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跨出泰尔先生的热带鱼殿堂，在鲍茜玛的桌前稍做停留，取过神秘马丁的电话号码，随即下楼。大区先生，区密欧的宫殿设在三楼，四面全是助手，绝大多数是女人。他约有六十多岁，高大挺拔，一头浓密漂亮的华发。他的活力，那份优雅，看上去顶多实际年龄的三分之一，加上红润的肤色、黑亮的眸子、健壮的体格、精心的修饰和着自信，遂使他形成了电影或电视上那种十全十美的律师形象。

区密欧对离婚案最拿手，在争取瞻养费和子女教育补助费方面真有两把刷子，总是比他客户希望到手的数字更多。又有一说，他经常是刚办完离婚手绩的那些女子们的第一位安慰者。

我真希望一溜面过，不引起他那那帮人的注意，可是他的手已经从圈子里伸出来，箝住了我的胳臂。

“小高！”他兴高采烈的喊着。“我想见的就是你！”他一把拉我近身，不是第一次，我又闻到了他古龙水的味道。

“我听见一个笑话，你绝对有兴趣。”他朝我咧着嘴，诡谲的笑道。

我的心沉了下去。他说给我听的笑话全部都涉及小矮个。

“有这么个侏儒，”他开始了，眼光扫过他那圈助手群。她们的脸摆好一副准备爆笑的架势，有几个早已经在笑。

“他娶了马戏团里最高的一个女人，”区先生一路往下说。他暂停是为了增加效果。我摸得一清二楚。

“这全是给他朋友整的！”他终于下了结论，紧接着就是他那群助手们一顿哄笑，顿足拍腿的又叫又闹。丢脸的是，我跟他们笑得一般大声，最后总算突围下楼，一面狼狠的咒骂自己。在楼下，面对面的撞见了怒气冲天的胡海密，胡经理。

“高先生，过来看看，”他说。

老胡毎回开场白都是：“过来看看。”弄得我只好凑过去，碰上他的鼻子为止。

“什么事，胡经理？”我顺从的说。

“这私人秘书是怎么回事？”他朝我的脸猛挥一张纸片。我认出这是我前几个星期递上去的一张便笺。

“上面全写明白了，”我说。“到现在，我一直是自己在打所有的信件，可是工作量实在太多。我又不能请别的秘书和打字员帮忙，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

“赵先生没有要过一个秘书，”他冷笑。

“赵先生是出了名的最差记录保存员，”我说。“连他自己都承认。结果，凡是他经手的案子，我们都无从査起，他写的信不留复本，电话、谈话不留笔录。这些记录万一有翻供或更审的时候，相当要紧。我确实需要设立一套完整的档案，随时保持机动。”

“我不相信你会忙到没办法自己处理这些事，”他刻薄的加上一句，“你好像有的是时间跟巴耶妲搭讪。”

我瞪眼望他。他真是个卑鄙小人。更有甚者，他看起来便是一副小人嘴脸。

他身材中等，姿势太难看（圆肩、驼背、突肚），所以显得很矮。皮肤死白，—对无神的鼠眼分得太开。嘴唇呆板，鼻子像一块楔字形的干酪。头发很黑，总是油腻腻的，乐意一提的是，他后脑袋已现濯濯之势。他尽把两边油亮的头发向后梳拢以便遮丑。

他的声音是高八度，介乎号和叫之间。他还有个习惯，毎说完一句话，总要吸一下牙齿，就像有一丝芹菜卡在齿缝里剔不出来似的。还有，还有……噢，对，他还有一对专门盯着巴耶妲的眼睛（炽热、滚圆），就我个人的说法，仅此一点已足论定。我知道他们俩偶尔一道午餐，我只能推断她与他作伴纯粹出于怜悯仁慈，好似一个人也可能看扔一粒花生米给动物园里一头特别讨人厌的红屁股猩猩一样。

“这么说，我猜想是要不成一位秘书啰。”我说。

“你猜想的完全正确，”他把大门牙吸得啧啧有声。

我嫌恶的瞧着他。要是我斗不过这头野兽、宁愿交出我那枚马基维利智多星勋章。我掉转头，径直走入自己的办公室，大力砰上门。

我做的头一件事，便是拨马丁的电话。我任它铃了十次，没有人应声。于是我收拾好记事本、马表和大衣，开始外出例行的侦查作业。

巴耶妲在她座位上，忙着应付一对年老的夫妇，他们正以德国音极重的英文努力向她解释着什么。我走过时，她举起美妙的指头向我摆摆手。我也摆了摆手。

我花整个上午为一名年轻的客户求证，他不可能于中午十二点零六分，在四十街与第八街口，港务局公交车总站内抢劫一家照相器材店之后，及时通过十九条街，于十二点十四分时，被人指认在五十九街与第八街口，哥伦布圆环大会场的电子展示会中出现。

三次，我搭出租车从公交车总站到大会场，三次坐地下火车，三次乘公共汽车（回程全是坐出租车）。我用马表定下最准确的时刻，并仔细作记录。

下午两点三十分左右完成时间的左证。我吃下一个汉堡，借公用电话拨给马丁。仍旧没人应。我开始有些烦躁。马丁说截止时间是下午五点。

三点二十分整我踏进“四杰”的大楼，巴耶妲在讲电话。她抬头冲我一笑，（嗬哟，那一笑哦！）她边说着话，边递给我一张小纸条。又是一张留言。这次是铁先生的秘书留的。要我一到就回电话。

我进入办公室，脱下大衣，再拨一次马丁的电话。仍旧没人应。我接着便拨给铁先生的秘书，孟爱蒂。她说他即刻就要见我，只是这会儿有客户在；等一完事，她马上叫我上去。

我这才脱下夹克，坐在打字机前，开始敲出刚刚那段时证的追踪报告。

我的办公室，位在一楼，尚不至于小得像个清洁柜。还够放得下一张L形的办公桌，在短的那头，搁着打宇机。一把钢质的转椅。一张供来客坐的钢质把手靠椅。一个钢质资料柜。一个字纸篓，一根挂衣柱，一个小小的钢质书架。如此而已。当时赵若苛挟着他的大肚皮盘据这间屋时，这小方块都快胀炸了。我匀出来的空间多一些，不过房间依然狭窄得难透气。没有窗子。如果我真要得到一名秘书，下一步计划就是要求大一点的地盘来容纳秘书。我的野心真是无止境。

孟爱蒂通知我上楼的时候，我的报告几乎已快打完。我穿好夹克，到洗手间端正仪容，便登上二楼。

“嗨，小高，”爱蒂唱着低音。她将届五十，听起来倒像吸了一辈子可乐娜雪茄似的。“他找了你一天，快进去吧。”

“谢谢，爱蒂。”

我训练有素的，敲一次，开开门，走进去，轻轻把门带上。

铁依讷比他录用我的那日苍老六岁，可是你绝对看不出。很显然，他已经到达年华老大的一个乎稳境界，（七十？七十五？）这以后再不会老化下去。即使走进了坟墓他也还是现在这个样，皮肤坚靱，蓝眼睛明亮，声音有力。

“坐下，小伙子，”他说。

我选了最近办公桌的椅子。台灯的光线落在我身上，他的脸却在暗影里。

“一个客户，”他突然说道。“石耶鲁，石教授。一个最喜欢打官司的人。这情形你知道吧？”

我聪明的含糊应着。

“唔，”他说。“石教授随便在什么时候，随便找什么理由——或者根本没有理由，他都会告。他告上他家修水管、电器的工人。他告房东。他告百货公司。他告出租车司机跟那家车行。他吿报纸、杂志、工廒、旅馆、客运公司、电话公司、纽约市、美国童子军和一名在街上不小心撞了他的倒霉蛋。有一次，石教授吿的是美利坚合众国。”

“他胜诉过吗，先生？”我问。

“极少，”铁先生淡淡一笑。“就算胜诉的时候，也是得不偿失，赔儍所得永远赶不上那笔庞大的诉讼费用。我记得有一件案子，庭上判给他一分钱。可是石耶鲁不在乎——或者是人家说他不在乎。他坚持原则第一。”铁先生中断话头，重重叹口气。“我不敢说石教授完全疯癫。他过去一直反常，确是无疑的。”

“过去？”我重复一遍。“这位先生不再是我们的客户了吗？还是他已仙去了？”

铁先生不理会我的问题，兀自继续：“诚如我说的，我们力图劝阻他做这些无谓的诉讼，他却固执己见。他那些控告，呃，倒是提供给本公司一些年轻的新手们不少很好的经验。除了控告之外，我们也承办石教授在房地产上所做的几项投资的法定程序。我相信，他很富有。富有到什么程度，我无从得知，因为本公司并没有代他立遗嘱，也没在他那些房地产投资方面扮演过任何角色。只有一次，我问起他是否已起好遗嘱，他以相当敌视的语气回答说已经妥善处理。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反应竟如是，令我无意更进一步的追问下去。我只当是他已聘别的大律师拟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然后他缄口不语。我也不知所以的静默着。

铁依讷交叉着他那细小皱皮的手指搁在桌面上。他垂眼望着它们，一次动一根指头。似乎对于它们还能够动感到很惊奇。他盯着双手，继续以沉静、梦呓的声音说故事……

“昨天，石教授的太太来看我。告诉我，有一天晚饭过后，她丈夫不说去那里便出了门，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回家。”

“他留了字条吗，先生？有没有带走什么衣物？有没有从银行户头提出大笔款子？是否作过任何预谋出走的暗示？”

铁先生缓缓抬起脸注视我。

“这些问题我同样都问过石太太。她的答案全部是否定。”

“我猜、石太太报了警？”

“自然。他们査过医院和太平间、意外事件报告。也跟纽约大学石教授的助教谈过。石教授专攻：十七世纪英国海运史。几个月来校方没有人见过他或者收到过他的信息。纽约警察局将石耶鲁教授列入失踪人口。呃，我和警局接触过几次，与警探谈过。他的看法是，教授既是兴之所至的失踪，最后，必定会顺其自然的出现。”

“警探对这个看法可有任何依据，先生？”

“这难说。他的判断很可能是凭经验和按照一般失踪人口行为分析的比率而来。”

“你知不知道警采是否査过机场、公路局和火车站？”

“查过。根本没有以石教授的名义订位的旅客。不过这大概作不了准。订位可以用别的名宇，车票通常又不必预订，直接付钱就买得到，这相信你一定也很清楚。”

“是的，先生。”

“警探也向机场、公路局和火车站的人员出示过一帧石教授的相片。毫无结果。”

“教授自己有车吗，先生？”

“有。他失踪的第二天车仍旧停在车库。”

我吸一口气。“这个，像是掩护。石太太能不能说出任何一点她丈夫出走的理由，先生？”

铁先生做了一个莫可奈何的手势。

“她认定石教授是去散步，可能摔了，跌着了，或是遇上什么意外事故，结果得了遗忘症，现在正在这个市区里漫游，根本不晓得自己是何许人。”

“嗯，”我说。“可能，先生，不过不大合理。”

“对，”他说，“不合理。”

“过去多大——石教授现在多大岁数？”

“七十二。”

“石太太呢？”

“我看有五十八九。可能六十。他们的孩子，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儿和儿子，只三十一和二十八岁。石教授夫妇结婚很晚。”

“子女都成家了吗，先生？”

“没有，都没有。”

随后我们又无言的坐着。我把方才听得的一切在脑子里转一圈。完全不得要领。石教授的失踪简直无从解说。

“可不可以问个问题，先生？”我终于开口。

铁依讷庄重的点点头。

“石教授的失踪案对我们的利害关系是什么？”

“石太太希望聘我们做法律顾问，”他平板的说。“她的问题有三重。第一，她要我雇一名私家侦探深入调査她丈夫的失踪。我相信已经说动了她，这是件白糟蹋钱的事。我无法想象失踪人口调査局都办不到的事，一个私家侦探如何办得成。你说对不对？”

“对，先生。我以为警方已经查得很彻底。”

“对极。可是，我没法让石太太完全明白这点，所以我向她保证，关于她丈夫的失踪，将由我们自己的侦查部全权负责。”

四年前我是一名差童，现在我是堂堂一个部。不得了的成就！

铁先生接着往下说：“石太太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财务。她丈夫所有的财产，包括支票和储蓄账户在内，全都归在他自己的名下。所以石太太，在身无分毫的情况下，呃，大为痛心。”

“我也会这么想，先生——要是他不见了一个月的话。”

“对。我现在正把有关一名失踪人口资产状况的处置做全盘硏究。相信我可以请求庭上，在她失踪的丈夫正式宣告死亡之前——如果是真的宣告死亡，先赐给他的家属一份生活补助费。”

“如果他，”我说，“我的意思是，在将来正式宣告死亡的时候，谁是受益人？财产又怎么分？”

“第三个问题，”铁先生阴沉的说道，“石太太找不到她丈夫的遗嘱。它好像也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