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克雷文住在马里纳市，他住的那条街对面，有一个草木葱郁的小公园和一片窄如细条的沙滩。沿着海岸再过去几个街区，几条白色的小船在一个灰色水泥船坞里懒洋洋地来回摆动着。朝另一个方向望去，一艘竖着黑烟囱的货船正冒着蒸汽从金门大桥下面驶过，驶向太平洋彼岸的某个地方，或是地球另一边的某个地方——在那里，旧金山这座城市，就像麦加或摩洛哥城，是另一些人的梦想之地。

这是一座涂着浅黄色水泥的房子。当我站在房前的台阶上时，开始后悔接受了来这儿赴晚宴的邀请。现在是星期六下午的傍晚时分，阳光灿烂，空气干爽而洁净。我宁愿独自一人在城里转转，也不愿意和陌生人坐在一张餐桌旁，参与那些毫无意义的闲聊；那种形式的交谈，虽然通常被看做是文雅的社交，但却常常使我感到紧张而又局促。

没等我按响门铃，门就打开了。阿尔伯特·克雷文红润的脸庞看起来容光焕发。

“我还担心你可能决定不来了呢。我隔着窗户看到了你。”他拉着我的胳膊，一边说着，一边把我让进屋里。

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克雷文微笑着把我介绍给已经聚在客厅里的其他客人。罗伯特·桑德斯——或者说桑迪，他坚持让我这么叫他——六十岁出头，不过试试他和别人握手时的力度，你就会感到他把自己保养得很好。根据克雷文在一旁喋喋不休的介绍，我了解到桑德斯是一个投资银行家，他对几家启动规模很小的公司做了风险投资，随着这几家公司在高科技工业领域的崛起，他也因为持有大量股票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桑德斯有一双充满智慧的黑眼睛，当他讲话时，会用尽可能少的词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看来，他是个习惯于节省时间的人。

而他的妻子纳奥米，却一点儿也不具备她丈夫那份从容和一丝不苟。她长着一双深陷的大眼睛，高高的颧骨棱角分明。当她向我伸出手时，脸上挂着生硬的微笑，看上去让人感到畏缩。她确信我们以前没见过面，而我显然也不太可能是她想要结识的人。

“看，我今晚约了她；”当我松开纳奥米·桑德斯不怎么热情的手时，克雷文又在一旁宣布道。

露丝·温斯洛普脸上带着一个精明的微笑，从拄在身前的黑漆藤杖上，抬起她那满是红点和皱纹的手，用一双衰老的黏糊糊的蓝眼睛打量着我。

“别让阿尔伯特骗你，”她的声音听起来比我预料的要有活力，“我对他来说年轻得多。”

“他们说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最早乘船来到海湾时，她就已经在这儿了，”克雷文一边把我从客厅的这边带到那边，一边压低声音高兴地和我耳语。

“在某种意义上，她代表着老旧金山，”他又加上一句，“她憎恨那些新贵，当然包括每一个二战后发家的人。她肯定厌恶纳奥米·桑德斯。”他停顿了足够长的时间来卖个关子，“当然，这就是我同时邀请她们两位的原因。”

克雷文紧接着又把我介绍给一对夫妇，看他们俩的长相，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更像兄妹。查里斯和达娜·亨德里克都有一张友善的圆脸，手和脚都长得很小。他们经营着一家艺术画廊，而克雷文显然足他们的常客。和亨德里克夫妇寒暄之后，我又认识了克雷文公司里的一位年轻合伙人克里夫德·奥弗贝科和他的妻子南茜。

克雷文用恰如其分的寥寥数语，为我描述出每一位客人的突出成就中不可错过的精华部分，尔后活锋不着痕迹地一转，把我介绍成一位将要处理旧金山最有名案件的著名律师。这完全是溢美之词，奉承得体又诚恳。可是克雷文就是有这样的天赋，他使你感到，你远比实际的你要重要得多，你或许当真低估了自己的成就。他能激发起你的虚荣心，使你认为自己在讨价还价时表现得过于谦虚。

克雷文拉着我的胳膊，把我引到一位男人面前。

这个人块头很大，但有点儿驼背，几绺稀疏的灰发梳理得很整齐，伏贴地覆盖着他泛着光泽的头顶。他前额的右上角有一处奇怪的锯齿状疤痕，似乎他小时候曾被从高处扔下来过，或是年轻时遭受过无情的暴打。他有一张丰满的脸，第一眼看上去，你会以为他是一个行动迟缓昏昏欲睡的人。我之所以说这是第一印象，是因为一旦他用那双能洞察一切的蓝眼睛盯着你时，你就会明白你是站在什么人的面前——他的头脑和你可能遇到的任何人一样敏捷。

他手里拿着一杯酒，正和一位女士聊得起劲儿，他们显然刚刚认识。她的眼睛又大又黑，鼻梁挺直，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紧紧地绾在脑后。她的头高高扬起，嘴巴似乎随时会发出笑声。她个子很高，手指修长而优雅。她站在那里，把身体的重量放在一只脚上，而不是保持两只脚的平衡，那姿势就像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在休息。她看上去很有味道，洋溢着一种异国情调，就像从高更的油画里走出来似的：像是那些南部海岛美女中的一位，眼睛如丝绸般光洁，优雅迷人，比任何一个文明教化的产物都更显神秘。

“约瑟夫，”克雷文的双眼熠熠闪光，“请允许我介绍玛丽萨·凯恩。玛丽萨是一位非常棒的餐桌伙伴。我想你们两位会有很好的话题。”

“你好，约瑟夫·安托内利，”她向我伸出手来。我一直注视着她，握着她的手，捕捉着她眼中的笑意，直到克雷文开始给我介绍站在她旁边的男人。

“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克雷文说道。

“安德烈，”等我终于转向他时，他继续说下去，“是——我想我应该说，曾是——一个俄国间谍。”

我瞥了克雷文一眼，想看看他说这话是否当真。然后我再次看了一眼我眼前的那副惹眼的身材。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克雷文刚才所说的话可能是真的。伯格多诺维奇对此加以否认。

“阿尔伯特说的话不是真的。我不是间谍。”他的声音低沉浑厚，有很强的共鸣效果，好像是从我四周发出来的似的。他飞快地瞥了一眼玛丽萨·凯恩。

“我从没做过问谍，”他向她保证道，他的语气里充满着某种逗乐的满不在乎，对那种人而言，真相和谎言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而已。

“我不过是曾在苏联领事馆当过一个下级官员，”他转向我解释说，“阿尔伯特喜欢夸大我的重要性。”

用餐的时间到了。餐厅夹在客厅和厨房之间。

客厅在前，能看到海湾的风景；厨房在后，厨师们已经在那个地方忙了很久；而餐厅里却没有窗户。一盏枝形水晶吊灯悬挂在镶嵌着镜子的四壁之间，用来弥补自然采光的不足。无论你往哪儿看，你看到的都是自己无休无止的重影；而这个房间的大小，仅够放下一张供十二个人使用的餐桌，那种感觉就像是把一位特权人物置于中心，他的每一个手势都成为云集在他身边的崇拜者们纷纷模仿的范本。

餐桌上摆放着法国里摩日出产的瓷器，沃特福德的水晶饰品，还有从伦敦拍卖会上买回来的有两百年之久的银器。待每位客人就座之后，克雷文热情洋溢地宣布，晚餐是由安格鲁·戴尔弗兰克为大家准备的，他是当时城里最受关注的餐馆的厨师，毋庸置疑也是一家最贵的餐馆。他拍拍夹克两边的口袋，仿佛把什么东西放错了地方，然后把手探进衣服里面，掏出一张仔细对折起来的小纸片。

“在这儿呢，”他一边说着，一边戴上眼镜，“这是菜单。”

他的口气就像律师在宣读一个富翁最后的遗嘱，而他面前的听众就像一屋子满怀期待的继承人。

每宣读一条，你都会听到一声欢呼的喘息；紧接着又会听到不好意思的笑声。

我被安排坐在玛丽萨·凯恩旁边。

克雷文朗诵到一半时，她低声问我：“你为什么笑？”

“我只是在想午饭时我吃过的东西，不知道克雷文念的这些是否也那么可口。”我轻声回答她。

克雷文念完了晚餐的菜谱，他把那张纸放到桌子上，摘下眼镜，然后转向早已站在厨房门边的女仆。她是一个白种女人，很年轻，而且相当漂亮。女仆转身打开厨房的门，从她身后飘进来一股热腾腾香喷喷的气味，里边混合着各种不同的气味。餐桌周围的每一位客人，都试图最先判断出每一种味道来自何物，他们仰起的脸上都是一副专注研究的神情。

“你中午吃了什么东西，会让你这么喜欢？”

玛丽萨的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手指相互交叉在一起。她抬起下巴，等待着我的回答，嘴唇边掠过一个奇怪的表情。好一会儿，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和她对视的时间越长，她的眼睛似乎就变得越大，最后，我惟一能看到的就是我自己的一张小小的照片正在回望着我。

“一个汉堡包和一杯巧克力奶昔，”我往后缩了缩，回答道。

她的眼睛亮了一下，一个微笑飞快地在她宽宽的嘴边荡漾开来。

“安托内利先生，这就是你更喜欢的东西？你甚至可以为它们放弃今晚我们要在这儿享用的美味？”

这是一个简单而又直截了当的提问，可是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就像是一个挑战，一个邀请，邀请你做点什么离经叛道的事情。我试着投桃报李。

“我打赌你也会这么做。”她的头微微地摆了一下，嘴角轻轻一颤。

“你得提出要求啊，”她说。我本没有想到这个，完全出于一种本能。

“你愿意离开这儿吗？”我开始了发问，同时伸手去拿腿上的餐巾。

“安托内利先生。”

我把头转向桌子另一侧。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正礼貌地向我点头致意。

“我对你的案子很感兴趣，或许你能给我们说点什么。”

坐在他旁边的纳奥米·桑德斯突然举起双手。

“现在我想起来了！”她大声叫道，听起来很为自己感到高兴。

“你是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她大声宣布，仿佛她自己不知怎么发现了这个公开的事实。

伯格多诺维奇看着她，觉得很有趣，但也稍微有点儿窘迫。

“你就是那个叛国的人，”她嚷着，瞥了一眼餐桌周围所有人的反应。

“我看到你在电视上接受采访，你以前为克格勃工作，对吗？”

那个女仆和另一个比她还年轻的女子一起，悄无声响地开始给客人布第一道菜。

伯格多诺维奇挥挥手，试图表示她刚才说的话不值得理睬。

“我恐怕你把我以前的工作看得过分重要了，”他微笑着抗议道，想要打消任何更进一步的猜疑。

“我甚至也没有真的脱离我的国家，我只是不再回去而已。就像你说的那样，当墙壁坍塌苏联解体的时候，我决定永远地留在这儿。”

纳奥米·桑德斯并不是个能轻易敷衍过去的人。

“但是你在这儿得到了政治庇护。这不是事实吗？你给中央情报局提供苏联间谍的情况，对不对？”

“报纸和媒体撰写和传播很多事情，”伯格多诺维奇回答道，竭力用一种礼貌的方式来转移她追问的话题。

“有时候，”他大笑着说，“他们甚至也能蒙对。”

“他不能谈论那个话题，”纳奥米·桑德斯的丈夫插话进来。

“那都是秘密，”他一边开始吃盘里的沙拉，一边向妻子解释。

“不是这样吗，伯格多诺维奇先生？”

“请叫我安德烈。不过，事情不像你说的那样，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你太太说得对，我的确拒绝回到俄罗斯，而你们的政府慷慨地允许我留在贵国。我很乐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或是你们的政府，抑或是其他任何一位，然而遗憾的是，我所知道的也并不多。此外，现在苏联也不存在了。”

垂在他眼睛上方的柔软厚实的眼睑，眯得更紧了一点儿。他柔软开阔的嘴上浮现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历史最终走到了这一天，”他叹了一口气。

“过去的一切都不再让我牵挂，我更感兴趣的是未来的日子，”他又加上一句，情绪似乎高涨起来。

“如我刚才所言，”他转向我继续说道，“安托内利先生；你的案子太令我着迷了。”

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为了制造某种效果，说起他并不真想谈论的事情时，其技巧可谓娴熟之至。。这迫使我警觉起来，或者说，我已经在自我防范了。或许伯格多诺维奇是有意让你认为自己在密切地观察他，这样他就能采取他想用的方式，最轻而易举地把你操纵于掌心之间。他究竟能有多精明多狡猾，甚至此刻我也没有完全的把握。

“你为什么会对那个案子特别感兴趣？”我反问他，假装出某种漫不经心的样子。

“虽然刚才我那么说，”他用手磨擦着一侧脸颊，接过我的话头开始说道，“但是我还不能完全摆脱过去的影响。我对你的案子很有兴趣，是因为据我从报纸上了解到的情况，你代理的那个年轻人被指控杀死了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参议员，而很多人期待这位参议员有朝一日成为具有相当实力的总统竞选人。他们说凶杀是在抢劫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个案子之所以引起了我的兴趣，当然并不仅仅在于被杀的是参议员富勒顿这样一个地位显赫的人，而是因为我的职业训练使我相信，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

“你一定理解，我们相信历史，顽且是完全相信。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要么是服务于它，推动它的前进；要么就是有组织地企图延缓或阻止它的发展。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偶然性的作用，因为，你看，如果存在偶然性能起作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事情是必然发生的，也就不会有什么必然性了。历史就会变得和一个疯子的梦一样毫无意义。”

伯格多诺维奇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杯中的葡萄酒。他放下酒杯，若有所思地盯着餐桌边缘处的金色镶边。直到我们的视线相遇，他才回过神来。

“当苏联还存在的那个时候，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假如某个像参议员富勒顿那样接近权力中心的人被杀，没有任何人会相信那些报纸上一再强调的说法，认为只是一起‘偶然的暴力行为’。那种说法不可能被接受。”他接着讲下去，脸上挂着淡淡的笑，那笑意看上去有几分嘲讽，又有几分怀旧。

“它会立刻被看做一起阴谋，目标直接针对苏维埃政权的核心。随之是一场全面展开的调查，任何人如果被当局认定是国家潜在的敌人，就要接受审讯；如果他们的清白存在任何疑点，那么他们都会遭到惩罚。”

“惩罚？”我禁不住问。

伯格多诺维奇笑了笑，又敲了敲自己的下巴。

“后脑上挨一枪，或者也可能，”他舒了一口气，脸上的线条变得柔和了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听起来好像我们也该试试，”罗伯特·桑德斯吃着沙拉，愉快地咕哝着。

伯格多诺维奇不想接他的话茬儿，朝桑德斯递过去一个歉意的微笑。

“总而言之，安托内利先生，我要说人们迥然相异的接受方式让我深感震惊——这儿的人如此情愿地相信，发生在像参议员富勒顿这样一位政要身上的凶杀案，会是出于所谓的偶然；如果在苏联，就没人会相信这种说法，因为那里的人相信，没有任何事情，至少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会偶然地发生。”

罗伯特·桑德斯放下餐叉，用餐巾擦了擦嘴。他紧紧地抿着嘴唇，突然摇了摇头。

“你似乎忘记了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政要被害事件并非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是偶然事件。你肯定不相信肯尼迪暗杀事件是某种‘偶然的暴力行为’吧？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个有计划的阴谋，而且每个人也都知道谁牵扯其中，”他大声说道，想诱使伯格多诺维奇加以辩驳。

而伯格多诺维奇却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中央情报局和黑手党千的，”桑德斯很快就失去了耐心，自顾自地解释道。

他的妻子转了转眼珠。

“我觉得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干的，”她的话听起来枯燥元昧。她闭上嘴，摆出一副厌烦的怀疑态度，吸吮着两颊，直到它们紧贴到牙齿上。

她丈夫看起来不太高兴，冷冷地扫了她一眼。

“当然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他不耐烦地说。

“这谁都知道，而且大家还知道不是他一个人千的。”

“啊，不过事情看起来像是他一个人于的，”阿尔伯特·克雷文坐在餐桌尽头主人的席位上，这时他往前倾了倾身体，插起话来。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既然至少还有一些苏联档案能派上用场，那安德烈或许可以说点什么。我们知道苏联方面认为，奥斯瓦尔德实际上可能是个美国密探；即使他不是，他们也认为他很危险，不怎么可靠。”

克雷文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伯格多诺维奇。他的厚嘴唇微微地张开着，当他去捕捉克雷文的每一个字眼时，他下意识地叩动着前面的牙齿。他眼睑外侧皮肤的折痕刻进眼角，眼角的轮廓比我先前注意到的显得稍微锋利一些，这使他看上去有点像亚洲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带有蒙古人的面部特征。我曾经看过列宁的照片，那些照片也给我留下了同样的印象。

伯格多诺维奇回答得很婉转。

“我过去常收到一些俄罗斯老同事的来信，”他的手在桌沿儿上滑来滑去，眼睛跟着自己的手来回移动。等他抬起视线时，他的眼睛开始熠熠闪光。

“你们知道他们想问我什么？”他提问的时候用了一个夸张的手势，吸引了整桌人的注意。

“他们想知道当某个人，比如一个作家或是一个电影制片人，向他们了解有关肯尼迪暗杀事件的内幕时，提供哪一类故事能赚到最多的钱。很有讽刺意味，你们不这么认为吗？”他加强了语气，把杯子举到嘴边。他喝了一口酒，然后环视四周。

“当我们是对手时，我们说什么你们都不信；当我们不再敌对时，你们几乎欣然接受我们所说的一切。”

资格最老的露丝·温斯洛普伸出因关节炎而变形的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下，突然不容置疑地断言：“苏联人杀了肯尼迪，奥斯瓦尔德是为他们工作的。”

伯格多诺维奇由衷地大笑起来。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那完全没有理由。”

“古巴导弹危机，”罗伯特·桑德斯很警觉地说，显然，暗杀的主谋可能是苏联人，而非中央情报局，这激起了他强烈的兴趣。

“肯尼迪迫使赫鲁晓夫改变主张，他们出于报复就杀了他。”

伯格多诺维奇笑得更厉害了。

“如果我们要为此杀人的话，那也应该是杀卡斯特罗！”他大吼了起来。

“那个傻瓜要把我们全都杀死！”他挥动着双手。

“你们真相信我们打算为古巴问题和美国陷入一场核战争吗？”

桑德斯这会儿有把握了。

“那么是中央情报局干的？”

伯格多诺维奇从胸前的口袋里取出手帕，擦了擦鼻子。

“中央情报局！”他轻蔑地咕哝着。

“是的。我看过你们的电影，也读过你们的书，里面那些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描述都很有娱乐价值。”

桑德斯没有回应他的话，反而专注地享用起面前的食物。这场讨论显然已经接近了尾声，可是阿尔伯特·克雷文却不肯放过一个挑起争论的机会。

现在我开始发觉，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有这样的机会，他都不会错过，至少是引起一场礼貌的争论。

“不过，安德烈，”他和蔼地提示道，“你一定得有个是非观念。对约翰·F·肯尼迪被暗杀的经过和原因，持有一个是非判断，几乎是作为美国公民的一个条件。”

伯格多诺维奇挑起眉毛，微笑着开了口。

“很不幸，”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不是一个美国公民，而且对于是谁杀了约翰·F·肯尼迪，我的确也没有一个定论。”

说完，他转过脸来，把视线从阿尔伯特·克雷文身上收回，投向餐桌对面的我。

“很奇怪，是吧？所有这些拿这件事情拍电影做文章的人，他们总是想知道谁会从肯尼迪的死中获益。不过，尽管他们也对越南战争的题材兴趣浓厚，可他们显然忘记了J·埃德加·胡佛曾经如何强烈地反对肯尼迪政府在公民权力方面试图采取的行动。”

“你的意思是说，J·埃德加·胡佛派人谋杀了约翰·F·肯尼迪？”我随口问道，而我身边的人此刻都在将信将疑地看着他。

他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我感觉到他在琢磨我，似乎想要弄清楚，我还能从他的话里得出什么更深层的结论，无论这些结论多么富有争议。

“不，当然不是，”他回答道。

“我只是想让你们看到，他们的这些阴谋理论能演绎到多么牵强的地步。我刚才已经说过，”他把整个话题轻描淡写地一句带过，好像刚才的争论只不过是偶尔偏离了餐桌上交谈的主题，“我对这件事的了解肯定比在座的诸位还少。”

菜一道接一道地被送上餐桌。每上一道菜，他们每个人都要发表一番评论；好像是在参加一场接力比赛，一个人讲完后，后面的人接过话头，竭力讲出些前面的人还不知道的关于这道菜，或者它的准备过程的事情。人们对那些菜进行了类别研究；比较它们的异同；然后得出结论；命题已经预先设计好了，人们只需去质疑、讨论和反驳；中世纪的僧侣们也曾以同样的才智和热情，辩论过一枚钉子的尖上能站立几位天使。

我觉察到一只手碰了一下我的袖子，我向玛丽萨·凯恩侧过头去。

“来之前你知道是要参加一个关于戈尔根朱勒干酪的讲座吗？”

直到我的眼睛与她的目光相遇，我才回过神来。

“耶稣会的头儿，1563年到1576年。他被当做异端分子加以折磨，强迫他听别人不停地朗读法国大饕餮者圣安东尼修士的食谱。你说的是他吗？”

“应该是，”她忍住笑回答道。

在最后一道菜终于被送上餐桌，评论完毕也品尝停当之后，我们开始喝咖啡。

“我想刚才大家讨论历史和偶然的相互作用，把我们俩早些时候的话题岔开了，”伯格多诺维奇一边说着，一边在嵌有红色和金色的半透明的瓷杯里搅动着银勺。

“安托内利先生，我对你的案子真的很感兴趣。你能给我们谈谈这个案子吗？杰里米·富勒顿的被杀是一次偶然，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历史？安托内利先生，你怎么看？”

他的谈吐坦率而又亲切，可是在那后面似乎隐含着某种东西，它远远超过简单的好奇。我几乎开始相信他一定了解些什么，一些和这个案子或者富勒顿有关的内幕，或者是关于某些我本人至今还不了解的东西。

“他不会说的，”不等我立即作出回答，罗伯特·桑德斯就插了进来。他朝桌子这边伯格多诺维奇坐的位置望过来。

“一个律师不会对你说他的委托人是罪犯。”他解释说。

“那不是我的委托人干的，”桑德斯那种自鸣得意的武断让我愤怒，我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让我来回答你的问题，”我接着说，身体从餐桌前往后移了移。

“我不知道它是否和历史的必然有关，但它无疑占有更大的偶然性，至少对于我的委托人，一个被卷入其中的优秀青年哈迈尔·华盛顿来说，事情是出于偶然。”

“他只是碰巧在富勒顿的车里？”桑德斯不无讽刺地问道。

“不，他不是碰巧在那辆车里，”我多少表现出一些恼怒之色。

“他出现在那辆车里，是因为深夜下班以后，他沿着街道往前走时，听到了一声枪响，又听到车门被猛地一关，还有某个人跑远的脚步声。他之所以到车里去，是因为他觉得什么人可能受伤了，他或许可以帮助那个人。”

“你好像忘记了一点，”桑德斯又说话了，“你的委托人有一支枪，就是杀死富勒顿的那支。不仅如此，他还想用它朝一个警官开火。”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愤怒越来越强烈。我不耐烦地摆摆手，摇了摇头。

“首先，他没想朝任何人开枪。其次，他捡起手枪——假设他捡起了手枪——，”我的声音很低沉，“是由于惊慌，因为他听到了响声，以为是凶手又回来了。”

作为一位投资银行家，桑德斯因为深谙数字运作之道而大发其财；但他却对事实缺乏起码的理解力，甚至更缺少容忍度，而事实往往比一个孤立的解释更有说服力。他带着一种占了上风的感觉，提醒我一个显然已被我遗忘的细节：“他还拿着参议员的钱包。”

我看了他一眼。

“他去车里救人。他检查了一下脉搏，发现人已经死了。他看到了地上的枪。他拿起车用电话，想要打电话求助，又决定最好先搞清楚死者的身份。他从那人的上衣里取出钱包，就在那时，一道灯光照进车窗里。他蜷缩着伏下身子，手里还拿着那个钱包。他想凶手可能已经回来了，他想凶手听到了他打开车门，他想凶手认为他将是一个目击证人，要来杀人灭口，他决定逃离现场。”

桑德斯似乎没什么反应。他扬了扬眉毛，翕动了一下鼻孔，一副屈尊接受的样子。

“是啊，唔，我猜想你不得不提出某种推测。那是你的工作，对吧？”他俯下身来，开始搅拌杯子里的咖啡。

伯格多诺维奇密切地关注着我们的交谈，他的嘴上挂着一丝心满意足的神情，就像一个超然的观众，即使比赛是在业余选手之间进行，他也能从中得到乐趣。

“那么，安托内利先生，请告诉我们：如果你的委托人没有杀人，那谁是凶手？又是一个偶然事件，或者是某种历史的必然吗？”

我用两个大拇指撑住下巴，把手指轻轻地扣在一起，在伯格多诺维奇细长的眼睛里搜寻。他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促使我想去信任他，而与此同时，另一种或许更深层的本能却在不断地阻止我。我放下手，把座位转到侧向桌子的角度。

“我不知道是谁杀了他，”我坦言承认。

“有一种可能，就是报纸上已经说过的：一次后果严重的抢劫。只不过，凶手不是哈迈尔·华盛顿，而是别的什么人。”

我看了一眼玛丽萨·凯恩，又一次感觉到那种神奇的磁场，和我曾经感觉到的一样。我把视线转向罗伯特·桑德斯，想看看他对我的话又会作何反应。

他正好刚放下杯子。我发现他稍稍向后拉了拉袖子，试图看看时间，但又不想让别人觉察。

“富勒顿上了车，”我转回头来，接着对伯格多诺维奇说道。

那一刻，我想，我和伯格多诺维奇都觉察到了一丝默契，一个瞬间的共识，那就是罗伯特·桑德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停顿了一下，冲他微微一笑。

“富勒顿上了车。某个人拿着枪闪进乘客座位一侧。富勒顿加以反抗，或是拒绝，或是做了什么，于是这个劫匪就对他开了枪。这足以解释他为什么丢下了枪和钱包：出于杀人后的惊慌。他不得不逃走。他知道会有人来，而且在那个大雾天，有什么人可能恰好就在街角附近，甚至可能是警察。”

“如果只是一次糟糕的抢劫，”罗伯特·桑德斯盯着天花板，竭力让语气显不出厌烦，“那家伙逃跑得如此匆忙，以至于他没能费心带走钱包；他又是如此惊慌，以至于把枪扔下，既然如此，他怎么还会沉着地擦净自己留在凶器上的指纹呢？”

看来，他已经从报纸上得知了一切，对他愿意了解的案情已经一清二楚。

“或许他戴着手套，”我耸耸肩答道。

“哈迈尔·华盛顿那天晚上就戴着手套，天气很冷。”

“你说那是一种可能，”伯格多诺维奇提示我。

“还有另外的可能吗？”

“是的。假定那根本不是一次抢劫。假定有人预谋杀死富勒顿。那会怎么样？”

“我不太确定我是否听懂了你的意思，”伯格多诺维奇身体向前倾着，眼睛仍然注视着我。

“你仍然会看到同样的结果，”我向他解释道，“某个人开枪打死他，不带走他的钱包，并且把枪留下。”

伯格多诺维奇猛地举起手，大笑起来。

“我还是不太明白。”

“假定某个人杀了他，并试图让一切看起来像一起抢劫。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他把头稍稍侧向一边。这时，他的眼神有些黯然，似乎在思考什么。

“他为什么不带走钱包？”

然后，他的脸又焕发了光彩，我知道他已经给自己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那是因为，如果他拿走钱包，如果他有时间拿走钱包，那他有什么理由留下枪呢？”

“是的，”我表示同意。

“那支枪是一件廉价的星期六晚上的特价品——那种枪不会被用来暗杀，而如果从某个企图抢劫陌生人的少年身上找到，每个人都不会感到意外。”

“就没有别的可能吗？”桑德斯插了一句。

“事情就是以警方描述的那种方式发生的。你的委托人杀了人，而警方在他企图逃跑时打中了他。”

“不，桑德斯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那种可能并不存在。，”

桑德斯跷着二郎腿，把胳膊使劲儿伸展到椅子的后面。，他把头仰到足够的高度，以便他能从鼻子下方俯视我。

“这里面包含的一切都很有趣，安托内利先生，我相信你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辩护人，但是杰里米·富勒顿是我认识的人，所以，如果我对那个杀死他的小阿飞并不抱有足够的同情，请你无论如何谅解我。你会输掉这个案子的，安托内利先生，肯定会像我们的这位朋友输得一样惨，”他说着，冲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就座的大致方向轻蔑地点了点头。

“输？很抱歉，”伯格多诺维奇向他提出质疑，“确切地说，我已经输掉的应该是什么呢？”

桑德斯在空中挥了挥手。

“你，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那就是我想说的意思，”他急躁地解释道。

纳奥米·桑德斯有意识地转了转眼睛。她刚想张嘴说点儿什么，还没等她开口，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先讲话了。他的话一出口，就立即引起了震动。

“是什么使你认为我们输了？”

罗伯特·桑德斯盯着伯格多诺维奇，他好像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我同意你的说法，”伯格多诺维奇带着和蔼可亲的微笑谈论着，“当然，看起来似乎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赢了。”

“似乎！”桑德斯吼了起来。他放下二郎腿，两脚钉在地上，又把胳膊肘都支在桌子上。

“资本主义似乎赢了。听我给你说说。我们在硅谷一年创造的财富就比俄罗斯下一个十年可能的经济总产值还要多。”

他轻蔑地摇着头。

“似乎！”

“但是，假设这根本不是历史的终点，而只是一个阶段，那会如何？要是马克思最终并没有错呢？要是苏联不得不被瓦解，然后历史超越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呢？新世界的市场经济，这种让你们所有人富得惊人的经济模式，如果不废除国家之间的边界和保护主义政策，那些被马克思看做是历史发展的障碍，资本主义后期残余的国界和政策，那会如何？不管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你们全都已经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伯格多诺维奇垂下眼睛，他面前放着一个细长的杯子，他用粗粗的中指指尖在杯沿上来回划动。一丝狡猾而又微妙的笑意悬在他的左边的嘴角上。

“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的最后阶段不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马克思所说的‘国家的消亡’，”

他说着，转头瞥了罗伯特·桑德斯一眼。

“那不是你们的人民真正期望的吗——根本没有政府？那不是你们的人民真正的信念吗——经济发展高于一切？不是那样吗，桑德斯先生？政治、政府都无关紧要，只有奔向全球市场的自由通道才最重要？现在，桑德斯先生，你是否考虑一下，你们通过这么做就能达到那个自由世界，通过把一切都转为一个经济发展和全球市场的问题，运用科学制造产品，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你们不是离马克思预言的历史的终极越来越近了吗？那个终极目标的实现不是通过苏联所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通过——因为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我简单地把它叫做‘市场社会主义’，通过它的胜利来实现的。”

虽然桑德斯竭力摆出一种平静礼貌的姿态，但是他几乎不能克制内心沸腾的怒火。

“那是很有意思，伯格多诺维奇先生，”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容分辩。

“不过，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事实很简单：冷战已经结束，我们赢了。”

“是的，”伯格多诺维奇承认这一点，“你说的非常正确：冷战已经结束。”

他停了停，似乎是在考虑接下来说什么，或是在想，如果再多说些什么，会有怎样的结果。他刚才说话的声音在整个房间里回荡，好像说话时使用了巨大的力气和能量；而现在，当他又开始讲话时，他的声音和耳语差不多，也不像刚才那样挥动着手做出大幅度的手势，脸上充满生动的表情，而是带着一种厌倦的冷淡耸耸肩，把两手交叠在大腿上。

“但是你们赢得了什么？五十年来双方都认为他们在忙着做某些重要事情。我们之间的竞争在双方所做的每件事上都强加上了一个教条，对两国来说都是如此。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过我在两个国家都生活过，我相信美国和苏联都有一种感觉：一方相对另一方而言，都是必需的；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对方的镜子，任何一方的毁灭都会导致另一方的毁灭。是的，桑德斯先生，冷战已经结束；可是冷战持续期，我们大家都忙于斗争，去争取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甚至认为那些比我们本身还重要。现在我们有什么？当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否认灵魂存在的时候，你们美国人似乎还没意识到你们失去了曾经拥有过的灵魂——我说这话，桑德斯先生，并不完全是在讽刺什么。”

没有人很清楚这时该说些什么。阿尔伯特·克雷文抓住时机宣布，我们在座的诸位都将荣幸地见到为我们准备晚餐的著名厨师。餐桌上的气氛旋即缓和了下来。每个人都立刻开始说话，能够谈论他们理解的事情，或是某些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这让每个人都很满足。厨师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嘴唇上留着一撇小胡子，脸上的微笑看上去没什么诚意，很显然他的名字也是精心设计过的，做作得让你禁不住怀疑他是个骗子，他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派头活像一个巡访的高官，来听取下层民众的意见。

我看了一跟对面的伯格多诺维奇。他在对自己微笑，我觉得那笑容非常伤感，他就那样苦笑着，慢慢地喝下杯里剩下的咖啡。我还没来得及移开视线，他的眼睛就捕捉到了我。我们相互打量了好一会儿，就像两个来自同一国家的陌生人，发现他们同时站在异国的土地上。

“那么你在俄罗斯还有家人吗？”我问他，想知道远离家人的滋味是否就像被放逐一样。

“没有，”伯格多诺维奇说话的语气很轻。

“我是父母惟一的孩子，他们在我年轻时就死了。现在我没有亲人。”

当晚宴结束，大家相互告别时，玛丽萨·凯恩问我，我在城里是否和朋友们住在一起。

“我住在圣弗朗西斯饭店。”

她稍稍把头侧向一边，脸上带着古怪的表情。

“你有车吗？”

“没有，”我回答道，“你需要车吗？”

我的回答似乎让她更开心了。

“不，我不需要车，我有车。可是你怎么去饭店呢？”

我终于明白了。

“坐出租车。”

“我开车送你吧，”她轻松地说，眼睛里满是打趣我的笑意。

“顺路吗？”

我觉得她快要笑出声来了。

“绕得不远。”

她告诉我，我们要走的这条路是景观路，而从她说话的口气中，我预感到那将会是不同寻常的。我们开上一条狭长的街道，路两边是一些三层的木质结构的建筑，车库的门都对着路边，房顶探出一扇扇三面有玻璃的窗户，既可以采光，又能远眺夜色中海湾灯火闪亮的风景。每过一个街区，路面似乎就更陡一些；好像要踩足油门，车才能往前开。当我们到达最高点，在信号灯前停车时，我尽量不让自己去考虑，如果这时不踩刹车，我们的车会以多快的速度往后倒滑。

“这是在旧金山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在这些山上开车，”她说着，一边转弯，一边匆匆看了我一眼。我们开了不到一个街区，她问我：“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我们在诺伯山，”我看着窗外回答她。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旧金山。我小时候常常来这儿过夏天。”

我们从费尔蒙特大饭店的前面开过。闪亮的黑色加长轿车排成长长的—列，而此刻，一位身穿缀有金黄流苏的猩红色上衣的领班，正挥手招呼着下一辆车泊进停车位置。

“你和阿尔伯特·克雷文很熟吗？”我问她。

她拐上加利福尼亚大道，车开始急速下行。车下的道路在颤抖，因为两条马路之外，一辆有轨电车正沿着铁轨，倾斜着向最高处爬行。

“‘去往星星的路，爬到中途’，”

她哼着歌。把有轨电车和这首有名的歌联系在一起，她的眼睛因此而闪烁着光彩。

“有些人喜欢托尼·贝奈特和他那首《我把心留在旧金山》。别误解我的意思，那首歌也很棒，真的。不过我更喜欢这首《旧金山》，可能因为我总是喜欢朱迪·戈兰特。他们俩当中你喜欢哪一个？”

“朱迪·戈兰特。你会不会以为那只是我嘴上说说而已？”

“你会吗？”她问我时，用那双愉快的扑闪着长睫毛的眼睛飞快地扫了我一下。

“如果你认为那是我想听到的，你会因此而撒谎吗？”

我愿意对她说出每一个她想听到的谎言。

“决不会，”我大笑着发誓说。

“不过，如果我对某一点还没有固定的看法，我倒可能附和你的意见。”

“那么，你对很多事情都有固定的看法哕？”

“只对朱迪·戈兰特。好，现在请告诉我，你真正认识阿尔伯特·克雷文有多久了？”

“我认识阿尔伯特已经好多年了，”她回答我的时候，声音突然变得温柔而深情。

“我开第一家商店时，他帮我处理法律事务。”

“第一家商店？”我一脸茫然地问。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答应帮我，”她接着说下去。

“我除了一个开店的主意什么都没有，没有经验，也没有多少资金。我去找他是因为别人告诉我，在处理这类事务上，阿尔伯特·克雷文是城里最好的律师。我想要最好的，”她灿烂地露齿一笑，有点儿自嘲。

“我从来没认真考虑过，那可能要花很多钱。当他对我说出佣金的数目时，我看上去一定像是刚吞下什么可怕的东西。可怜的阿尔伯特！他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同情我。他不承认这一点，但那的确发生了：他同情我，并且决定帮助我。他做了我的律师，惟一的报酬只是商店少量的股份。”

“是哪一类商店——我是说，你开的第一家店？”

“女装店。我把它命名为‘肉体之路’，”她说话的时候眼睛分外明亮。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我喜欢那本书，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你的商店。不过，这个店名很不错。”

“你读过萨缪·巴特勒的作品？”

“很久以前看过。不过，如果你认识阿尔伯特那么久了，你一定也认识我的表兄，克雷文的搭档。”

她迷惑不解地看着我。

“阿尔伯特的搭档？”

“鲍比，我是指罗伯特·麦德林。”

起初，她似乎不敢相信。

“你是鲍比的表弟？”她瞥了我一眼，然后又转回去，看着前方的车道。

“鲍比的妻子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我们驶过了那条不寻常的道路，一路开往加利福尼亚大道的尽头，有轨电车的车轨在那里中止，然后从市场大街掉头开到鲍威尔街，又在联合广场附近跑了不多的几个街区。她把车停在饭店门前。

“哦，我想起来了，明天一早我要开车去纳巴山谷，”我刚要打开车门时，听到她对我说话。

“你想一起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