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们起得很早。杜戈尔偏好已经做好的早餐，特别是别人做的早餐。阿曼达则更愿意泡一个热水澡，化好妆再下去。于是，杜戈尔一个人下楼去给两个人点餐。吃完自己那份鸡蛋、培根和番茄，他又去吃阿曼达盘子里的香肠和炒蛋。

餐厅里没什么人，只有那个女服务员在无精打采地整理着食品柜里的刀叉。那个老神父正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进餐，杜戈尔想，是不是他的新陈代谢系统只有一个汽缸在起作用。日光下，他的外套、头发、肤色等等，一切都在暗示他的肌体正处于逐步分解的过程中。“尘归尘。”杜戈尔对着最后一叉子炒蛋说，说完还朝手里紧攥着菜单出现在门口的里瓦拜德夫人礼貌地点了一下头。她拾起教堂休眠人掉在地上的餐巾，问杜戈尔的咖啡要不要续杯。

阿曼达走进来时，房间里的气氛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个女服务员直起腰板，里瓦拜德夫人则茫然地抚平了裙子上的一个褶子。杜戈尔可以对天发誓，那个神父这次是故意把餐巾丢在地上的，好趁机转身弯腰，好好看阿曼达一眼。

阿曼达说了一声“早上好”，这句问候并不针对任何人。（杜戈尔想，在英国旅馆里，如果只对一个人说“早上好”，好像比根本不说更不礼貌。这是一个讨厌的令人左右为难的时刻。）说完，阿曼达坐了下来。他给她倒了一杯咖啡。这张桌子位于窗边，他们盯着窗外的中央大街，用谈论天气来打发时间——雨夜里就停了，可你却无法把这样的天空和晴朗的天气联系在一起。许多心情阴郁的人出门购物，他们带着沉痛的心情急匆匆地走着，像是赶着去参加一场葬礼，再不快走就要迟到了似的。

半个小时后，杜戈尔和阿曼达来到外面的世界，这才明白为什么人行道上笼罩着如此压抑的气氛。的确，天不再下雨了，但是一股邪恶的东风无孔不入，用细砂纸般的无情和冷漠对待暴露在外的皮肤。阿曼达拒绝换掉那件优雅的薄皮衣，杜戈尔则立即降低了着装标准，从迷你库珀的后备厢里拎出一件穿了不少年头的粗呢大衣。

他们在中央大街上买了一包烟，给阿曼达的相机买了胶卷，然后脚步轻快地沿着从药店向南一直延伸到大教堂西门的部长街向前走。等他们走到那里时，一座十九世纪应某个主任神父的要求放在西窗上、看起来与整体风格很不协调的钟敲响了九点一刻。在旅馆的时候他们就商量好了，这个时间去拜访穆恩斯太太显然太早，大教堂才是他们该去的地方。杜戈尔心里抱着一个希望，但是没说出口。他希望在教堂里找到某种线索。

西门有十二英尺高，由橡木制成，分为两扇，上面覆盖着铸铁的叶饰，交织着某个人姓名的首字母首尾相连地重复着。其中一扇上面凿出一个便门。打开那扇门时，杜戈尔发现，根据某个心思缜密的教士或者神父的意见，他们故意增加了门的重量，强有力的弹簧可以将门关紧，使得它像教堂的捕鼠器一样“啪”的一声正对着阿曼达的脸关上。

教堂内部给杜戈尔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寒冷阴暗；第二个印象是，一条宽得可以允许几辆车并排行驶的石路。实际上，教堂的正厅里摆满了橙红色的塑料椅，那种坐下去就会弯得令人担惊受怕的椅子。

“这是要举行大型宗教集会吧。”杜戈尔耳语道，童年时接受的训练使他很难用正常的音量在教堂说话。

阿曼达指着门旁边的一个布告栏，上面介绍了座位的安排情况。将有一大批罗辛顿人出席这次旨在声援世界反种族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组织的音乐会。演奏的所有曲目都是俄罗斯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安东·佩特洛维奇·斯普多维斯基的作品。杜戈尔注意到，这些作品中包括升F小调反协奏曲《恶心》，上个月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首演时，这部作品曾引起轰动。

一个教堂管理人出现在北边的过道上，这个胖子穿了一件偌大的黑色法衣，衣角几乎垂到地上，给人感觉是向他们漂浮过来，而不是走过来的。他的确是朝着他们这个方向来的：不可能搞错，那张肉嘟嘟的脸上有很明确的目的感。杜戈尔看见他的脖子上戴了一条链子，上面挂着一枚带有大教堂标志的奖章。那枚奖章随着他的身体轻轻摇摆，仿佛一只小小的无烟香炉。

“未经允许不许拍照。”那个教堂管理人宣告，他的声音将沼泽地带的元音和神父的辅音微妙地结合在一起，“或者你们未向教堂维护委员会交纳两英镑的费用。”他的目光意味深长地游离到那个从阿曼达的右肩膀上垂下来的照相机上。

“哦，是啊。”杜戈尔说，“拍照。我们还没拍呢，但是我想我们会拍的。你是说两英镑？”

管理人微微点了一下头。杜戈尔不知道立即认可他的权威是否让他心软了，因为他主动向他们提供信息，说那张许可证一整天都有效，一天之内你们可以进进出出，至于多少次，随你们的便。

杜戈尔掏出钱包，那个管理人从一个隐藏的口袋里拿出一支圆珠笔和一沓带号码的收据。等到交易完成，杜戈尔的手已经冰凉，根本不想握相机了。

“这个组织，”管理人说，“只是维护教堂这一项，每天就需要巨额的费用。那个商店——”他朝北边耳堂的方向微微欠了一下身，“九点半开门。来访者需要时刻铭记他们身处神圣的教堂。”

管理人无声地退下了。杜戈尔和阿曼达互相看了一眼。

“我不想在这儿拍照。”阿曼达没好气地低声说，“你为什么要给他钱？”

杜戈尔不知如何回答，于是说这都是为了做善事，也许有一天，他们能从游客身上赚到足够多的钱来支付安装暖气的费用。他同时说出了自己的疑虑：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教堂管理人呢？因为这不是那种在职业介绍所和就业中心做广告招人的工作，大概这些人得像电焊工或者管家那样在年轻时就接受培训吧。

阿曼达用舌头抵住上颌，发出啧啧声。这只是一种习惯，不是真的表示反对。她溜达到南边的过道上，看着一个由大理石雕成的主教很不舒服地斜倚在一块石板上。杜戈尔跟上去，和她一起在教堂里不慌不忙地转悠。

这个教堂给人一种压迫感。真奇怪，他平时很喜欢去教堂的，尤其是那些古老的教堂。他意识到，想要见穆恩斯太太（假设她没有出去度周末，也有时间，并且有见他的意愿）的念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当各种各样的谈话策略在脑子里打转时，你很难把精力集中在周遭的事物上。当下存在着多层不可知的未来，杜戈尔承认这没什么不正常的。可是另一方面，因为他找到了甘波的尸体，所以产生了一种感觉——连此刻都是他无法掌控的，只有上帝知道将来会怎样。而且昨天晚上那些信息以令人不安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仿佛每个人每件事都是游戏中的一枚棋子，一个匿名的策划者正在操纵着它们向一个同样未知的结局靠近。

他们沿着南边的过道向前走，路过更多“主教”，一直走到南边的耳堂。

南墙上交错的诺曼风格的拱形走廊很精致。他将弗农·琼斯就这个主题所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可是没用，他无法让自己喜欢上这个建筑。对他来说，它是个活物，一个石头做的阿米巴虫，用缓慢荒凉的方式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逐渐变形。

阿曼达给这个拱形走廊拍了一张照片。（那张该死的许可证总算有点用处。）她拉住杜戈尔的手，发现他的手是凉的，于是催促他赶快到南唱诗班通道尽头的那个熏黑了的炉子边上去。炉子的形状像一个老式的鸟笼，戴了一顶为脖颈粗壮的侏儒设计的主教冠。

是她的行为温暖了他，而不是这个炉子。杜戈尔朝身边一座十七世纪的主任神父的雕像使了一个眼色，这个雕像被旁边胡乱堆放的物件（三条哀伤的猎狗、两个无头的妇人、一系列逐渐缩小的孩子、他在纹章学上的成就、一只头骨和一张装饰得很华丽的祈祷台）弄得失去了意义。

杜戈尔感觉身上稍微暖和了一点以后，他们穿过回廊，绕着大教堂的东端漫步。这里的墓地更古老，杜戈尔想，一定遵循了先到先得的原则。在圣图姆武夫的礼拜堂里，中世纪圣地的富丽堂皇已经荡然无存。一块黑色石板标明了圣人的墓地。弗农·琼斯援引了当地的一则传说，说最后的修道士们赶在亨利八世的钦差到来之前抢先移走了圣骨。他们把圣骨和一些可以携带的财宝放在修道院的一个角落里，然后用砖头堵死，直到恢复“真正的信仰”。可惜的是，据说玛丽一世登基后，那些知道内情的人要么死了，要么流亡国外。

最东端是圣母堂，两侧各有一个歌祷堂。杜戈尔和阿曼达匆匆走过去，因为那个教堂休眠人正坐在围绕祭坛的栏杆旁，眼睛直愣愣地瞪着房顶——一个上世纪的朴素的木质结构。很难判断从他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空虚到底源自内心强烈的专注力，还是衰老。杜戈尔认为，至少这种专注力是与上帝交流时必不可少的。但是，他真的不希望休眠人的目光从天花板上滑下来，诱使他们开始一次谈话。

他们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到北边的耳堂，那里的一个小礼拜堂已经被改造成一块进行教会贸易的飞地了。他们走进去时，那个教堂管理人定定地看着他们。阿曼达在他耳边低声说，教会当局应该给他买一个机场用的电子安检设备。显然，这个人渴望检查所有的参观者，解除他们身上携带的微型冲锋枪和烈性炸药。

阿曼达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印了一个跪在地上的神父。与此同时，杜戈尔绝望地看着那排因纪念品身份而价格飞涨的擦碗布、烟灰缸和书签。离开商店时，他抓住阿曼达的胳膊，建议他们马上去见穆恩斯太太。

她立刻同意了，倒不是因为厌倦了大教堂，而是因为一个大块头男人正朝教堂的正厅走过来，肩膀向前突出。那个人是迈克尔·阿洛伊修斯·李。

杜戈尔和阿曼达穿过耳堂西北角的一个小门出去了。当然，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见李——按理说，他甚至不知道这两个人和他住在同一家旅馆里，尽管杜戈尔注意到，人们好像更容易记住阿曼达的模样。他们从教堂撤出来，是因为李的存在使得教堂外面的世界更有吸引力。他惊讶地发现，阿曼达也有同感。

他们穿过教堂和与之平行的商店后门之间的绿地，然后穿过墓地大门，来到中央大街上。尽管天气不太好，但是周六出来购物的人也有好几百了。狭窄的人行道上挤满了购物篮、折叠式婴儿车和普通的婴儿车，那些冷酷且高效的推车人能彻底击败牛津大街上的游客。

“向右走，对不对？”他们身边有一个婴儿大声啼哭，阿曼达不得不提高嗓门问。一辆折叠式婴儿车的轮子从杜戈尔的脚上碾了过去。

杜戈尔点了点头，继续沿着人行道向前走，依然在前面带路。他们俩排成一列纵队——如果没有接受过特殊训练，并排走路是疯狂之举。

艰苦卓绝地走了一百码后，他们来到教堂圣器收藏室门口。这个优雅的十五世纪的入口即使搬到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任何一个学院都不会丢脸。大门里面，是面朝市场的一排石头小屋，建在长长的修道院房屋的壳子里。向人行道方向突出的坚固的扶垛将每一座房子和邻居的房子分隔开来。窗户很小，有直棂。杜戈尔说，整体效果让他联想到迪士尼乐园。可是阿曼达回应道：“你从来没去过那儿，对不对？”

“女巫家的前门在哪儿？”杜戈尔问。他们是在做事情，而不是消磨时光，于是，杜戈尔的心情更加愉快了。

“挂绿窗帘的那家。里瓦拜德夫人说得对——是八号。”

扶垛营造出一个个小绿洲，尽管几英寸之外的地方就是熙来攘往的购物者，可是石头庇护所里相对安静。这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宁静之岛，八号的大门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它被漆成那种能让人静下心来的橄榄绿色，信箱盖和门环散发着柔和的光，只有多年定期打磨的黄铜才能产生这种效果。

杜戈尔按响了门铃。等待主人开门时，一条傲慢的卷毛小狗跳过左边的扶垛，急匆匆地跑掉了。路的另一边是一个小市场，里面停满了汽车，而不是货摊。杜戈尔听见那个方向传来一阵可怕的哀号，是从一把没调音的小提琴上发出来的声音。他寻声望去，拉琴的是一个小个子流浪汉，一头稀疏的花白头发，看起来扬扬得意，就像一只麻雀披着大鸟不要的羽毛。他拿着琴弓刮来蹭去，整个人如大师一般沉着自信。杜戈尔一向对街头艺人有好感，他打算在见过穆恩斯太太后给他点钱——如果他们能见到穆恩斯太太的话。他又按了一次门铃。

他们正要离开时，信箱盖从里面打开了——不同寻常的场景，好像抽水泵的把手正在随意地上下转动。从他们的膝盖到腰之间的位置传来一个声音：“走开。”转念一想，那个声音又加了一个“请”字。这个“请”字后面还跟着一个小小的问号，接着，那个声音渐渐消失了。

杜戈尔在心里抱怨了一声。他很讨厌和孩子打交道，特别是小孩子：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或者说什么。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语言绝不会包裹着荣耀体面的外壳。

阿曼达不是独生女，她是大家庭中的一员。她跪下来，对着信箱盖，问那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她刚说完，那个孩子就喘着粗气把信箱盖“啪”的一声合上了。三秒钟过后，盖子又打开了，里面露出一双大大的蓝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阿曼达的棕色眼睛。

“你好。”阿曼达说。

“你是来打听母亲联合会的事吗？”那个声音责问道。

“不，不是。”迅速抓住有利形势的阿曼达回答，“我们是来见穆恩斯太太的。”

“不行。妈咪在花园里。”

脚步声从门的另一边传过来。信箱盖合上了。

“莉娜！你在干什么呢？门外面有人吗？”

“可能有吧。”莉娜带着怀疑的口气说，“我看见眼睛了。”

门开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面带微笑看着他们。杜戈尔意识到，有关她身材的大部分印象来自她的穿着：退了色的家居裤、威灵顿长筒靴，以及一件可以罩住好几件套头毛衣的防风夹克。阿曼达急忙站起身，杜戈尔没能说出早就准备好的发言，一部分原因在于穆恩斯太太的外表。他原以为一个神父、一个社会栋梁的遗孀（据他对她的想象），应该是个刀枪不入的家庭妇女形象——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一丝不苟的圆髻。事实上，穆恩斯太太留了一头长长的鬈发，穿了一件鲜红色的风衣，五官灵动，看上去像一只分外迷人的猴子。

“莉娜是不是让你们在这儿等了很久？真不好意思。刚才我在花园里，你们也看到了。不是做园艺，而是往后门上钉钉子。新年前夜，我们当地有个十几岁的小混混开着摩托车撞在门上了。他们也不是想故意搞破坏——我认为，其中一个人是在向他的同伴们炫耀，于是把自己假装成某个邪恶的人。莉娜，别当着大家的面啃大拇指。亲爱的，你去把罗利放进来，我把它留在花园里了，好让它在肥料堆里找点东西吃。好了，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吗？”

穆恩斯太太再次露出灿烂的笑容，她把抓着她衣角的莉娜轻轻拉开，又把她往后花园的方向推。

“哦。我们是梅西夫妇。我叫威廉，她是阿曼达。我们要在十字钥匙旅馆住一两个晚上。我们正在考虑做一个有关罗辛顿的电视纪录片。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那家旅馆的里瓦拜德夫人建议我们来见您。希望没有给您造成什么不便。”

“哦，没有，我已经把门修好了，至少我希望是这样。也许我们真的需要一扇新门了，可是这取决于负责大教堂维修的人，而那有点像种橡树，也许你一辈子也看不到结果。不过，还是请进来吧。想喝咖啡吗？我刚要喝咖啡。”

喝咖啡这个主意不错。杜戈尔差点忘了自己是为什么来这儿了。穆恩斯太太领着他们穿过一个镶了嵌板的小厅，然后走进一个客厅，从落地窗望出去就是花园。穆恩斯太太把他们留在那里，还拿走了他们的外套。

这是一个很舒适的房间。家具选择得当——无论是摆在墙角的安妮女王书桌，还是壁炉两边的内嵌式书架。杜戈尔和阿曼达坐在和他们的身体轮廓相符的沙发上。墙上挂着几幅维多利亚风格的水彩画，据杜戈尔推断，主要是罗辛顿的风景。房间里似乎很安静。

客厅的石板地上有爪子发出的嗒嗒声。门轻轻地开了，一只上了年纪的黑色西班牙猎犬出现在他们面前。杜戈尔和阿曼达在它的耳朵后面挠了几下，它也依次闻了闻他们。显然，它认为客套已经结束了，于是在空壁炉前缓缓坐了下来。接着，它朝着没有生火的壁炉眨了眨眼睛，眼神里带着责备。

阿曼达低声说：“这一定是弗农·琼斯的狗——”可是，她的话被端着咖啡进来的穆恩斯太太打断了。

“我想你们已经见到罗利了吧。太有教养了，是不是？可能它前世是个十八世纪的伯爵。”

“很可爱。”阿曼达说，“它多大了？”杜戈尔认为狗这个话题比天气还安全。

“八岁多了。年龄似乎让他看起来更庄重了。唯一能让他放松一点的是莉娜。实际上，我们才养了他一个来月。”

“哦，是啊。”杜戈尔抓住良机，“里瓦拜德夫人提起过这只狗，说它原来的主人是弗农·琼斯教士。”罗利把放在爪子上的头微微抬高了一点。“昨天晚上，我们读了他写的大教堂导游书，事实上，里瓦拜德夫人告诉我，他最近去世了。她建议我们来拜访您。我们不只是对历史感兴趣，还想对罗辛顿的总体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最好详细告诉我你们想做什么。”穆恩斯太太平静地说，“咖啡怎么样？”

他们喝的是黑咖啡，因为穆恩斯太太说她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要用牛奶和糖来破坏一杯完美的咖啡。杜戈尔和阿曼达解释了制作纪录片背后的想法。穆恩斯太太问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她可和里瓦拜德夫人不一样，你不能对她含糊其辞。最后，他们呈现出来的形象是这个行业里的新手。杜戈尔只承认那个传统佃农早餐麦片的广告是他写的，广告中一个身穿格呢褶裙的苏格兰高地人对着一碗燕麦背诵彭斯的诗句，背景是洛蒙德湖。

“您知道，就是那种东西，”他用这段话结束了这次谈话，“以教堂城市为背景，将简化了的文化、思乡之情和适应现代压力的过程结合在一起。如果能找一个桂冠诗人介绍这个节目就好了。拍一下雅各宾主任教士的墓地，再配上中央大街报刊亭里售卖的女性杂志的镜头。一小段历史、许多漂亮的图片，加上对现今潮流煞有介事的反思。”

有那么一刻，杜戈尔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表现得过于轻浮，是不是对听者的个性产生了误判。可是一抹淘气的笑容从穆恩斯太太的脸上一闪而过。

“这个主意好像能赚大钱。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你好像已经对一切了如指掌了。”

“这个——”杜戈尔的话音被门铃声打断。

“哦，上帝。”穆恩斯太太说，“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