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昆西·格里斯沃德的死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不幸。他在卡尔文·杰弗里斯的耀眼的光环下度过了数年，而且被不断地提醒，作为一名法官他有许多不足之处，使他从来没敢忘记自己的智力是二流的。他在杰弗里斯遇害后仅仅两个月就被谋杀了，最终摆脱了这种令人烦恼的心理上的重负。

如果把顺序颠倒一下，如果格里斯沃德在杰弗里斯还活着时被谋杀的话，搜捕凶手的行动可能就会更加公开地进行，并被苛刻地要求立即得到结果。相反，现在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说话。在一位法官遇害以后，又一位法官被杀就不会引起同样的轰动了。甚至在他被谋杀的方式上，昆西·格里斯沃德也逃脱不了卡尔文·杰弗里斯笼罩在他身上的阴影。

新闻媒体将之视为模仿杀人，我没有理由不赞成。两人的遇害方式相同，或者说，两人的遇害方式都是警方告诉大家的杰弗里斯的那种被害方式。虽然两者都是被刀子捅死的，但是杰弗里斯却被掏出了内脏。两起罪行太相同了，不可能是巧合，但是，它们的不同之处又无法证明这样一种说法，即这两起被杀一案是同谋者在反对司法制度的暗斗中轮流实施的行动。有一点似乎很清楚，不管杀害格里斯沃德的凶手是谁，他一定看到了有关杰弗里斯谋杀案的报道，于是，出于他自己的理由，决定去做同样的事情。

报纸上再也没有报道说那可能是阴谋，再也没有在调查第一起州立法院法官被杀一案期间所流传的可能有强大敌人的暗示。公众可以轻松地呼吸了。昆西·格里斯沃德并不是被人独出心裁地杀害的，而卡尔文·杰弗里斯的死到现在也无法定论。这也许是一起并非预谋的暴力行为，因为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所以并不比任何其他的偶发事件更加可怕。如果告诉公众说，杰弗里斯是被一个有杀人前科的精神病患者杀害的，那么事情也许会有点儿更加令人惊惶。或许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个精神病患者是如何设法逃出来的。这或许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有多少睡在窄街小巷里和桥梁下面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多少出现在我们中间，而我们却千方百计去忽视的这些被毁灭的人们，由于某种精神疾病在不同的时期被送进各种机构。或许还会引出这样一个更加令人不快的问题：这些人应该立即被送进各种专门机构，而不是任其流浪街头，他们得不到适当的照料，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照料。

只有在一个地方，昆西·格里斯沃德谋杀案比卡尔文·杰弗里斯谋杀案更加具有戏剧效果。如果只有一个法官被杀，那算是一个例外，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正因为它非同寻常，作为那位法官工作过和被杀害地的法庭的工作也就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又一个法官被杀可就意味着人们没有了安全感。几乎是一夜之间，停车场就用钢丝网围了起来，只有那些持正式官方证件的人才允许进出。法庭里的安全措施也加强了。每一个进入法庭的人都必须掏空口袋，打开公文箱，经过金属探测仪器接受检查。身穿制服的警卫在走廊上来回走动，与公众无关的楼层被封掉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每当一个陌生人走进法庭时，人们都会扭头注视。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一种恐惧，那种突然出现的毫不掩饰的恐惧，就好像杀害昆西·格里斯沃德的凶手又回来了。

还有一些更加微妙的变化。在一份那天上午去法庭办事的人员的名单上，一名工作人员在我的名字前打过钩之后，还看看我，问了个好。副治安官把我那手脚上都戴着镣铐的当事人带进法庭后，他似乎走得更慢了，就好像时间不再那么紧迫。我在律师席上坐下后，副检察官对我客气地点了点头。今天，将对州政府就我提出的压制的动议进行辩论，他就是为此而出庭的。法官让我开始发言时，他的声音平静、低沉，在寂静的法庭里听上去就像是一声耳语。

这是一场直截了当的法庭辩论，辩论的内容是错综复杂的搜索和扣押判例法中一个有争议的观点。我总结归纳了十页长的诉讼要点之后，我知道法官会否决我的提议，而且我明白，他也知道我的想法。被告提出了申请，州法院表示反对；在双方提交了书面报告并进行了口头辩论后，法官否决了被告的申请。法律机器就是这样转动起来的。有一天，也许五年或六年之后，美国最高法院会裁定，说现存的法律，或对现存法律的解释，在某些方面是无效的。事物的现状就是这样，人们知道，无论你是在纽约市中心当律师，还是在俄勒冈州东部沙漠里某个风沙蔽日、灰尘满天的小镇开业，谁都没有最终裁决的权力。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提起上诉，直到最后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也许一辈子才会有一次的机会，可以在九名大法官面前进行辩论，那是惟一不能再提出上诉的法庭。

如果你对待自己的工作很认真，如果你对自己也很负责，你就会每次都写出诉讼要点，进行每一场口头辩论，就好像你已经在那里了，在最高法院法官的面前。你站在空荡荡的法庭里，站在一个你有时候怀疑他连你提交的诉讼要点看都不看一眼的法官面前，这个法官也许是朋友也许是敌人，你空闲时间也许会与他一道打牌，但你的第一句话总是：“愿法庭接受我的陈述。”

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发言，州政府发言，我再发言。法官没有要问的问题，他把卷宗递给书记员，用冷峻、从容的姿态宣布，那些话已经重复了无数遍，早已刻在了我脑子里：“听完律师的辩护，听过州政府的陈述后，本法庭认为被告没有能够说明公诉人提出的证据为什么不成立。因此，申诉无效。”

我收起各种文件，放进公文包里，然后，拎在身后，转身就走，就好像是走进一个洞穴。我手上好像根本没有感到有重量似的。公文包的皮把手有一半已经剥落开来，从我的手上荡落开去，就好像一个摔落的爬山者紧紧抓住一根绳子，我伸手把包抱了起来，托着公文包底夹在腰间。

“你真棒，约瑟夫·安托内利先生。”

我没看就知道是谁在说话。我年轻时，在半夜里常常听到那个声音，现在，这个声音可以使我想起许多我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的事情。詹妮弗独自坐在紧靠门口的听众席座位上。她见我露出无法掩饰的惊讶神色，大笑起来。

“你在这干什么？”她朝我走过来时，我问道。她双手放在前面，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满脸快乐的神情，一步一步朝我走来。我看着她走过来，不知道她脑子里在转着什么恶作剧的念头。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几天前，”她说，抬起头来。她一看见我，表情就变了。

“怎么回事？你脸上的表情怎么那么滑稽？”她问道，脑袋一歪。

“我在想我经历过的——我过去常经历的——自我怀疑的痛苦：每当你去别的地方，而且一回来总是不告诉我。”

她的手抓住我的胳膊，轻轻捏了一下。然后，她放开手，又微微咧嘴一笑，两眼露出快乐的神色。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在你约我外出之前，甚至在你知道我还活着之前，我就在梦中想念着你，梦想着可能发生的事，我愿意做的事，能够使你注意我的事，使你愿意和我在一起的事，使你能够像我爱你一样爱我的事？”她又用手抓住我的衣袖，她一边抓紧，一边甩了甩头。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梦想着该做什么才能使你想和我在一起，才能使你像我疯狂地爱着你那样爱我？”我问道。

边门开了，书记员飞快地走进来，收拾起她忘在桌上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们边走出法庭，我边问道。

“我打电话到你办公室，你秘书说你今天上午出庭。我想来见识一下一定很有趣。”

我把公文包换了个手，为她拉开了门。

“真有趣。你好像很严肃。那像你，又不像你。真滑稽。我以前常想，你老了会是个什么样子；但当我看着你时，我又在想，你年轻时是个什么样子。”

她尽力保持着自己的思绪，停住脚步，转身看着我。

“我看到了你过去的样子，但当我那样想着时，我又开始看到了你现在的样子。我这话有道理吗？同时看着你的过去和现在，好像过去和现在之间的那段时光都消失了。你始终是你过去和现在这个样子吗？”

我们站在室外晌午的阳光里，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我的车停在街道上。”她说。

“我暂时用不着回办公室。”在一段尴尬的沉默后，我又说，“我是说如果你有空的话。”

我们毫无目标地在街上转悠着。我的手轻轻碰擦着她的手，她偶尔碰碰我的衣袖，轻轻拽一下，以强调她说的话。我们经过一个咖啡馆，注意到里面几乎空荡荡的。我们一句话没说，就转回身走了进去，在靠里面的地方找了一个车厢座。一位塌肩膀，目光迟钝的女招待听我们点餐时嘴角扭到一边。我们简单地点了一些东西。女招待目光呆滞，悄无声息地拿来两个浅棕色的杯子和一个油腻的咖啡壶。她把杯子一道放在桌子边沿，倒满咖啡，拿起咖啡壶就走了，杯子依然放在原位。

我做了个斗鸡眼的鬼脸，把一杯咖啡推到詹妮弗面前，把另一杯拉到自己面前。她大笑起来，然后用手捂住了嘴。我喝了一口，又把杯子放下。咖啡有一股不新鲜的苦味，我想把它拿回去换一壶新鲜的。詹妮弗用手摁住我的手腕。

“没关系，”她呷了一口后说道。

“还不算太坏。”

我摇摇头表示不赞同。我推开杯子，双肘撑在桌子上，身子前倾。

“你妈妈怎么样？”

“很好。我告诉她我见到你了。”她停住话头，对说过的一些话感到好笑。

“我告诉了她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就是你把我送回家时我对你说的话。”她微微转过头的时候，两眼始终盯着我。

“她说，下回我想邀请你过夜的话，用不着再去问她。”她眼里飞快地闪过一道亮光，然后便低下头，搅拌着漆黑咖啡里的牛奶。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一直在做什么？”

“没做什么事。我们一起吃饭的那天晚上我喝醉了，你要早早回家，我只好打电话求救。霍华德·弗林——还有段故事呢——把我送回家放到床上，第二天早上又来接我去上班。”

“你喝醉了？”她问，眼里露出惊讶的神色。

“差不多了。很久没有那样了。”

“但你为什么要那样？”

我知道答案，但是我还是不愿说出来，也许永远不会说。过了这么长时间——就好像是一辈子——詹妮弗又回来了，我本以为已经死去的东西又恢复了生命。至少我认为它们又复活了，或是说，我只不过是在幻想着一切都没变，幻想着我仍然爱她，因为我从前是那么爱她，许多年以前，当时我想我永远也见不到她了，并坚信我的生命已经结束了。那天晚上吃饭时，我想我就像第一次爱上她一样又爱上了她，但是，在她走之后，我又开始怀疑这种爱有多少是因为过去的往事，有多少是因为生活终于又有了意义，终于又能安抚我这颗破碎的心。假如我们只不过是两个陌生的中年人，见面后，相互会有什么吸引力吗？或者，我们会不会在非常高兴地相伴一段时间后，不再去担心是否还会再见面？我不想谈论这个话题。事情全都太复杂了。

“我并不是有意要喝醉，”我耸了耸肩，说道。

“就那么发生了。”

詹妮弗看看我，注视着我的眼睛，一丝温柔、同情的微笑掠过她宽大的嘴巴。

“没关系，乔伊。你用不着爱我。”

这句话从她的嘴里大声地说了出来，使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空虚的感觉，好像我又要失去她了，就像从前我失去她那样。

“不，”我强烈地坚持道，“不是那样的。我爱你。我只是不太明白。”

好一阵子，我们什么也没说。我们坐在那儿，想象着我们过去的模样，任何人都没有见过的我们过去的模样。我们意识到，不管发生过什么，我们两人身上都有一些丝毫没有改变的东西。

我又开始说话，但不是关于我们两人的事。我告诉了她一些她不在期间我所做的事情。我告诉了她我拜访卡尔文·杰弗里斯的遗孀的情况，以及在她的帮助下，杰弗里斯对艾略特·温斯顿的所作所为。

“他已经在州立医院里呆了十二年了？”她问道，一脸惊恐的神色。

“我跟你讲过我的情况。我在医院里呆过，但只有六个月，而且不是精神病犯人住的州立医院，是私人诊所，那里的每一个人都不起眼，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她摇摇头。

“十二年！在那样的地方！”

“人在那里会变的，”她继续说下去，声音清晰而平静，“甚至只要在那里呆很短一段时间。你不会注意到变化，起初不会，也许你在那里呆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注意到变化。你有你自己的问题，使你被送到那里去的问题，但是，你周围的人——所有其他的病人——也都有问题。从表面上看，你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人人都有精神病，于是，你便觉得那就是事物的正常状态。”

无论我做出多大的努力去想象，我依然觉得她还是从前的模样。我几乎无法相信她曾因为精神忧郁住过医院。我没有继续谈论她所说的事情，也没有追问她所理解的“正常”一词的模棱两可的含义，我否认她曾经得过一场大病。

“但你现在很好。而艾略特·温斯顿也许永远也好不了了。”

她又想说些什么，但似乎想再思考一下，便十分客气地微笑了一下。她呷了几口咖啡，问我上个周末是怎么过的。

“没什么特别的。我星期六上午到办公室去了，然后和一个俄国移民下了一盘棋。他父亲因历史的缘故被斯大林政权枪毙了。”

她不敢肯定我是否在说真话。

“阿纳托列·契切林开了一个书店。他说服了我，让我和他下棋，尽管我知道我跟他下一百年也赢不了他。”

“他父亲是被杀害的？”

我向后靠在墙上，把膝盖放到凳子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纳托列成了一名州公诉人。在苏联解体后，他离开了那里。他喜欢讲一些刑事案例。我们就是那样成为朋友的。他对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很感兴趣。”我用手指敲打着桌面，注视着她盯着我看的样子。

“他认为我们是疯子。他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赢，谁也不在乎正义。他说，他从来没有指控过任何人，除非他有绝对把握认定那人有罪。想想看！在那样的社会里，他不想指控任何人，只要他认为他们也有清白的时候。”

我是在炫耀，在夸夸其谈，尽管我始终清楚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说不说都是一个样。说话，沉默，说些有趣无趣的事情，或是出洋相，无论怎样，她看着我的神情都不会变。

“上星期六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起他父亲的事。当时我们在谈杰弗里斯谋杀案。又一名法官——昆西·格里斯沃德——上星期五晚上被杀害了，当时我认为那两桩谋杀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干的。”

“你现在不这样认为了？”

“是的。他们逮捕的杰弗里斯谋杀案的凶手确实是干了此事，所以我一时又不敢肯定了。我想弄明白为什么有人会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去自杀。正是我这疑问使阿纳托列跟我说起了他父亲的事。”

我低头看看桌子，然后慢慢地抬起头来。

“你看我的神情还和从前一样。”

她脸上露出兴奋的神采。

“很好。跟我讲讲他父亲。”

我伸直一条腿，用双手抱住另一个膝盖。

“他父亲信仰共产主义，他也想保护他的家庭。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那是个谎言。但他承认了，尽管他知道叛国罪是要判死刑的。实际上，他那样做等于自杀，他那样做是为了他的信仰和他要保护的人。”

我转过头看着她，然后坐直了，向前倾过身子。

“一个阿拉伯恐怖分子开着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冲进大楼里，自杀身亡，我们认为他是疯了，但是他认为自己是为真主而死，是上天堂。在宗教审判期间有多少基督徒被烧死，因为其他基督徒认为他们是异教徒。无神论者为信仰而死，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行动代表了新的上帝，新的历史。我们认为他们全都疯了，但是我们信仰的是什么？我们愿意为什么而献身？”

“母亲愿意为自己的孩子献身，”她干脆地说。

我肯定她说的是对的。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是男人创立的。

詹妮弗的手伸进包里，掏出一个橘黄色的小塑料瓶。她以习惯性的准确拧开瓶盖，弹出一颗白色冉勺药丸在手心里，放进嘴里，喝了一口杯里的水，咽了下去。药一吃完，她立刻就盖好瓶盖，将瓶子放回包里。

“我今天早上忘了吃药了，”她说。

我不知道她是否真忘了吃药，还是想等到现在看看我的反应。就在不久的过去，某个深受精神忧郁之苦的人被送进了医院，就想呆呆地看着墙壁度过岁月，不愿动也没有力气说话。现在你吞下一颗药丸，不知道人们是否相信那就像吃下了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或者在他们的心底里，是否以为你永远也好不了了。

我们出了咖啡馆，沿着人行道朝她的汽车走去时，她握着我的手。她似乎很放松，非常自在，几乎像个小姑娘。她头一甩，打趣地取笑着我夹在胳膊下的公文包。

“有人对你说过吗？”她说着，走到我前面，敲敲开裂的皮革，“你也许该换个新包了。”

“这是我用过的惟一的一个包，”我答道。

“我们一起经历过许多事。”

她的大眼睛被当空的太阳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黄色，轻快地眨巴着，在取笑我死抱着使用习惯的东西不放。

“是的，”她说，“但是，这包用的时间也太长了。”

“还可以修一修，”我想坚持己见，但她只是一个劲地笑。我们两人手牵手，一路走去，融入在互不相识的人群里，只不过是又一对中年男女，不值得任何人注意，仿佛是人流中的两个匆忙的过客。

“这里，”她用有些沙哑的声音轻轻说道，那声音听上去好像是要笑出来似的。

“哪里？”我懵懵懂懂地问道，从自己的白日梦中惊醒过来。我呆呆地看着四周的楼房，不知道她指的是楼房还是别的什么。

“这里，”她又说了一遍，见我眼里露出茫然的神色，大笑起来。

“我的汽车。在这里面。”

我们站在一个停车场的正面人口处。一阵喇叭声响起，我们赶紧让到一边，只见一个一头金色鬈发的女郎驾着一辆棕色凌志驶上街道。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你送到你办公室。”

我走到办公室的时间恐怕比她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的时间还要短。

“那太好了，”我答道。

我们找到了她的保时捷。我入迷地看着她把车从窄窄的通往街道的螺旋形车道上开下来。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车前方的一个点，她的嘴无声地有节奏地蠕动着，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你是不是还想像伊莎多拉·邓肯那样死去，围巾卡在你波嘉迪的轮辐里？”当她转过最后一个弯道，放慢速度，停在收票员窗口时，我问道。

“不，”她一边付停车费一边说。

“那是学校女生的幻想。现在我长大了。”她朝左边飞快地看了一眼，然后向右转开出了停车场。

“我想死在床上，”她说，加速赶在红灯亮起之前冲过了十字路口。

“纵欲过度而死。”

她在我的办公楼对面停下车。她身子靠在车窗上，微笑着。

“我很高兴今天能来。我喜欢看你在法庭上的样子。”

我打开车门，准备下车。

“今晚我们一起吃饭，好吗？”我转身问道。

她笑笑，我知道她的回答会是什么，不仅如此，我知道从今后她的回答会是同样的。

我看着她驾车离去，在她的飞速驾驶中，车轮胎在街道上发出尖厉的声音，她手伸出窗外，最后一次挥手道别。当我小跑着穿过街道时，我想起了许多年前的情景，当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可以永远不停地跑下去，不会感到疲倦，而且不会想到自己会疲倦。

我走进办公室时，海伦正在等我。她紧跟在我后面大步走进办公室，手里抓着一叠电话留言。

“在我们处理公事之前，”我坐进椅子里时说道，“你能否帮我个忙。”我打开公文包，掏出里面所有的东西，把包递给她。

“你能不能把包把到哪儿去修一修？只需要在拎把脱落的地方缝几针。”

她看了看公文包，然后又看看我。

“你肯定不想换个新的吗？”

“有什么重要事情吗？”我问道。

耵“霍华德有一个留言，”她说，把手中的一叠电话留言交给我。

电话铃响了一声，弗林就接了。

“斯图尔特一小时前来了个电话。他说你也许会感兴趣。他们逮捕了格里斯沃德谋杀案的嫌疑犯。”

“感谢他打电话来，”我说，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怕麻烦。假如现在这消息还没公开的话，到今天傍晚就会人人皆知了。

“不是这个原因，”弗林继续说道。

“他认为你会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抓住的那家伙又是一个精神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