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事务所时，詹妮弗正在等我。她坐在我的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凝视着窗外，我进屋时，她没有听见。我看见她的嘴唇在微微翕动，就像一个孩子开始理解某个生词的意思时那样无声地翕动。在房间里那依然半明半暗的光线里，我弯下腰亲吻她的额头，紧贴着她那纤细柔软的头发发际线下面的额头。她的眼睛仍然盯着原处，聚精会神地看着只有她才能看见的东西。她的嘴巴停止了翕动，她拉起我的手，贴在她脸颊上。

“海伦哪去了？”我问道，一边把公文包放在办公桌上面，在我的椅子上重重地坐下。我感到筋疲力尽了，双手抱在脖子后面，懒散地瘫坐下去。

詹妮弗疑惑地瞅了我一眼，然后，好像刚刚明白过来似的，飞快地点点头。

“她有件事不得不去处理。她马上就会回来的。她不在时由我接电话。”她说道，嗓音变得更活泼了。她身体前倾，双手搁在放在她大腿上的一个大包裹上。

“约瑟夫·安托内利律师事务所，”她一本正经地说。她活泼而顽皮地抬起头来。

“快要结婚的约瑟夫·安托内利的律师事务所，”她俏皮地笑着说。

“那是说给打电话来声音听上去很年轻的女性听的。”

她正要再说些别的什么让她感到好笑事时，她的手迅速按向她的太阳穴，眼睛一下子闭上了·一阵剧烈的颤动摇晃着她的头。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便抬起手，挤出一丝无力的微笑，小心翼翼地睁开了眼睛。

“我没事，”她坚持着说，“只是一阵头疼。我偶尔会头疼，”她解释道。

“现在好了。”她咬着嘴唇，眼睛睁得大了些，对刚才让我担心表示歉意。

“我给你买了一件礼物，”她激动地大声说，仿佛她刚刚才想起来似的。她从一直放在她大腿上的大包裹中取出一只礼品包装盒，把它递给我。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她说，一边看着我费力地解着丝带。她的嗓音平静低沉，然而，嗓音下面颤动的却是一种迫不及待的企盼，表示她绝对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我想我还没打开礼物就知道是什么了，但是，在我看见它之前，我不知道它对我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一只光泽熠熠的皮公文包，把手下面的一个小铜牌上刻着我的名字。

“我知道你那一个公文包用了很长时间了，但是我想……”她的嗓音开始低下去，但她随后想起来了——我们两人都想起来了——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为我们的第二次机会感到后悔。

我们在城里早早用了晚餐。回到家后，她蜷坐在那儿捧着一本书，我却试图勾勒出我打算通过本州证人讲述的故事情节。起诉的案子完全是看当时情形而定的，如果不对它质疑的话，是完全可以令人信服的。证人将包括第一个发现尸首的女人、她带到现场的两名治安警卫，以及第一个到场的负责初始调查的警官。他们都将描述他们的所见所为。验尸官将作证，说他验了尸，确定死因是由一处或几处锐器伤害所致。另一个警官将会告诉陪审团，说找到被告时，他依然保留着上面看得见血迹的刀子。一位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专家将首先被传来解释检验出刀上的血迹与受害者的血型相吻合的过程，然后用各种各样的表格和图片进行计算，以说明那是另外一个人的血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你记得T·E·劳伦斯吗？”我问詹妮弗。她身体舒展地躺在书房另一头的沙发上，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平装本小说。

“《七根智慧之柱》。”

她把书放在肚子上，转过头来。

“我记得T·S·埃略特。《大教堂谋杀案》。”

“不，我说的是T·E·劳伦斯，阿拉伯的劳伦斯。”

“我看过那部电影。怎么？你在考虑逃到沙漠里去？”

“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做一件事做了很长时间，却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做，然后，你突然间终于明白了。反诘问的规则有两条：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别提问；除非你已经知道答案，否则永远不要提问。我几乎从来不遵守第一个规则，而且我也经常违反第二个规则。多年前，我看过《七根智慧之柱》——一本很好看的书，文笔优美，领悟到了我直到现在还忘不了的东西：获胜的方法是将对方最大的优势转化为最大的弱势。土耳其军队最大的优势是用来控制阿拉伯部落的那一连串城堡。劳伦斯迂回出击，炸毁了铁路线以及尽可能多的列车。然后，当土耳其人集中精力保持他们的供给线畅通的时候，劳伦斯和他的阿拉伯非正规军放下他们不管，使他们成为自己城堡里的囚徒，再发兵包围他们。反之也一样：让对方集中精力扩大他们的优势，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用他们想不到的方法去攻击他们。”

詹妮弗双腿掠过沙发边缘，坐了起来。她两肘支在膝头，用一只手掌托着下巴。

“你做所有案子都这么辛苦吗？你每天晚上都干到半夜过后，每天早晨不到六点就起床了。”

我合上了厚厚的案卷，把它推到一边。

“我对这个案子有些担心。我知道那孩子没有杀人。我输不起这场官司，况且我已经犯了一个错误了：我没有留住那个流浪汉，把他安置在某个安全的地方，那么我便可以在审案时把他推出来，他可以作证他看见有人把刀子给了丹尼。我今天也许又犯了一个错误。陪审团希望我能证实我所说的情况，就是说同一个人应该为杰弗里斯和格里斯沃德的死承担责任。”

“你觉得你无法证实？”

“这主要取决于我能和艾略特合作到什么程度。”说完后，我突然意识到，这话实际上应该反过来说。

“或者不如说，取决于艾略特打算与我合作到什么程度。”

我瞥了一眼钟，想起我应该去的地方。

“我得去见弗林，”我一边站起来，一边解释道。

我站在门廊里，匆匆穿上外套，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

“我问你劳伦斯的时候，你说什么来着？”

詹妮弗倚在书房的门上，小说在她手里荡悠着。

“T·S·埃略特的书。《大教堂谋杀案》？”

“对。你也看过这本书吗？”

“很久以前看过，”我说，朝门口走去时吻了她一下。在我关上门之前，我把头伸进屋里。

“我保证不会回来晚，”我含着嘲弄的微笑说，表示我向婚后的生活和婚后所有世俗礼仪乖乖地投降了。

“我会等你，”她以她特有的微笑说道。

外面雨下得很大，当我驱车进城时，几乎看不见路。雨水奔流着淌下街道旁的排水沟，一开到路上的低洼处，雨水就溅到汽车的发动机罩盖上。五彩缤纷的城市灯光模模糊糊地划过挡风玻璃。我在一个十字路口停车时，看见人行道上的两三个行人成了模糊不清的黑影子，匆匆地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刮雨器在挡风玻璃上不断发出的低沉声音是我听见的惟一声响，那声音和着一阵接一阵从不堪重负的天空瓢泼而下的孤独荒凉的雨声，仿佛雨才刚开头，它要永远下下去，一直下到除了水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为止。到处是茫茫无边的水。

我在酒吧前的街道上泊好汽车，弯腰撑着雨伞冲进风里，艰难地往前走，另一只手抓着外套的衣领贴紧喉部，每次只能走几步。在酒吧前面的霓虹灯招牌下，我收起雨伞，抖了抖上面的雨水，设法用衣袖背面把脸擦干。一个酒鬼背靠着墙，蜷缩在人行道上，一顶棒球帽低低地扣在脑门上，前后来回摇晃，他显然一点也不知道天在下雨，或者甚至不知道现在是晚上而不是大白天。

酒吧里，一个双手满是皱纹、目光孤独的老头远远地坐在酒吧的另一头。一个头发漆黑，指甲深红的四十多岁的女人坐在面对酒吧中间的角落上的一个皮凳子上，高跟鞋钩在凳子最下面的横档上。当我穿过昏黄暗淡的灯光朝后面的火车座走去的时候，她朝吧台后面的镜子里看了一眼。台球放在台球桌上的木三角里，任何人想打随时都可以开始。疲惫而厌倦的酒吧侍者从他正在用毛巾擦拭的玻璃杯上抬起眼睛来。

“来瓶啤酒，”当我在弗林旁边的火车座上坐下时，扭头说道。

弗林和斯图尔特懒散地趴伏着，呷着咖啡。当他们用厌世的目光彼此相看的时候，他们咧开嘴讥讽地笑了起来。

“上酒吧买醉的人来了，”弗林对斯图尔特说。

然后他看着我问道：“你认为这是什么地方？”

我的脸还是湿漉漉的，我的衬衫领子湿透了。雨水流进了我的脖子里。

“我来得太晚了，没看到你们把人摔到墙上去。”

他摇了摇头，耸耸肩膀。

“时间还早呢。”

酒吧侍者拿来一瓶啤酒和一只脏兮兮的小玻璃杯。我就着瓶子喝了一口，然后放下酒瓶，看着斯图尔特。

“我需要帮忙。我需要你作证。”见他没有反应，我提醒他以前曾许诺过帮忙。

“你说过如果我接这个案子的话，你会帮忙的。”

他想起来了，他并不打算食言。

“但是，我能作什么证呢？我又没有参与调查。他们审问他时我在场，那是因为，我以前告诉过你，我认为两起谋杀案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

“那就是我今天告诉陪审团的话：两起谋杀案之间有一种联系，对杰弗里斯的死负有责任的同一个人也对格里斯沃德的死负有责任。”

“霍华德刚才跟我讲了。你怎样去证明它呢？”他问。

“我用不着去证明，我只需要表明有这种可能性，”我不耐烦地表明了我的观点。

“我告诉他们，警方不知道是谁杀了杰弗里斯，地区检察官也不知道。现在，罗伊斯切必须传唤一个证人，告诉陪审团说警察抓到了杀害杰弗里斯的凶手，而且凶手也招认了。她将传唤一个主要调查员。那一定非你莫属。我并不需要你为被告作证，我想请你为原告作证。”

他所接受过的训练，他多年积累的经验，他所了解的一切都教会了他千万不要相信辩护律师的话。

他猛然抬起头，眼睛里流露出一线戒备的神情。

“听着，”他提出警告，“如果你认为我会去——”

“作伪证？我不是要你去作伪证，”我坚持说，一边弓身向前，抓住他的胳膊。

“我要你说出真相。你知道：真相，整个真相，除了真相还是真相。”

“好吧，”他情绪平静了下来，“但是，是我还是负责调查的其他人去作证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松开他的胳膊，身子贴着火车座的木靠背往下滑。

“有着天大的区别，”我从褐色的啤酒瓶子里又喝了一口酒，然后说道，“问题是：你能够安排一下，让公诉人传唤的人就是你吗？”

他思考了一会儿，脑袋两边来回晃动。

“可以，”他终于说道。

“我们有三个人。我来搞定，到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他低头看着他的双手，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

“只是你得明白：我将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我将尽量真实地回答他们的每一个问题。”

“并且我希望你完全按照相同的态度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我又喝了一口啤酒，接着把酒瓶子举在眼前，仔细看了看商标，然后放了下来。

“我很想呆在这里，喝喝美酒，追追漂亮女人，”我冲着吧台前嘴上的口红抹得一塌糊涂的女人点点头。

“但是我得回家了。”

当我滑出火车座的时候，弗林瞥了斯图尔特一眼。

“我以为那种事决不会发生，安托内利要结婚了。”

我对他的了解几乎和对卡桑德拉·罗伊斯切的了解一样多，但是，就像她一样，他似乎为我的婚事感到由衷的高兴。

“那太棒了，”他说着便站起来和我握手。

“祝贺你。”

我留下他们在那个地方，继续喝咖啡和长谈。他们的谈话主要是一种亲密伙伴的默默无语的交流，他们每天晚上都用这样的长谈互相鼓励着再度过一天，一杯酒也不喝。

回来时，抽打着我脸庞的狂风停了，雨依然下得很大，瓢泼而下，以沉闷的、没完没了的咆哮包围着感官的判断力。人行道上的那个酒鬼已经侧身卧在那儿，一个空空的一品脱装威士忌酒瓶露出他的上衣口袋。我犹豫了一下，然后弯下腰来，提着他的衣领把他拽进霓虹灯招牌下面的门廊里。他睁开眼睛，看了看我，然后他的头垂到胸口，雨水滴下他的帽子，流到他脸上，他开始打起呼噜来。

我驱车行驶在没有人迹的街道上，穿过莫里森街大桥，心中不禁疑惑道，今夜是谁住在桥下，他们离开后又去了什么地方，从一个地方流落到另一个地方，像我们其他人一样，想寻找着某种稍微好一点的东西，但是，往往找到的却是更加糟糕的东西。一种万事皆空的感觉开始袭上心头。我拿起车用电话，往家里打电话，但是，当铃响了第三声詹妮弗还不接电话时，我便挂断了电话，肯定她已经睡着了。

我出了城，沿着树木成行的河岸驱车前进，寥寥可数的几处灯光透过黑暗眨着眼睛。大雨开始停了，代之以深灰一片的毛毛细雨。一辆汽车的头灯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当那辆汽车疾驶而过时，一道水浪冲到挡风玻璃上。然后，当我把大河抛在了后面，沿着蜿蜒穿过小山和钻过树林的狭窄小路继续前行时，万物都笼罩在一个没有星星的静谧夜晚的黑暗中。

我转过街角，急切地想回到家。开始，我以为自己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幻觉：在山顶上，在装着大门的车道的尽头处，房子看上去像着了火似的。楼上，楼下，每一个房间里的每一盏灯一定都打开了。然后，当我试图使自己相信看见了什么时，我听见了声音。就像是一个爵士钢琴手演奏的重击猛叩的音乐声，他的手指飞舞着在重重地敲击着琴键，音乐飞滚过在起伏的青草坪上舞动的影子。当我走到门口时，音乐声震耳欲聋，我进了房间后，不得不用双手捂住耳朵。

詹妮弗赤着脚，身上仅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睡袍，正在客厅的地毯上推着吸尘器，她的头随着音乐的节奏来回晃动。我冲到CD唱机前，把它关掉。吸尘器的噪音充满了房间，起初，詹尼弗似乎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同。然后，她直起身子，四处张望。当她看见我正站在那里看着她时，她脸上笑得乐开了花似的。她关掉了吸尘器。

“我想你不在家时我可以干点家务活，”她解释说，手里握着黑色的电线，好像她还想继续于下去似的。

“我打扫了卫生间；我打扫了厨房；在这里吸尘后……”她说着，目光越过我朝餐厅看去。

“现在做这些事太晚了点，是不是？”我尽量温和地问道。我从她手中拿过电线，把它挂在手柄上。

“我们干吗不睡觉去？”

她眼睛里闪烁着某种按捺不住的激动，仿佛有什么事情要急不可待告诉我似的。她把一只手放到我的脸颊上，然后搂住我的脖子，踮起脚来。

“我太开心了，”她贴着我的耳朵轻声说。

“我真高兴我们又相互找到了对方。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开心过。”她放开我的脖子，拉起我的手。

“咱们睡觉去。”

“抱我，”我们走到楼梯顶上时，她说。

“和我做爱，”我们来到卧室门口时，她说。

我们一起摔倒在床上，拉扯起对方的衣服，在爱情的白热化行为里我们完全没有了是两个人的感觉。最后，当我脱得一丝不挂时，我扑倒在她那温暖光滑的怀抱里，相对凝视着漂浮进一个既非始也非终的无言梦境里的黑暗。

我猛然一惊，醒了过来，以为我睡过时间了，但是天还是黑黢黢的。我把被子往肩头拉一拉，翻了个身，伸出手臂想搂住詹妮弗。她离我太远了，我挪近了一点，又伸出胳膊。我的手摸过她的枕头，然后落到床单上。她不在床上。

我在楼下的书房里找到了她。她盘腿而坐，还是蜷曲在沙发的那一头，看着她先前一直在看的同一本小说。她一听见我的声音，便站起身来。

“几点钟了？”我问，边揉着眼睛。

她非常清醒。

“三点过一点儿。对不起。我把你给吵醒了？我尽量轻轻的。”

我裹紧了厚绒布睡袍，瞥了一眼壁炉架上的钟，看看是否真的是半夜。

“我睡不着，”她说着用双手拉起我的一只手。不知什么原因，我觉得很滑稽。

“你睡不着？在我们那个以后？我睡得像个死人。当我醒来发现天还完全黑着，我起初还以为我一定是睡了一整天了呢。”

我们在沙发上偎依着坐下。一只里面有个湿茶袋的空杯子摆在咖啡桌上的茶碟上。

“你一点都没有睡着？”

她坐在沙发边上，身穿蓝色的丝绸睡衣，双手放在大腿上。她的眼睛扫过房间，东看看，西看看。她的嘴角神经质地抽搐着，她开始搓着两只手，依次抚摩着每一个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抚摩着。

“这种情况持续有多久了？”我问，突然警觉起来。

“你一点也睡不着，是吗？”

她咬着嘴唇，抓过我的手。

“我没事的，”她一个劲地说。她看着我的眼睛，试图让我相信那是真的，但是，她话还没出口，便哭了起来。

我尽我所能安慰她。

“一切都会很好，你不会有事的，”我保证说。

她紧紧地抱住我，她的身体紧张得发抖，断断续续地边哭边大声喘气。过了一会儿，她松开了紧紧抓在我脖子上的手指，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呼吸恢复了正常。

“对不起，”她坐直了身子，抹去一滴眼泪。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我感觉很好，真的很好。”

“这事你不必瞒着我，”我对她说。

“你身体不舒服，我们必须正视。你应该去看看医生。”

我帮她站起身来，搂着她的腰，我们一起走上楼去，又睡到床上。她躺在那儿，胳膊搭在我胸脯上，脸靠着我的脖子。她睡着了，我一直搂着她，听着她那安详轻缓的呼吸声。我始终未合眼，直到窗外亮起第一缕玫瑰色的光线。

天空一片湛蓝。九点不到一点，詹妮弗开车送我去法院。城市的街道上塞满了车，人行道上拥挤着步履匆匆赶去上班的男男女女。空气清新，弥漫着夏日阳光的气味，数英里外的胡德山看过去仿佛就在河对岸。

她开着车经过法院，转过街角，在公园旁边停下了车。昨夜发生在她身上的那种事，一定是疲劳过度引起的轻度精神迷乱。现在她又恢复了正常，没什么不舒服。她倚在车门上看着我，眼睛里又闪现出那调皮的自信的目光，等着我走过去和她吻别。

“你今天去看医生吗？”我钻出汽车时提醒她。

她没把我的话当回事，但最后还是向我保证她会去的。我站在那里，看着她驾车离去，发现自己在怀疑她是否真的会去。那是她第一次对我说了我不太相信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