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玛丽萨·凯恩在圣弗朗西斯饭店门前接我上了车。

“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她静静地笑着，递给我一杯冒着热气的清咖啡。

她那辆绿色美洲虎敞篷车的顶篷昨晚是拉上的，不过今天早晨被她折起来，收到后面去了。她的头发束在一条深红色的丝质头巾里，一副黑色太阳镜遮起了眼睛。我们驱车穿过城市空荡荡的街道，驶上金门大桥。那一刻，太阳从海湾那边低矮的群山间升起，阳光几乎要刺瞎我们的眼睛。暗淡的蓝色苍穹迅即改变了颜色，先是粉色，继之猩红色，再是金色。清凉的风拂过我的面颊。海湾在大桥下方泛着银光，平静闪亮如同一面镜子。我竖起夹克衫的领子，把身体往下滑了滑，直到头刚好靠在真皮座椅的顶端。

她行驶在靠近护栏的外侧车道，车开得非常平稳。在早晨的阳光下，数以千计的建筑在海湾四周更远的空间里蜿蜒起伏，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贝都因人露营地，他们似乎经过一夜漫长的旅途刚刚抵达，而当太阳滑下遥远的地平线时又将重新起程。

“你知道吗？”车开到中途时，她对我说，“有一千多人从桥上跳了下去，但其中没有一个人是从桥的那一侧跳下去的。”

我们离得那么近，甚至能触碰到彼此的肩膀；可是她的声音虽然清晰，却像是来自遥远的地方。

“他们跳的时候，总是面对着这座城市。”她接着说下去。

“他们想去死，那一刻惟一能想到的是，再看旧金山最后一眼。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她说着，自嘲地轻声笑了一下，“不过，我觉得那里面包含着某种更精彩的东西——某种伤感、缠绵、浪漫的东西。”

我抬起头，看着两侧的那些钢缆，它们看上去就像被拉向两端的竖琴琴弦。

“我觉得那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奇怪。你会那么做吗？”我停顿了片刻。

“从这桥上跳下去，如果你打算结束自己生命的话。”

“不，”她说着，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如果我想死的话，绝对不会用这么公开的方式。我会找到某种药的处方，就是某种让人感觉不到痛苦的东西，我可不是那种能忍受什么疼痛的人，然后我会躺到自己的床上，闭上眼睛睡去，永远不再醒来，”她说着，声音越来越弱。

“你呢？”过了一会儿，她脸上又充满了表情，问我同样的问题。

“你——会从桥上跳下去吗？”

“我有点恐高，”我坦率地承认。

“除此之外，落到一半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改变主意。”

她关切地看了我一眼。

“这样开车过桥，会不会湍让你觉得不舒服？”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胆小鬼。

“不，”我回答她，“一点事儿也没有。”

然后，为了让我的谎言听起来可信些，我又说了一句实话。

“不过，我觉得我不想步行过桥。”

她猛地抬起头，飞快地看了我—眼，等我们驶下大桥时，她换了车道。

“那么，你愿意和我一起在桥上走吗？”她问我，声音里央着一丝开玩笑的轻快。

“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我保证。我喜欢高处，喜欢高处的风景。我不会从桥上跳下去的，真的，”她大笑着说，一边加大油门。

“但是有那样的时刻，伟大的辉煌的时刻，你禁不住希望，能够从世界的边缘一步跨出去，融入夕阳之中。”

听她描述的口吻，好像这是某件可以想像到的最简单的事，又好像这是惟一一件你曾经真正想做的事，尽管在这之前你根本没有哪怕一次这样的想法。

我们继续向北行驶，离海湾越来越远。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开进了纳巴山谷，沿着狭长的街道蠕动着穿过圣海伦娜。开到城区的另一边，我们穿过了一条树的廊道，道路两边的黑色树木长到高处，像是要尽力触到对方似的，树冠和树冠交叠在一起。出了这条树的廊道往右开，映人眼帘的是一排排满是灰尘的葡萄树，好像是某支绿色着装的军队，掠过山谷，漫上了环绕四周的山丘的半山腰。

玛丽萨没按车喇叭就横穿马路，把车开进了一个巨大的用砾石铺成的停车处，那儿已经停满了旅游巴士和私人轿车。

我们夹在一群陌生人中间，跟着人群走进一个在山坡上凿出的地窖，倾听着导游用回声很大的声音给我们解释，为什么葡萄酒能在这些巨大的橡木桶里保存如此之久——他说的那些橡木桶成排地摆放在光滑的水泥地面上。在我们看完了所有该看的东西之后，参观终于结束了，我们踉踉跄跄地走到地窖外的阳光下。玛丽萨不得不抓住我的袖口来保持身体的平衡，她又为自己的尴尬而大笑起来，笑过之后便恢复了常态。

我买了两份软饮料，和她一起在一张石凳上坐下来。石凳的前方是那座细高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楼房，它最初是为这里的葡萄园主修建的。历经岁月，它曾被用作葡萄酒厂的办公室和品酒间，现在成了一家为游客提供礼品的商店。

“我第一次离开这儿，去旧金山那时候，”玛丽萨沉浸在回忆里，回想着某种永远逝去的东西，“你在某个星期六或是星期天上山到这个地方来，在你喜欢的任何一家酒厂里停下来，你几乎看不到任何别的人。”

两对年轻夫妇从礼品店里一起走出来，手里拿着印有葡萄酒厂标志的购物纸袋。

“就这样一天下来，如果你去的地方足够多的话，”玛丽萨继续说着，“你几乎能感到薄醉微醺的快意。”

她向后伸直修长的胳膊，把腿舒展到前面，迎着太阳仰起头，她的脸在阳光下发出一种光泽。

“那时候比现在好，我想。”

我们周围都是从礼品店里出出进进的人，他们踩在砾石铺成的路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空气中充斥着他们窃窃私语的声音；而这一切仿佛都来自远处，远远地被隔在我们两人坐的地方之外。

我弯下腰，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用一节小树枝刮着地上的土。

“那时候我们更年轻，”我提醒她。

“那时没有这么多人，”她说着，声音柔和而又空灵。

她一直都闭着眼睛，翘着头，似乎那样会离太阳更近些。

“那时的人，”她轻声地低语着，慢慢地把脸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的温暖，“比现在我认识的人更让我喜欢。”

她睁开眼睛，把脸转到能看到我的一边。

“当然也不是所有我现在认识的人。不过，这真奇怪。”

我慢慢地划动着手里的小棍儿，使劲地刻出最后一个数字“8”。

“什么事儿奇怪？”

“你竟然是鲍比·麦德林的表弟。”

“为什么你觉得奇怪？”我看了她一会儿，重又低下头，搅动着地上的土，直到那个“8”看不见了，我便开始写另一个数字。

“你和他没有一点儿相似之处。”

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我有意把视线停留在小棍的尖上，拿着它一直不停地划来划去。

“鲍比那么开朗、率性，甚至从来没有不开心的时候。他总是能逗我笑。”

我开始微笑起来，并不完全是因为她对鲍比的评价这么准确。

“鲍比从不板着脸，或者说，几乎从不显得一本正经；而你呢，总是一脸严肃，甚至在你不想那么做的时候，也是如此。”她又想起了什么。

“甚至是你走路的样子。”

“我走路的样子？”我问她的时候，笑得有些难为情。

“看鲍比走路的样子，好像他并不在意自己要去哪里；而你走路时，好像总是一副不得不赶赴某地的样子。”

我知道她的意思，至少明白她对鲍比的判断。那就是他一贯的姿态，似乎能在任何时刻去往任何他想去的方向。

“鲍比曾是全美最佳运动员。”我开始给她解释。

她好像没听到我的话，抑或是听到了，却全然没有在意。

“我上大学的时候，认识过一个像你这样的男孩，他也总是那么严肃，那么认真。”

她歪过头来盯着我，仿佛想要确认什么似的。

“他有一双和你一样的黑色的眼睛，像在沉思一样的眼神。我原本会爱上他的。”

她停了一下，然后眼睛闪亮着说道，“或许我曾经爱上了他，只是从来没对自己承认过。”

我有点儿不理解。

“你不想和他恋爱吗？”

“我不能那么做，”她回答我，微笑里带着一种无声的悔恨。

“我知道，我们会相爱的，如果我们一直见面的话。所以。我们第三次约会之后，”她又笑了。

“约会！我们只是下午出去喝咖啡。我对他说，我们不能再见面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耍着十九岁的小聪明回答他，我的心不想受到伤害。对，我是那么说的。不想受伤。”

她耸了耸肩膀，然后轻微地，几乎不易觉察地来回摇晃着脑袋，像一个愉快的不怎么爱生气的观众，在欣赏着自己青年时代的表演。

“我们从校园走过的时候，草地上覆盖着秋天的最后一次落叶。空气冷得刺骨。我记得当他开始告诉我，我的话没有任何意义时，我能看到他呼出的气息。他不是那种对任何事情都听之任之的男孩，他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存在的理由。我觉得他真的那么认为，”她说着，敏捷地瞥了我一眼，“如果你为什么事情找了一个理由，他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理由，并且说服你放弃自己的想法。”

她咬了咬嘴唇，伤感地对自己微笑着。

“我告诉他我们不能再见面，我告诉他我母亲总是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带回家的男孩不是犹太人，我就永远别想再踏进家门。”

我看着她，不太确定是否该相信她的话。

“那么他对此说了什么？”

“他不相信我的话，最初不信。他知道有人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他没想到，犹太人里同样也有对外族人的排斥。”

她没再接着说下去，我也不好多问什么，我们开始谈论别的话题。聊了一会儿，我们离开葡萄酒厂，开车上路。车继续向北，驶过沿着西面群山的山基修成的道路，途经大片覆盖在山谷底部的葡萄园，最后终于抵达加里斯多格的郊区。高高悬挂的广告牌上，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正从一张涂满了棕色泥浆的脸上向外张望。从这个标志来看，发现于一个世纪以前的最原始的加里斯多格泥浆浴，保证能把身体的各种毛病从每一个毛孔里驱赶出去。

我们停好了车，开始步行前进。小镇不大，进出只有这么一条不太长的路，沿途挤满了身着短袖运动衫的游客。我们一到路的尽头，看到一座两层的涂着白色水泥外墙的小旅馆，就赶紧逃离人流，躲进里面的餐厅。

足足等了三十分钟，我们才等到一张桌子。侍者招呼我们去外面的平台，看看摆在周围的木桌子有没有空的，自己找一张坐下来。我们马上接受了他的邀请。我们在里面找到一张靠近护栏的桌子，正下方是一条狭长的布满石块的小河。秋天的雨，如果下过的话。也是在数月以前了。浅浅的河底已经于涸，裸露的部分开始出现裂纹，满是易碎的棕色的芦苇秆儿。阳光透过一棵橡树的树权，在桌面上投射出一些格子形状的图案。在这温暖寂静的空气里，一切事物的运动似乎都那么从容，如同透过柔光下的微尘所看到的那样。

“劳伦斯·戈德曼，”当我问她是否听说过这个人时，她从菜单上抬起视线，把这个名字又重复了一遍。一丝微笑从她的下嘴唇上荡漾开，停留在她的嘴角上。她放下菜单，把自己点的东西告诉了侍者。

“每个人都认识劳伦斯。你认为我不认识他吗？”她的表情让我意识到，我的话险些伤害了她的感情。

“不，当然不是，”我向她保证。

“我就不认识他；而且，看起来我好像是惟一一个不认识他的人。”

面对这么一个只知劳伦斯·戈德曼其名的人，她急于说出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这个人的一切。她非常热切，我觉得甚至是有点儿兴奋。

“每个人都认识劳伦斯·戈德曼，是因为劳伦斯为此花了五十年，或许更多的时间，”她开始给我讲。

“每一个社会活动，只要有他出席，报纸上总是第一个提到他的名字；每一次慈善捐赠，在所有参与支持的富贾名流中，他的名字也总是排在名单的第一位。我认为在这个城市的每一座建筑上，你恐怕找不到一块上面没有他名字的牌匾。”

侍者上菜的时候，她停顿了片刻。

“谢谢，”她对布置停当的侍者致谢，“看起来棒极了。”

这样的话他一天大概已经听了无数次，但是从她嘴里说出来，听到她那富有魅力的声音，他的反应会让你觉得，好像在这之前任何人都没有为什么事感谢过他。

她拿起叉子，然后又放下了。她把身体往前倾了倾，眼睛迅速地扫了一下两边，像在扮演某个密谋者的角色。

“直到阿尔伯特·克雷文解释给我听，我才知道他是如何完全利用别人的钱来做到这一切的。这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天赋：利用别人的财富，为自己赚取慷慨的名声。最糟糕的是，”玛丽萨不屑地撇撇嘴，似乎觉得很可笑。

“任何人并不是全凭运气，就能做到这一切。”

她立刻注意到了我眼里迷惑的神情。

“劳伦斯，”她向我解释道，“他很会说服别人。”

她瞪大眼睛，嘴上挂着奇怪的微笑。

“律师可能会把这种行为看做一种敲诈。劳伦斯掌握着城里大部分很有经济价值的房地产，一些人认为他拥有半个旧金山。当然劳伦斯也从来不试图打消人们的这种印象。他的运作方式真是相当独特。其他人比他有钱，而且至少有人会想到，政府官员们比他有权；但是那些比他富有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拥有他这样的影响力，而那些把持着政府办公部门的人穷其一生积下的财产，也没有劳伦斯一个星期赚取的那么多。阿尔伯特·克雷文认为，劳伦斯是他认识的最不诚实的人之一。”

她说话时翘起了下巴，然后又慢慢地收了回去。

“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但并不是很多人会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因为，那可不是劳伦斯会轻易忘记的事。你看，劳伦斯已经设法创造出了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每个人都认为惹他生气是惟一不可饶恕的罪过。”

她停下来，喝了一口她点的莎东尼葡萄酒。她已经把红色的丝绸头巾摘下来了。当她沉浸在描述某种事物的情绪中，她经常会重复一个习惯性的动作；而每次当她习惯性地把头那么一扬，她的头发就会随着头部的摆动，飞回到她的肩膀上。我没法想像，如果她的头发不是这样又长又黑，她会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不同寻常的细微之处让她看上去那么卓尔不群，让你禁不住去猜想她究竟会如何与众不同，就像是一个人人都想去探究的秘密，你猜不透这其中她会有多少游戏的成分。

她放下葡萄酒杯，像她常做的那样，睁大眼睛看着我。她的大眼睛里似乎隐藏着微妙的暗示，像是在说：什么都还没有决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先不要说出口，一起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什么时候你该和劳伦斯谈一次话，”她给我建议时，眼睛是那么明亮。

“他谈话的方式总是千篇一律。他的声音从不改变，总是温和的、不紧不慢的、轻柔的，以至于你不得不集中精力去捕捉他的每一句话。然后，当你对他开口时，他倾听着你说的话，仿佛那是他很长时间以来听到的最有趣但也是最严肃的事。他用一双淡蓝色的眼睛观察着你，脸上的表情像是某个智慧仁慈的修道士，带着友好的好奇注视着你。他的头往前探着，稍微弯下一个小小的角度。就像这样，”她一边大笑着说，一边低下前额，把脖子稍稍一弯。

“他弯下头，像是要提什么问题。然后，当你说完了该说的话，他点点头，对你微笑一下，接着，会有一瞬间完全的沉默，他的眼睛仍然看着你，似乎想确认一下，完全地确认出他没有因为一不留神而打断了你还想继续说下去的话。”

她又喝了一口酒，吃了一点儿午餐。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

“他的声音还是一样从容不迫，他解释的理由还是一样的顺理成章，他的要求也是和多年来提出的一样：‘我已经答应为医院新建侧楼筹集两百万美元，’他会这么说。‘如果你能赞助我其中的十万，我将非常高兴。’或者是二十万、五十万，或是任何一个他认为你应该付出的钱数。没有人拒绝过他，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如果对他说一次‘不’，就再也不会有机会说‘是’。因为只有那些说‘是’的人才能确信他们仍在局内，仍然被留在劳伦斯·戈德曼精选过的那个生意圈里，而没有劳伦斯，很可能根本就不再有什么生意可言。”

我对劳伦斯·戈德曼的独特伎俩没有特别的兴趣，不管他的伎俩可能是多么足智多谋，多么阴险狡诈；但是她的讲述如此引人人胜，以至于我几乎忘记了最初为什么对她提起了劳伦斯这个名字。

“鲍比在那儿，在戈德曼的公寓里，那一天晚上——”

“我也在。”

“他对我说起——”

“他对你说起过杰里米·富勒顿的妻子，还有她对阿莉娅说的话吗？那可真是个丑闻。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在通奸……你不会认为那和杰里米的死有关吧？”

“你怎么看呢？”

她盯着我的眼睛，嘴边掠过一丝狡黠的笑容，好像要从我的眼睛里发现什么。

“现在你要做律师了吗？你打算盘问我吗？”

我感觉到血涌上了我的脸颊。

“对不起。我的习惯。我了解的还太少，没法考虑什么。所有我知道的都是鲍比告诉我的。是的，我想知道富勒顿的妻子是否会因为气过了头，所以不只是和那个与她丈夫睡觉的女人理论几句，而且还会做出某种超出言语之争的过激行为。”

玛丽萨严肃起来。

“如果梅雷迪思·富勒顿会因为她丈夫和别的女人睡觉而杀死他的话，那么很久以前她就会那么做了。不，”她强调着，声音相当伤感，“她绝对没有任何可能那样做。因为，她深爱着自己的丈夫。”

“你认识她？”

“是的，我认识她，”她边说边吃了一口东西，然后放下了叉子。

“很久以前，在杰里米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我和她就那么认识了，虽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了解她，而且我喜欢她，现在仍然喜欢。相信我，她爱杰里米。”

玛丽萨把头侧向一边，用一种疑问的眼神注视着我。

“什么？”我问她。

“哦，没什么，”她回答道。

“这很难给一个男人解释清楚，说出来似乎都很傻。不过每个女人都为杰里米着迷。”

我笑起来。

“你也如此？”

她又看了我一眼，仍然是一种疑问的眼神；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感觉得到，这眼神的含义不知怎么和刚才的不一样。

“我觉得我也会的，”她不想撒谎。

“在某个特定的地点，某个特定的时间。”

“就像那个你在大学时代认识的男孩？”

“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她想了想我的问题，回答道。

我看着她，等待她继续说下去。她咬着嘴唇，然后睁大了眼睛，好像终于找到了能准确表达自己意思的词句。

“你认为他们都是不乏浪漫气质的人，”她轻柔地说着，“你担心他们可能是伪装的。”

她眼神里的疑问消失了，不管那神情意味着什么，这会儿都不见了。她勉强地微笑了一下。

“我说过每个女人都爱杰里米·富勒顿，但是否真是如此，我并没有把握。我也不敢确信阿莉娅和他是真的相爱。而且，我不能肯定阿莉娅是否能真心爱上什么人。”

她从桌子那边伸过手来，拍了拍我的手。

“你真应该在那儿。假如你看到他们一起出现在那里，劳伦斯，阿莉娅，富勒顿，你就会明白一切。”

玛丽萨具有一种描述事物的天赋，听她讲述着那天晚上的情景，我几乎看到了阿莉娅身穿黑色晚装站在那儿。她的头发盘了上去，露出光洁白皙的脖颈，一对钻石耳坠在雪白的脖颈两侧颤来颤去，她的眼睛冷静而又清澈，她站在那里，用纤纤玉手的每一个动作，与对父亲的每位客人说出的寥寥几句优雅得体的话配合得完美无缺。

“每一次当有人问起她的母亲，劳伦斯就会用那种一成不变的、从容不迫的腔调解释说：‘阿曼达想要来这儿，可是她先得去牧场那边安排好所有的事儿，刚巧赶不回来。’”

每个人都听懂了他的话。不是两层的诺伯山公寓，就是两百英亩的索诺玛山谷葡萄园，或者大西洋畔圣巴巴拉海峡之上群山之间的三千英亩大牧场，或者伍德塞德地区的半岛上十二英亩深处的一万五千平方英尺的世外桃源——那处房子四周的房地产几乎称得上是全世界最昂贵的，他们总是到处走动，从一处房子搬到另一处，几乎是刚到一处，还没完全安定下来，下一个地方就已经准备就绪。这种生活方式可以相当容易地为分居两地找到一个便利的借口。劳伦斯和阿曼达·戈德曼就是这样，他们两人当中似乎总有一个人在前一处房子打前站。

“不同寻常，如果你想想他们是怎么相识的，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玛丽萨说着，把盘子推到一边。

我招呼侍者过来，又点了两杯酒。

“我不该再喝了，”玛丽萨温柔地抗议道。

“只是第二杯而已。为什么说他们相识的方式很不寻常？顺便问一下，他多大年纪了？”

她得想想才能回答我。

“我估计在六十五岁左右吧，”她说道。

“真的很难判断。劳伦斯的外表是那种典型的被照料得很好的人：他有一头雪白的头发，那张特意晒成褐色的脸上泛着红晕。他可能是七十岁，也可能是八十岁，甚至可能更老。当他们这类人拥有这么一副外表时，你只能确信三件事：他们很富有，他们很老，他们还能再活二十年，或者明天一早就会死掉。”

侍者在我们两人面前摆上新的玻璃酒杯。

“听起来他有点像阿尔伯特·克雷文，”我把酒杯凑到嘴边，从杯子上方偷偷观察着她。

她猛地扬起头，头发随之飞到肩后。当她发现我在注视着她的头发时，她大笑了起来。

“不，阿尔伯特根本不是那个样子。”

她仍然带着笑意，眯起眼睛，努力地把思路集中起来。

“阿尔伯特的脸不那么——圆润。对，就是这个感觉，圆润。老人的脸上没有任何线条，都是光滑的，非常——怎么说呢？圆乎乎的，软塌塌的，就像某个人做雕像时，趁表面还软，刮平了所有的棱角。你知道我想说的意思是：老人的脸光滑得就像婴儿的屁股。”

平台那边，隔着窗玻璃，人们在餐厅里谈笑风生，相形之下，我们的交谈多了一份二人共享的孤独，让人觉得我们不得不说的话是私密的，仅限我们两个知道。如果餐厅里面的人往外看，他们会看到我们俩隔着桌子。身体往前倾向对方，那样子像是走遍了世界才找到对方，现在除了单独待在一起似乎别无他求。有好一会儿我在猜测，如果他们看到这幅情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联想。我猜甚至那个听到过她说话的侍者，也一定认为我在疯狂地爱着她。

“你笑什么？”她问我，一双跟睛含笑地望着我。

“没什么，”我差不多是在说谎。

“我只是在想，我们考虑事物往往是根据事物的表相。比如说，劳伦斯·戈德曼的脸。好，现在告诉我他们是怎么相遇的？还有，为什么那会使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看起来这么奇怪？”

关于劳伦斯·戈德曼和他妻子是如何相遇，以及他们相遇时发生了什么，作为那些令人惊讶的故事之一，在诸多场所里被人们无数次地私下传播着，以至于它成了一种令人信服的传奇，甚至那些将信将疑的人，或许特别是这些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了。它是那种每个人都想去相信的故事，因为它讲述的正是每个人渴望听到的东西。一些人认为，这个故事表明甚至是那些达官贵人也会为爱情不惜一切；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恰恰证明了富人总是为所欲为，对于那些被他们的行为所伤害的人永远不会有丝毫歉意。

他们是在一个宴会上相遇的。那个宴会由劳伦斯·戈德曼和那个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发起，是为了祝贺一个名叫理查·麦克布莱德的人，新近出任东部一家大房地产公司的副总裁。那时劳伦斯·戈德曼四十六岁，刚好已经结婚二十三年。他的两个儿子还在读大学。理查·麦克布莱德三十出头，而他的妻子阿曼达只有二十四岁。从劳伦斯看到阿曼达的那一刻起，他的视线就再也无法离开她。十六位客人围坐在餐桌前，一起在装修得精致无比的餐厅里用餐，可是整个宴会自始至终他都只对她一个人讲话。等到上甜点时，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奇怪而又焦灼的神情，对大家宣布他得先行告退。

“我刚刚想起来，”他一边说着，一边把餐巾放到桌上。

“我得去洛杉矶待上几天。”然后，就那么一小会儿，他低头盯着桌子，似乎在试图作出什么决定。当他再次抬起视线时，他直视着阿曼达·麦克布莱德。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呢？”

有些人后来宣称，那甚至不是一个问题，那更像是他为他们两人作出的一个决定，一个她不知道以何种方式授权于他作出的决定。那是那种可以在事实发生之后再作出的判断。当时，每个人都不知所措，只能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阿曼达·麦克布莱德起身离开座位，甚至连看都没看她丈夫一眼。就和那个仅在两小时前初次相遇的男人一起扬长而去。

如同每个被广为传播而后变成某种传奇的故事一样，对于这一切发生的地点所持的说法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在某些描述中，举行宴会的地点是戈德曼在旧金山的豪华公寓；而另外的版本则坚持说，一切都发生在劳伦斯剐建好的那座托斯卡纳风格的别墅里，那座别墅位于他拥有的索诺玛葡萄园的中部。

有些人甚至声称，那晚劳伦斯·戈德曼和他那位刚刚到任的雇员的年轻妻子，并没有飞往洛杉矶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与之相反，在那个凉爽的加利福尼亚之夜，他们走进遍布着棕榈树的黑暗中，驾车离开劳伦斯在圣巴巴拉的宅第，那座有着白色水泥外墙、红瓦屋顶和私人海滩的住所，沿着大西洋海岸向南延伸的公路行驶，直到他们找到第一家汽车旅馆。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惟一能让任何人都确认的事情，是九个月以后两桩离婚案被极其神速地无情了结，结婚的消息在既成事实之后被公之于世；在尽可能不被公众注意的情况下，劳伦斯和阿曼达·戈德曼惟一的孩子呱呱坠地。这孩子必定会是一个有趣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