就这样。会面的地点就在这里，按照定下的时间。如果我需要你，我会让人送一封信过来。只是一张写着时间的卡片。要是你在那个时间抽不出身，会引起怀疑，就打电话另定时间。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上校。我会尽力为你去做的。”

“你当然会的。我可以肯定将来某一天，这片土地上我们会有一位新的主教。你最好现在走吧。我再晚一步走。”

格里辛上校继续盯着他所蔑视的神像，回味着他获知的事情。《黑色宣言》已经返回俄罗斯了，这个他是没有疑问的。穿袈裟的傻瓜是不会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的，但他的用词太准确了。

那么，在经过几个月的沉默之后，有人回来了，在悄悄地四处展示那份文件，但没有留下复印件。当然，是为了树敌，是为了影响事态的发展。

不管是什么人，他都错误地估计了大主教。教会是没有权力的。格里辛得意地想起了斯大林的嘲笑：“教皇有几个师的兵力？”但不管是什么人，他都有可能造成麻烦。

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人保留了他自己的宣言文本。这表明，他手头也许只有一两份文本。显然，现在的问题是去找到他并消灭他，不让这个陌生人和他的文件留下一片碎屑。

结果，这问题要比格里辛想象的容易得多。

至于这个新的告密者，他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多年来的反间谍工作实践已经让他学会了如何去衡量和评估通风报信的人。他知道这个教士是个懦夫，为了升官发财可以出卖自己的祖母。格里辛已经注意到当他提及要成为主教时，那人突然表现出来的渴望神色。

还有其他事情。他一边沉思着，一边离开神像，从他布置在门内的那两个人中间穿行出去。他真的需要从青年战斗队里挑一个有魅力的人，去替代叛徒教士。

由四个戴黑色面罩的人发起的一场袭击行动，是快速高效的。袭击结束后，城市中心出租汽车公司的经理认为不值得向民警报告。在莫斯科普遍的无法无天状态下，即使最优秀的刑警也无法找到袭击者，而且他们也不会去认真调查。如果去报告，那么虽然东西没被偷走，人也没受到伤害，但还是要填写一大堆表格，并浪费几天的时间去陈述事情的经过，然后这案卷就被扔在办公室里任凭灰尘堆积。

蒙面歹徒闯进一楼调度室，关上门，拉下百叶窗，要求见经理。由于他们都带着手枪，员工不敢反抗，还以为是来要钱的。其实不然。当他们拿手枪对准经理的脑袋时，想要的只是三天前的夜班工作单。

领头的家伙审视着一大叠工作单，找到了一条他感兴趣的记录。虽然经理看不见那些表格单子，因为他面朝墙角跪在地上，但那是关于一次半夜里出车的记录。

“五十二号司机是什么人？”头目厉声问道。

“我不知道。”经理尖叫。他的脑袋被枪管敲了一下。“在员工档案里。”他尖叫着说。

歹徒让他取出员工花名册。五十二号司机是瓦西里，还有他在郊区的一个地址。

领头的警告他，如果他脑子闪过一丝要给瓦西里通风报信的念头，那么他很快就会从现在的居住地转移到棺材里面去，接着他把那张花名册撕下一大片，带上后离去了。

经理揉着脑袋，吃了一片阿司匹林，想到了瓦西里。如果那傻瓜愚蠢到去欺骗这些人，那真是活该。显然，司机肯定是少找了某个顾客的钱，而且态度还很差，或者是非礼了他的女朋友。现在是1999年的莫斯科，他想，你要么没事，要么去招惹带枪的人。经理不想没事找事，他重新打开办公室的门窗，回去工作了。

门铃按响时，瓦西里正在吃一顿迟来的午饭，饭菜有香肠和黑面包。过了一会儿，他老婆面色苍白地回来了，身后跟着两个人。那两人都戴着黑色的滑雪面罩，拿着枪。瓦西里张开嘴，一片香肠从嘴里掉了出来。

“我是穷人，我没有……”他开始说。

“住嘴。”其中一人说，另一人把浑身颤抖的女人推进了椅子里。瓦西里发现一张破纸片出现在他的鼻子底下。

“你是五十二号司机，城市中心出租汽车公司的？”那人问道。

“是的，但坦率地说，朋友……”

一只戴黑手套的手指，指向了工作单上的一行字。

“两天前，出车去了一趟清洁巷。就在午夜前，顾客是什么人？”

“我怎么知道？”

“别耍小聪明，朋友，不然我轰掉你的蛋蛋。想一想。”

瓦西里想了想，但没想起什么。

“一个教士。”那人提示说。

是的，有印象了。

“对，现在我想起来了。清洁巷，一条小街。我还查了地图呢。在那里等了十分钟，然后他得到允许可以进去了。接着他付了车费，我就离开了。”

“描述一下。”

“中等身高，中等身材，快五十岁了。一个教士，哦，他们看上去都是差不多的。不，等等，他没留胡子。”

“是外国人吗？”

“应该不是。他的俄语说得很完美。”

“以前见过他吗？”

“从来没有。”

“此后呢？”

“也没有。我提出来要接他回去，但他说他不知道要待多久。听着，如果他出了什么事，那可是与我无关的。我只不过为他开了十分钟的车……”

“最后一件事情，他在哪里上的车？”

“当然是都市大酒店。我就是在那里载上他的。当时我上夜班，排队等候在都市大酒店外面。”

“他是从人行道上走过来的，还是从酒店的大门出来的？”

“从大门出来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的车排在最前面，我站在车边。必须非常小心，不然的话，等了一个小时，哪个卑鄙的家伙会从后面插上来抢我生意。所以我一直注视着酒店的大门，等待着下一个客人。然后，他就出来了。黑色袈裟，高筒帽子。记得当时我还纳闷：教士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呢？他前后看了看等候在门口的一排出租车，然后直接朝我走过来了。”

“一个人吗？有没有陪同的？”

“没有。孤身一人。”

“他说了名字吗？”

“没有，只是他要去的地址。用卢布现金付的车钱。”

“聊天了吗？”

“一个字都没有。只说了他要去的地方，然后就沉默了。到了那里后，他说：‘等着。’从门边回来后，他问：‘多少钱？’就这么个情况。听着，朋友们，我发誓我根本没碰他一根毫毛……”

“享受你的午饭吧。”盘问者说着朝那盆香肠点了点头。然后他们离开了。

格里辛不动声色地听取了汇报。这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那人是十一点半从都市大酒店的门里出来的。他有可能就住在那里；有可能是去那里访客的；也可能是从另一个入口进入到大堂后再出来的。但值得去核查一下。

格里辛在莫斯科民警总局大楼里有许多通风报信的线人。级别较高的有一位少将，是局领导。经常打交道的是档案处的一名高级警官。对于这项工作，前者级别太高，后者则局限于资料保管。第三个是刑侦处的德米特里·博罗金警官。

太阳快下山时，博罗金刑警来到了都市大酒店，要求见前台经理，他是一位奥地利人，已经在莫斯科工作了八年。博罗金晃了晃警官证。

“刑侦处？”前台经理关切地问道，“我们的客人没出什么事情吧？”

“据我所知是没有。只是例行公事，”博罗金说，“我要看看三天来的全部住宿客人名单。”

经理坐到办公室里，把信息输入了电脑。

“你要打印出来？”他问道。

“是的，我要纸面的名单。”

博罗金开始从头审核名单。按姓名来判断，六百个客人中只有十二个俄罗斯人。其他的人来自西欧的国家，还有美国和加拿大的。都市大酒店价格昂贵，接待对象主要是游客和商务人员。博罗金已接到过指令，要查找有“神父”头衔的客人。他没有找到。

“你们这里住有东正教教士吗？”他问道。经理吃了一惊。

“没有，据我所知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以这样的身份来登记入住。”

博罗金浏览了所有的名字，但一无所获。

“我要把这份名单带走。”他最后说。经理高兴地看着他离去了。

格里辛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有时间亲自研究这份名单。刚过十点钟，别墅里的一名服务员把咖啡送进他的办公室，发现这位爱国力量联盟的安全部长脸色苍白、颤抖不已。

他胆怯地询问上校，是否有什么不舒服，但被恼怒地挥手赶走了。服务员走了之后，格里辛看着自己放在写字板上的双手，努力止住颤抖。他发怒是常有的事，现在看到这个情况，他差一点失去了控制。

美国学者菲利普·彼得斯博士的名字，出现在打印纸第三页的下半部分。

他知道这个名字，十年来他一直在提防着这个名字。十年前，他曾两次到以前的第二总局移民局查阅资料，因为每一个访问苏联的签证申请人，都由外交部把他们的表格复印件转给了移民局。他两次都发现了那个名字，都看到了签证申请表上的那张照片：茂密的灰色卷发，烟色玻璃的镜片后面隐藏着一双看似虚弱其实一点也不虚弱的眼睛。

在勒福托沃监狱的地牢里，他曾把那些照片扔到克鲁格洛夫和布利诺夫教授的鼻子底下，他们都确认，那就是与他们秘密会面的人，分别在东方艺术博物馆的洗手间和弗拉基米尔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地下室里。

他不止两次发誓，如果长着那张面孔、使用那个假名的人胆敢再次踏上俄罗斯的领土，他将找他算账。

现在他回来了。十年过去了，他肯定以为他可以随便逃过惩罚，趾高气扬地回到阿纳托利·格里辛统治的地盘上来。

他站起身，走到文件柜前，去查找一份旧档案。找到后，他抽出了另一张照片，那是很久以前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提供的一张较小的照片的放大版。“修道士委员会”解散后，第一总局的一个熟人把它作为纪念品送给了他。这是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纪念品。但他像对待宝贝一样把它保存下来了。

那时的面孔要比现在更为年轻，但目光依然犀利。头发是黄色，乱蓬蓬的，没有灰色的胡子和烟色的眼镜。但那是同一张面孔，是杰森·蒙克年轻时的面孔。

格里辛打了两个电话，给对方留下的明确印象是，他不允许有任何耽搁。通过机场移民局的一个熟人，他想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时候抵达的、是从哪里来的、是否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

在打给博罗金的电话中，他命令这位刑警回到都市大酒店，去调查清楚彼得斯博士是什么时候登记入住的、他是否已经离店，如果还没有，那么他住的是哪个房间。

下午三四点钟光景，两个答案他都得到了。彼得斯博士是七天前乘坐英国航空公司的定期航班从伦敦抵达的，如果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么，他不是通过谢列梅捷沃机场走的。他从博罗金那里获悉，彼得斯博士是通过一家很有名气的伦敦旅行社，在他到达机场的当天为他预订的酒店，他还没有离开，他的房间号码是841。

博罗金报告说，只有一件事情颇为奇怪。彼得斯博士的护照哪里都找不到了。它应该是保存在服务台的，但已被拿走了。员工们都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格里辛倒不觉得奇怪。他知道一百美元能在莫斯科办成什么事情。入境的护照应该已经被毁。蒙克现在应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但在都市大酒店的六百个外国人中，谁也不会注意到。当他想离开时，他就走了，蒸发了，消失了，不会付账。酒店没有办法，只能无奈地注销这笔损失。

“最后两件事情，”他对仍在酒店里的博罗金说，“去搞一把万能钥匙，告诉经理，如果他胆敢对彼得斯博士透露一个字，那么他是不会被驱除出境的，他将在这里服苦役十年。给他编一个你认为说得通的故事。”

格里辛上校认为，黑色卫队不能去干这事。他们太引人注目了，弄不好会引起美国使馆的抗议。普通的歹徒可以去干这种事情并承担罪名。在多尔戈鲁基黑手党内部，有一个小组精通破门入室行动。

晚上，在给841房间打了几次电话，确信里面没人后，两个人用万能钥匙进入了这个房间。第三个人坐在大厅尽头的皮椅子上等候着，以防房间的客人回来。

他们对房间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搜查，但没发现重要的东西。没有护照，没有文件，没有公文包，没有个人证件。无论蒙克去了哪里，他肯定是随身带着证件。房间被恢复了原样，和盗贼们进来时一模一样。

在走廊对面的房间，车臣人把房门开了一条缝，观察着那些人进去和离开，然后用手机把情况报告回去了。

晚上十点钟，杰森·蒙克进入了酒店大堂，像是一个吃完了晚饭、准备回房间去睡觉的人。他没有走向总台，因为自己带着房间的塑料钥匙卡。两个入口处都有人在监视，每处都有两个人，当他进入其中一部电梯时，两名监视员走向另一部电梯，还有两个去爬楼梯。

蒙克沿着走廊走向自己的房间，敲了敲对面的房门，接过从里面递出来的一只箱子，进入了841房间。第一批的两个歹徒乘坐第二部电梯上来后，出现在走廊的尽头，刚好看到房门关上。很快，另两个也从楼梯上来了。他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然后，两个人坐在了椅子里，从那里可以观察走廊的情况。另两个下楼去汇报情况。

十点半时，他们看到有个人离开了目标对面的房间，从他们所在的大厅前面经过，朝电梯走去。他们没有在意。房间不对。

十点四十五分，蒙克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是客房部打来的，询问他是否还需要毛巾。他说不需要，向他们道了谢，挂上了电话。

用箱子里的东西，蒙克进行了最后的部署并准备离开。十一点钟，他走到狭窄的阳台上，关上了身后的双扇玻璃门。由于不能在外面锁门，他用强力胶带把门粘住了。

他用腰上缠着的一条结实的绳子，慢慢地下降一个楼层，到了741房间的阳台上。从那里，他翻过四道隔栏来到了733房间的窗前。

十一点十分，一个瑞典商人赤条条地躺在床上，手里抓着自己的下体，在观看一部色情电影，听到敲窗的声音，他惊得目瞪口呆。

慌乱中他有两个选择：穿上毛巾布睡袍或按下暂停按钮，他先穿上了睡袍，然后去拿遥控器。遮好羞，他起身走到了窗前。一位男士在外面做手势，要求让他进来。瑞典人完全迷茫了，他拉开了阳台门的插销。那人进入房间，用美国南方那种甜腻的慢吞吞的口音对他说话了。

“邻居朋友，哦，先生。我猜你会纳闷，我在你的阳台上干什么……”

他说对了。瑞典人真的是一无所知。

“嗯，让我告诉你。真的是倒霉透了。我是你的隔壁邻居，因为不想在房间里抽烟，就到阳台上去抽。不知道你信不信，一阵风把门给关上了。所以，我没办法，只好跨过隔栏来看看你是否能让我过去？”

外面很冷，这个抽烟的人全身穿得严严实实，手里还拎了个公文包，外面没有风，而且阳台门也没有自动上锁机构，但瑞典商人不想去管那么多了。

不速之客走出房间，进入走廊时，嘴里还在叽叽咕咕地说着感激和道歉的话，希望瑞典人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这位做卫浴生意的瑞典商人重新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脱去睡袍，按下播放键，继续看他的经济节约型消遣节目。

蒙克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七楼的走廊走过去，走下楼梯到了街上，与等在宝马汽车里的车臣人马戈茂德会合了。

半夜时，三个人带着一只小小的公文箱进入了741房间，又是使用万能钥匙。他们鼓捣了二十分钟后离去了。

凌晨四点钟，一件后来被证明含有三磅塑胶炸药的设备在741房间的天花板下面爆炸了。刑事技术人员将会推断出炸药是安放在床上的家具堆顶上的，精确地炸毁了楼上房间的床铺中心。

841房间被彻底掏空了。床垫和羽绒被子被炸成了碎片，大部分已经烧焦了，散落在四处，地上有床架、衣柜和壁橱的木料碎片，还有镜子和灯具的玻璃碎片，以及人的骨头碎片。

四个应急服务机构都赶过来了。救护车来了，但很快又走了，因为除了走廊里三个房间歇斯底里的房客以外，没有其他人可以救护。而那些大呼小叫的房客不会讲俄语，救护人员不会讲外语。看到没人受伤，他们把狂呼乱叫的房客交给夜班经理，然后就离去了。

消防队来了，但虽然受影响的两个房间里的东西都被爆炸时产生的高温所烤焦，但实际上没有物品在燃烧。刑事技术人员有许多事情要做，把每一件碎片都装进袋子里，包括人的残片，以便以后分析鉴定。

按照民警局一位少将的命令，刑侦处代表博罗金警官来到了现场。他只看上一眼，就明白房间里剩余的东西都没有巴掌那么大，地面上有一个吓人的直径四英尺的窟窿，但卫生间里有些东西。

卫生间门显然是关着的，因为它已被炸得粉碎，碎片落到了台盆里。门框的墙面崩落下来了，是受到了外侧的爆炸冲击力。

废墟下面有一只公文包，已被烤焦了，外表伤痕累累。但里面的东西倒还完整。显然，在发生爆炸之前，这个公文包肯定是放在了最隐蔽的地方，在卫生间内墙上面的抽水马桶和坐浴盆之间。从破裂的水管里流出来的自来水已经把公文包浸透了，但里面的内容倒没事。博罗金打量了一下，趁无人注意时把两份文件塞进了衣服里。

喝咖啡时，格里辛上校拿到了那两样东西。二十四小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情。他满意地凝视着那两样东西。一份是文件，是用俄语写就的，他认出来是《黑色宣言》。另一份是美国护照。里面的名字是杰森·蒙克。

“一个是进来，”他心里想着，“一个是出去。但这一次，朋友，你没能出得去。”

那天还发生了两件事情，但都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一位持布莱恩·马克斯护照的英国人，乘坐下午的定期航班从伦敦抵达了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另两个英国人驾驶一辆沃尔沃轿车从芬兰边界穿越过来了。

对于机场的官员来说，新来的这个人只不过是几百个似乎不会讲俄语的旅客之一。与其他人一样，他通过机场的各项检查，最后走出机场，招了一辆出租车，要求去莫斯科市中心。

在一条街道的拐角处，他打发了出租车，确信自己没被跟踪后，步行走到一家小小的二等旅馆，他已经在那里预订了一个单人房间。

他的外汇申报单表明，他获准携带了数额不多的英镑，这个在他离开的时候，还必须重新申报或者出示外汇兑换的水单，他的一些旅行支票也要符合这些规定。他的外汇申报单没有提及那些砖头般厚的面值百元的美钞，他是用胶带把美元纸币分别捆在他的两条大腿后侧的。

他其实不姓马克斯，但与卡尔·马克思的马克思发音相同，为此还曾遭到为他制作护照的技师的取笑。在选择范围内，他保留了自己的布莱恩真名。实际上，他就是会说俄语的前特种部队战士，9月份被奈杰尔·欧文爵士派来执行过侦察任务。

安顿下来后，他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和采购任务。他从一家西方开办的租车行里租了一辆小轿车，去探察了一个郊区，那是在莫斯科最南边的伏龙索沃区。

两天时间里，在不引起人们注意的前提下，他不断地去观察一栋特定的建筑物，那是一座没有窗户的大型仓库，白天不断有重型卡车进进出出。

晚上，他步行去观察那座仓库，来来回回走了好几次，每次手里都拿着一个喝了一半的伏特加酒瓶。有几次，对面有人走过来时，他总是像醉汉那样左右摇晃着身子，人家当然不会去理睬他。

他对看到的情况较为满意。围成一圈的栅栏起不到阻碍的作用。卡车装卸货物的区域在晚上是上锁的，但仓库的后面有一扇小门，门上有一把挂锁，夜间只有一名警卫偶尔在外面巡逻。也就是说，这座建筑物是个软目标。

在老南港的二手车市场里，可以用现金买到各种类型的汽车，从破旧的小车到从西方偷盗来的几近全新的豪华轿车，他买了一副莫斯科车牌和各种工具，包括一把重型大力钳。

在市中心，他买了一打价格便宜、质量可靠的斯沃琪手表，还有各种电池、一卷卷电线和胶带。最后他满意了，因为他能够在任何时候，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准确地找到那座仓库，并熟悉了返回市中心的多条不同路径，他回到旅馆，等待着从圣彼得堡南下行驶过来的那辆沃尔沃汽车。

与查兰和米奇的会合地点，是在特维尔大街的麦当劳。两位前特种部队战士的南下路途行程缓慢，但没发生意外情况。

在伦敦南部的一个车间里，那辆沃尔沃汽车装上了不同寻常的货物。两个前轮拆下来后，换上了老式的带内胎的车轮。在此之前，每个内胎都被切开了一条裂口，几百个拇指大的塑胶炸药小球装进了内胎里面。然后把内胎补上，放回外胎里，充足了气。

车轮转动时，油灰状的炸药在内胎融化成一个内衬，性能特别稳定，除非使用雷汞雷管起爆。就这样，经轮船运到斯德哥尔摩后，沃尔沃汽车平静地行驶了一千公里，经由赫尔辛基朝莫斯科开过来了。雷管放在哈瓦那雪茄烟盒的下层，这雪茄烟似乎是在渡轮上买的，但实际上是在伦敦早就准备好的。

查兰和米奇住在另一家旅馆。布莱恩坐进他们的沃尔沃汽车，一起行驶到了靠近南港的一个废弃场地，在那里，他们用千斤顶把汽车顶起来，再用他们费心带来的两只备胎置换了两个前轮。没人注意到他们，莫斯科的偷车贼经常在南港区附近拆拼汽车。很快他们把轮胎放了气，拆下内胎，装进一只购物袋里，然后返回旅馆去了。

布莱恩带上被剪成了碎片的内胎，扔进了街上几个不同的公共垃圾桶里，查兰和米奇则在旅馆房间里组装设备。

他们把三磅重的塑胶炸药分成十二个小块，每块大约有一包硬壳香烟那么大，里面都装上了一根雷管、一个电池和一块手表，并在合适的部位装上了连接的导线。最后，他们用结实的塑料胶带把这些炸弹捆在了一起。

“谢天谢地，”在他们工作的时候，米奇说，“我们不必使用那种‘烂鱼垃圾’。”

塞姆汀-H炸药是所有旋风塑胶炸药衍生中最常用的一种，它一直是捷克的一种产品，在共产党执政时期，它是完全无味的，因此是恐怖主义分子最喜欢的设备。共产党下台后，捷克新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立即同意西方的请求，改变了配方，在炸药里加入了一种特别难闻的臭味，使得其在运输过程中能被检测出来。那种气味与臭鱼相似，所以米奇称它为“烂鱼”。

到九十年代中期，检测设施已经发展得非常先进了，即使无味的炸药也可以检测出来。但热橡胶含有类似的气味，所以运输设备选用了轮胎。事实上，这辆沃尔沃汽车没被要求进行那种测试，但奈杰尔爵士行事十分小心，查兰和米奇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对工厂实施的袭击，发生在格里辛上校收到《黑色宣言》和杰森·蒙克护照的六天之后。

这辆可靠的沃尔沃汽车，现在由布莱恩在驾驶，它的前轮是新的，还挂有同样新的假冒的莫斯科车牌。如果半路上被拦下，他将用俄语去对付。

他们在离目标三条街的地方停下车，然后步行走完剩余的距离。房屋后面的栅栏被大力钳剪断了。三个人猫着腰跑过中间五十英尺的水泥地，躲进了一堆油墨桶的阴影之中。

过了一会儿，唯一的夜班警卫走过来了。他听到阴影处传来了一个响亮的打嗝声，于是转过身去，用手电筒查看声音的源头。他看到一个醉汉倒在仓库的墙边，手里抓着伏特加酒瓶。

他没时间去弄清楚醉鬼是如何进入这座封闭的院子的，由于背对着那堆油墨桶，他也没能看到一个穿黑色连裤工装的身影从油墨桶之间窜出来，举起一根铅管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警卫感觉眼前一阵火星乱舞，接着一片黑暗。

布莱恩用强力胶带缚住警卫的手脚，堵住了他的嘴巴。这时候，查兰和米奇把挂锁从门上撬了下来。门打开后，他们把昏迷的警卫拖进去，放在墙边，然后关上了门。

空洞的厂房里面，屋梁上点着一排夜灯，在内部空间投下了一抹淡淡的亮光。地面上堆放着一卷卷新闻纸和一个个油墨桶。车间的中心是他们此行的目标：三台大型卷筒纸胶印机。

他们知道，在厂房前门附近，第二名警卫蜷缩在温暖的玻璃岗亭里面，在看电视看报纸。布莱恩悄悄地从机器中间穿行过去收拾他。完成后他返回来，走到厂房的后门去望风警戒。

查兰和米奇对面前的三台机器并不陌生。那是贝克-帕金斯印刷机，是美国制造的，在俄罗斯没有可替换的备件。重新供货需从巴尔的摩经长途海运到圣彼得堡。如果主框架变形，那么即使波音747飞机也无法把所需的部件空运过来。

他们曾经假扮成芬兰报业的高管，打算用贝克-帕金斯印刷机重新装备他们的印刷厂，两人都被热情地邀请去参观了在英国诺威奇的一家公司，那里使用的是同样的机器。此后，一名退休的印刷工程师，在得到了丰厚的报酬之后，给他们做了一次完整详细的培训讲解。

他们的目标是印刷机的四个部位。每台机器都由巨大的纸张滚筒供纸喂料，这些料斗是高科技的产物，能确保在一卷纸用完后另一卷纸会无缝地替补上去。料斗是他们的首要目标，每台机器有一个。查兰把小炸弹精确地安放到能够彻底摧毁料斗的部位。

米奇负责油墨供料的机械机构。那是四色连续卷纸印刷机，在印刷时，四种颜色的油墨能否在合适的时间提供准确的量，取决于一个混合装置，四个不同颜色的油墨桶就是把料喂给这个混合器的。把这两个机构都放上炸弹后，两名破坏分子转向了实际的印刷机。

他们选定的安放剩余炸弹的部位，是在压印滚筒的主框架和轴承上，每台机器都放了一颗炸弹。

他们在印刷车间里忙碌了二十分钟。然后米奇拍拍手表，对查兰点了点头。现在是凌晨一点钟，定时器设定的时间是一点三十分。五分钟后，他们都回到了外面，身后拖着那个已经清醒、但依然无法动弹的警卫。外面冷是冷了点，但可以避开飞舞的碎片。前门的警卫躺在警卫室的地上，那里距离较远，不会受到伤害。

一点十分，他们已经坐进沃尔沃汽车离去了。一点半时，他们已经跑得很远了，听不到那一系列几乎是同时响起的爆炸声，随着噼噼啪啪的一阵炸响，印刷机、料斗和油墨进料机被炸毁了，碎片纷纷落到了混凝土地面上。

爆炸的声音很小，几乎没有惊醒附近伏龙索沃郊区居民的睡眠。后来，躺在外面的警卫费力地蹦蹦跳跳绕过这栋建筑物到了前门，用胳膊肘按下警报按钮，报告了警方。

获得自由的警卫们发现电话仍可使用，于是按照钉在办公室墙上的号码，给厂长打了个电话。厂长在三点半时抵达了，他心惊胆战地查看了破坏程度。然后，他打电话通知鲍里斯·库兹涅佐夫。

爱国力量联盟的宣传部长在五点钟到达了，他听取了厂长对这件惨事的汇报。七点钟，他打电话给格里辛上校。

在此之前，租来的轿车和沃尔沃汽车都已被抛弃在马涅什广场旁边。在那里，租来的汽车很快就会被发现，并归还给租车行。沃尔沃汽车没上锁，钥匙插在点火器上，在太阳升起之前肯定会被偷走，确实如此。

一个小时后，三名退伍兵在机场里一个不怎么干净的咖啡厅里吃完早饭，登上了上午第一个航班，飞往赫尔辛基去了。

当他们飞出俄罗斯领空时，格里辛上校正在气急败坏地察看被炸毁的印刷厂。要调查，他要着手开展调查，让阴谋分子得到严惩。但根据职业经验，他猜测犯罪分子是内行人，他怀疑是否能找到他们。

库兹涅佐夫忧心如焚。在过去的两年里，每周六都要出版一期《觉醒！》小报，向俄罗斯五百万个家庭宣传伊戈尔·科马罗夫的讲话和政策。开办一份完全由爱国力量联盟独立拥有和控制的大型报刊，一直是科马罗夫的想法，还有《祖国》月刊。

这两份报刊包含了一些读者参与竞争的大奖、性事夜语和民族宣传，把领袖的讲话带到了俄罗斯的每一个角落，为他的竞选宣传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你们什么时候能恢复生产？”他问印刷工程师。那人耸耸肩。

“要等到我们有了新的印刷机，”他说，“这些机器已经修不好了。两个月时间吧，或许。”

库兹涅佐夫吓得脸色惨白，浑身发抖。他还没有把事情告诉领袖本人。这是格里辛的失误，他自我安慰，这地方本应该加强警卫工作。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本周六的《觉醒！》是看不到了，两周后也不会有《祖国》特刊了。甚至八周内也不可能了。然而，总统的大选是在六周后举行。

对于博罗金警官来说，这个上午也不好过。但他早上去彼得斯罗夫卡的民警总局刑侦处上班时心情还不错。上个星期，同事们注意到他待人接物亲切和蔼，但猜不透个中原因。原因其实很简单。在依然情况不明的都市大酒店炸弹爆炸案之后，他给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送去了两份相当有价值的文件，由此得到了每月的聘用费之外的一大笔奖金。

私下里，他认为继续调查酒店的爆炸事件毫无意义。修复工作已经开始了，保险公司几乎全是国外的，他们将会承担损失，美国客人已经死了，这是一个谜。如果他怀疑他按照格里辛上校的命令对美国人的调查与其暴毙有关，那么他博罗金是不想去做这个文章的。

用不了两个月的时间，伊戈尔·科马罗夫就会成为俄罗斯联邦的新总统，国家的二号人物将会是格里辛上校，在野党期间为他效劳过的人肯定能够得到丰厚的奖励。

办公室里谈论着昨天夜里爱国力量联盟印刷厂被炸的消息。博罗金认为那是久加诺夫的共产党干的，或者是某个受雇的黑手党匪帮所为，动机不明。他正要发表自己的观点时，桌子上的电话响了。

“博罗金？”一个声音说。

“是的，我是博罗金刑警。”

“我是库兹明。”

他搜索着记忆，但脑子里一片空白。“谁？”

“库兹明教授，第二医学院法医病理实验室的。你不是给我送来了从都市大酒店爆炸现场获取的样本吗？文档上有你的签名。”

“哦，是的，我是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官。”

“嗯，你是个大傻瓜。”

“我不明白。”

“我刚刚检查完酒店房间里死者的残骸。还有一些与我没有关系的木头和玻璃碎片。”脾气暴躁的法医说。

“有什么问题吗，教授？他已经死了，对吗？”

对方的音调升高了。

“他当然死了，胆小鬼。如果他还能到处乱跑，就不会成为碎片在我的实验室里了。”

“那我就不明白了。我在刑侦处工作多年，从来没见过比这个死得更惨的。”

第二医学院那边的声音平静下来了，听上去像是在哄一个不明事理的小孩。

“问题是，亲爱的博罗金，死者是什么人？”

“嗯，当然是美国游客喽，你那里有他的骨头。”

“我这里是有骨头，博罗金刑警。”话声中强调了“刑警”这个词语，意思是如果没有导盲犬，你这个警察恐怕连厕所都找不到，“我还指望能收到组织、肌肉、软骨、筋腱、皮肤、毛发、指甲、内脏的碎片，甚至是骨髓。可我这里有些什么呢？骨头、只有骨头，除了骨头什么也没有。”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骨头有什么错吗？”

教授终于发火了。博罗金不得不把话筒拿得离耳朵远一点。

“骨头是没有错，是实实在在的骨头，可我估计，其主人大概已经死了有二十年了。我要告诉你这个笨蛋的是，有人费心地把一具供解剖的骨骸炸得粉碎，那种玩意医学院学生宿舍里多的是。”

博罗金的嘴巴一张一合，像金鱼似的。

“当时美国人不在房间里？”他问道。

“炸弹爆炸时不在里面，”库兹明博士说，“假定他还活着，那么他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说是一个美国学者。”

“啊，也是知识分子，与我一样。嗯，你可以告诉他，我喜欢他的幽默感。你要我把报告送往哪里？”

博罗金不想让报告送到他这边来。他报出了民警局一位少将的名字。

当天下午，少将收到了报告。他打电话给格里辛上校，报告了这个消息。他没有得到奖金。

夜幕降临时，阿纳托利·格里辛动员了他的全部线人队伍，这是一支令人恐惧的力量。杰森·蒙克的几千张护照照片复印件分发到了黑色卫兵和青年战斗队员的手里，他们奔赴首都的大街小巷去寻找通缉要犯。行动的力度和人数，都超过了当时对清洁工列昂尼德·泽伊采夫的追猎。

其他的复印件则送到了多尔戈鲁基黑手党头目的手中，命令他们去查找。警方和移民局的线人都得到了通知。对这个亡命天涯者的悬赏高达一千亿卢布，数额之大令人窒息。

格里辛对伊戈尔·科马罗夫说，面对蝗灾般的耳目，美国人根本无处藏身。线人的网络可以渗透到莫斯科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躲藏地和避难所、每一条缝隙和裂口。如果他没把自己圈在本国的使馆内，无法带来进一步的危害，那么他是肯定躲不过去的。

格里辛大体上说对了。但还有一个他们俄罗斯人无法渗透进去的地方：封锁严密的车臣人地盘。

杰森·蒙克就在那个地盘，在一家香料店楼上的一套安全公寓里，在马戈茂德、阿斯兰和谢里夫的保护之下，除此以外，还有隐形的社区居民这道屏障，在看到一英里外有俄罗斯人过来时，他们会用其他人听不懂的语言传递消息。

而此时的蒙克，已经完成了他的第二次走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