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睁开眼睛时已经快十点了。有那么几分钟，我躺在那儿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睡着。最后，我强迫自己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惺忪，踉跄着走进卫生间。我站在抽水马桶前，低头凝视着马桶，望着水里荡开的涟漪，一直到我完事才罢。然后，我走进淋浴房，慢慢调节着水温，从烫水调到温水，直至调到我所能承受的冷水。当我年轻时多喝了两杯后，我冲冷水澡是为了醒酒，现在我冲冷水澡只是为了强迫自己醒来。

我套上一件深蓝色的T恤和一条牛仔裤，赤脚走进厨房煮咖啡。就在我快要读完星期天的报纸时，门铃响了。没有人从车道尽头处的大门摁门铃，我也没期待什么人来造访。带着受侵扰的烦恼，我打开了门。

“什么事？”我不耐烦地问道。

一个个子高挑、身材苗条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她一头黑发，弯弯的大眼睛，身穿一袭黄色的裙子，一件白毛衣披在肩头。她的下巴翘起，半嘲半讽的微笑荡漾在她的嘴上。我熟悉那神态，我也熟悉那张脸，尽管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它多少发生了一些改变。

“什么事？”我又问道，开始微笑。

“你忘记我了，乔伊？”她说道，用她的目光取笑我。她用低柔轻快的声调说出我的名字，好像她不想被打发走似的。很久很久以前，在她家的前廊上，有时候半夜以后，她就是用这同样的声调喊着我的名字，当时我们两人都还是孩子，我与她相爱得很深很深，就好像我永远也不会再与其他人相爱。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是好。她移开注视着我的目光，她那明亮闪耀的信心似乎时刻准备转身跑开。我伸手搂住她的腰，她的胳膊搂住我的脖子，一时间我们拥抱在一起。

“我昨晚看见你妹妹了，她告诉我……”

“她昨晚很晚才打电话给我，”我们松开对方后退的时候。，詹妮弗解释说。

“她的一个朋友，她的同事——叫哈博什么的——把你的住址告诉了她。”

“请进，请进，”我说，让到一旁。

“你怎么进大门的？”当她打量着客厅时我问道。

“大门敞开着。”

这时我想起来了。

“我昨晚回家时忘记锁门了。”

谎话。我并没有忘记锁门。我之所以没有锁门是因为我不想从汽车里出来，害怕有什么人潜伏在黑暗里。我很多年没有看见她了，但我还是不想让她知道，我只有感到有人在看着我时才有勇气。

她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好像她以前来过这儿，这会儿正在回忆什么似的。她的手背在身后，没有触摸成排的书架上的书脊，只是沿着盖住一面墙的书橱移步。她走到尽头时，掉过头来看看。

“还记得吗？我对你说过，你对于我来说太严肃了。你总是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你总是有宏伟的计划。我从来不会考虑下个周末以后的事情。”她轻声笑了起来，嘴角向下一撇，温柔而忧伤。

“如果我和你有更多共同之处的话，情况也许就不一样了。”

她一说完这话，连忙摇了摇头，感到有些窘迫不安，接着又笑了起来。

“我来这儿不是要抱怨我的生活。真的。我来是想问问你是否愿意开车出去兜兜风，像过去一样。”她补充道。

我本来没想到要拒绝她，但是我不知怎么感到既尴尬又愚蠢，就像个不知道该如何行动的人。我无法知道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只能猜测现在的我与她记忆中的我有多大的差别。

“你想去什么地方？”我问道，话听上去生硬、一本正经。我像个十足的自负的傻瓜。

她再次含着同样半嘲半讽的微笑看着我，那种表情总是告诉我，她比我自己更了解我。

“去什么地方重要吗？”

“不，”我笑着承认。

“一点也不重要。”

我赶紧换了一条休闲裤和一件牛津布衬衫。当我回到楼下时，她已经离开了客厅，自己摸到了藏书室里。她正踮着脚尖，凝视着书架顶层用绿色和金色皮革装帧的一排书籍。

“弗朗西斯·培根作品集，”当她意识到我来到时，她说道。

“所有这些书你真的都看过？”

我倚在门上，两臂交叉抱在胸前，摇摇头。

“不但我没有读过它们，实际上，它们甚至不属于我。它们是随着这幢房子一起送给我的。一位法官，我有生以来认识的最善良、最博学的人临终前留给我的。我想他认为我也许能够学到点什么东西。”

她从房间的另一端朝我微笑着。

“那么你——学到什么了吗？”

“是的，”我答道。

“与你爱上的第一个姑娘结婚。天下美事莫过于此。”

来到屋外，在门廊的前台阶上，她的眼睛掠过绿草坪和开满杜鹃的花园，然后又看看远处篱笆旁的一片冷杉。

“这情景使我想起了那首歌，”她站在她的汽车旁说道，手扶在车门上。她皱皱鼻子，甩了甩头。

“住在山上的傻瓜。”

“住在山上的老傻瓜，”当我钻进她那辆铮亮乌黑的保时捷折篷汽车时说道。

“好车，”我故意不动声色地说道。

她的手伸进红色皮椅之间的小储藏柜里，掏出一副墨镜。

“婚结得糟糕，离得倒爽快，”她戴上眼镜时说道。

她发动了引擎，然后转脸向我，脸上漾起天真淘。。气的微笑，一边解下她的束发缎带。

“准备好了？”一我将身子倚在车门上，两臂松松地叠抱着，耸耸肩膀。

“当然，为什么没有准备好？”

我的话刚落音，她便忽地头一低，一脚踩下油门，汽车跑了起来。我一只手抓紧椅座一侧，另一只手支在仪表板上撑着自己。汽车疾驰下车道，上了街道。她那长长的黑发向后翻飞，环绕着她的面庞，掠过她的肩膀，风吹乱了她的头发，拧成长长的麻花撮。她双眼紧盯着前面的路。她驾驶时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放在换挡球型手柄上，在车水马龙里钻进钻出。她懒得打信号，甚至连看也不看一眼，结果别人只好给她让路。

我向她倾过身子，用盖过引擎隆隆响声的声音大声说道：“你是我所见过的最糟糕的司机！”

她将墨镜滑到鼻尖上，瞥了我一眼。

“你忘了，”她回嘴道，“我过去就是这样开车的！”她双手握住方向盘，闭上眼睛大笑起来，仿佛那是她多年来享有的最大的乐趣。

我夺过她的方向盘，稳稳地握住。速度表指针慢慢移过九十英里。

“我只是开开玩笑。你一直是个很棒的司机。”

“记得那辆MG吗？绿色英国赛车？你那时并不介意我的驾驶方法。”

“我十八岁时我认为我会永远活下去，”我开始笑了起来。

“当然，那时候我以为‘永远’充其量是指四十五岁。”

“我喜欢那辆MG，”她说，目光直视，头仰得高高的。

“它安全，”她的目光投向我，然后又看着路面。

“它没有后座。”

我们向海岸驶去，沿着公路南下，公路蜿蜒着穿过林木森森的岬角和被海浪拍打得光滑的高耸的岩石峭壁。我们徐徐穿过滨海小镇，等候在十字路口，让游客通过，他们急着去光顾满是糖果和爱神木木雕的小卖店或者去街道另一侧的咖啡馆或冷饮室。

四月的阳光透过万里无云的天空射下来，贴着我们的皮肤，吸千了冰凉的带咸味的空气。当我们驱车前进时，我闭上眼睛，身子向下滑，直到我的头靠在座椅顶上。吹过的微风冷飕飕的，但是。太阳暖暖地照我的脸上，使我觉得昏昏欲睡，就像我小时候那样。那时侯，我睡觉时毯子拉到下巴底下，而我的脚从毯子的另一头伸了出来。

我们几乎没说话。我们甚至没有说我们打算到哪儿，去。我已经数不清我们来这里，来海边，有多少次了。在周末，不管是什么地方，只要我们觉得喜欢就停下来，而且很少在同一地方停留过两次。我们总是开着詹妮弗的汽车来，而且总是她开车。她喜欢开车，从来开不厌，高速拐弯，给人催眠般的刺激，然后又开足马力直穿过一段路程。我过去常常看着她，看着她的手、胳膊和手腕不停的流畅动作，看着她眼睛里的不变的、坚定的目光，看着她把汽车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时大笑的样子。在那些整天整天驱车的共同沉默中，我感到与她靠得更近了，比我在那之前或在那之后与任何人的感觉都要近。

詹妮弗驶离大路，开到了高出海面许多的一个海角上，把车停在一家打我记事起就在那儿的餐馆前面。那是一幢长长的、低矮的木结构建筑，看上去像一个路边客栈，是你在电影中曾经看到的那种餐馆。双腿修长的女人坐在酒吧的角落里，用倦怠的、半闭的眼睛凝视着从她们口中吐出的烟雾，那烟雾随着她们每一口煽情的呼吸慢慢钻进空气中。

我们在可以俯瞰小水湾的窗户旁边找到了一个火车座。在窗下，在岩石覆盖的海水入口处，孩子们在空中挥舞着双手，跑进水里。然后，当水没到他们的膝盖时，便磕磕绊绊地跑回海岸。

“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詹妮弗一边翻阅菜单一边问道。

“我们第一次一起来海边时在这儿停过。”她越过菜单簿顶部瞥了我一眼，她的墨镜放在桌子上。她眼角的皱纹以前几乎看不出来；现在，当她微笑时，皱纹变得又密又深了。

“这地方没什么变化，对吗？”

我顺着她的目光扫视了一下热闹的餐厅。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和他金发碧眼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三个金发碧眼的孩子坐在一张桌子前，他正在用手机与人通话。其中一个孩子正在玩着手中的枧频游戏机。在餐馆的另一端，一个体格魁伟的大胡子男人正独自一人坐在通往酒吧的阶梯旁，喝着咖啡，他那肥硕的手指慢慢敲击着一台小巧的笔记本电脑的键盘。

“这饭店没什么变化，”我回答说。

“菜单也没有变，”她说，打量着印有装饰派艺术的封面，塑料封膜已经开裂。

一个生着双弧形嘴唇，年近五十的女招待对我们莞尔一笑，从她渐渐灰白的金发中抽出一支黄色短铅笔，在一本绿纸笔记本上飞快地记下我们点的菜，就是挂在收银台旁边轴子上的那种笔记本。我目送她离去。

“我想上一次也是她招呼我们的。我记得她。一个可爱的金发高中生。”

我的眼睛又回到詹妮弗身上。

“你妹妹说几个月以前你搬回来了。她真的是社会版编辑？真不敢相信。我想我从来没有看见她穿过晚礼服。”我立刻漫无目标地扯开了话题。我停住话头，无助地耸了耸肩膀。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我平静地问道。

“你知道有多久了吗？我甚至不敢肯定你是否还记得我。要不是丽莎昨晚打电话告诉我说她看见你了，并且说你是一个人生活，我真不知道我是否会……”

“你丝毫也不要相信我会忘记你。我过去爱着你。我过去一直爱着你。”

女招待端来了我们的食物，好一阵子，我们只是闲聊些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就像两个分别时间从未超过几个月的老朋友。

“你为什么不结婚呢？”她问道，把盘子推到一边。她几乎没有动一下她的食物。

我试图就此开个玩笑。

“你害了我，我不愿和其他女人要好了。”

“不会的，真的不会，”她说，观察着我的眼神。

“在某种程度上，那是真的。我再也没有过和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很久没有过了。就在几年前，”

我说着，两眼凝视着窗外。大海向远处伸展开去，然后，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垂落溶入天空。

“有一个我想娶的人。”

“发生付吆事了？”她同情地问道。

“什么饔也没有发生，”我说，向她转过头来。

“她不爱我。·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她就离开了。”

我不想谈起这件事，甚至和她也不想谈。

“你呢？”

这朴次，她移开了目光，看着孩子们在沙滩上玩耍。

“记得你大学第一年结束后的那个夏天吗？就是我高；咿毕业后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个八月吗？就是我动身去欧洲之前的那个夜晚，当时我们一直谈到凌晨三点，谈论着我们将来想做什么。”

她依然望着窗外，眼睛里满是冷漠。

“还记得当时你要我嫁给你吗？记得我说的话吗？”

“你说你还没有准备嫁人，但是也许有一天，当你长大时……”

“是的，不过，你还记得我第二天写给你的信吗？就在我动身之前，那封信——”

“什么信？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信。”

她的眼神似乎凝固了，然后，她的目光慢慢地从窗外移了回来。

“我留在你家的那封信。我交给你母亲，让她转交给你的那封信。”

“她从来没有——信里说什么了？你写了些什么给我？”

“我说你是对的，说没有理由等待，说我爱你，说我们应该像你讲的那样结婚成家。”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封信，”我说，难以置信地直摇头。

“她从来没有把信给我。她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们两人都知道答案。我母亲总是试图控制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那就是我决定远走他乡求学的原因之一。

“她认为我会毁了你的生活。她期望着你去干大事业。”

“她就是那样的人。她总是想左右我的生活，但是我仍然无法相信她——”我打住了话头，嘲讽般地大笑起来。我知道那是真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依然有一种奇怪的非理性的冲动，想为我母亲辩护几句。

“我相信这事。这正是她干得出来的事。而且她的行为起作用了，对吗？我从来没有收到那封信。那天晚上我们分手时，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你说你要考虑一下我们所谈的事情。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你的消息。我回到学校，再也没有回过家，直到我大学毕业的那年夏天，我开始上法学院之前的那个夏天。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吗？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回家的话，我便会设法再去看你，我知道——我以为我知道——那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我们看着对方，脑子里想着我们自己的事情，想着我们生活中转瞬即逝的事件，不知道情况会有多大的差异。我们惊讶地发现，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几乎都是一个以谎言开头的虚构小说。

“也许你母亲是对的，”詹妮弗说。

“我也许会毁了你的生活。我自私，只关心自己，有时候甚至残酷。而且那时我们太年轻！如果我们结了婚，你认为那婚姻会持续多久？然后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内心再次感到了第二年远离家乡在学校时的莫大的空虚，万事皆空的可怕感觉，那时我觉得我不情愿地成了自己那毫无意义的生活的观众。

“我们的婚姻会持续下去的，”我说，心中十分肯定那是真的，因为别的一切东西都是那么的虚假。她微笑着碰了碰我的手。

“你真好，还想着那事。”

女招待撤去了碟子，端上咖啡。时间已过两点，饭店里的人已经寥寥无几。阳光斜照过窗户，我转过身子，靠在火车座的角落里，避开耀眼的阳光。

“那是你过去一惯的坐相。你从来不坐直身子。你总是像那样懒散，用你那双大大的褐色眼睛看着我，总是为什么事情生气。”她迟疑了一下，好像有什么事情想告诉我，但是不能肯定她该不该说。

“我曾经爱上过一个人，因为他的眼睛和你的一样，一双似乎能看穿我的褐色眼睛。”

“他就是你嫁的那个人？”

她好一会儿才记起来，我们对各自的生活方式几乎是一无所知。

“不是的。那时我已经结婚了，但嫁的不是他。我是在一次乡村俱乐部晚宴上遇见他的。我们大学时代的一些朋友邀请我们去的。他们带去了一位从芝加哥来看望他们的朋友。他的眼睛和你的一样。我想，还没等他们给我们做完介绍，我就爱上他了……”她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两眼凝视着窗外太阳下面风平浪静的大海。

“我们一起跳舞，”她说，仍然凝视着窗外。

“我们在舞场的中心。”她最后看了一眼大海，然后转过脸看着我。

“我们刚才还在跳舞，没过一会儿便停了下来，站在舞池正中央，一动不动，而我们周围的人都在尽情地跳舞，他说：‘跟我走吧，现在，马上就走。让我们赶紧离开舞池，永远不再回来。’”

她看着我，好像她刚刚招了口供，正在等我做出判决。

“你愿意吗？跟他走，永远不回来？”

“非常愿意。”

“那你为什么没走？”

“因为我觉得对不起我的丈夫，因为我从来没有爱过他。”

“从来没有爱过他？”我问道·一头雾水。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因为他强奸了我，”她直截了当地说。

“你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人人都常常喝得烂醉，然后以喝醉了为由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那不是真正的强奸，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强奸。我们去参加一个大学生联谊晚会，我们两人都喝了很多酒。我们在他的汽车里，接吻，就那些。然后，他想有进一步的举动，我叫他不要那样，当他不愿意罢手的时候，我把他推开，叫他送我回去。”

她垂下眼睛，带着渴望的神情用茶匙慢慢搅着杯子里的咖啡。

“他没有送我回去，”她一边说，一边用双手端起杯子举到嘴边。她呷了一口咖啡，然后把杯子放回托碟里。

“不管怎样，我怀孕了，我们结了婚。那时候的事情就是这样的，记得吗？”她说，眼睛里飞快地闪过一丝勉强的蔑视。

“你为什么不去——”

“堕胎？在那之前我已经流过一次产了。我不想再去流产。”她的眼睛又闪亮了一下，紧接着露出忧郁丽抱歉的微笑。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乔伊。我们当时还是孩子。”

我们离开了饭店，在峭壁边缘找了一条长凳坐下，旁边是通往海滩的木梯。透过海洋的低声咆哮，我们聆听着孩子们嬉戏的叫喊声，尽量不去多想本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过了一会儿，我们回到车里，沿着海岸驱车而行，像两个没有故乡的漫无目标的流浪者。

“我们住在洛杉矶，一直住到四年前我们离婚时，他搬回西雅图去了。我儿子安德鲁是个制片人，制作电视节目。他干得非常好。我已经当奶奶了，天哪，两次，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一个八岁，一个六岁。”

那是每一个父母向往的事情，希望他们的子女有出息。我的父母对我寄予这样的希望，我想詹妮弗的父母对她也怀着同样的希望。我想那一定是人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伴随而来的本能之一，是将自己的记忆局限于那些最美好的事物上的本能。

“你后来又见过他吗？”

她的眼睛盯着道路。

“在乡村俱乐部遇到的那个男人？”

她皱了皱鼻子。

“那个男人！”

她大笑起来，忽然觉得现在那一切似乎是多么不合时宜。

“他那时不会超过二十五或二十六岁。他还是个大男孩。我当时只有二十四岁，还是个小姑娘。”笑容在她脸上停留了好一会儿，然后渐渐消失了。

“是的，”她最后说，“我是说，没有见过。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打电话给我，把他的电话号码留给了我。万一我改变主意时用得着，他说。我把号码保留了一段时间，然后给扔掉了。如果再保留得久一点的话，我恐怕就改变主意了。”

在返程的路上，我们停车观看太阳慢慢地滑下天空，融入一片液态的撒满地平线的橘红色火焰里，将黑暗扯下盖住大海的边际。然后我们驱车离开，当我们沿着插过海岸牧场的狭窄小路回城时，保时捷的车灯刺破了夜色。

“明天晚上愿意共进晚餐吗？”当她把我送到住宅前时，我用十分随意的口气问道。

“明天给我打电话。”她探过身子，在我脸上吻了一下。我目送她驱车而去，想象着我错过的所有那些岁月，所有那些本应该发生的事情。

我走进屋里，抓起电话，拨了号码。虽然没有人接听，但是我还是任它响着。终于，她接了电话，我听见她那虚弱的声音。

“是我，约瑟夫，”我唐突地说。

“噢，你好，亲爱的。我睡着了。一切都好吧？”

我忘了这里和北卡罗来纳州有3个小时的时差。我母亲和她的第二个丈夫住在那里的一个退休老人社区里。

“你还记得詹妮弗·弗雷泽吗？”我问。一直聚集在我心中的怒火突然被一种无助的疲倦的感觉取代了。

“不记得，”她说，“我想我不记得了。她是你的一个朋友吗？”

“没什么，”我平静地说。

“我只是打个电话看看你是否安好。对不起，我忘了那里已经夜深了。”

我母亲扣下了詹妮弗的信，永远地改变了两个人的生活，并且把它当作一桩小事忘得一干二净。她不记得也许更好。她即使记得也会坚持认为她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