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意代理哈迈尔·华盛顿这个案子，我就代表他放弃了立刻对他的谋杀罪指控进行审讯，并由大陪审团作出裁决的要求。医生刚把那颗打进他脊柱附近，险些让他送命的子弹取出来，手术之后他在医院里恢复身体。，我希望他的第一次露面不是在医院的房间里，而是在一个让他在公众面前，尤其是新闻界面前，看上去不是他们想像的那副样子的地方。

现在，两周之后，我终于站在法庭上，等待着在一个全国瞩日的案子里首次亮相。

地区检察官克拉伦斯·哈里伯顿一边透过玳瑁的眼镜读着文件，一边在主要页码的上端折出一个角，然后再开始读下一页。当边门被打开，法警命令大家全部起立时，他丝毫没有转移注意力，仍然在继续阅读。哈里伯顿的视线一直停留在文件上，直到詹姆斯·？汤普生快走到一半的距离时，他才慢慢地把椅子退后，稍稍欠起身来，算是从技术上完成了起立迎接法官人庭的动作。

汤普生嘴里对自己咕哝着什么，环视了一眼鸦雀无声的法庭。这时，法庭里已经塞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他们将对这起美国三十多年来首次发生的谋杀政府要员的案件加以报道。

“提起诉讼，”他说着，冲地区检察官点了点头。

哈里伯顿头也不抬，还在看着。

“提起诉讼，”法官又重复了一遍，他灰色的眼睛变得严厉起来。

哈里伯顿把一直在看的文件放到一边，伸手去拿案件的卷宗。

“你难道记不住案件的名字吗？”汤普生很是不满。

可是他的话没起任何作用。哈里伯顿拿起文件，故意慢腾腾地站起身来。他系好西服上衣的扣子，又往下拉了拉领带。他中等个头，肩膀宽阔，手臂结实。他的鼻子有点儿太宽，而眼睛似乎又隔得有点儿太近，这让他看起来非常好斗，甚至可以想像到，这种人如果没去找茬儿打架，发现自己身陷事端时，心里就会窃喜不已。

“人民诉哈迈尔·华盛顿案，”他大声宣读案件卷宗的题目。

克拉伦斯·哈里伯顿手下有成百个地区助理检察官，由他们负责在刑事法庭提起案件诉讼。这起案子是他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亲自出庭，他竭力使它看起来不逾常规，仿佛这个案子和他每年在办公室里处理的上千起案子没有什么不同。

“谢谢你，”汤普生法官边说边露出一个轻蔑的微笑。他转向法警，“带在押犯上庭。”

汤普生陷进高高的皮椅里，摇着头，两眼注视着天花板。

坐在轮椅上的哈迈尔·华盛顿被带进法庭。他身上穿着标准的粗斜纹棉布囚服，为了显示法定程序那毫无意义的权力，他的两只脚踝被一根六英寸长的链子拴在一起。辩护人和公诉人各占一席，他被推到靠近我桌子这边的位置。我们坐在右边的桌子前，面对着法官，紧靠着空空如也的陪审团包厢。

我很想知道，当哈迈尔·华盛顿刚被带进来的时候，地区检察官的脑海里闪现过什么样的念头。这就是那个被公开指控犯下了记录在案的最邪恶的谋杀罪行之一的年轻人，可是他看起来却一点儿也不邪恶。我想，我看到地区检察官开始注视他了，仿佛哈迈尔那双聪慧的眼睛和敏感的嘴使他大感意外。

或许这只是我的想像。可是，如果他脸上闪过的表情不是惊讶，那又会是什么呢？他坐在那里准备提出诉讼，而且打算获胜，他完全不需要花时间去提醒他自己：凶手总是有各种伪装，最危险的人往往是那些看起来最不可能杀人的人。

“你的名字是哈迈尔·华盛顿吗？”汤普生法官问话的声音细若游丝，听起来让人觉得它会在愤怒的时刻砰然断掉。

哈迈尔直视着他。

“是的，法官先生，”他恭敬地回答道。

汤普生从法官席上往下瞥了他一眼，我想，是哈迈尔回答他的语气使他做出了这个动作。

“华盛顿先生，你因被指控犯罪而在本庭接受审讯。这意味着本庭将对你记录在案的罪行提起公诉。本法官提醒你注意，以便你能为自己辩护。”

汤普生挑了挑他纤细的灰色眉毛，把头稍稍侧向一边。

“你听清楚了吗？都明白了吗？”

哈迈尔的目光没有丝毫的游移。

“是的，法官先生。”

“现在，在我们开始之前，”法官耐心地说，“我要忠告你，你有权自己选择一位律师在整个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作为你的代理人。你明白吗？”

“是的，法官先生。”

汤普生又看了看他，这会儿看的时间似乎更长。

“我看到你身边已经有一位律师了。”他很快地看了我一眼，冲我点了点头，然后低下头去，看着他面前已经打开的文件。

“约瑟夫·安托内利，”他大声地念出来。

他把目光叉转向哈迈尔。

“你同意安托内利先生做你的律师吗，华盛顿先生？”

哈迈尔表示肯定后，法官就转向公诉人。哈里伯顿把手伸进档案夹，从里面拿出一张单页的文件。

“请法庭记录在案，”他大声宣布，带着开始每一件诉讼时的那种例行公事的严肃，“我要向辩护律师出示一份经过鉴定的正式的复印件，以提请辩护人进行抗辩，被告人哈迈尔·华盛顿被诉犯有一级谋杀罪。”

我没有劳神去看，就把它反扣在桌子上。

“法官先生，”我转向法官席说道，“被告希望提起无罪申诉。”

“准许提起无罪申诉，”法官冷漠地回答道，同时在庭审档案上做了些必要的记号。

“法官先生，我请求准许被告保释。”

当哈里伯顿想要站起来的时候，他能用足够快的速度完成这个动作。

“人民反对以任何金额保释，”他大声地嚷道。

“我认为我没有必要提醒法庭，这是一桩罪大恶极的罪行，或者说，这桩罪行的受害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不，一位杰出的人民公仆。罪行的重大，畏罪潜逃跑的风险，这两者其中的任何一种，或是二者一并考虑，”他挥动着双手继续说着，“保释，或是庭审前进行任何形式的释放，都是丝毫不能接受的！”

他讲话时汤普生一次都没有看他，直到他讲完了，汤普生也没看他一眼。

“法庭将会决定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什么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他直视着我作出声明。

“你有什么想让我们听到的吗，安托内利先生？”

“法官先生，被告没有犯罪纪录。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这所城市的永久居民。而且，正像您所看到的，”我停了停，低头看看哈迈尔，然后接着说，“他现在还离不开轮椅。在他能重新开始行走之前，还需要几个月的治疗。”我飞快地扫了哈里伯顿一眼。

“逃跑似乎会是个非常严重的冒险，法官先生。”

法官似乎是富有同情心的，但是这当中有多少是出于他对地区检察官显而易见的愤怒，我无法判断。他犹豫着，好像在竭力下定决心。

“我将准予保释，”他终于说出了决定，“保释金额为五十万美元。”

“法官先生，”我开始抗议，“这个年轻人没有钱，他家里没有一个人有——”

法官举起手，打断了我的话。

“我相信你还向法庭提交过另外一份文件，安托内利先生？”

保释的问题已经决定，我知道最好别为一个自己无法改变的事实而争吵。

“是的，法官先生，我向法庭提出过申请——”

哈里伯顿站了起来。

“可以到律师跟前说话吗？”他一边问道，一边离开桌子，开始向法官席走来。

我们凑到法官席一侧，避开满屋子记者的耳朵。哈里伯顿对我的申请有话要说，但是他不想当众开口。

汤普生看着我。看到我没有反对，他挥挥手，示意我们回到各自的位置。

“暂时休庭，”他宣布。

“我将在会议室接见律师。”

我不知道能期待什么。我曾给地区检察官写过两次信，请求他提供两位警官的个人档案——是他们在杰里米·富勒顿的车里发现了哈迈尔·华盛顿，之后在哈迈尔据推测企图逃跑时开枪击中了他的后背。当这两封信都石沉大海后，我向法庭提出了申请，要求法庭强制获得。如果地区检察官不打算给我一个答复，他得向法官解释为什么不愿意提供给我为当事人辩护所需的材料。

汤普生法官一言不发，朝他办公桌前的两把木椅做了个手势。我们一坐下，他就打开庭审档案，找到我的那份强制申请，通读一遍。

他的办公桌有一头靠在墙上，座椅后边的墙角里摆着一个三屉的金属文件柜，文件柜顶上有一个不锈钢咖啡壶和两只白色的杯子，杯子因为时间太久而有些变色，杯沿上也带着缺口。就在柜子的正上方，有一扇罩着金属网的玻璃窗，一束暗淡苍白的日光穿过它照进室内。

汤普生把申请扔到桌上。

“那么你的问题是什么？”他问道。

我坐在靠墙的椅子上。我开始端详咖啡壶底被腐蚀成锯齿状的边缘，想知道下一个给它通上电源的人离遭受电刑会有多远。

汤普生恼怒地看着哈里伯顿。

“我得再问你一遍吗？”

“不，你不必问第二次，”哈里伯顿回答的声音近乎刻薄。

“安托内利先生要我们提供警官们的个人档案。”

汤普生摊开手掌。

“我读过申请了，”他等着哈里伯顿说出什么他还不知道的事情。

哈里伯顿散漫地环视着房间，然后耸了耸肩膀，笑了起来。

“我们刚好不打算那么做。”

我开始上下地点头，好像在和着一首歌的节拍，丽在这之前，这首歌我已经听过一千遍。

“你们‘刚好不打算那么做’？”汤普生把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仿佛这是他听到过的最时常被滥用的愚蠢的口头禅。他拿起一支铅笔，用上面的橡皮头敲打着桌子，脸上浮现出一个严肃而又生涩的微笑。

“你们‘刚好不打算那么做’？”

“对，我们不打算那么做。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参议员被谋杀了，可是安托内利先生却想在这里用一点和警方有关的小把戏分散每个人的注意力。很显然，他已经找到了为其委托人辩护的方式，那就是让每个人都相信真正的受害者并不是杰里米·富勒顿而是他的委托人。被告是否犯有谋杀罪和警察局的个人档案没有丝毫关系，而前者，我认为，才是我们在这儿的惟一原因！”

汤普生法官把铅笔掷到桌上，猛地坐到椅子里，转动着他的眼珠。

“‘而前者，我认为，才是我们在这儿的整个原因。’听着，克拉伦斯，我们俩都知道什么是你在这儿的原因。但是如果你认为，我将容忍你利用我的法庭开始你的州长竞选，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我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路夫休闲鞋，鞋上还配有黑色穗头的装饰。得给它们擦擦灰了。我把两条腿伸出来，先用裤边蹭了蹭其中一只鞋，然后又蹭了蹭另一只。

汤普生往桌前移了移，把胳膊肘放到桌上。

“你以为你是谁？法庭还没有对这份申请作出任何裁决，你就先宣称，你不打算按照申请执行，而后你又给我讲演一番案件的相关性？”

他捡起桌上的铅笔，开始用橡皮头敲打着大拇指的指甲，一脸严肃地盯着地区检察官。

哈里伯顿先是不示弱地与他对视，接着，或许意识到他做得太离谱了，于是试图一笑了之，只当它是一个简单的误会。

“让我们别再沿着错误的脚印走下去了。那并不是我的本意。我想说的是人民反对这个申请，因为——”

汤普生把铅笔一下子扔到桌上。

“忘了那个申请吧。”

我把视线从鞋上抬起来。

“忘掉它。让我们就在这儿马上解决这件事。”

他转向我，好像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为什么不为你的委托人争取二级谋杀罪名？”他平静地问我。

“显然他有受害者的钱包。如果那是一次抢劫，枪在争斗中走火，那么谋杀就是没有预谋的。这是个不错的提议。”

我抽动着鼻子，想让自己看上去似乎在思考这个建议。法官不总是喜欢公诉人，对律师通常也没什么好感，但是我不记得以前见过类似的情形。他们彼此憎恨。汤普生想利用我多赢地区检察官几分。我出庭不是为了公正，而是为了取胜。我就照他想要的做吧。

“接受吧，”他敦促我。

“你也没法做得更好了。”

“好吧，”我用一种似乎还不太确定的口气回答他，“您的建议可能是对的。”我直视着他的跟腈。

“如果你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那么，肯定是的，我当然非常愿意和我的委托人一起接受这个建议。”

“明智的决定，”汤普生说道，他灰色的眼睛里透着一股精明。他又转向哈里伯顿。

“那么我们达成协议了？”

地区检察官看起来几乎要疯了。

“不，我们没有协议，”他咬着牙根说，“不会有任何协议可言，除非他的一级谋杀罪名成立，而后让人民看到他被处以死刑。”

汤普生法官闭上了眼睛.摇了摇头。只过了一个瞬间，他突然瞪大了眼睛，猛地举起两手。

“那么，就这样了。没有抗辩交易，没有从轻判决，什么都没有！你想得到你的审判，表演你自己的那一套，好，你会得到这一切的！”

他上身笔直地坐在那儿，抓着手里的铅笔，把它上下扎来扎去。

“关于安托内利先生申请强制获得的问题——让我们来看一看，在这儿。”

他很快地翻若挡案，找到了他要说的句子。

“是的。‘全部档案、文件、备忘录、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关于旧金山警官马库斯？乔伊纳和格雷奇恩？奥利里品行表现的警察局官方个人档案。’”

他带着一种不容分辩的挑衅的微笑，打量着哈里伯顿。

“我觉得听起来言之有理。申请被批准了。”

哈里伯顿想要反对，但他意识到无论说什么，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确保你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安托内利先生他神情冷竣地说道，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汤普生。

“那是法院的命令！……”法官的回答很简洁。

汤普生用拇指翻动着搁在桌角的一个黑皮镶边的日历，问我们：认为审判会用多长时间。哈里伯顿抢先回答：“那得用两个月的时间。”

“三个星期，多一天也不行。”汤普生告诉他。

“那根本做不到！”地区检察官抗议了，“三个星期只够挑选和组成陪审团。”

汤普生还在研究着日历，头也不抬一下。

“不！……”他宜截了当地回答，唇边还挂着一个坚定的微笑，“这不可能！……”

他合上日历，宜布了审判的时间。

“有人反对吗？”

我们回到审判庭，各自坐回原来的位置上。方才，他们两人在私下里毫不掩饰对对方的蔑视，而现在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彼此之间却表现得相当合乎礼仪。

汤普生法官问道：“公诉人是否有需要当庭提出的事宜？”

“是的，法官先生，”哈里伯顿回答着，把身体转到一个合适的角度，以便那些挤在他身后长条凳上的记者们能看到他面部的侧影。

“经过在会议室进行全面充分的讨论之后，”他大声地宣布，“安托内利先生提交的文件已经得到答复。因此，请法庭记录，我将简要说明，人民不反对申请——”

我不打算让公诉人看起来比辩护人更理直气壮。

“法官先生，”我打断了他，“哈里伯顿先生的话完全正确，因此我请求法庭允许我撤回关于强制获得的申请。”

汤普生法官转向哈里伯顿，简直是充满了善意。

“我假定这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在这个前提之下，刚才在会议室讨论过的关于披露文据的调解，将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当然可以，法官先生，”哈里伯顿回答道。他等到汤普生转过身去。

“那剩下的只有确定审判日期的问题了，法官先生。”他这么说，好像法官可能已经忘了这件事似的。

他说完之后的表情，好像只是想尽力帮忙给法官提个醒似的。

汤普生低声嘟嚷了些什么，把头转向我。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安托内利先生？”

“没有，法官先生。我认为哈里伯顿先生已经都说到了。”

汤普生从法官席上站起来。

“休庭，”他一边宣布，一边懒洋洋地离开了座位。

审判庭开始清场了。一个副执行长过来把哈迈尔从律师席上推走。我只有很短时间在他耳边说上几句鼓励的话，并且许诺或许明天会去看他。

“别忘了，”他回过头来大声说。

顺着眼角的余光，我注意到哈里伯顿正朝我身后走来，像是要离开审判庭的样子。我开始把那份起诉我的委托人犯有谋杀罪的文件复印件装进公文包，这时我感到他的手落在了我的胳膊上。

“在那种情形下你对自己把握得很好，”他说着，冲那边点了点头——汤普生法官的身影刚刚从那扇门里消失。他低下头凑近我的耳边，以免被那些挤在座位之间的过道里等待提问的记者们偷听到。

“你以前没在这儿办过案子，对吧？在旧金山，办起事来和别处有点儿不同。”他又凑近一些。

“忘记我对汤普生说的话吧。我很愿意和你讨论一下抗辩申诉的问题。”

我把脸转向他，可就在我转身的时候，他已经很快地转身离去，微笑着面对着记者，推开了大门的木制扶手。他一边风趣地对他们说着什么，一边走向法庭后面的对开门。我等到他们都走出去之后，才跟上去。外面的走廊上，在一道刺眼的白光之下，无数台摄像机正对准地区检察官。我沿着墙根走到人群的后面，注视着这一切。

哈里伯顿显然精于此道。只用一秒钟他就可以让自己判若两人。那种阴郁懒散的表情已经了无踪迹，一种热切而精力充沛的神色洋溢在他的脸上。

他已经追不及待地想去回答任何人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他腰杆挺直，就像一个参加阅兵式的战士。他显得比刚才年轻，也更加敏捷；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以前不曾有过的光彩。刚才他的声音迟钝、散漫，有时几乎听不见，除了公开庭审他不得不说些什么以备记录在案时，那声音便是一件用于嘲笑奚落的工具；而现在，那声音变得亲切、充满活力，而且坚忍不拔。一个具有这种声音的人会让自己确信，就算他只是说话，只要给他足够长的时间，他就可以使任何人信服他所说的任何事。

被媒体包围着的哈里伯顿，看起来甚至比他本人更像是人类的杰作。他运用着一位成功民主政客的精确本能，熟练地从一个疯狂的询问过渡到下一个，重复着所有他积累下的词句和一切没有价值的表达，不着痕迹地设法使它们听起来好像以前任何人都没有说过。作为必要的准备，他甚至还带来了精心打造的发言稿。

“经过全面彻底的调查，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他从稿子上抬起视线，直视着离他最近的那台摄像机的黑色镜头。

“在谋杀美国参议员杰里米·富勒顿一案中，我们已经掌握了完全充分的证据，以争取被告定罪。”

他放下稿子，迎着镜头慷慨陈辞。

“没有讨价还价的借口，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正义的实现。杰里米·富勒顿死于一次毫无意义的屠杀行为，仅仅因为他钱包里的东西而遭到杀害。这个案子将进行判决。”

哈里伯顿折起那张单页的自纸，扫视着面前攒动的人群。

“到审判结束，被告哈迈尔·华盛顿将被定罪，而且人民将要求对他处以死刑。”

当哈里伯顿对我说，尽管他在法官面前说了那些话，但是他欢迎关于抗辩申诉的协议时，我确信那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而当我看到他在摄像机前的表演，听到他向全世界宣布诉讼将进行判决时，我同样确信那些话决非戏言。他不是第一位这样的政客，或者第一位这样的律师，这类人更关注自己说话的现场效果，而不在乎他们所说的话是否前后一致；如果有人对他们演说的一致性提出质询，就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立场改变得如此之快，或者说，如此频繁。

我走到室外，下午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身上。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儿时的游戏，忍不住轻轻地笑起来。我记得那游戏是这样的：从一株三叶草上摘下花瓣，怀着一个赌徒对命运的寄托重复着说：“她爱我，她不爱我。”这似乎惟妙惟肖地模仿了克拉伦斯·哈里伯顿头脑里的思维方式。

离法院一个街区之外，人行道上行人来来往往。人们赶着去做自己的事情，沉浸在各自随意的遐想中，或许某些人脑袋里的想法也和我一样奇怪。我站在交叉路口等待信号灯改变颜色，然后走上人行横道。一辆汽车从街角附近疾驰而过，按着喇叭让我闪开道路。我的心狂跳不止，慌忙跳回到马路边。

我差点儿迷迷糊糊地被撞死，这真让我觉得尴尬。

我一边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一边竭力屏住呼吸让自己镇定下来。我抬起脚打算再过一次马路，可这时有个人拉住了我。

“现在是红灯。最好等它变了颜色再走。”

这声音像是来自井底的回声，听起来奇怪地熟悉。我看看四周，发现自己正和一个人对视着，而且这个人我肯定在哪儿见过。

“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他提醒我。

信号灯变成了绿色。他抓着我的胳膊肘，开始横穿马路。除了完全没有料到会和他偶遇外，我没认出他的原因还在于他今天的穿着。在阿尔伯特·克雷文的宴会上，他穿着昂贵的西装和意大利皮鞋。而这时他穿着一件相当单调的、松松垮垮的棕色运动夹克，灰黑色的休闲裤，脚上是一双满是灰尘的棕色休闲鞋。他没系领带，白衬衫的领口敞开着，那件白衬衫看起来也好像连续穿了好几天了。在阿尔伯特·克雷文的宴会上，他很引人注目；而今天他混迹于人群之中，就像换了一张不会让人特别留意的脸。

“我在想，不知安托内利先生是否有时间和我一起吃午餐？我一直很想和你谈谈。”

他一直紧抓着我的胳膊肘，直到我们到了路的那一边。被他抓住手臂时的感觉让我有点儿不舒服，就好像我被牵引着去往某个地方，但是却没人告诉我到底去哪儿。他说话的语气里透露出某种东西，让我意识到我们的相遇完全不是一次偶然。

“你在法院吗？”我转身问他，趁机挣脱出我的胳膊。

“是的。那儿简直是个疯人院，是吧？”他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接着说道，“对，我跟在你后面出了法院。那里的人实在太多，没法交谈。”他的眼睛陷在宽脸庞里，开始闪动着光亮。

“你走得比我快。我一直追不上你，直到你遇到信号灯停下来。顺便说一句，”他又加了一句，声音里带着一种警示的味道，“如果不是侥幸，你可能已经被撞死了。”

他的语气听起来很诚恳，我为自己前一刻的不愉快而感到后悔，他只是帮我过马路而已。

“我很愿意和你共进午餐，”我很抱歉地答复他的邀请，“不过我已经另有约会。事实上，”我往前看了看，又说了一句，“我正往那儿赶呢。”

伯格多诺维奇礼貌地微笑着，但是失望，或者是什么更甚于此的东西，从他的眼睛里倏忽飘过。他又抓住我的胳膊，这次不是抓住我的肘关节，而是用一种惊人的力量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腕。

“我一定得和你谈谈，安托内利先生。那太重要了。”

他匆匆地向我点了点头，然后放开我的手腕，不等我回答，就转身消失在人群中。

我注视着他的背影。他突然坚持要见我，离去时又唐突又生气，这两者都让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开始沿着街道往前走，一边猜想着什么事情会如此重要。在阿尔伯特·克雷文家的那个晚上，他给我留下了一个奇怪的印象：他似乎想让我知道什么事情，而又不想在别人面前告诉我。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等上两周，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在庭审后等我，而不是拿起电话直接找我？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是我遇到的又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人。不过，我开始纳闷，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