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确定这真是他？”

“我绝对确定，蔡斯先生。但抛开任何个人的判断，我们还是来看证据吧。他的模样，还有他在此的情形，看起来肯定符合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而且如果这不是莫里亚蒂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自问，他事实上是谁？他怎么会被害的？那样的话，莫里亚蒂本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找到了一具尸体。”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怜的福尔摩斯先生……连每个人都应得的基督教葬礼这样的安慰都被剥夺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信，他的名字将被传颂。这还能让人有点安慰。”

这段对话发生在教堂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一处无法沐浴春日温暖和芬芳的地方。琼斯督察就站在我边上，俯身探向溺水者，双手紧握，背在身后，就好像生怕会被传染。我看着他深灰色的眼睛在尸体上从头看到脚，其中一只脚上的鞋丢了。莫里亚蒂似乎喜好穿绣花的短丝袜。

我们不久前才在迈林根警察局见过。坦白讲我真的挺惊讶，一个在瑞士群山之中，周围除了山羊就是金凤花的小村庄，是否需要有一个警察局。但如同我已经说到过的，这是一处知名旅游景点，随着最近铁路的通车，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游客经过这里。那里有两个当班警察，都穿着深蓝色的制服，站在横跨前厅的木制柜台后面。其中一位就是倒霉的格斯纳警官，被召到瀑布现场——对我而言早已非常明显的是，他若是去处理丢失的护照、火车票，给人指路等等，只要不是谋杀这样严重的事情，就会高兴得多。

他和他的伙伴只能讲很少一点儿我的语言，我被迫用图画和一份英文报纸的大标题来解释，报纸是我为了那个特别目的随身带来的。我已经得知一具尸体从莱辛巴赫瀑布下的河里打捞了上来，并要求查看尸体。可这些瑞士警察一如其他穿制服的、权力又有限的人一样固执。他们相互商量并比手画脚地说了半天后，才对我说清楚，他们在等待一位大老远从英国过来的高级官员，而所有的决定都由他来做。我告诉他们我过来的路程要远得多，而且我的事情也非常重要，可是不管用。对不起，我的先生。他们什么忙也帮不上。

我拿出表看了一眼。已经十一点钟，半个上午都浪费了——就在我担心剩下的时间也会被浪费时，门打开了，我感觉到凉风吹在我的脖子后面，转过身来看见一个男人站在那里，背后的晨光勾勒出他的身形。他什么都没说，但当他走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和我差不多岁数，也许比我稍微年轻一点儿，有三十多岁，深色的头发平贴在前额，柔和的灰眼睛在质疑一切。他身上有一股子严肃劲儿，当他走进一个房间，你不得不停下来去注意他。他穿着一套褐色的休闲装，披了一件没扣扣子的浅色大衣，松松垮垮地挂在肩膀上。很明显他最近大病过一场，以至于瘦了许多。从他过大的衣服，以及苍白瘦削的脸庞，我可以看到这一点。他拿着一根红木手杖，手杖银把手的造型奇怪而复杂，走到柜台前，身体靠在上面。

“能帮个忙吗？”他用德语问。他的德语说得很自然，但并未试图用德国人的口音，就好像他学过，但从未真正听人说过这些词语。“我是苏格兰场的埃瑟尔尼·琼斯督察。”

他略微审视了我一眼，接受了我的存在，记着以备后用，可除此之外他就不理我了。然而，他的名字立马对那两个警察起了作用。

“琼斯，琼斯督察。”他们重复说，而当他拿出自己的介绍信时，两个警察捧着信，一再鞠躬并且满脸堆笑。当他们在警局日志中登录细节时，他们让琼斯稍等片刻，然后走进里面的一间办公室，把我和琼斯两人单独留下了。

现在让我们忽视彼此已经不可能了，他首先打破了沉默，把刚才已经说过的话翻译成英文又说了一遍。

“我的名字是埃瑟尔尼·琼斯。”他说。

“我是否听到你说你来自苏格兰场？”

“的确如此。”

“我是弗雷德里克·蔡斯。”

我们握了握手。奇怪的是他握起手来软弱无力，就好像他的手几乎没连在手腕上。

“这是个美丽的地方，”他继续说，“我从来未能有幸到瑞士来旅行。实际上，这才是我第三次出国。”他迅速瞥了一眼我的皮箱，这箱子因为没地方放，我只能把它带在身边。“你才到吗？”

“一小时前到的，”我说，“我猜我们一定是坐的同一趟列车。”

“你来是为了……”

我犹豫了。一位英国警官的帮助，对我到迈林根来的这个任务至关重要，可同时我又不想显得过于主动。在美国，平克顿和政府事务之间总是会有许多利害冲突。难道在这里就会有所不同吗？“我来这里是为了一件私事……”我开始说。

他对此报以微笑，虽然同时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他在掩饰某种东西，那也许是痛苦。“那么，也许你会允许我来告诉你，蔡斯先生。”他说，停顿了片刻，“你是纽约来的平克顿侦探事务所的雇员吧，上周你从英格兰出发，希望找到詹姆斯·莫里亚蒂教授的踪迹。他收到了一封对你而言很重要的信，因此你希望找到他本人。听到他的死讯你很震惊，所以直接来这里了。顺带一提，我明白你不怎么瞧得起瑞士警方——”

“等一等！”我叫道，举起一只手，“停下！琼斯督察，你一直在监视我吗？还是你联系过我的办公室？我觉得这糟透了，英国警方竟在背地里对付我，并且插手我的事务……”

“你无须担心，”琼斯回答道，还是带着原来的奇怪微笑，“我告诉你的所有一切，都是我在这间屋子里，从我对你的观察中推断出来的。如果你希望，我还可以说更多。”

“为什么不呢？”

“你住老式的公寓楼，楼层挺高。你认为你的公司没有像它可能的那样照顾好你，尤其是因为你是他们最成功的探员之一。你还没结婚。我很抱歉发现你的越洋之旅特别不愉快——不仅仅是因为旅途第二天，抑或第三天非常糟糕的天气。你正在想这整趟旅程都是一场徒劳的搜寻。看在你的分上，我希望不是这样的。”

他陷入沉默，我瞪着他，如同初次见到他一样。“几乎所有你说的都说中了，”我嚷道，“可真见鬼，你是怎么做到的，这太超出我的想象了。你能解释一下吗？”

“这些都非常简单明了，”他回答道，“我几乎可以说那是基础的。”他谨慎地选择了最后那个词，就像它有什么特殊意义似的。

“你说起来倒是容易。”我朝门那儿瞥了一眼，现在它把我们和两个瑞士警察隔开了。格斯纳警官看起来正在通电话。我能听到他的声音含糊不清地从门那边传来。空荡荡的柜台伸展开来，成了分隔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一道屏障。“请问，琼斯督察。能告诉我你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吗？”

“当然可以，虽然我必须预先告诉你，其实一旦说开了，这些似乎都是再明显不过的。”他把自己的身体重心转移到手杖上，设法找到一个舒服的站姿。“你是美国人这点，可以明显地从你的谈吐和穿着看出来。特别是你的西装背心上有条纹，还有四个口袋，这款式在伦敦很难找到。我注意到你的用词。刚才你说‘我猜’，而我们会说‘我想’。我对口音了解有限，但你说的应该是东海岸的口音。”

“我老家在波士顿，”我说，“如今我在纽约生活和工作。请继续说！”

“我进来的时候，你正在看表，虽然你的手指遮住了部分表面，我还是相当清楚地看到铭刻在表壳上的标志——一只眼睛，底下写着‘吾等永不眠’。这当然是平克顿侦探事务所的信条，我记得它的总部在纽约。你从那里上船是明显的，因为你行李上盖的是纽约港务局的章。”他再次扫了一眼我的行李箱，它被我立在一张照片底下，照片上的男人愁眉不展，也许是个没出息的当地人。“至于说到你对瑞士警方的不屑，究竟为什么你要去看自己的表？而那边的墙上就挂着一座绝对精准的、正走着的钟。我能看出来，他们并没有帮上什么忙。”

“先生，你说得绝对正确。但你是如何得知我和莫里亚蒂教授的关系的？”

“还能有什么其他理由会让你来迈林根呢？我打赌要不是因为上周发生的事件，你都从没听说过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子。”

“我的事可能和夏洛克·福尔摩斯有关。”

“那样的话，你一定会待在伦敦，并且从贝克街展开调查。这地方除了一具男性的死尸之外什么都没有，而不管他是谁，他肯定不是福尔摩斯。不是的。从纽约出发，你最可能的目的地是南安普敦——这从你上衣右手口袋里露出来的一卷报纸《汉普郡回声报》可以确认。我看到报头上的日期是5月7日星期四，那说明你在码头买了报纸以后就被迫立即启程来欧洲大陆。是什么消息把你引到这里来的呢？那天只有一条让人感兴趣的新闻。一定是莫里亚蒂。”他微笑着说，“我奇怪怎么没有看到你。如你所说，我们肯定坐的是同一趟列车。”

“你提到了一封信。”

“莫里亚蒂什么也告诉不了你。他已经死了。你不太可能认得出他——只有很少人面对面地见过他。那么一定是他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你的兴趣，你希望从他身上找到的某件东西——来自美国的一封信或是一个包裹。我肯定，这就是我到达时你正在和警察讨论的事。”

“我请求他们让我检查一下尸体。”

“还有一点要补充。”

“越洋之旅吗？”

“你迫不得已和人共用一个客舱……”

“你怎么知道？”我叫起来。

“你的牙齿和指甲告诉我，你不抽烟，但我还是能从你身上闻到很重的烟味。这一点告诉我，虽然你的雇主一定是挑选了最好的人干这份工作，不管它是什么——他们终究派你穿越了半个地球——他们却并没有准备为单人客舱买单。和一个吸烟者共处一个客舱，对你来说一定不愉快。”

“是的。”

“而且天气让这更糟。”他举起一只手，在我发问之前挥手把我的问题打发了，“你脖子边上的那道伤口真讨厌。在海上刮胡子可不容易，尤其是在暴风雨里头。”

我大笑起来。“琼斯督察，”我说道，“我是一个简单的人。我的成就都是通过勤勉和努力工作取得的。我从未见过如此的技巧，而且完全不知道英国警方的侦探被训练来使用这些技巧。”

“不是我们所有人，”琼斯平静地回答道，“但是或许你可以说我得到过特别的指导……并且师从最出色的老师。”

“还有最后一点。你还没和我说明白，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婚姻状况，以及我在纽约的居住条件。”

“你没戴结婚戒指，也许这本身还不足以证明，但是——请你见谅——没有一个妻子会允许她丈夫在袖口污渍斑斑，或者鞋跟必须重新钉掌的情形下离家出门的。至于说公寓，那就又是一个简单的观察和推理问题。我注意到你的外衣料子——右面的袖子——磨损得相当厉害。怎会如此？除非是你习惯于手臂蹭着金属栏杆爬好几层楼梯。我想象你的办公室应该有电梯。而一栋老旧的公寓楼可能就不会有了。”

他停了下来，我能看得出所有这些对话让他疲惫，以至于他更加沉重地靠在手杖上。至于我，我毫不掩饰地用钦佩的眼神注视着他，我们本来可以在那儿再站一会儿，突然办公室的门打开了，两位警官再次出现。他们快速地说着德语，虽然语焉不详，语气却足够友好，我听出来他们现在正准备陪同苏格兰场的来人去尸体停放处。事实证明如此。琼斯挺直了身子，开始朝门边走去。

“能说一句吗？”我说，“琼斯督察，我肯定你得到了指示，但是也许我可以帮到你。你对我说的一切——刚才你那不寻常的论证——都绝对正确。我追踪莫里亚蒂至此，是因为三周前的一封信，它也许对你我都具有严重的后果。我的确不能辨认他，但至关重要的是，至少得允许我看到尸体。”

这位苏格兰场来的人顿了一下，他的手握着手杖头，“你得明白，先生。我在这里是奉上司之命行事。”

“我保证不会在任何方面妨碍你。”

两名瑞士警察正等着我们。琼斯做出决定，点了点头，“他和我们一起去。”他随即转身对我说，“你可以加入我们。”

“我真心感谢你，”我说，“我保证你不会后悔。”

我把行李留在警察局。我们沿着主路经过一排分散的房子，穿过了村子。自始至终琼斯和格斯纳都在用德语低声交谈。最终我们来到圣米迦勒教堂，这是一座古怪的小建筑，有着明亮的红屋顶和顶层过大的钟楼。警察为我们打开门锁，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他们站在后面。在圣坛前我低头鞠了一躬，可是我注意到琼斯督察并未这么做。我们来到一段通向地下墓室的台阶前，他示意想单独和我一起下去。格斯纳则几乎不需要劝说：在有着厚实石墙的阴冷教堂里，死亡的味道已然呼之欲出。

尸体就像我描述的那样。这个直挺挺躺在我们面前的男人，虽然双肩佝偻，活着的时候一定非常高大。我可以想象他是一位图书馆管理员，或是大学讲师，詹姆斯·莫里亚蒂曾经就是后者。他的衣服是黑色的，款式陈旧，犹如海草那样紧紧贴在身上——我猜想那衣服还是湿的。世上有许多种死法，可很少有比溺亡在人的身躯上留下的痕迹更难看。他的肉体笨重，散发着恶臭，其颜色惨不忍睹、无法形容。

“我们不能确定这就是莫里亚蒂。”我说，“你之前说我不能辨认他，完全正确。可你能吗？”

琼斯摇了摇头，“我从未亲眼见过他。我的同事们也没有。莫里亚蒂一生几乎都活在阴影里，并且心甘情愿如此。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找到他当数学教授时曾和他共事过的某些人，请放心，我回去就会开始这样的调查。现在，我只能说这么多了。眼前这个男人的年纪对得上，穿的衣服毫无疑问是英国式样的。你看到那块怀表了吗？表壳是银质的，而且上面清晰地标记着：伦敦：约翰·迈尔斯。他来这里不是为了享受田园风光。他和夏洛克·福尔摩斯死于同一时间。所以我再问一遍，他还能是谁？”

“尸体搜查过了吗？”

“是的，瑞士警方检查了口袋。”

“什么都没有吗？”

“几枚硬币。一块手帕。没有更多了。你希望能找到什么？”

我正等着这个问题呢。我没有迟疑，因为我知道，所有这一切，肯定包括我近在眼前的未来，取决于我的回答。即便现在，我仍然能够看见，我们孤零零地站在黑暗的地下墓室里，一具死尸横躺在我们面前。“莫里亚蒂在4月22日或者23日收到过一封信，”我解释道，“写信的是一个为平克顿所熟知的罪犯，这个人在任何方面都同莫里亚蒂本人一样邪恶而危险，他邀请莫里亚蒂参加一个会议。虽然看起来莫里亚蒂已经死了，我仍希望或许能在他身上找到信，如果他身上没有，那么也许是在他的住所。”

“你感兴趣的是这个人，而不是莫里亚蒂吗？”

“他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琼斯摇了摇头，“来这儿的路上，格斯纳警官对我做了解释。警方已经做过调查，一直未能发现莫里亚蒂的住所。他也许在附近的村子安了落脚点，但即便如此他也一定用的是假名。除这里之外，我们无处可查。是什么让你觉得他也许带着这封信？”

“也许我只是在抓最后一根稻草，”我说，“是的，我承认。我就是在抓最后一根稻草。但这些人的行事方式……有时候他们用标记和符号作为验证的方式。信本身就可以是一张通行证，如果是这样的话，莫里亚蒂应该会贴身带着它。”

“如果你想要，我们可以再搜查他一次。”

“我想我们确实得这么做。”

这是一件恐怖的差事。冷冰冰、浸泡过水的尸体，在我们的手上完全感觉不到人气，而当我们把他翻过身来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感到血肉正从其骨头上分离。衣服黏糊糊的。当我把手伸进他口袋里的时候，发现他的衬衣已经向后皱起，我的手一时间碰到了惨白的皮肤。虽然我们俩事先并未商量好，我专注于尸体上身，而琼斯则忙着搜查尸体下半身。如同之前的警察，我们也一无所获。口袋是空的。如果那里曾经装过琼斯提到过的那几样之外的任何东西，莱辛巴赫瀑布的湍急水流，一定已经把它们无情地冲没了。我们静静地搜查。最后，我摇晃着后退离开，喉咙里一阵阵作呕。

“什么也没有，”我说，“你是对的。这是在浪费时间。”

“等一下。”琼斯看到了什么。他伸手抓起死者的外衣，仔细查看胸前口袋周围的缝线。

“我看过了，”我说，“那里什么都没有。”

“不是在口袋里，”琼斯说，“看这条线缝。这段线缝没必要出现在这儿。我想这是后缝上去的。”他用手指揉了揉布料，“衬里中间好像有东西。”

我俯身凑上前去。他是对的，口袋的下面有一条数英寸长的线缝。“我有刀。”我说，拿出总是随身携带的折叠刀递给这位新朋友。

琼斯把刀尖插进接缝处，轻轻地往下割开。我看着线缝被割开，布料掉下来。死者的上衣里头有一个暗口袋，里面还真有东西。琼斯轻轻地从里头抽出一方折叠的纸片。纸还是湿的，如果不是他处理得极其轻柔，它也许就成碎屑了。他用扁平的刀面把纸片平放在尸体边的石桌上。他小心翼翼地把纸片翻开，上面写满了字，字迹如儿童写的一般。

我们一起俯身过去，看到的是：

HoLmES WaS CeRtAiNLY NOt A DIFFiCulT mAn to LiVe WItH. He wAs QuIeT iN HiS WAYs and his hABITS wErE REgulAr. iT wAs RARE fOR HIm To BE up AfTeR TEN at nighT aND hE hAD INVariABLY breAKfasteD AND GoNE OUT BeFOrE i RoSe in The morNINg. SOMEtImEs He SPeNt hiS DAy At ThE ChEmiCaL lABoRatORY， SoMeTimes IN THE dIsSeCting ROoms And oCcAsionaLly iN lOnG WALKs whICH ApPeAREd TO taKE HIM INtO THE LOwEsT PORTioNs OF thE CITy. nothINg COuld exCEeD HiS ENErgY WHeN tHE wORkING FiT WAs upOn HiM.

（此信中非常规的大、小写字母显然包含某种密码，以传达特殊的信息。该信的字面意思是：“福尔摩斯肯定不是一个难于相处的人。他不张扬，生活习惯规律。他很少在晚上十点之后睡觉，并且总是一成不变地，在早上我起床前，就吃过早餐出门去了。有时候他白天就待在化学实验室里，有时候则在解剖室里，偶尔他也会长时间散步，那似乎总是把他带到城里最贫困的地区。当他工作顺手的时候，没有什么事能够使他精力不济。”）

就算琼斯失望了，他也没有表露出来。但这不是我说的那封信。它看起来毫不相干。

“你觉得它怎么样？”他问。

“我……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又看了一遍字条。“我知道这段文字，”我继续说，“我当然知道。这是约翰·华生医生所写故事中的一段。从《利平科特月刊》上抄来的。”

“我想你会发现这实际上抄自《比顿圣诞年鉴》，”琼斯纠正我说，“而且就是那篇《血字的研究》的第三章。但这不能让它减少一丁点儿神秘性。我想这不是你所期望找到的。”

“这是我最不想要的。”

“这肯定非常让人费解。我在这儿待得太久了。我提议我们先离开这个阴冷讨厌的地方，给我们自己来杯红酒暖暖身子。”

我看了大石板上被翻过身来的死者最后一眼，然后和琼斯一起爬上台阶往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