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艺术的灵魂 历史意义的定位

历史意义——或者说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猜中价值估量的等级制。因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甚至一个人赖以生存下来,这是对这些价值权威和现实作用力的权威关系的“预知本能”。欧洲人要求自己具备特色的东西,对我们产生了有魔法和异想天开的半野性的后果。欧洲也因为阶层和种族民主主义的膨胀而陷在里面。首先,19世纪的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将它称为这个世纪的第六感官。所有形式和生活方式相互交织的文化历史,都因为那种在我们“现代灵魂”中的混合而涌现出来。于是,我们本能地向后退,而我们自己则成为了大混乱的品种。最后,就像前面提到过的,“精神”便在这里看出了漏洞。

我们自身所具有的半野性,使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找到秘密的出口,就像从未占领过某个高贵时代一样,是通向未完善的文化迷宫与在世间存在过的半野性的出口。而且,迄今为止,人类文化最可观的部分仍然存在于半野性的状态,那么“历史意义”就意味着为所有感官和本能所用,并且为一切审美和味觉所用:因为,它可以借此证明自己是一个高贵的感官。例如,我们喜欢享受荷马:这或许是我们得到的最幸运的便宜,我们通晓荷马史诗,但是所有拥有高贵文化的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无法轻易地掌握荷马。举个例子来说,17世纪的法国人,如圣埃福莱蒙德,他就指责荷马的广泛精神,甚至包括伏尔泰的尾声。这个非常确定,随口就可以说出肯定或否定,在遇到一切陌生种类时表现出来的迟疑、退缩,对生动的好奇以及那种对所有高贵而容易满足的文化的、恶劣意志的、非审美的胆怯,没有勇气去承担崭新的一幕,也就是对自身的不满和对异物的称赞,因为对于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来说,这一切决定了他们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些东西决不会成为他们的财产,或者是他们的猎获品——对这样的人而言,没有哪种意义会比历史意义、低三下四的无政治权利的平民式的好奇更令人难以感悟。

莎士比亚和令人惊奇的西班牙-摩尔-萨克森的综合审美者也没有什么区别。一个老雅典人因为与埃西路斯的友谊而为此笑了个半死,或者作呕。可我们——却正因为接受了这种粗野的光彩,这种最柔弱、最粗糙、最艺术的东西的杂凑,变得诚恳亲昵。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自己保留下来的艺术的狡猾,并且减少我们因逆向蒸汽和英格兰庸众邻居所受的干扰,这一点倒很像那个不勒斯的科尔索岛,因为在那里,我们同我们的所有感官都死心塌地,像受了蛊惑一样,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尽管庸人聚集宿营的阴沟是空的。

我们是体现着“历史意义”的人,因为我们自身就带有一份美德,这是毫无争议的——我们无求无欲、忘我无我、勇敢、谦虚、客气,充满自我克制、充满牺牲、耐性十足、阿谀奉迎……总而言之,我们也许并不“香甜可口”;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这种体现“历史意义”的人难把握、难感觉、难回味、难追求的东西,会令我们认为是一种偏见,甚至将它看作是敌对的东西。

事业上和人身上的高贵,正体现在每种文化和艺术的完善之作以及接近成熟之作,并且包括平湖般的目光和满怀喜悦的自满,这些都是自我完善的事物所表现出来的荣光和冰冷。或许,我们所说的历史意义的美德,与善良审美同处一种程度,但是最起码它也是处在最佳审美的必然矛盾之中,而我们恰巧可以模仿小的、短的,以及在最低级的幸运场合下人的生命的圣化,这一点就像它们自己可以在这里或那里骤然四射的光芒一样,但是在我们这里却表现得如此恶劣、迟疑,似乎还带有一丝勉强。因为,那种目光和奇迹,在那种伟大的力量面前,主动站立在深不可测、漫无边际的事物面前——那里,因为突然发生的抑制和石化,因为我们正巧站在一块没有停止抖动的地面上,而出现了一种细腻的快乐。尺度这个词语,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欲望——对无限、不可推测的事物的欲望,就像骑在狂奔的骏马背上的骑手,当无限之物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自然撒开缰绳。现代人,就像半个野蛮人——当然,大多数人也都这样——正处在危险的地方,而那些半野蛮人也正处在我们的极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