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给我的地址是萨特街，距离联合广场和圣弗朗西斯饭店不远。我把公文包放回房间后就出发了。走了四个街区，我才找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狭窄的临街店面。窗户上的金字已经褪色，上面写着“进出口部”。门上挂着“停业”的牌子，屋里也没有一点儿灯光。我看了看手表，不知道自己来得究竟是有点儿早还是有点儿晚。现在是六点整，正是他让我来的时间。他不守时，这让我很恼火，但同时又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显然，伯格多诺维奇要对我说的事情并不是十万火急。

我转身离开，盼望赶快回到酒店，好准备一下晚餐时间和玛丽萨·凯恩的约会。还没走出两步，就听见身后的门开了。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用他那独特的嗓音低声叫着我的名字。他的半截身子隐藏在阴影中，他朝我挥了挥手，示意我赶快进去。我刚迈进屋里，他就立刻关上门，带我向里面走去。

整个商店里弥漫着一股陈腐的味道，好像有什么东西自从放到这里以后，就再没动过似的。在一个长长的玻璃柜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用黄铜和红铜打造成的廉价珠宝，硕大的中国花瓶上布满了灰尘，用麻绳捆绑的东方地毯竖着堆在一起，几幅名不见经传的油画高高地挂在墙上，金色木制画框底部的一角用线悬挂着小小的白色价格标签。环顾四周，你就会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里没有卖出去过一件东西，而且其中一些货品自从当初被装上巨大的高桅帆船上，从中国或者更远的地方运到旧金山以后，就一直放在这里了。

在后面一个漆黑的附室里，伯格多诺维奇打开了摆在一张小木桌上的金属灯。这个凹室紧挨着一个通道，大概通向一个储藏室——不过这个地方为什么需要储藏室本身就是一个谜。一堆看上去像是订货单和发票之类的东西，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桌子上，我估计这个小小的地方就是他的办公室。伯格多诺维奇示意我坐在桌子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等我坐好，他就正对着我坐下来。他伸手从抽屉里拿出一瓶俄国伏特加和两个小玻璃杯，也没问我想不想要，就把两个杯子都斟满了。

他举起杯，朝我点了点头，一口气全喝了下去。我抿了一口，把杯子放到桌子角上。

“这酒应该冰镇一下，”他有点抱歉地说。

我本来就不能确定我为什么会来这儿，现在来了之后，我开始后悔。我想开门见山。

“你说你想见我，你认为我可能有某种危险。”

灯光落在桌子中间，形成了一束小小的光柱，光柱以外的任何东西，包括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本人，都淹没在黑暗之中。渐渐地，我的眼睛适应了这一切，眼前出现了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古怪的脸型和不同寻常的眼睛，那张脸再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眼睛上覆盖着厚重的眼睑，那种神态看上去似乎是既想和你亲近，又要拒你于千里之外。我想，他这种人既可以做出最慷慨的友好行为，也可以做出你能想像到的最残忍的野蛮行为。

“我们都身处危险之中，安托内利先生。自从我们一起在阿尔伯特·克雷文家共进晚餐的那个晚上，也就是在那时我向你暗示杰里米·富勒顿谋杀案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的暴力行为；之后，就一直有人跟踪我。我敢肯定，他们还在窃听我的电话。”

我深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呼出来。我第一次有了一丝轻松的感觉。一切都明白了：他为什么一从法院出来就跟踪我，而且不止一次，是两次；他为什么要追上我，鬼鬼祟祟地跟我交谈几句，强调他有很紧急的事情必须告诉我，然后就消失在安全的陌生人群之中。尽管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的外表令人生畏，但他毕竟是一位老人，整日被自己创造出来的恶魔缠绕着，逃避着他无法改变的过去——那个除了他之外，没人关心，或者根本就没人记得的过去。我越是近距离地观察他，越是肯定这一点：他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失去了辨别哪是自己的认同、哪是周围人的生活的能力。他声称我处在危险之中，每个人都在跟踪他。

伯格多诺维奇硕大的脑袋猛地向前伸了伸，开始笑起来。他那深沉的、铜钟般的笑声在四周漆黑的墙壁上回荡。

“不，并非如此，安托内利先生。我不是一个在偏执狂的幻想中苦苦挣扎的孤独老人！”

他突然爆发出来的力量让我大吃一惊。

“不，”我申辩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只是没有说出这样的意思，”他说道，口气里不带丝毫怨恨，“你是这么想的。为什么不应该这么想呢？这完全是正常的反应。”

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滑过他的嘴边。然后，几乎像在念旁白，他补充说：“虽然我不得不承认，我很少享受过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观察问题的乐趣。”

这种想法似乎引起了他的兴趣，笑容在他的嘴角上多停留了一会儿。然后，他眨了眨眼睛，敏捷地点了点头。

“不，安托内利先生。我确信有人在监视我，毫无疑问，对你来说，这同样也意味着危险。”

他又倒了杯伏特加，邀请我与他共饮。不像第一次那样一饮而尽，这次他只喝了一点点，和我喝的差不多。

“你要明白，安托内利先生，”他说话时，眼睛仍然盯着杯子。

“我相信我知道杰里米·富勒顿为什么会被谋杀。”

难道我被邀请到这儿，坐在这个阴暗偏远的店铺的角落里，是为了聆听又一场有关历史和偶然之间的差别的演说吗？

“我记得你说过，一个美国参议员不可能在一次偶然的暴力行为中被杀害。”

“我说的不是理论上的普遍性，安托内利先生，”

他说着，从酒杯上抬起视线。

“我说的完全是一件特定的事情。你知道，安托内利先生，我认识杰里米·富勒顿，我相信在某些方面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

我心里琢磨，他怎么会认识富勒顿，又怎么会那么了解他。伯格多诺维奇好像又一次猜透了我的心思。

“他第一次当选国会议员时，我就认识他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在男孩子气的魅力背后，杰里米·富勒顿是一个非常无情的人，根本没有一点儿良心。”

一丝冷峻的笑闪过他的嘴边，我感到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一度也属于他刚刚把杰里米·富勒顿列入其内的那一类令人遗憾的人。

“安托内利先生，背叛一个信任你的人，不像大多数人想得那么简单。我发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这样做，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过，也是带着极大的不情愿，然后再设法为自己所做的事情编造出一个自己满意的借口，告诉自己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这是事关生存的大事，是保护其他人的问题，是其他许许多多可以为我们的行为提供借口的事情中的任何一件。杰里米·富勒顿从不担心这些，他能毫不犹豫地背叛别人。他确实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被他利用过的人，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忘掉，就像他们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我开始逐渐意识到他在告诉我什么，虽然我至今还没对他要表达的意思和可能达到的程度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

“你是说，杰里米·富勒顿，一位美国参议员，被克格勃雇用了？”

“不，安托内利先生，我丝毫没有那个意思。我们没有雇用杰里米·富勒顿，他是主动找上门来的。这件事发生在他第一次进入国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那时他是一个来自加州的年轻的国会议员，没有资历，没有被指派过任何重要的职务——只不过是又一个在自己的地盘以外无人知道的、微不足道的议员。但他有更大的野心，远远高于做一个默默无名的众议员。他不仅具有更大的野心——华盛顿到处都充满着野心勃勃的人——他同样还缺乏耐心。他是这样一种人，在他看来每一件事都是实现另外一件事的工具。毫无疑问，在我的印象里，无论如何，甚至在他最初得知入选众议院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进入参议院了。

“是他主动找到我们的，安托内利先生，我们没有雇用他。起初他说想和我们进行私下讨论，希望最终能够改进两国之间的关系。这是我所见到的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个新当选的众议员说起话来的口气，就像是参与两国幕后谈判的国务卿。这是他起初引起我兴趣的地方：他是多么容易将自己假定成重要人物。他的见多识广也令人惊讶：他不仅了解美国和苏联目前的关系，还了解俄国历史、俄国革命以及苏联经济的运作。他竭力把这些知识当做他一生的爱好说出来，也许确实如此，但我后来慢慢了解到，他属于你们美国人称为‘过目不忘’的那类人。他无情无义，但也确实聪明过人。

“我们开始讨论——哦，许多话题，安托内利先生！讨论的范围很广，涉及每个能够想到的话题，但从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他妥协。然后，在后面的几个月里，他开始谈到他在众议院的失意，谈到他对政策性的问题无力施加任何重要的影响，谈到如果他能够进入参议院，他可以怎样做更多的事情，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

伯格多诺维奇狡黠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又不是孩子，安托内利先生，我们知道他那时正花费很多时间，与加州的有关人士谈论竞选参议员的可能性，我们也知道他惟一的障碍就是钱。”

他顿了顿，又喝了一口伏特加，然后放下杯子，慢慢地擦拭嘴角。

“我想，我们进入了一个你可能会称为‘交配仪式’的过程：我们围绕着双方都想得到的东西跳舞，然后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我们给他钱——给了他很多钱——多年来将近几百万美元。我们为他的竞选提供经费，或者说我们赞助了他足够的资金，使他成为大家信任的候选人，可以自己为竞选拉来更大的经济援助。我不知道我们给他的钱有多少是用于选举，有多少是被他挥霍了。这无关紧要，从他拿走我们给他的第一个美元开始，我们都明白舞已经跳完了，我们已经结为终身的‘夫妻’。富勒顿和魔鬼签下了协议。或者说，也许是我们和魔鬼签下了协议。”伯格多诺维奇的眼睛直视着前方，又加上了最后一句。

过了片刻，伯格多诺维奇闻道：“你读过历史吗，安托内利先生？”

“读过一些。”

“读过修昔底德的书吗？”

“读过，但那已经是一段时间以前的事了。”

“你还记不记得阿尔基比亚德为雅典的敌人做了多少事情？但是只有这样，他才能最终获得对雅典的统治权。这就是杰里米·富勒顿的做法。他与我们达成了协议，但我知道最后他会找到一种方法来攻击我们，而且不会伤害到他自己。”

“那么他在这笔交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伯格多诺维奇喝酒的时候，我问道。

“你们给他钱，他替你们做什么呢？”

“他给了我们一些别人无法给予的东西：对美国政府内部事务运作方式的了解。我们想了解和我们打交道的人的所有事情：他们的优点，他们的弱点，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富勒顿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情况。有时我觉得我所知道的关于你们政府内部的事情，比我们自己政府内部的事情还多。富勒顿是一个出色的观察员。”

“作为交换条件，”我总结道，“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金钱。”

“哦，他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安托内利先生，虽然我承认那是他最想得到的东西。我们也会给他一些我们自己的情报，以助他一臂之力。杰里米·富勒顿进入参议院后，很快被公认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中消息最灵通的人士，这一点决非偶然。”

我认为伯格多诺维奇没有任何理由编造这样的故事，但我看不出刚才他告诉我的事与富勒顿的死有任何明显的联系。

“我还是不能确定——”

“这很明显，难道不是吗？自从苏联解体后，人们就开始搜寻各类文件和档案，试图查明克里姆林宫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用多久，人们就会发现提到富勒顿名字的报告、手稿、文件或是支付给他资金的记录。现在的关键是有人确实发现了有关记录，这就是他被谋杀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如果他为另一方工作的话——谁又会杀他？”

伯格多诺维奇轻蔑地撇了撇嘴。

“富勒顿从来没有为‘另一方’工作过，”他尖锐地说，“他始终在为自己工作——只为他自己。”

这事看起来有点蹊跷。他刚才告诉我富勒顿提供给苏联的情报是极具价值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又鄙视富勒顿为苏联服务的动机。这里面不仅仅包含他的职业判断。无论他们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出于某些原因，伯格多诺维奇总是带着深深的私人关系色彩来评价这件事。

“他是在为苏联效力，”我提醒他，“这使他成了间谍。问题是，谁会因为这一点想置他于死地呢？如果有人知道这件事，他们会把他交给政府，也许会利用这件事勒索他——但为什么会杀他？”

伯格多诺维奇认为我很天真，“如果一个不仅是美国参议员，而且可能会成为美国总统的人，有朝一日被发现为俄国人工作了许多年，你认为这个国家会作何反应？总统恨富勒顿。他知道，如果他打算竞选连任，富勒顿是惟一可能在民主党候选人提名中击败他的人。即使总统能够在预选中击败富勒顿，他的力量也会被极大地削弱，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

他的话也正好印证了我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发现了富勒顿的秘密，他们可以利用它毁了富勒顿。但是把他杀死，并且使他成为殉职者，应该是他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伯格多诺维奇拿起杯子放在眼前。在手中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杯子上面的瑕疵。

“你还记得50年代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吧？你记不记得由于你们的参议员麦卡锡的一系列未经证实的指控而导致大规模的恐慌和怀疑？我先问你：如果富勒顿还活着，所有这一切都被抖搂出去了的话，情况会怎样？：你认为公众会相信富勒顿是惟一一个为苏联服务的高官吗？如果总统的政敌们得知他所属党派内部的一个重要成员是个卖国贼，他们的反应会是怎样？阿尔杰·希斯事件毒害了这个国家的三十年的政治生活——但和杰里米·富勒顿相比，希斯又算得了什么？不，安托内利先生，他们不会利用所掌握的秘密来对付他——他们必须除掉他，彻底除掉他，这是惟一的办法。干得干净利索，是不是？总统不用再面对威胁他生存的人，除此之外，还成了公众对一位陨落的英雄悲叹和同情的受益者。”

他把杯子拿到比先前稍微高一点的位置，用手反复旋转着。

“他们现在只剩下两个应该担心的人，”

他放下杯子，朝我笑了笑。

“如果他们发现了杰里米·富勒顿的事情，他们就会知道我；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他们也不会冒险放过你。”

“我？他们为什么会想到我？”

伯格多诺维奇显得几乎有些同情我了。

“因为在法庭上你是富勒顿谋杀案的辩护律师，因为只有你热衷于证明凶手不是你的当事人，而是另有其人一一而且因为他们知道你认识我，他们不得不假设你知道一些事情，他们不会冒这个风险的。安托内利先生，你应该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不能容忍你知道一些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不留下任何活着的证人，这难道不是谋杀的第一条原则吗？你记不记得我第一次想和你谈谈的那天，你从人行道走上街头，差点被车撞上？你敢说那只是一场意外？”

现在我相信，这是一种有逻辑性的、很可怕但又有欺骗性的、完完全全的妄想狂。我也许应该相信他告诉我的有关富勒顿的事情——这可以解释这位参议员如何获取了竞选经费——可是现在他是在要求我相信一桩合谋，一桩总统这样的政要也要对其负责的合谋。多年的秘密生活和欺骗，多年的腐败和暴力导致了这样的恶果：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妄想症的老头，胆小得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

我瞟了一眼手表，假装没有意识到时间已那么地晚了，我感谢了他告诉我的一切后，匆匆起身离开。当我们走到门口时，伯格多诺维奇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我想让你知道，我不会因此责怪你。但我可以保证，我告诉你的每一件有关杰里米·富勒顿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同时，”他谨慎地打开门，说道：“要处处小心。”

走在人行道上，我深深地呼了口气，努力从鼻孔中呼出所有的灰尘和污浊的空气。街区的尽头。人们正站在人行道旁的石阶上等绿灯。我仿佛感觉到伯格多诺维奇又从后面追上我，拽住我的胳膊，就像前两次一样。我停了下来，转过头向身后瞥了一眼。这是我所见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切似乎都静止不动了。走在人行道上的人看起来像一些填充在硬纸板上的剪切画。汽车似乎停在了街道中央。没有任何移动的东西，一切都凝固在时间中；然后，转瞬之间，耳边传来巨大的、震耳欲聋的声响，一道眩目的、橙黄色的火光穿过街道，直冲天空。我站在那里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那儿就是不到一分钟前我和伯格多诺维奇道别的地方，此刻，一片火海正在吞噬着店铺里破碎的玻璃和已经烧得变形的金属。

我站在那里，全身麻木，无助地望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妇女神志不清、全身是血、摇摇晃晃地在街道上漫无目标地走着，警笛的声音——凄厉的、不间断的尖啸声越来越近。一辆红色的消防车，车尾站着两个抓着栏杆的消防队员，轰隆隆地驶进了街角。正对面，一辆警车也来到现场。人群聚集了起来，我的耳边充斥着各种声音，人们相互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伯格多诺维奇死了——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爆炸中幸存。如果我没有及时离开，如果我再多待一分钟，我也会被炸得粉身碎骨。伯格多诺维奇一直想要警告我，而我却一直不相信他所说的每一个字。他告诉我杀富勒顿的人同样也想杀他——而且不仅仅是他。

我感到心跳加快。我开始在身边纷乱的人群中搜寻，希望找到那个可能正在寻找我的人。离开街道，我向那些建筑物走去，尽量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我起先想回饭店，但是转念一想，如果那样的话，那个在我去找伯格多诺维奇的路上一直跟踪我的人，就会发现我的住处。我想到回办公室，但现在已经将近七点，没有人会待在那里。现在我想到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是惟一一个让我感到安全的地方。

我低着头，两手插在口袋里，飞快地走着，努力不让自己跑起来。我转过鲍威尔大街，经过圣弗朗西斯旅馆，一直走到市场大街和快速中转站。我买了张票，乘坐电动扶梯来到站台，等待火车把我带到奥林达——鲍比的住处。我以前决不会留意的事情，现在都有了险恶的含义：从我身旁经过的陌生人不经意的一瞥，到站列车打开车门，令人厌烦的乘客一拥而上时，站在我旁边的人和我不经意的擦碰。

我要乘坐的列车终于到站了。我冲了上去，接着，确信有人在跟踪我、监视我，便一直等到列车开始关门，在最后一刻跳出了车厢。

十分钟后，下一班列车到了，我奋力挤进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的车厢，伸手抓住头顶上的把手保持平衡，把手上满是一双双冒着汗水的疲惫无力的手。火车快速冲出了车站，驶进漆黑的隧道，在城市和海湾下穿行。我摇摇晃晃地和别的乘客挤在一起，透过人们纠缠在一起的胳膊和低垂的脑袋窥视着，想知道这些陌生人中是否会有人想加害于我。列车加速时，滚动的铁轮发出有节奏的喀喀声，在我过于激动的想像中。它就像是我自己心跳的声音；这个声音的停止不仅意味着沉默，更意味着死亡。

在海湾的另一边，列车冲出黑暗，驶入夕阳映照下的古铜色的光辉里。火车渐渐慢了下来，我的心跳也随之缓和了一些；那种把每一件确定的事情转为怀疑，又把每个怀疑变成确定的事情的心理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逐渐增加的轻松感。我是安全的，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到了下一站，我下了车，从地下通道来到站台的另一边，等待返回旧金山的火车。火车到了站台。车厢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我在靠近窗口的座位上坐下。在过道边的座位上，放着乘客留下的晚报头版。报纸被折成对折，下半部分朝上，恰好在折叠线以下，一张富勒顿生前的照片映人我的视线。报道的最前面写着民主党州长候选人阿莉娅·戈德曼，被谋杀的前参议员的“高级助手”，已经逐渐缩小了与现任州长奥古斯托·马歇尔的差距。从统计数据来看，他们现在的竞争不分胜负。

火车平静地驶入海湾下面的隧道。我在想他们最初是在什么时候形成了这个计划，只留下一个人与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竞争州长的宝座。杰里米·富勒顿的遗孀确信，从她丈夫的死讯被公布的那一刻起，这个计划就开始了。在发生了所有那些事情之后，我认为这个计划甚至有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列车在黑暗中快速行驶，我把手臂交叉在胸前，蜷缩在座位一角，注视着自己在窗玻璃上的影子。

一切都毫无道理，我倒愿意相信，这种没有道理是由于我试图寻找的意义原本并不存在。这就像我过去常有的感觉：和从来不知其名、面孔也记不清楚的人喝过几天酒之后，在黎明前灰色的沉寂中，独自一人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午夜所有的狂热，所有宏伟的计划都已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有莫名的困窘和孤独，这种感觉如此强烈，我知道一旦身陷其中，将永远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