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阿尔伯特公司的所有资源，利用三家不同的侦探事务所二十四小时的服务，我对哈迈尔·华盛顿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亲戚、每一个在他就读的大学以及他工作的地方与他相识的人都进行了询问；并且，哪怕从其中一个人那儿了解到的情况与另一个人的稍有丝毫差异，询问工作都会重新进行一遍。

枪、子弹、汽车本身，法庭上的每一个证据都经过了一位又一位专家的逐一检查、分析和讨论。那条哈迈尔从费尔蒙特酒店出发，行至发现杰里米·富勒顿死亡现场的路线，测量的长度已经精确到了英寸，而时间也已精确到了秒。每一分该花的钱都花了，每一件该做的事情都做了。现在总算到了开庭的时候。

我们在一片寂静中等待，偶尔传来用手掩住嘴发出的咳嗽声、脚步移动声以及一些人拖着脚寻找座位时发出的声音。哈迈尔·华盛顿身着普通的灰色套装，配着白色的西装衬衣和挺括的绛红色领带，坐在我旁边的木椅上，也就是离陪审团最近的那个位置。他旁边的地板上，放着那副借以支撑行走的拐杖。他那双柔软的、浅褐色的手交叉着搭在膝盖上。他半垂着眼睑，一双大眼睛疲倦而漠然地望着那些在卷着厚厚的速记纸的打字机前忙乱的法庭记者。

在原定开庭时间过去十五分钟之后——也就是说，在被告人、公诉人以及每一个将在审判中行使职责的人，为避免引起法官的愤怒而准时出庭一刻钟之后，审判室的门被推开了。受人尊敬却又具有报复心的詹姆斯·？汤普生机械地朝着法官的座位走去，他的眼睛盯着前方的地板，好像任何时候只要走错了方向，就会立即责怪他的脚似的。他重重地摔下怀里抱着的文件和书籍，命令法警把那帮陪审团候选人带进来。

几分钟后，法庭的后门打开了，二十多个男女像被夹在两道栏板之间的羊群一样，被赶到了木栏杆后面的两排凳子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排栏杆把演员连同他们的演出一并和观众隔离开了。

和大多数法官一样，汤普生认为遭受律师和傻子无休止的折磨，对他们来说，尤其是个负担。他从不认为，这两种人是完全不同的。与之相比，他更喜欢陪审团，大多数法官也都如此。因为那些人是他从没见过的陌生人，他可以向他们灌输那类具有公众意识的市民应当具备的高尚美德，教育他们应该如何渴望公正强调公平。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陪审团得听从他所说的一切，并且对他要求的任何事情不得提出异议。

汤普生欢迎那二十多个陪审团候选人时，就像多年不见的好朋友。他目光和蔼，彬彬有礼，十分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他们将要承担的重要责任。面对来自生活中不太熟悉的人的说教，他们认真地倾听着他所说的每一个字，就像小学生听他们的新老师上第一堂课一样。他带着慈祥的微笑告诉大家，他们要在这里裁定一起刑事案件。

当他宣布“被告被控犯有一级谋杀罪”的时候。他的笑容消失了，一丝难过的表情浮现在他的嘴边。

汤普生一字一顿地读着指控书上的每一个字，以便他的听众能够理解每一处细微的差别。他读完后，放下文书，把手放在凳子上，身子前倾。

“现在被告已经表示不服罪，这就意味着被告否认了对他的指控。”

法官停顿了一下，他的眼睛眯缝着，好像在搜寻着什么，他前额的皱纹更深了，在他开始讲话的时候，声音中有种紧迫的语气，仿佛他不论怎样夸大他对他们所说的事情都不算过分。

“当犯罪嫌疑人表示不服罪的时候，公诉人就有义务证明被告的罪行——并且要证明得让人没有理由提出疑问。”

他从前两排座位的一边望到另一边，眼睛盯着一个又一个陪审员。

“这就意味着，”他继续说道，“在你们听完这个案子的所有证据之后，你们必须——我再强调一遍，你们必须——认定被告无罪，除非你们认定被告的罪行已被证实——不是根据可能性，不是合理的想当然，也不是勉勉强强差不多，而是被证明得让人没有理由提出疑问。”

此时就像在礼拜结束的那一时刻，在那长久的心元杂念而又寂静的时刻里，对于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都不存在任何困惑；在这一清澈澄明的时刻里，一种永恒的东西正在直接对心灵讲话。这位法官一直望着陪审团候选人员，最后一次提醒他们他所说的这些话的严肃性，这也是在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前他惟一能说的了。慢慢地，他的眼神失去了锐利，表情也不像刚才那么坚定了，他向他们点了点头，身子向后靠，好像是在告诉那些陪审团候选人们，课就上到这儿了。

“现在，让我介绍出庭人员。”

他首先介绍了公诉人，接着是辩护律师和被告，汤普生法官向陪审团候选人询问，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和我们中的任何人认识。没有人举手。没有人认识克拉伦斯·哈里伯顿，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见过被指控谋杀了杰里米·富勒顿的年轻人。法官又询问陪审团候选人，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已对本案形成了某种看法，大家都表示没有。我在想，是否会有人相信他们真的没有事先形成意见。

按照法庭的指示，书记员随意抽出了十二个陪审员的名字，被叫到名字的男人或女人，从他们在前两排木长椅上的座位上站起来，收拾起他们的外套、毛衣或是随身带来用以打发每天早上等待被叫的那段无聊时间的书本，向陪审席走去。他们下意识迈着缓慢的步伐，一个挨一个坐下来，用一种不情愿的眼神，回头望了望满屋子注视着他们的面孔。

在最后一个名字被叫到，第十二个陪审团成员坐到最后一个席位上之后，法官把剩下的事情移交给了律师——但必须是在他确认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他们赞成哪一方之后。

“律师会问你们每个人一些问题，”他说道，“就像一个友善的邻居，隔着后院的栅栏和你聊天一样。这个过程叫‘陪审员资格初审’，别让我来解释它的意思是什么，”他说着，很快忍住笑，“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几个陪审团成员点了点头，其他几个笑了笑，但是每一个人都在心里笑了起来。

“律师会问你们一些问题，以确认是否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本案的陪审员。这些问题绝不是想要故意刁难你们。”汤普生朝律师的桌子方向瞟了一眼，带着理解的笑容继续说道，“如果他们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我会处理这一切的。”

陪审团成员们有的抬起下巴，头微微侧向一边；有的身体前倾，他们用各种方式向大法官传递着一个信息：他们知道他是最值得信赖的——他也不相信律师。

汤普生坐回到高高的皮椅上，一边带着漠然的语气叫着“安托内利先生”，一边开始查看他带到法庭上的厚厚的文件夹中的文件。

当书记员把陪审团成员一个一个地叫到陪审席的时候，我瞟了—眼我临时制成的表格，上面写着每一个陪审员的姓名和编号。

“告诉我，德莱桑德罗女士，”我问道，抬起头望着一位粗脖子短胳膊的中年女性，“您在洛杉矶住了多长时间了？”

“资格评审”是律师们一直在努力将之转变为一门科学的艺术形式。心理学家将其称为掌握人类行为的知识，可以预测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反应。陪审团顾问是最近出现的一种职业类型。律师们认为，从三十秒的电视广告中学到的劝服方法，都会比过去从所谓的法庭修辞中学到的更多，他们支付一点儿钱给那些所谓的专家，让他们来告诉自己哪些人应该留在陪审团内，而哪些人则不应该留下。律师们总是相信任何事情，就是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但是如果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希望哪些人留在陪审团的时候，你不得不怀疑他们在法庭中究竟要做什么。

“在搬到洛杉矶之前，您在哪里居住？”我问道。

我已经开始了这场冗长的、有时沉闷的“资格评审”程序，我不知道它会是什么结果。我从不知道它何时开始，又将朝哪里发展。我会问他们住在那里，究竟做什么工作，他们在什么地方长大，在哪里上学，是否结婚，是否有孩子——这些问题也是在晚餐、宴会或飞机上坐在你旁边的陌生人通常会问的问题。一个问题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就像两个刚开始认识的人进行的对话一样。

我表面是在向德莱桑德罗女士发问，实际上我们是在交谈。她的举止发生了变化：她变得放松了些，好像忘了有几百个观众正在聆听我们所说的一切，而不像先前由于和一个刚认识的人说话而表现出一种下意识的矜持。

关于我想要哪种人成为陪审成员的问题，是我的秘密，我很少告诉别人。我对那些大家认为会对被告产生同情的人不是特别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从未想像过自己会做错事的陪审员。我想让他们像歃血发誓一样，承诺他们永远不会违背法律，即使恰好遇到他们不喜欢的法律也是如此。我想要的是这样的陪审员，即使他们自己认为某人是有罪的，但只要按照法律的规定他是无罪的，他们也会投票宣告他无罪。

我冲她微笑，问道：“您以前担任过陪审员吗？”

她冲我笑了笑，暗示她曾经参加过陪审团。我又问她参加的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她不知道那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说那是一场交通事故，受伤者将司机告上法庭。

“民事案件，”我告诉她，“也许你会记得在民事案件——就是一个人起诉另一个人的那种案件中，双方都要举证。只要一方提供的证据更为充足，哪怕是一丁点的优势，我们称之为证据优势，那一方就赢了。根据你的回忆，那个案件是否就是这样？”

当她告诉我事实正是如此的时候，我的目光没有离开她。整个屋子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存在，我们只关注着对方。

“就在刚才，”我用一种熟人交谈的口气提醒她，“汤普生法官提到本案中公诉人证明被告罪行的责任，而且他的证明要让人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疑问。那就意味着公诉方必须证明一切，而我们则不需要证明任何事情，这和你曾经参与过的民事案件不一样。本案中，公诉方必须证明被告的罪行，而被告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我挥起手，摇摇头，笑了起来，“甚至案件也不用我们提交。我们可以就坐在这里，看着公诉方提交他的案子。我们不必传唤证人，不用提供任何证据。公诉方必须做全部的工作。现在，我要问你的问题是：你是不是认为把这个担子——这是个非常沉重的担子——加在公诉方身上是不公平的？换句话说。你是否认为公诉方必须令人信服地证明被告的罪行是不公平的？”

她能给我的只有一个答案：这也是任何人能够给予的惟一答案；但在那个时候，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问题本身，因为这个问题开始向她灌输她行使职责的标准。

“现在，德莱桑德罗女士，让我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也同样会问其他所有的陪审员。”

从我们开始谈话的那一刻起，我的目光第一次从她身上移开，我从一个陪审员瞥到另一个，直到我的目光扫过他们所有人。接着我的身子向前靠了靠，手臂放在桌子上。

“案件结束时，”我一边发问，一边寻找着德莱桑德罗女士那双充满信任的眼睛。

“你们听完了所有证据后——你和其他的陪审团成员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如果在这一切都进行完毕之后，你认为被告可能有罪，但你认为公诉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被告有罪，你会作出宣布被告无罪的判决吗？”

法官先前已经告诉了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也已经告诉过她，这个答案也是法律所要求的，尽管她没受过什么教育，才度过了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生，但她几乎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相信法律的尊严。这是无可置疑的，没有人会对此提出疑问。她没有别的选择，一点都没有，因为她理解法律的尊严，她也不愿作出别的选择。她衷心而热诚地同意：如果存在任何疑问——任何站得住脚的疑问——被告都应该无罪释放。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是老朋友了。我带着一种放松自信的心情，瞥了一眼她的陪审团调查表。

“我从你填写的表格中得知，你有三个孩子，他们现在还在上学吗？”

克拉伦斯·哈里伯顿显然已经无法忍受这一切了。我一直在想，要过多长时间他才决定提出反对。

“你反对？”汤普生法官问道，一种困惑的神情浮现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

我抬起头，目光离开德莱桑德罗女士，想看看汤普生法官下一步怎么办。

“你反对什么，哈里伯顿先生？”汤普生以一种生硬而又好奇的语气问道。

哈里伯顿站了起来，双腿分开，两手叉在腰间。

“我反对辩护律师进行‘资格初审’的方式。”

汤普生身子向前倾了一下。

“你必须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反对意见。”

哈里伯顿咬了咬牙，眼睛盯着地板。

哈里伯顿将头抬高到恰好可以对汤普生，恶狠狠的目光以眼还眼的位置，说道：“我对最后一个问题提出反对。”

法官几乎要笑出来：“你对她的孩子是否还在上学这个问题提出反对？”

“是的，法官大人，”哈里伯顿以一种轻蔑的口气答道。

“这个问题和她是否可以做一个称职的陪审员没有关系，”他提高了声音，继续说道，“安托内利先生应该知道这一点。”

他等待着回应，但是汤普生仍然盯着他。

“这一切都是一个模式的一部分，”他抱怨起来，“他就是在试图培养和这位陪审员的关系。我敢肯定，他也会对其他所有陪审员做同样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忽略案件的证据，”他用余光瞥了我一眼，接着说道，“单是和这一位陪审员说话，他已经花了半个上午的时间。如果他和她继续谈下去，”他顿了顿，身子转向栏杆后面的观众，提醒道，“他俩就可以形成普通法婚姻(事实婚姻)了。”

“可惜我完全没有这份福气，”我大声打断了他，“德莱桑德罗女士已经结婚了。”

整个法庭哄堂大笑，汤普生拿起了法锤。不过，他改变了主意，并没有猛敲锤子使法庭安静，而是等噪音过了一会儿之后自然消失。当法庭又恢复平静后，他竖起眉毛看着我。

“你对此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恐怕要向您请罪了，法官大人。我和德莱桑德罗女士说的越多，我就越喜欢她。”我顿了顿，紧接着又说道，“但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结婚的准备……”

这次，汤普生使用了他的法锤。

汤普生还没有来得及插嘴，我继续说道：“因为我喜欢她，我可能确实问了一些和她是否能够成为一位称职的陪审员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

我模仿了一个酷似害羞的笑容，然后发誓自己会努力表现得好些。

汤普生和我对视了一下，我知道他一点都不相信我说的话，我也知道这并没什么关系。

汤普生的身体向后瘫在椅子上，就好像一位老人急于小憩一会儿一样，宣布：“反对无效。”

哈里伯顿还站在那里，他的手臂直直地垂在身体两侧，拳头攥得紧紧的，连指甲都掐进了肉里。

“可是，法官大人！”他抗议道。

就在这时，椅子好像变成了一个弹弓，刚才还在高高的法官席后几乎看不见人影的汤普生，这会儿好像一下子跳到了桌子上，活像从玩偶匣子里弹出来的瞪大眼睛的小玩偶。

“反对无效，哈里伯顿先生！反对无效！难道你胆敢怀疑我的裁决吗？”

哈里伯顿死死地盯着律师席光滑的桌面，牙关紧咬，直到他的头开始抖动。

他抬起头，望着汤普生得意的笑容，回答道：“不，大人。”那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汤普生摇了摇头，向我转过身来。

“你可以继续了，安托内利先生。”

“谢谢，法官大人。”我以一种正式的口吻回答道。

“现在，德莱桑德罗女士，关于你的那些孩子。”

对于法官和公诉人彼此之间的互相憎恶，我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在“资格初审”中，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哈里伯顿对此无可奈何。我向富有耐心的德莱桑德罗女士提出的问题比我有时向整个陪审团提出的问题还多。当我想不出什么新问题的时候，我会把以前问过她的问题再问一遍。

哈里伯顿一点也不傻，他完全明白我并不是对所提问题的答案感兴趣，而是为了逐渐取得陪审团的信任。在我最后结束与德莱桑德罗女士的交谈后，他也试图采用同样的方式。当法官宣布午饭时间已到时，他还在与德莱桑德罗女士交谈。陪审团退席以后，汤普生把我们召集到桌子旁，法官告诫哈里伯顿要抓紧时间。

“我告诉过你们多少次，我必须尽快审完这个案子，以你们现在的速度，我们连传唤你们的第一个证人的时间都没有，”汤普生又加了一句，“你们两个人都需要加快速度，”好像他最不希望别人认为，他这么做是针对某一个人。

“我会尽力的，法官大人。”我欣然答道，哈里伯顿却怒目圆睁，牙关紧咬。

当我最后走出法院的时候，差不多十二点一刻，我没有约任何人一起吃午饭，也不觉得特别饿。天气很好，这种天气使你不禁要问自己，为什么要花费一生的时间，在黑暗的屋子里借着灯光，去研读那沉闷的、令人感到沮丧的被称为法律的学科。法庭里的人都出来坐在台阶上。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闭上眼睛仰起头，享受几分钟的阳光，我看中了最上面一级台阶上的一个地方，但我又想到那里可能会有记者，我不想和任何人交谈，特别是那些想把我说的话演绎成故事的人。

我决定出去走走，心里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就这样下了台阶。

走到距法院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我又停在了上一次差点被撞的岔路口，这次我一直等到绿灯亮了，而且确定路两边的车都停下了，才迈开脚步走下人行道。

“你这么快就学会了小心过马路，安托内利先生。”

又是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站在我的旁边。他拽着我的胳膊，我还没来得及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跟着他穿过岔路口，到了街的另一边。他朝一个方向瞥了一眼，又朝另一个方向瞥了一眼。

“我必须见你，我们得谈谈。”

他一直不停地左右张望，审视着人行道上拥挤的人群，好像怕别的什么人看见似的。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只是抓住我的肩膀，用一种奇怪的、追不及待的眼神看着我。

“有些事情你必须知道，因为你现在可能处在一个危险——非常危险的境地之中。我必须要和你谈谈，请你一定答应，”他向我恳求道。

“这非常重要，下班后你能到我的店里来一趟吗？六点钟左右？”

他的眼睛朝两边逡巡着，天知道他在寻找什么。接着，他又从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塞到我手里，又看了我最后一眼。

“那就六点左右见吧，”不等我回答，他就松开手，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

如果我以前不相信恐惧是会传染的话，那么现在我相信了。伯格多诺维奇消失了，但在我们短暂的会面中，他如此害怕见到的某个人，可能已经看见了我们。我开始四处张望，注视着午间高峰期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一定可以认出要找的那个人。虽然我没见过他，即使见过，也不知道他就是那个人。

我开始走，一直不停地走，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眼前一次又一次浮现出那个俄国人的表情，心里嘀咕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在旧金山我认识的人很少，我也没做过任何事情。这就好像你被指控犯了你并没犯过的罪行一样：你知道你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或者你认为自己知道。

我走了很长一段路，走得也很艰难。最后终于说服自己，一定是神经过敏了。毕竟，我对那个伯格多诺维奇并不太了解，他肯定是个喜欢引人注目的人。我想起了他在那次晚宴上说过的事情，以及他总想让阿尔伯特·克雷文的其他客人感到惊讶甚至震惊的那种行为方式。我还记起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尾随我离开法院，在人群中找到我，对我说我们必须谈谈了；其实，他本可以直截了当地来找我。甚至在那次晚宴上，他看起来那么喜欢对每一个人的观点提出疑问，反驳别人最坚信不疑的信仰，我认为他也是在试图隐瞒着什么。这么多年以来，他不仅是一个普通公民，而且是一名前苏联政治间谍，他成为一个极度神秘而可疑的人，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我放慢了脚步，身心开始放松下来，看看商店的橱窗，不再担心玻璃窗上是否会突然出现某个人的脸。我看了看表，发现只剩下返回法院的时间了。

我舒舒服服地坐在位子上，和哈迈尔聊了几句，等待陪审团重新回到房间。在我开始准备下一轮的“资格初审”时，我对自己如此在乎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的古怪行为感到可笑。下面我要集中精力，极力使下一位陪审员相信我也是他可以信赖的人。

我们下午进行的速度要比上午快，虽然并不是快了很多。我们不像上午那样只与一位陪审员候选人交谈，而是两位。但是，这仍然不能使已经逐渐失去耐心的汤普生法官感到满意。他不愿再去警告那两个似乎听不懂的英语简单意思的律师。相反，在一天的庭审结束后，他先是以一种最为友好的方式告诫陪审团，不要讨论任何有关案件的事情，然后又告诉他们，事情一般都会在第二天加快速度，并且向他们保证挑选陪审员的过程会在本周内结束。他没看我和哈里伯顿一眼，就收拾起带来的文件，离开了法庭。

现在是五点过几分，我向哈迈尔道了声再见，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坐在法庭外面的台阶上，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从西装外衣口袋里找到了那张卡片，看了看地址，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伯格多诺维奇觉得如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