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出关于正义的理论时，我试图把过去十几年中我所撰写的论文中的思想集中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条理分明的观点。这些论文所讨论的全部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而且一般都更为详细。为了使这一理论圆满无缺，对另一些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对这一理论的阐述共分三编。第一编涉及了《正义即公平》（1958年）和《分配的正义：补遗》（1963年）中所讨论的范围，而第二编的三章则分别相应地讨论了《宪法自由权》（1963年）、《分配的正义》（1967年）和《非暴力抵抗》（1966年）等问题，但有多处补充。最后一编的第二章涉及了《正义感》（1963年）方面的问题。除几个地方外，这一编的其他各章与已发表的论文并不对应。虽然主要思想基本上相同，但我试图消除论据上的前后矛盾，并对许多论点予以充实和加强。

下面也许是我对本书目的所作的最好说明。在近代很大一部分道德哲学中，主要的系统理论一直是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原因之一是，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都信奉这种理论，他们建立了一个无论在广度或深度方面都真正令人难忘的思想体系。我们有时忘记了休谟、亚当·斯密、边沁和穆勒这些大功利主义者都是第一流的社会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他们的道德学说是为了满足他们广泛兴趣的需要和配合一种全面的安排而提出来的。批评他们的人往往是在一条狭窄得多的战线上对他们进行批评，指出了功利原则的难解之处，并提到了这一原则的含义与我们道德感情的矛盾。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能够创立一种切实可行的系统的道德观来反对功利原则。结果，我们往往似乎不得不在功利主义与直觉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我们最后的落脚点很可能就是一种变相的功利原则，虽然这个原则在某些特定方面已经由于直觉主义的制约而受到了限制。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我们也没有把握可以提出更有道理的看法。但这并不成为不去一试的理由。

我一直努力去做的就是把以洛克、卢俊和康德为代表的传统契约论加以归纳，并将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上来。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希望这个理论能够得到提高。从而不再留有通常被认为是比较明显的致命缺点。此外，这个理论似乎对正义提供了另一种系统的说明，这种说明要比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功利主义来得高明，或许我认为是这样。由此而产生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康德哲学的性质。诚然，我必须承认，我所提出的这些观点并无任何独创之处。主要的思想是古已有之，也是众所周知的。我的意图是要用某些简化的方法把这些思想组织成一个总的体系，使人们能够领会它们的全部含义。如果本书能使人更清楚地看到包含在契约传统中的另一种正义观的主要结构特征，并指出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道路，那么，我写本书的意图也就全部实现了。我认为，在所有的传统观点中，只有这种正义观最接近于我们对正义的深思熟虑的判断，并构成民主社会的最合适的道德基础。

这是一本巨著，这不仅表现在它篇幅宏大。因此，为了使读者更易于理解，这里要说几句话作为指南。第一章第1－4节介绍了关于正义理论的基本的直觉概念，由此出发，可以直接讨论第二章第11－17节中适用于体制的两个正义原则，然后在第三章全章对原始状态予以说明。如果对优先问题这个概念还不熟悉的话，浏览一下第8节可能证明是必要的。其次，第四章的若干部分，如关于平等自由权的第33－35节，关于自由权优先的含义和康德的解释的第39－40节，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最充分的描述。至此，这些内容占去了全书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并包括了这一理论的大部分要点。

然而，如果不考虑最后一编的论据，正义理论也会有被人误解的危险。尤其应该予以着重指出的是以下各节，即关于道德价值和自尊以及有关概念的第七章第66－67节；关于平等基础的第八章第77节；关于自律和社会联合的第78－79节，关于自由权优先的第82节，以及关于自我的统一和一致性的第85- 88节，这几节全都在第九章中。这几节再加上其他各节，仍然远远不到全书的一半。

各节的标题、每一章的前言和全书的索引，将为读者了解本书内容提供方便。这一点似乎是毋庸赘言的，但我要说的是，我避免了对方法论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对第9节中道德理论的性质以及第4节和第87节的理由问题，进行了概括的考虑。在第62节中还有几句关于“善”的含义的题外话。偶尔也从方法论上提出一些看法和几句离题的话，但就绝大部分而言，我力图提出一种真正的正义理论。同其他理论所作的比较和对照，以及对这些理论尤其是功利主义不时提出的批评，都被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由本书的比较基本的部分中，我没有包括第四章至第八章的大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暗示这几章是不重要的。或者仅仅把它们看作是应用问题。相反，我认为，对正义理论的一个主要检验标准，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把我们对一系列广泛问题的深思熟虑的判断加以条理化和系统化。因此，把这几章的论题提出来讨论是有必要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反过来又修正了原来提出的观点。但在这一方面，读者有更多的取舍自由，他可以着重研究他最关心的问题。

我在写作本书时，除了书中提到的那些人外，我还得到其他许多人的帮助。我愿在这里向其中的一些人表示感谢。有三份不同的手稿在我的学生和同事中传阅过，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无数的建议和批评，这使我获益匪浅。我感谢艾伦·吉伯德对我的初稿（1964－1965年）提出的批评。他不同意当时的无知之幕的提法，为了考虑他的意见，似乎有必要把某种关于善的理论也列入本书。其结果就是以第七章中讨论的概念为基础，提出了基本的善这个概念。我还要感谢他和诺曼·丹尼尔斯，因为他们指出了我把功利主义说成是个人责任和义务的基础这一点难以自圆其说。他们的异议使我删去了这一论题的大部分内容，并简化处理了这一部分的理论。戴维·戴蒙德对我关于平等问题的论述表示强烈的异议，尤其不赞成我在讨论中没有考虑地位的相关性问题。为了努力论述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包括社会作为社会联合中的社会联合问题以及自由权优先问题，我最后把自尊作为一种基本的善这样的内容加入书中。关于政治责任与义务问题，我和戴维·理查兹进行了有益的讨论。虽然职责以外的工作问题不是本书的中心论题，但我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时也曾得到巴里·柯蒂斯和约翰·特罗耶的帮助；尽管如此，他们可能仍然不赞成我的观点。我还应该感谢迈克尔·加德纳和简·英格利希，是他们使我得以在最后文本中作了几处修改。

一些人对已发表的这些论文进行了讨论，我很幸运得到了他们宝贵的批评意见。我感激布赖恩·巴里、迈克尔·莱斯诺夫和R·P·沃尔夫对正义的两个原则的提出和论证所进行的讨论。凡是我没有接受他们的结论的地方；我也不得不根据他们的意见把论点作进一步的发挥。我希望，现在提出的这个理论不会再遭到他们的非难，也不会再遭到约翰·查普曼的极力反对。正义的两个原则与我所说的普通正义观之间的关系，与S·I·本所提出的那种关系有类似之处。我向他，也向劳伦斯。斯特恩和斯科特·布尔曼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这方面所提出的建议。诺曼·卡尔对这些论文中关于道德理论的观念提出过批评，我觉得他的批评大体上是正确的，因此，我努力使这个正义理论得到提高，以免遭到他的非议。我在这样做时，从伯顿·德雷本那里获得了教益，因为他向我说明了W·V·奎因的观点，并使我相信，关于意义和分析的概念不像我所构想的那样在道德理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它们与其他哲学问题的相关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我试图使正义理论不受它们的限制。因此，除某些修改外，我所遵循的仍然是我的论文《伦理学概要》中所表明的观点。我还要对A·K·森表示感谢，感谢他对正义理论所进行的寻根究底的讨论和批评。这些讨论和批评使我能在许多地方改进了对问题的表述。对于希望研究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更正式的社会选择理论的哲学家来说，他的书将会证明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哲学问题也得到仔细的论述。

许多人都对这几份不同的手稿自动地撰写了评论文章。吉尔伯特·哈尔曼对最初一稿的评论十分重要，使我不得不放弃若干观点并在多处作出根本的修改。我在博尔德哲学研究所时（1966年夏），还得到其他一些人的评论意见，有伦纳德·克里默曼的，有理查德·李的，还有亨廷顿·特雷尔的；后来又是特雷尔的。我努力根据这些意见来调整我的观点，其中也包括查尔斯·弗里德、罗伯特·诺齐克和J·N·希克勒的非常广泛而有益的意见，他们每一个人自始至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阐述关于善的见解时，我从J·M·库珀、T·M·斯坎论和A·T·蒂莫茨科那里以及与托马斯·内格尔的多年讨论中获益匪浅。我还要感谢内格尔帮助我弄清楚了正义理论与功利主义的关系。我也必须感谢R·B·布兰特和乔舒亚·拉比诺维茨对修改第二稿所提出的许多有益的见解，感谢B·J·迪格斯、J·C·哈桑伊和W·G·朗西曼的有启发性的来信。

在撰写第三稿期间（1969-1970年），布兰特、特蕾西·肯德勒、E·S·费尔普斯和艾米莉·罗蒂不断提出建议，他们的批评意见是有很大帮助的。在这一稿中，我得到了赫伯特·莫里斯、莱斯诺夫和诺齐克的许多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帮助我避免了许多失误，使本书的质量大大提高。我尤其要感谢诺齐克在最后阶段所给予的切实帮助和鼓励。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处理我所得到的全部批评意见，我也完全意识到仍然存在的各种缺点；我感谢他们，是因为本书从开始到现在所取得的成果，而与由于种种可能的原因书中仍然存在的不足之处无关。

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为我提供了完成我的工作的理想场所。对它在1969－1970年给予的支持，对古根海姆和肯德尔基金会在1964－1965年给予的支持，我谨表示深切的谢意。我要感谢安娜·托尔和玛格丽特·格里芬在最后一稿中对我的帮助。

如果没有这些好人的善意，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

约翰·罗尔斯

1971年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