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开始工作，午饭时间也没停下来休息，埋头阅读警方的报告、法院的报告、病理学家的记录，还有一系列冗长的新闻剪报——那些剪报恰到好处地反映出杰里米·富勒顿被广为传扬的政治生涯。我手里拿着一支铅笔，硬着头皮看完那些沉闷乏味的官方报告，每读完一页，我便停下来简短地记下一个词、一个甸子，或是某些对我有所提示的东西，它们能在日后使我回忆起某些我认为需要记住的东西。我始终都在做备忘事项的清单。

我开始阅读富勒顿已经结束的政治生涯的编年史，我放下了手中的铅笔，把这本厚重的剪贴簿摊在大腿上。收集进来的剪报形成了一个不太完整的传记，足以让人了解一个被引入公众视野的人的一生。

我并不是第一次阅读这类剪报册。然而此刻，当我带着对杰里米·富勒顿真实一面的了解，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阅读它的时候，在那些意气风发的照片里我发现了以前不曾看到的东西：在记录下一长串选举之夜的所有照片里，获胜的候选人充满自信地面对着镜头，身边站着崇拜他的妻子；在所有的照片里，一切似乎都没有任何变化，除了他们两人的衣着，还有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那些朋友和支持者们的面孔。

当我翻看着最后一次选举的那些照片时，我简直能感受到现场的兴奋，几乎听到了人群中发出的那种狂热美妙的呼喊声。杰里米·富勒顿就在人群之上，不曾被打败的，看起来也是不可战胜的富勒顿，正微笑着回应他的民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温文尔雅的魅力，使他的野心看起来像是一种责任，而他心里却一直都清楚地知道，某一天他或许能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但是却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

梅雷迪思·富勒顿认为她丈夫永远不会把他不育的事实告诉别人，我一边合上剪贴簿，一边猜测着她的判断是否正确。我匆匆地写下一个便条，问自己一个问题：假如富勒顿还活着，当阿莉娅·戈德曼直接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并且对他说他就是孩子的父亲时，富勒顿将会作出什么反应呢？我的脑海里又闪出另一个想法，于是我在这个问题下面又涂上几笔：那么谁是孩子的父亲？

我回到开头部分，重新开始浏览所有的材料。地区检察官在和法官耍完各种态度之后，做了他本该做到的事情，把我需要的有关警方的全部资料都交给了我，可惜它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东西。我原本指望在那两位警官过往的记录里能找到些什么，至少可以指出他们存在失职的可能；或者发现什么线索，可以推论出那把用来杀死杰里米·富勒顿的枪，在哈迈尔·华盛顿倒地后，在离他伸出的手只有几英寸远的地方找到的枪，是被警方放在现场的。然而，马库斯·乔纳已经在警察局服务二十四年。而且从未受过任何处罚。他的搭档戈兰琪·欧莱瑞当警官的时间，短得还不足以惹上任何麻烦。在事件发生之前，她从警察学院毕业还不到六个月。事件发生的那晚，只是她第三次和乔纳一起执行夜间巡逻。

傍晚时分，正当我打算绝望地举手投降时，我表哥鲍比从这间临时办公室的门边探进头来，问我想不想出去喝一杯。

我们走到街角处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每个人似乎都能叫出鲍比的名字。我们在吧台对面靠墙的一张高桌子旁坐下。这家酒吧的房型有些狭长，天花板离地面很高。一个六十来岁、满脸憔悴的侍者走过来，尽量地弯下腰，以便能在此起彼伏的喧嚣声中听清我们点的东西。我们正位于金融区的中心，此时恰是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坐在我们周围的都是些穿着名贵西装、配着简约风格领带的中年男人。

他们交流着最近的新闻和最新的传言，其中一些人只是在回家前来喝上一杯，另外的那些人，则会一直喝到夜色降临或许更晚。

“如果这个警察，乔纳，有这么无可挑剔的记录，”鲍比问我，“那么他在工作二十三年后还待在一辆巡逻车里干什么？为什么他没混上探员，或者别的什么类似的职位？”

我对马库斯·乔纳没什么了解，但是我却对警察局内部的情况略知一二。

“有些警察不愿意玩那种‘争上游’的游戏，”我对鲍比解释道。

“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确愿意留在街上工作。除此之外，乔纳是个黑人，或许二十三年前在他最早开始工作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提升。”

侍者给我们送来了酒。不等我伸手去拿钱包，鲍比就把二十美金放在了桌上。

“这么说来，你拥有的材料是，”他一边说着，一边尝了一口他点的曼哈顿酒，咧开嘴冲我笑了笑，“一个热爱工作的诚实的警察和一个几乎刚从修道院出来的小处女。”

我刚喝下一口苏格兰威士忌，等它热辣辣地流过喉咙，才开口回答鲍比。

“不，”我回答的时候，报之以同样的露齿一笑。

“是他们有诚实的警察和初出茅庐的女警。而我有的是那个黑孩子，他在逃离犯罪现场时被警察击中，而且刚好又在他手边找到了杀人凶器。顺便说一句，在我刚读过的一份报告里，他们还给那个黑孩子制造了一条记录，记录表明他在未成年时即有过威胁他人的不良行为。”

鲍比撇了撇嘴角，挑起眼眉，那表情既像是在揶揄，又像是激将。我们小时候他就常常用这种方法，刺激我去尝试任何事情，只要我认为那是他早已做过的。

“地区检察官没有机会胜诉，是吗？”

“他倒是不会那么认为，”我同意鲍比的话。我又喝了一口，慢慢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那孩子没干那事儿，我有把握这么说。”

鲍比并没有回避推理得出的结论。

“那么枪一定是警察放的了。”

一定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解释，这个解释不需要去证明警察方面的失职。我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一整天，现在我想我找到答案了。

“事情也有可能是以警方描述的那种方式发生的。那把枪可能在他手里。那孩子一定怕极了，别忘了，那时他挨了一枪。他说他没有动那支枪，并不意味着他真没动过。”

我在脑海里观察着事件发生的过程，同时努力描述出我所看到的情景。

“他听到有人走近。他知道有人在外面，那可能就是杀死富勒顿的凶手。他会不假思索地拿起枪，猫下腰从车里溜出来，飞奔着逃命。他跑得越来越远，他拿着枪，警察认为他杀了人，他们看到了他，而且也看到了枪。他停下来，或者他在迟疑，也可能他回头张望，手里仍然拿着那支枪。他们认为他想要开枪，他们认为他想打死他们，于是他们先开了火。”

我在警方报告里读到的一切，哈迈尔·华盛顿曾对我讲过的一切，现在开始汇合在一起。

“他说，在他们向他开枪之前，他没有听到任何凇警告；但是，很可能只是他记不得了。”

鲍比看着我，等待我继续说出下文，可是这就是我能说出的全部内容，我知道它还不足以解释什么。于是我开始大笑起来。

“不是很让人信服，是吧？即使那就是实际发生的事实，他们仍然抓着他的把柄：他在车里，他拿着枪，还有他企图逃跑。”

我对鲍比说起富勒顿夫人讲过的一些事情，告诉他，她是何等坚信杀害她丈夫的凶手一定另有其人。我几乎要告诉他，关于阿莉娅·戈德曼的身孕以及为什么杰里米·富勒顿不可能是孩子的父亲的那些对话。鲍比是我的表哥，我完全信任他，但那些毕竟不是我的个人隐私，我无法与他分享。

鲍比喝完了杯中的酒。

“虽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但是有很多人为他的死而感到高兴，”他把空杯子推到一边，往前倾了倾身体。

“我认识一个人，他能告诉你很多关于富勒顿的事，这个人熟知他大部分的政治生活。你想见他吗？里奥纳多·列文。我们大学时在一起，他现在是国会议员，众议院规则与管理委员会里最有权威的成员之一。我最早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只是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孩，脸色一点也不好，还戴着矫正牙齿的牙套呢。”

鲍比说完大笑起来。我们起身离开桌子，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肩膀，笑得愈发厉害。穿过吧台周围混乱的人群，我们走到门外。

“让我给你讲讲列尼的事儿，”他说道。

“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打橄榄球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做我的朋友，每一个大学生联谊会都希望我能参加。列尼在学校住宿。当我和那些所谓的好朋友们去参加各种聚会，享受我们认为的快乐时光时，”

他继续说下去，笑容里带着一丝悔恨。

“列尼宁愿待在图书馆里，一直坐到屁股发麻为止。当我告诉别人，自己是多么辛苦地参加橄榄球训练，凭一份体育奖学金来上大学时，列尼却在靠自己打工完成学业。我是怎么认识他的呢？学校里有人负责给球队队员洗熨衣物，然后在每天训练前把干净的物品发给我们，列尼就是其中一个在洗衣房帮忙的人。你想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对他说过一句好话吗？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我们以为生活会在我们打完大学时代的最后一场比赛时终止，和退休有几分相似，沉浸在所有昔日的光辉中安享余生。你告诉我，谁更聪明，”这时我们走到了马路上，他一边说着，一边摇头，“是我们，还是那个分发运动员训练带的小子？”

我们沿着街道往前走，鲍比用他独有的那种无忧无虑的方式，晃着脑袋，身手敏捷地穿行于行人之间，而我则在一旁尽力赶上他。

“当然，列尼记忆里的事似乎并不是我说的那样。他提起往事时，就像我们大家都曾是好朋友，”鲍比大步向前，回头对我说道。

“他一年至少给我打三次电话，只是跟我聊聊我们同在加州大学读书时的那些美好时光，然后他会向我要赞助。”鲍比摇摇头，又大笑起来。

“他总是忙着参加改选。他永远停不下来。”

第二天早上，鲍比如约打来电话，告诉我国会议员已经答应周六晚上和我们共进晚餐。他想在唐人街和我们见面。

旧金山变化很大，不过，一旦你走过格兰特大街，看到那涂红染绿的东方之门，你记忆中的一切就会像以前一样重现在你面前。走在唐人街狭窄拥挤的街道上，你仍然会听到不同的语言掺杂在一起。在清凉的夜风中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侍者和店主们仍然对顾客说着轻柔温和的英语，然后，当他们彼此之间交谈时，却急速地蹦出一连串难以理解的尖利的噪音。一群老妇人在街角凑成一堆，她们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我和鲍比，然后压低声音，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她们的语言我甚至连一个词也听不懂。

我们走到餐馆时，里奥纳多·列文正在和一个矮个子的中国男人握手。那个中国人看起来和颜悦色，一头黑发梳理得油光光的。列文的另一只手随意地搭在他的肩上。

“鲍比，”国会议员一看到我们就说，“让我给你们介绍我的一位老朋友，赫伯特·王。”

王带着礼貌的微笑先和鲍比握了手，然后待鲍比作了介绍，又和我握了一下手。

“国会议员的任何一位朋友都会在这里受到欢迎。”他说道。

我们还没来得及说点儿什么以示感谢，他就回过头去，大声地喊了几句中文。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白衣侍者，顺从地等候在我们面前。

“请各位享用晚餐，”王说着，目送着侍者谦恭地弯着腰，把我们三位客人迎进餐厅。

我们在一张桌子前的一个深红色的真皮长条椅上就座，餐桌隐蔽在餐厅后角，既可以让我们的交谈不被打扰，又可以让我们一览无余地看到整间人来人往的餐厅。

“赫伯特是这家餐馆的老板，”列文解释说。他仔细地打开面前空盘子旁边的亚麻餐巾，把它展开铺在大腿上，“他还拥有好多别的餐馆。”

列文把两只胳膊肘搁在台布上，手指交叉在一起。他半垂着眼帘，用一个习惯性的观察者有条不紊的眼光扫视着这个房间。他那张大嘴的曲线像在忧虑着什么，而当他翕动着鹰钩鼻，两个鼻孔突然张开时，他的嘴角就会不自觉地往后扯动。

“我喜欢这个地方，”说话时他的视线仍然在房间四处游移着，“大部分来这儿的人都住在这儿，住在唐人街里。这是我的部分选区，”他头一次把视线转向鲍比；“这你知道吗？”

里奥纳多·列文穿着一件浅色的斜纹软呢面料的运动夹克，配一条棕褐色的休闲裤，一件法式袖口的白衬衣，脚上是一双缀有穗头的懒汉鞋。灰色的长发直垂到他的耳际，沿着他的后颈翻卷上去。他有一张经历过磨难的脸，前额上也深深地刻着皱纹。他手背上的皮肤已经有了淡淡的斑点，血管则清晰地暴露在皮下。如果我不知道他和鲍比是大学同学，我会以为他至少比鲍比年长十岁。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听到鲍比的回答时，正感到身下坚硬的真皮座椅有些硌人。

“你参加的选举里有一半我都付过钱。”

列文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赠与和接受。他刚要开始回答，突然转移了视线，起身向桌子对面伸出手去。一位很有魅力的中年女人已经走到了桌子近前，而我竟然毫无觉察。

“我只是想亲自向你致谢，列文议员，”她闪动着一双聪敏的眼睛，微笑着说道，“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记住的。”

列文一直站着，直到她转身离开，回到几步之外的那张餐桌。

“是件移民事务，”他坐下来，含糊地提了一句。

“我喜欢做一个国会议员，哪怕只是偶尔实实在在地做一件对别人有所帮助的事。无论如何，”他耸了耸肩，又加上一句。

“这胜过给运动员分发训练带。”

鲍比往前倾了倾身体。

“听着，列文，咱们直接说吧。咱俩都知道你是大哥大。”

“大哥大！”列文不无怀疑地重复了一遍。

“你是一个全美最佳运动员，一个金发碧眼的全美最佳，”

他说着又大笑了一声，“我是一个皮包骨头的小男生，害羞得一个女孩如果多看我一会儿，跟我打个招呼，我可能就会窘迫得从悬崖上摔下去跌死。”

侍者给我和议员送来了两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鲍比的则是一杯加酸橙块的纯苏打水。

“你很有头脑，列文。那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将来会是个大人物。所以说，就算你不是大学校园里最受欢迎的人，那又怎么样？这一切恰恰意味着你的后一段生活更值得期待。如果你将在以后的日子里，把大学四年级时在橄榄球场上的驰骋当做自己做过的最棒的事来回忆，你相信那样更好吗？”

侍者悄无声息地滑到我们的桌前，匆匆地记下我们点的东讴。就在他要转身离去时，列文又点了一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我的这份还有一多半没喝完。

“但是你现在做得也很好，”列文说着，把一只膝盖拖放到了皮椅上。

他的声音似乎渐渐减弱，而我开始想像他曾经是什么模样。一个笨拙的男孩，牙齿上还戴着牙箍，他在更衣间灯光的灼烤下汗流浃背地工作着；当他洗熨每个人的衣物时，他的胳膊像两只牙签一样来回摆动；每一次当他没能迅速地做完运动员要求的事情时，某个被宠坏了的肌肉发达的小丑就会对他口吐脏话，那时他会咬紧牙关，胆怯地斜睨着别处。

当鲍比对他说，他们那时候都认为：列文将来会成为大人物时，我不相信他的话是真的。而且我相信，他们那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他的存在。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相信，鲍比曾经想到过他；我情愿相信，每当每个人都围绕在他身边，对他说鲍比你是多么伟大，甚至就在那时，他就知道一切都将是多么短暂，下一年等他离开学校之后，那些同样的人又将簇拥在另外某个人身边。

“你知道我没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吗？”

我回过神来，定睛看着鲍比，想确认自己有没有听错。列文也是一脸困惑的神情，可是他突然又站了起来。他伸过手去，脸上带着一个夸张的微笑，握住了来者的手——这是赫伯特·王想要介绍给他的某个人。

“很抱歉打扰你们，”王一边殷勤地说着，一边带着这个年轻人离开我们这里。那个年轻人的年龄不会超过三十岁，看起来仪表堂堂。

“你是什么意思？你没毕业？可是，你去了法学院，”列文对鲍比的话提出反驳。

“我没拿到足够的学分，所以到四年级末我没能毕业，那之后我去打了两年职业球赛，直到我受伤为我猜我以前总是在设想，我认为列文也一定这样设想过，那就是鲍比在青春时代就经历了那种金子般的生活，那种生活是大多数年轻人只能去梦想的。可是真相却不知为何有些不同，原来他得到的一切并不总是像我们以前想像的那么轻而易举；真相改变了我们看待他的方式，因为它使鲍比看起来似乎更像我们。我们催促他说得再详细点儿。

“在我受伤再也不能踢球之后，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做什么。阿尔伯特·克雷文建议我做律师。他和校友会有些联系，我就是那样和他认识的。阿尔伯特认识每一个人。他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成了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学生，学习那些我需要得到学位的课程。之后，阿尔伯特和法学院的某些人打了招呼。我就是这样进入阿尔伯特·克雷文的律师事务所的。”

出现了一瞬间尴尬的静默。列文咔嗒咔嗒地晃着玻璃杯里的冰，然后喝完了杯里剩下的酒。侍者端着一个托盘走过来，里面盛着几道热气腾腾的菜。鲍比从纸套里取出一双筷子，开始吃饭。

“你或许是得到了某些帮助才加入事务所的，”我提醒表哥，“可是没有人帮助你去完成所有的工作。你是靠自己才做到这一切的。”

列文对我的话也表示赞成，他还补充道：“你不是惟一一个受惠于阿尔伯特·克雷文的人。他也总是帮助我，从我开始我的事业时就是那样，那是我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列文开始喝第三杯威士忌。

“阿尔伯特是一个伟大的朋友，”他继续说下去，并且把注意力转向我。

“我多次警告过他，让他不要和富勒顿搅在一起。”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用手指在琥珀色的玻璃杯边沿上画着圈，一双阴郁的眼睛随着手指的动作移动着视线。

“我在政界已经工作了很久，”他说话时并没有抬起头，“我从没见过任何一个像富勒顿那样的家伙。”

他的手指一直在杯沿上移动，偶尔停下来只是为了改变一下方向，或者是为了在杯子正上方画出杯口的轮廓，就像是在和自己进行一场比赛，看看自己如果根本不碰它，画出的曲线能有多接近实际的轮廓。

“富勒顿是个冒牌货，”他的语气里透着一股冷酷的决断。

“关于他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他都从来不说真话。他满口谎言，甚至对他自己究竟是谁，他也编造假话。”

列文看看我，然后又看看鲍比。他用一只手握住杯子，端起来送到嘴边。

“他改换了一切，”他给我们解释道。说完，他放下杯子，眼睛在房间里搜寻着侍者，想再要一杯。

“比如说他的名字，他原来不是叫杰里米，”他的脸上带着嘲讽的微笑。

“而是叫杰拉德。他称自己父亲曾是一个‘石油工作者’，事实是，他父亲在金门公园附近开了一家加油站；他说他母亲曾在一家剧院工作过，事实是，他母亲是桑赛区一家老电影院的收银员。”

“很多人都试图让自己的背景听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引人注意，”鲍比表示抗议。

“是的，我同意你的这种说法。但是他们的做法是更多地强调某些事而对另一些事情轻描淡写；他们会把自己做过的某些事渲染得比实际重要得多。当某些事实还令他们满意时，他们并不去进行改编。可是有关富勒顿的一切都是不诚实的。”

列文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用大拇指很快地摩擦着每一根手指的指梢。

“他甚至比冒牌货还差，”

他的话里带着一种相当奇怪的严肃的语调，似乎每一个词都是生者对死者作出的一个非常正式的定论。

“他是个贼，一个骗子。”

他抬起头盯着我，等我作出什么反应。当他看到我没有任何反应，至少没有一点儿他想看到的表示时，他变得恼怒起来。

“那是事实，”他坚持说道。

“确切地说，他究竟做过些什么？”我问他的时候，观察着他的表情。

列文把身体往后挪了挪，靠到加了软垫的墙上，两手交叉着放在腿上。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个淡淡的微笑，那笑意里满是讥诮的意味。

“他做过些什么？我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什么。我这种回答方式恐怕不是一个律师想要听到的吧。我没有掌握任何或许被你称为证据的那类事实。我所知道的是，我们的收入迫使大部分国会议员，我指的是那些没法靠个人收入发财的国会议员，只能住在华盛顿的集体公寓里，因为他们仍然得供养远在各自选区内的家。而富勒顿凭着同样一份薪水，却在乔治城拥有一处价位不低于七位数的房子，在这儿的诺伯山上有一处合作消费的公寓，而且在海湾对面的索萨利托也有一处房子。”

他又喝了一口酒，艰难地咽了下去。他把玻璃杯放到桌上，但却没有松手。

“他娶的老婆也不是有钱人，那么你告诉我，他是怎么得到这一切的？靠朋友们的慷慨解囊？或许吧。不过如果是那样，你就会感到纳闷：他的那些朋友们究竟是些什么人？而且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又会是什么——你们不会这样猜测吗？”他皱着眉头问我。

“你知道那些人是谁吗？”我问他。

“不知道，”他回答着，又喝了一口。

“无论他在哪里得到了钱，他都不会透露的。”

鲍比一直在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列文，看着他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

“你喝得太多了，列文，”当列文抓着空杯子，又朝侍者示意时，鲍比开口了。

列文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恼怒。

“那关你什么事？”

鲍比很冷静，他灵活地往前一探身，握住列文的手腕，把他的手拉到白色的台布上。

“我们是朋友，记得吗？出于某种原因，只要谈到富勒顿，就让你们大家都感到心烦。而你刚刚又点了第三杯，或者是第四杯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

侍者把酒送到了桌前。好一会儿，列文只是盯着玻璃杯，似乎是在和自己商讨，该对它如何处置。

“你说得对，”他匆忙地抿了一口，然后放下了杯子。他看着我，摇了摇头，微笑起来。

“你表哥说得对，我是生气了，不过那和你没有关系。我刚才说富勒顿是个冒牌货，那不是我信口开河，他是我见过的最坏的家伙，而且他还总是能够逃脱其咎。对此我却无能为力，”他的话里夹着自嘲的味道。

“每一次当我转回身去，等着我的就会是又一位记者，又一台摄像机和又一位采访人，他想知道我们将如何弥补寓勒顿的死带给我们的损失。在我的余生里，每一次当我在杂货店排队等候付款时，都将看到富勒顿那张伪君子的笑脸出现在那些通俗小报的头版上，一想到这幅情景，我就会产生一种要吐出来的感觉。”

他的手又伸向玻璃杯，继之又“砰”的一声把它搁在了桌上。

“你们知道我他妈为什么这么愤怒？”他发问的时候双眼放光，两只手同时握着桌子的边缘。

“知道真正的原因吗？因为那个参议员的席位本该属于我，而不是富勒顿。他拿走了我的东西。所有我该准备的就是进人民主党的初选。我会获胜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没那么做吗？因为我认为那年没有人能击败共和党在任的参议员，而且我也不想放弃我在众议院的席位去一试高下。事实是，让我不加任何掩饰地告诉你们，全部的事实就是我在妒忌那个狗娘养的骗子。”

他注视着我和鲍比，嘴边挂着一个傻乎乎的微笑。

“听起来糟透了是吗？”他的眼神看上去很是困惑。

“他是个冒牌货，他不相信任何事，可是尽管如此，不知怎的，在内心深处他却远远比我更相信自己。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鲍比，”他说着把脸转向我表哥，“大学时代我还是个毛头小伙时，我想做个像你那样的人；而现在我已经完全是个成人了，我又想成为某个像他那样的人。”

议员招呼来侍者，把那杯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交给了他，然后要了一杯咖啡。

“既然我不再贪杯了，”他一边说着，脸上露出开朗而又自然的微笑，“我能帮点儿什么忙吗？”

我提了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问题：“你知道什么人早就希望富勒顿死吗？”

他又开始微笑起来。

“如果你问我是否认识某个希望他活着的人，我的回答倒是会相对短一些。可是对你的问题我只能这样回答，任何一个认识他的人都希望他死。现在，如果你问我是否能想起某个可能会跟他的死有牵连的人，那么我想我不得不给你一个否定的回答。”

“如果他还活着，他将会击败马歇尔，成为下一任州长吗？”

列文回答得很干脆。

“我认为那不会有什么问题。有些事你得理解。认识富勒顿的人，我是说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全都恨他。他就是我说的那么个家伙。但是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或者只是在某次政治活动中见过他的人，却都爱他——那种爱的方式，就像是你去爱某个你并不了解的人，某个你视为偶像而崇拜的人，某个你可以把他想像成符合你所有期望的人。他就像一面伟大的具有魔力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你经常看到的只是你自己最好的那些方面。我曾经看到过他在一个礼堂里，面对着数以千计的群众演讲：现场的每一个人仿佛都以为，他只对着自己一个人说话；而且因为他说过的话，所有人的自我感觉都更加美好。这个人将打败马歇尔成为州长吗？答案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如果他获胜的话，他会不会竞选总统？”

“总统是这么认为的。在富勒顿竞选州长之前，总统确信奥古斯托·马歇尔将会是下一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他争取连任时将会与他竞争。而当富勒顿一加入进来，总统就马上意识到，将会出现一个不同的共和党候选人，而且，他，总统还将不得不在政党内部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战斗。”

“富勒顿会战胜总统吗？”

列文眯起眼睛凝视着，那眼神看上去似乎在费劲地盘算着什么。

“结果不是那么明朗，”他终于想完了，“那将会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不，不是艰苦，而是很残酷。他们彼此痛恨着对方。我想那是因为他们也同样了解对方。你知道，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他的微笑里带着愤世嫉俗的嘲讽。

他又想起了什么。

“就在富勒顿被杀之前，我开始听到一些谣言，传说总统身边的一些人在给马歇尔送情报，据信那些情报很有杀伤力。”

“哪一类的情报呢？”我往前倾了倾身体，问道。

然而这就是他知道的全部。当我问他能否找到什么途径把它搞清楚时，他告诉我那种事情可不是现在任何人会去谈论的话题。我有一种感觉，他并不想去打听。

“如果富勒顿对他有那么大的威胁，你认为总统有没有可能和……？”

列文把一只手放到了嘴巴前。我能感到他颌骨上的肌肉来回运动着。他的眼睛看上去那么疲倦。

过了一会儿，他垂下手，一个悲哀的笑容掠过他的嘴边。

“我们不应该去设想那类事情有可能发生，对吗？”

这是我将得到的全部的肯定答案，它透露给我的信息或许远远超过我想要了解的。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得问。

“州长怎么样呢？”

“你是说，像发生在首席检察官身上的那样？”

又是关于奥古斯托·马歇尔第一个政敌的偶然死亡，这是我第二次听到某个人提起这件事。

“他是死予自然原因，”列文一边说着，一边看了看手表，暗示我们该离开了。

“如果你想了解任何关于州长的事情，你应该做的就是去见希拉姆·格林。”

希拉姆·格林是何许人也，我对此一无所知。不过，我非但没承认，反而点了点头，做出一副好像自己已经知道的姿态。

出了餐馆，我们跟里奥纳多·列文道别之后，鲍比站在人行道的边上，用鞋底蹭着马路牙子。

“他说，能在初选中获胜并得到参议员席位的本该是他，而不是富勒顿——你记得他说这话吗？”他问完以后，摇了摇头，“他不会有获胜的机会。”

我们开始沿着街道，走向格兰特大街尽头的那座大门，踏上离开唐人街的归途。我从议员那里没能了解到很多有帮助的东西。鲍比把手放到我的肩上，想让我高兴起来。

“想让我给你讲讲希拉姆·格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