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区域研究的专家，就像是一名旁观者，有幸不必担心陷入其中，却可以观看到人间戏剧一个个上演，让人百感交集。1935年是我们在北京4年生活的高潮时期，但也是结尾。我必须返回牛津大学完成我的博士论文，进行考试等。这样当我拥有了英国的博士学位，就能够在高等院校任职。与此同时，我们的中国朋友正面临着新的忧虑和即将到来的灾难。当我们离开北京学术舞台的时候，仿佛自己是从即将沉没的船上仓皇逃窜的老鼠。

就像我们刚到那里就感受到的那样，威胁来自日本的军事扩张。坎农博士参观过北京协和医院之后就与我们一同住在了北京，同行的还有坎农夫人和他们的小女儿海伦。6月份，我们一起途经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地来到东京和京都，在那里盘桓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初次一瞥，发现日本完全被咄咄逼人而又危险的军国主义色彩所笼罩。我们见到的向往美国的日本朋友和一些自由主义教授，明显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认为形势会越来越危险。对于作为学生的我来说，这片强大而现代的异国之地是我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道路上更大的挑战，需要我在未来面对它，研究它，更加深入地了解它。而它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我们对其在中国造成多大危害充满忧虑。

日本夺取了中国东北（满洲），并已摆出威胁占领整个中国的架势，这将最终唤起中国人民武装起来进行反抗和革命。但是中国两大主要力量仍没有团结一致。蒋介石正在南京集结他的军队，而将农民大众调动起来却仍处于尝试阶段。在种种努力中，作为外国人的我们所熟知的是有着超凡魅力的晏阳初开展的计划。1935年12月，我们乘火车向西南方向前往河北定县参观他的“重建农村平民教育运动”，这个计划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进行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晏阳初在蒋廷黻的帮助下就已经在法国的华工中开展平民识字运动。在定县我们走访了各个村庄，那里的卫生所及识字班对谋求人类问题的解决只作了微不足道的努力，人类社会问题数量之多，足以穷尽一个人的想象力，哪怕是考虑一下这些问题，也是一种努力。然而在农村普及读写、卫生以及科学种田的知识不可避免地会促进农民联合起来，组成社团向政府和地主表达自己的不满。1935年晏阳初得到定县县长的合作，但是1937年日本的入侵迫使其不得不转到四川时，这里的国民政府却怀疑有人在煽动农民造反。1935年他改造农村的事业作为美国的一项专门技能在中国乡村的延伸部分仍如阳光普照。如今已经过去了45年，历经多次战争，这项事业仍在继续发展，但是中间的事情很复杂，作为局外人无法理解。政治与阶级结构的渗入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1935年，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历经艰苦的长征抵达延安，农村动员和军队建设将由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部署而结合在一起。而在北京我们只听说蒋介石取得胜利，并将“共匪”从一个省追赶到另一个省。在这个时候，我们遇到的两位朋友正在准备报道这方面的最新动态。

我们曾在上海遇到过埃德加·斯诺和佩格·斯诺（Edgar and Peg Snow）夫妇，1934年他们刚刚结婚就来到了北京，并住在燕京大学附近。埃德加是一位极有天赋的记者，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受过专门教育。1928年上海《中国每周评论》的美国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J.B.Powell）使得埃德加的全球旅行计划暂时搁置，他任命埃德加为助理编辑。那时，鲍威尔支持新的南京政府，对老上海人来说，仍是一位令人厌恶的赤色分子，而埃德加·斯诺奉命沿着中国铁路线旅行，撰写吸引游客的游记。他从长江下游出发，经过南京到达北京以及满洲，最终乘火车来到了西北地区。在那里他亲历了1929年至1930年间可怕的西北大饥荒。在他1958年的传记《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中写道，这场使生灵灭绝的可怕经历让他决定投身于中国人民的事业中。他不是一位理论家，而是一名记者，但是他与宋庆龄及其他人的友谊将其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埃德加与夫人佩格［即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写作时所用笔名为尼姆·威尔士（Nym Wales）］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他悠闲随和，性格外向，天性热爱人民，而佩格谨慎理性，胸怀大志。我们经常互相探望，还会去北京饭店的顶层花园跳舞，这是北京上流社会娱乐的场所。佩格与埃德加之间显而易见的同行式的竞争使得我很庆幸，因为我与威尔玛从事的是不同的行业。1936年埃德加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并在他的著作《西行漫记》中向全世界报道了毛泽东的军事政治生涯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之后佩格也到达了延安，并对共产党的领导作了重要报道。

1935年年底，日本侵略的阴云笼罩着北京地区。诡计多端的日本军队实施着扰乱人心的计划。骑着高头大马的矮个子军官带领着一支小队招摇着穿过我们住的胡同。他们进行军事演习，还要占领北京南边铁路交会的丰台地区。他们通过中国傀儡政府控制北京和天津地区，想要建立“华北国”，以并入之前的“满洲国”。他们还想利用在20世纪初期去过日本且懂一些日语的那一批中国人，但是已经过去25年了，这些人要么已经成为中国的爱国人士，要么已经青春不再，无能为力。

北京的大学由更年轻的一代人所领导着，他们是受到“五四”时期强烈的爱国热情感染的英美留学归国人士。此时的他们正装运着书本和器材，准备将学院和图书馆迁向南方避开战火。放眼望去，这些大学正在被拆除，而我却束手无策，只能看着学生们（？）从清华大学图书馆拿走那些尚未登记编目的书籍。

随着日本的压迫不断升级到顶点，学生们开始秘密组织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斯诺夫妇帮助了运动的组织者，这些人似乎是一些彼此没有联系的非共产党员，尽管诚然后来很多学生领袖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像燕京大学的王汝梅，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黄华）。1935年12月9日，大学和中学的学生组成长长的队伍上街游行，不顾警察威胁，抗议将要实行的“华北自治运动”。这个事件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翻版，是中国又一次民族主义运动。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是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有一个警察用刀鞘狠狠地毒打了她。林徽因的弟弟也加入中学生游行队伍当中，但是此后有12小时下落不明，梁思成前往各个医院去找他。

学生们要求蒋介石采取行动，而当时蒋介石的军队正借口追剿长征中的红军而着力控制中国西南地区。蒋介石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此时他的德国军事顾问们则调动长江下游地区的部队准备采用阵地战的方式进行最后的决战。

在这场危难中，我们的中国朋友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如前文所述，蒋廷黻加入了南京政府，并在行政院任职。面对当前的时局，梁思成打算暂时放弃建筑史的研究工作，将精力转向抗战，但是缺少现代化的动员，他当然找不到发挥作用的方法。而林徽因的肺结核再一次发作。日本人查禁了中国主要的报纸天津《大公报》，林徽因曾是该报声望卓著的文学副刊的撰稿人，这时她发现自己过于慷慨地被邀请为其接替的傀儡报纸《亚洲联合先驱报》（United Asia Herald）撰稿。在她姑姑家她发现自己的亲戚依然是以家庭为中心，并准备生活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他们问道，“打算去南方吗？即使这里出现一个自治政府又怎么样？这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房子还在这里。北京依然属于中国，并不属于日本。生活还是与往常一样。”有些亲戚甚至在有日本背景的企业工作。林徽因和梁思成因亲戚背叛祖国的行为而感到异常愤怒。他们早在1931年就从奉天（沈阳）搬到了这里。

在中国有一部分人，他们有着英美自由主义背景以及爱国主义的新思想，得到我们的尊重和认可，但是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是没有实权和地位的少数派。尽管如此，他们坚守着自己文化上的主导地位，认为作为学者有责任培养中国未来的一代人。因此他们团结一致，互相支持鼓励。

在清华大学时，通过梁思成与老金的介绍我们结识了很多中国学术界的朋友，这些人都是那一代的领袖人物。当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即1942年至1946年返回中国时，我们发现他们都来到了中国西南地区。新中国成立后，1972年我们再次来到北京，在那里发现一些朋友仍保持着学者和教师的身份。（周培源在战争时期部分时间在加州工学院度过，之后在1981年之前一直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们都历尽艰辛地活了下来。

然而“不屈不挠”只是一个苍白无力的词语。因为历史将北京的朋友分为了两个部分。有相当一部分人在1949年之后去了台湾，他们依然是逃亡者！

来自两个群体的北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将继续被历史粗暴地对待，尽管如此，在内战以及革命期间，在一党专政下，他们坚定不移地为国家誓死效忠。他们都没有完全赢得自己的战争，但是他们也从没退出过。最终会有某个人给他们一纸公正、公平的评价。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曾遭受过灾难，但绝不是一事无成的一代。

1935年12月，我们不需要坚韧不拔。威尔玛和我将要回到一个更加幸福的世界里。由于外交豁免权的特殊地位，我们顺利地在中国度过了4年，所以应该是我们的好运气，而非良好的成绩，让我们把中国正经历的痛苦抛在脑后。对于我们不那么幸运的中国朋友，我们怀有既宽慰又内疚的复杂情感，许多美国人已把自己的情感与中国朋友联结了在一起。

而在我们身边也有一些小小的人员危机。例如，我们的用人李先生不得不把他满怀期望的妻子从混乱的乡下带到这里。他的儿子、妹夫都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同时也尽力地体现他们的价值。我们也尽力确保他未来能找到工作，威尔玛还建议他的妻子有效避孕。然而她说：“是的，你们外国人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却毫无办法。”

与梁思成夫妇这样的朋友道别，让我们痛苦不舍。我们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同时也给予对方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林徽因是我们夫妻二人最最亲密的朋友。我们的道别的确让人伤心。

1932年至1935年，在中国生活的4年里，让我们对于中国北方、长江下游以及沿海地区的情况有了印象。我们也了解了外国人在华的机构，特别是外交、教育机构以及教会各级机构。最重要的是，在有着现代思想的中国学术领袖圈里，我们结交了一些朋友，结识了许多人。例如，在上海——北京的蓝色特快列车上，我们和傅斯年相遇，并有过一次长谈，他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之后分别任北京大学和“国立台湾大学”校长。1935年邀请坎农博士来京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林可胜博士，曾在爱丁堡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是位彻头彻尾的世界主义科学家。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他组织了救护队为中国军队服务。后来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国军队的卫生局局长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西南地区涌现了大批这样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