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迷你库珀车的发动机呜咽着，仪表盘下面的横档上黏着几块口香糖。去罗辛顿的路上，阿曼达一直在激烈地发表长篇演说，她受不了租过这辆车的那些人；竟有人残忍地对待一辆没有自卫能力的汽车——这勾起了她全部的人性。

一大半的路程都要在A1公路上度过，杜戈尔讨厌这条路。郊区像藤蔓上伸展的卷须，向北爬行，杂草丛生的旁枝从北环路一直伸展到苏格兰，一路携带着有关尼斯登和埃德蒙顿的记忆。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杜戈尔很不舒服，身子扭来扭去。今天他穿了一件新的粗花呢外套，是阿曼达给他挑的。他还把头发理了。阿曼达坚持认为，这件衣服看起来比较体面。杜戈尔发觉这种体面让他浑身发痒。

他试着靠琢磨弗农·琼斯的事来转移注意力。令人苦恼的是，这件事他知道得太少了。他去过一趟西汉普斯特公立图书馆，对《英国圣公会圣职者名册》和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那张刊登了弗农·琼斯讣告的《泰晤士报》进行了一番研究。

有关这位教士的资料本来就很贫乏，它们也没增添什么新内容。弗农·琼斯，生于一九一一年，在剑桥大学的圣保罗学院和圣约翰学院学习过。一九三三年，他被任命为执事，一九三五年被任命为神父。由于监狱神父的身份，他接受了各种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以及和刑罚改革有关的任命。一九六一年成为罗辛顿教士。一九七五年，他获得大英帝国三等爵士勋位。

讣告讲的主要是他在监狱里的工作……“他针对这一方面以及周边社会议题的观点在英格兰教会内外引发了许多争论。”

阿曼达将迷你库珀车转向通往罗辛顿的B级公路。幽暗平坦的乡村如同黑色的海浪轻轻拍打着公路。在剑桥的那三年，杜戈尔一直生活在沼泽地区的边缘，对河水无怨无悔地滑入冰冷的北海中的景象，他一直难以接受。

阿曼达开始哼唱《音乐之声》的片段。

道路开始上升。罗辛顿坐落于一大片泥沼的岩层上。迷你库珀车的前灯照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罗辛顿城区委员会。欢迎来到罗辛顿，佛梅苏尔梅尔之姊妹城。这行字下面是一张朴素粗糙的照片，照的是主教堂西侧的大圆花窗下一个由七部分组成的凹陷的诺曼拱门。

街灯发出的黄光刺透了黑暗。他们发现，要去的那个旅馆就位于主教堂附近的交通灯边上。杜戈尔在西汉普斯特公立图书馆找到一本旅游书，并根据广告上登的十字钥匙旅馆的电话号码预定了一个房间。这家旅馆的广告是这样写的：一家具有四百年历史的旅馆，在大教堂的阴影中散发醇熟气息……中世纪的魅力中融合了现代的舒适。

旅馆位于街角，似乎有一条主购物街将它和右边的主教堂分割开来。暗黑的乔治王时代风格的外墙左边是一道拱门。阿曼达把迷你库珀车慢慢驶过那道拱门，开进一个被这家旅馆当成停车场的庭院。车熄火后，天上下起了雨，阴沉、执拗。雨点噼噼啪啪打在车上，水顺着挡风玻璃向下流，看起来像是一条微型瀑布。

阿曼达打了一个冷战。“真是阴森恐怖啊。”

杜戈尔伸出手把阿曼达的手从方向盘上拿下来。这不是阿曼达的说话风格，她认为噩梦是人们想象出来的（这当然不是真的），因为她自己从来没做过噩梦。“我知道。”他回答，顿时感觉自己无比高大，心中充满了保护欲。“就像一部汉默恐怖片。我们应该等那个幽灵马夫，还是去找一个鬼一样的管家？”

“哦，闭嘴。我的伞好像放在后座上。”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杜戈尔把手伸到车的后座上乱摸一气，从只花了几个小时就堆成一团的杂物中拽出了那把伞。

他吃力地从车里爬出来，然后绕到后备厢那边。阿曼达把后备厢里的行李收在一起，竖起大衣领，又用围巾包住了头发。

“我们得绕一圈去前门。”她一边说着，一边把公文包递给杜戈尔。公文包里装着那部普特金的杰作。“如果能从这儿进去就好了，可是路被装空酒瓶的箱子挡住了。”

他们跑到大门前，走进明亮温暖的大堂。左边有一条路通向几乎空着的酒吧，右边围着壁炉摆成一圈的是一些老旧的椅子和沙发，上面罩着印花棉布。只有一把椅子上坐着人，是一个身材高大、穿着炭黑色外套、面容憔悴的神父，他正在读《教会时报》。他们面前是一张接待台，它的一边是几级台阶，另一边是一个布告栏。杜戈尔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看起来很舒服，虽然有点破旧，却赏心悦目。

看见他们走进来，坐在前台后面的那个宽度大于长度的硕大女人抬起头来。她把《每日镜报》往旁边一推，然后轻轻拍了拍烫过的鬈发。

“晚上好。”她说，“我可以帮你们做些什么吗？”接着，她又用更自然的语气说，“今天晚上真够脏的，是不是？”

杜戈尔点头称是。他不安地发现，他的鼻尖上有一滴水珠，雨伞在地毯上滴了一摊水。就在这时，他想起了自己在电话里报的那个名字。“我们是梅西夫妇。”他希望这个名字听起来不会像他自己所感觉的那么不真实，“今天早上我们打过电话，预定了一个房间，我们想在这儿过周末。”

阿曼达打了一个喷嚏，接待员闻声而动。“上帝保佑你。每到这个时候，我那个死了的丈夫就会洗个热水澡，喝上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结果这么做并没给他带来多少好处。心脏病发作，他死了。把雨伞放在那边的架子上吧，亲爱的。你说你们姓梅西？是七号房间。在这儿签个字，可以吗？”

杜戈尔在那个本子上胡乱签下了自己的新名字。他决定保留自己的教名。改变姓氏已经够令他困惑的了，彻底更名改姓会把事情变得复杂到难以忍受。他写的地址是贝尔塞斯公园西北三号。

“今天晚上你们在这儿吃吗？”接待员问，“供应晚餐的时间是七点到九点。”

“嗯，”杜戈尔看了一下表，马上就到六点半了，“是的。”他看着阿曼达说：“我们七点半左右下来吃饭，好吗？”

接待员把她那一大坨肉从桌子后面缓慢地挪出来，领着他们上了楼。“这个季节，我们这儿的客人不多。”她扭过头说，“通常复活节前才会好起来。你们的房间很漂亮，不是我吹嘘，从那儿可以看见美丽的大教堂。”

“哦，那很好啊。”紧跟在接待员左右摇摆的大屁股后面的阿曼达说，“我们对大教堂的历史很感兴趣，当然还有别的东西。”

“这里有很多教堂。”接待员骄傲地说，“哎呀，我们经常接待各个大学的学者什么的。有一个是美国人，为了写一本关于大教堂的书，在这儿住了三个月。一切他都要求做到最好。这个人一定很有钱，多到花不完。不过，他是一个很友善的绅士，做起事来有条不紊，总是那么干干净净的，人很严肃，还不停地和你说这说那。他常说：‘里瓦拜德夫人（他说的是我，我叫安妮·里瓦拜德），里瓦拜德家族在罗辛顿的历史几乎和大教堂一样长。五百年前，有一个叫里瓦拜德的人曾经是修道院农场的副管家。’‘您和我开玩笑吧？’我说，‘那个人不是我的亲戚（实际上，我出生在伊斯灵顿）。’‘哦，不，’普特金先生说，他研究的资料上白纸黑字写着呢。‘我拿给您看看，好吗？’我们到了。”

她打开七号房间那扇漆成白色的门，把他们引了进去。这是一个温暖的大房间（中央供暖一定是他们所谓的现代舒适之一，杜戈尔想，可是，中世纪的魅力又从何说起呢）。从室内的装饰风格和家具看，这是一个品位比较保守的人在一九五二年设计的。不过，房间很干净。那张大双人床够六个人睡的，床上摆满了枕头，还铺着灯芯绒的床单。

“浴室在这儿，亲爱的。冲马桶的时候要拉两次链子。还需要什么吗？”准备退出房间的里瓦拜德夫人就像一艘即将离港的远洋客轮，“需要什么就告诉我。”

里瓦拜德夫人离开后，杜戈尔走到窗前。这个房间在二楼，下面就是他们从汽车里看到的那条商业街。商店已经关门了，人行道上空空荡荡，只能看见街对面有一条黑色的杂种狗正在朝着目的地潜行。一盏灯照亮了街角药店上方挂着的牌子：中央大街。屋脊后面是大教堂投下的巨大阴影。尽管看不清任何细节，但是你无法回避它就在那里的事实。杜戈尔咽了一口唾沫，感觉喉结在嗓子里反弹了一下。他想，住在一个市中心有座石山的城镇里一定会出怪事。他拉上窗帘。

“我喜欢这儿。”阿曼达说。

半个小时后，他们已经出现在楼下的酒吧里了。他们在角落里找了一张桌子坐下，从那儿可以看见外面的大堂和沙发卡座区。那个上了年纪的神父仍旧坐在壁炉前的那把扶手椅上，不过，他拿《教会时报》的角度变了。报纸遮住了他的脸和前胸。杜戈尔说，他代表了教堂已经休眠；阿曼达说，他这个年纪的人还能不辞辛劳地擦鞋，这难道不令人感动吗？像杜戈尔这种人，甚至连一套鞋刷子和一罐鞋油都没有。接下来，他们开始讨论这个老人来这里做什么——他是不是住在这儿，也许他是一个退了休死了老婆的教区神父，或者他只是想游遍英格兰的大教堂，暂时逗留此地？

杜戈尔去吧台拿菜单的时候，两个男人走了进来。他没抬头看，但是脑子里隐约对浅色的西装和厚重的金链子留下了印象。

“两大杯威士忌。”其中一个人对酒吧招待说，“快破产了。”接着，他对同伴说，“如果没有更好的建议，你就会和汉伯里同一个下场，这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