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局的变幻莫测为精明的企业家提供了无数获益的机会。面对史无前例的情况，每个人都必须为之付出新的努力，然而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却没有。我给自己的定位是结合逻辑始终如一地行动。但是当时并没人给予我指导或是对工作情况进行说明，于是我只能依靠自己来整合。

工作展开的前提是，研究分析处远东部门需要派代表前往中国来获取更多研究资料。在查尔斯·雷默上任之前，我和法斯就已经收到第一份来自饶大卫（David Nelson Rowe）的有关中国媒体分析的提案。由于受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以及其他政治学家的影响，饶大卫偏向于采用定量分析（计算单词使用的频率），通过这种方式使得不和谐的政治议程转化为依靠数据说话的科学。此外，他已寻找到基金会来支持他在重庆的研究项目。于是我们委任其为研究分析处代表，他于1941年11月27日抵达重庆。

如何让情报协调局在中国开展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会讲汉语的美国人在招募中国雇员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对方可能为双重间谍，他们可能同时向中国上司汇报情况。任何秘密就像吸引苍蝇的垃圾桶一样，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谣言、错误、恐惧、虚假的希望和嫉妒。54岁的乔·海登是一位经验丰富、头脑冷静的资深政治家，我认为正是在他的推荐下，中国盐务局的艾森·麦克道尔·盖乐（Esson McDowell Gale）被招募进入情报协调局，担任其驻华代表。

盖乐在莱顿大学（Leyden）获得了汉学博士学位，是美国的一位学者型官员。我曾在上海见过这位知识渊博、发展全面、留着英式胡须的汉学专家。

作为情报协调局首任驻重庆代表，他的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毕竟从一名中国雇员转为美国机构的负责人并不容易。此外盖乐博士印着“美国情报处”代表的名片并不能得到中国人的信任。

然而，事情的发展超乎我的预料，让饶大卫也日益陷入困境。他发现他不喜欢大使馆和在里面工作的很多中国人。人们总是用奇怪的眼神看他，他总认为有人跟踪他，要密谋陷害他，使他处于危险当中。我们担心他精神不正常，将其带回美国看医生，结果证明毫无必要。随后我被举荐接替他的工作。于是，1942年6月2日多诺万任命我为情报协调局的驻华首席代表，全权负责处理一切事务。他的指令就是一个让我陷入了一团混乱的黑暗地狱的号令：“你将：（一）成为重庆办公室被认可的总负责人；（二）被授权作为协调员处理小组所有事务；（三）被授权对协调局重庆小组进行行政管理，并负责处理除几个分支代表的特殊任务之外其他涉及重庆小组共同利益的事务。”这意味着我只是一位挂名的负责人，对秘密行动却没有控制权——显得很重要，但面目模糊。这是我极力渴望摆脱的命运。幸运的是，尽管我收到了正式签署的命令，但是一切安排并未实施。6月13日，情报协调局进行工作重组，海外情报处划分出去改为战时情报局。剩下的研究分析处、秘密情报处以及秘密行动处整合成为战略情报局。与此同时，我立刻为自己在中国的工作确定了范围缩小而具体化的任务。

与此同时，盖乐博士被召回之后，乔·海登为了弥补自己举荐不当的过失被派往重庆收拾残局。于是1942年八九月间，我们一同非常友善地结伴而行。这次旅行让我们对战时美国技术的不断扩张有了全局的概念，尽管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一直在增长，但这一切远远超过了我们理解的增长速度。

1942年，泛美航空公司依然为美国政府提供优先运输服务，后来由航空运输指挥部将其业务进行扩张。当时泛美航空公司使用的是DC-3型飞机，双发动机连同一个固定的尾轮，着陆时，飞机是向尾部倾斜来着陆的，类似喷气式飞机的前置起落架，还是以后的事。空调也是相同的情况。停机坪上的DC-3被烈日炙烤着，里面的乘客也早已汗流浃背，而一旦飞机起飞，恐怕都会被冻僵。由于座舱压力不稳定，在越过喜马拉雅山时乘客都感觉不适。这些20世纪80年代那些在飞机上享受到服务的舒适程度甚至超过家里的乘客们的苛责。1942年的泛美航空公司正在尽力达到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目标，这让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是探险家。

8月21日，乔·海登和我从迈阿密乘飞机途经南美和非洲来到中国。毫无疑问，此次飞行与1842年从塞勒姆或是巴尔的摩乘坐游轮前往远东时途经南大西洋和印度洋一样，都采取了迂回路线。一开始我们在波多黎各降落补充燃料，晚上到达西班牙港［特立尼达拉岛（Trinidad）］；第二天我们穿过了奥里诺克河（Orinoco）和亚马孙河等几处宽阔的河面来到了葡萄牙殖民地古城贝伦（Belem），它位于南纬3度。渔船、色调柔和的房子、像公园一样的广场、刷白的树干，还有露天咖啡馆，所有这一切都令人联想到地球另一端16世纪葡萄牙帝国的殖民城市澳门。

这里沿着河岸每时每刻都有来来往往的人。如今美国进行的扩张行动如同葡萄牙对贝伦、澳门和马六甲的殖民一样……美国人倾尽全力为他们的新式武器和运输工具修建了无数的混凝土跑道，就像葡萄牙人曾经为了用船只运送大炮而修建码头和堡垒一样。

我们乘坐四引擎飞机，从巴西海岸的累西腓（Recife）起飞，用一整夜时间穿过南大西洋。天刚亮，在广阔海面上，一个小点越来越近，原来是阿森松岛（Ascension Island）。从南美洲到非洲，我们已经恰好走完了一半的路程。荒凉的山顶处，一条灰蒙蒙的飞机跑道正在修建中，它让我想起了我的牙医在修补臼齿前会先把它磨平的情形。

下一个降落点是阿克拉（Accra，当时属于黄金海岸，即现在的加纳），与尚未成为旅游景点的夏威夷极为相似，这里有着大片的浅滩，适合冲浪。在简易的房舍中，你永远都不知道晒成褐色的床单什么时候更换。谁负责这些呢？从阿克拉开始，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线向东前往另一个港口拉各斯（Lagos），随后起飞向东北越过尼日利亚，来到铁路的终点卡诺（Kano）。

下一站我们来到了迈杜古里（Maiduguri），并在此扎营，这里真是泛美航空公司值得骄傲的扎营地点。随后我们从机场乘车行驶15英里，不知从何处到了何处，最终进入有一些新建筑物的居民区。我们在其中一家店里享用了纽约生产的冰柜里的金莱茵（Rheingold）牌啤酒和可口可乐。随后我们来到一处带阳台的简易住处洗澡，屋内有几个大的盥洗盆、镜子、铁制床和椅子以及抽水马桶。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干净卫生的餐厅用餐，这里的白人在厨房给我们做了类似坎贝尔风味的番茄汤，除此之外还有炸鸡、土豆炖牛肉、玉米面包加花生酱、果酱和薄荷酱。途经此地的每一位乘客都会提及这个地方。没有人可以想象，这里的所有食材究竟是怎样被运来的，因为最近的食品供应站是距此700英里的南部地区。月亮渐渐升起，真正的非洲式的大月亮，我留神倾听狮子的吼叫，然而整晚听到的只有7英尺的电冰箱和抽水马桶发出的声音。显然这次旅行让人很难将非洲和泛美航空公司分开来。

在大英帝国所属的领地埃及和印度，我们偶然碰到了英美联盟的问题，此类问题同样也发生在中国。在这场类似于手足之争中，已是强弩之末的英国的骄傲、经验和领导地位如今已不复存在，被唤醒的美国人开始下意识地怀疑其帝国主义和反人民的意图。一边谴责大英帝国的残余势力，一边利用它们，美国人并没觉得自己实为大英帝国的继承者。事实上，我们习惯于享受英国人的部署安排，却在理论上对其进行抨击。

我们在花园一边吃晚餐，一边欣赏着英国官员与女伴很笨拙地在舞池翩翩起舞，好像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做不到，实际他们能做到，尽管他们不必这样。德国人正在距离此处3小时车程的沙漠中。6月30日，当地一个送信人说，路上有一条宽10英里的裂缝，他们本可以到此处，但需要多花36个小时通过，但是显然他们太疲惫了，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人已经从叙利亚赶到。

最后，一架英国水上飞机带我们从开罗的尼罗河上出发，途经荒芜的放牧着羊群的基督教圣地（巴勒斯坦）到达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口处的巴士拉。随后我们前往卡拉奇，最终于9月6日抵达新德里的帝国酒店。在这里我遇到了白修德，他戴着一顶如同蘑菇一般的硬壳太阳帽。他带我参加了一场鸡尾酒会，到场的还有埃德加·斯诺、《先驱论坛报》的阿奇·斯蒂尔以及《纽约时报》的赫伯特·马修斯。他们都身着战地记者的卡其色短裤配绿肩带衬衣，相当地时髦潇洒。当时埃德加准备经波斯前往俄罗斯，白修德则正跟随两位将军到处飞。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印度，仅从表面上对比一下，印度人和中国人就令人吃惊。在战争时期，还未解放的卡拉奇与新德里人民看起来就像

胆小畏缩、过于脆弱的生物，而不会像中国人那样进行反抗。你不需要为小费与其争执不休，因为无论给多少钱他们总会恭敬地收下。至少在军事机关周围他们从来都不苟言笑。而中国的苦力……如果你多给一些小费，他们就会得陇望蜀，如果给得不多，他们就极力抱怨，即使给得刚刚好，他们还是会有所反应……这里的人要比中国人还要饱受苦难……在现代文明的表面下，衣着破旧……而在中国，每个人都是一样地贫穷。

有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过印度和中国的美国人仿佛观光客一般，对这里只留下了浅显的印象，后来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Isaacs）在其作品《心影录——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印度形象》（Scratches on Our Minds）中提到这一现象。印度人获得解放前莫名其妙的奴性与英国统治阶级的傲慢恰恰相配。而此时的中国人与美国人正在寻求社会的平等关系，至少他们彼此有所回应。

在德里，我们的英国朋友们……正处于连续不断的病痛中，包括疥癣、发烧、生疮、登革热、疟疾、痱子等。夏天天气干燥，气温高达华氏120度，还不停地刮风，让人无精打采；到下雨的时候又会发霉，所有的爬行动物都开始出动；如今到了冬天，阳光明媚。你可以了解到殖民地的生活。这里所有能看到的东西，仆人和帝国，都无法摆脱发烧和痢疾的困扰。

我们有两周时间观察印度，尽管对它的印象朦胧而不确切。9月13日我们乘火车从德里来到了阿拉哈巴德（Allahabad）的美国基地。我们发现这里的乡村极为平坦，

与艾奥瓦州极为相似，只是没有几何形的自然景观。这里的田地各式各样；庄稼诸如玉米分成一团团，参差不齐。由于长期居于此地，印度本地人必然耗尽精力，所有人必定都需要一个假期。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虽然他们都很贫穷，衣着长衫，但个体是非常多样化的。

从潮湿的印度途经喜马拉雅山北缅甸的“驼峰”来到干燥的云南高原，此时印度与中国的对比显得更加突出：

第二天早上（9月20日），我们继续向东飞行，“越过驼峰”，飞机一直稳定上升，其高度远远超过了欧洲的山峰。飞机越过层峦叠嶂的绿色山峰和荒无人烟的山谷，最终到了北缅甸的上空。高处的红壤梯田在绿色山峰与云层之间，显得格外壮观。当然，我们都在防备着日本人的出现。飞机上的乘客想象着埋伏在不到100英里处的零式飞机突然从南方出现，于是空中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拦截——闪躲行动。毫无疑问，拦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来到缅甸公路的上空，这条公路是一条蜿蜒曲折的红色小路。不久向低处滑翔，看到一潭大湖，它连同湖泊四周陡峭的山崖，是昆明当地独特的界标；再往远处，是西山（Western Hills）。从高空俯瞰，昆明并不大，位于宽阔平原的南部边缘。这里依山傍水，河流、村庄星罗棋布，有着便利的农田灌溉设施，景色秀美异常。

我再度访华所产生的第一印象至为生动。

其一，我可以和人们交谈，想要使用的字词随时涌现出来，就像从未离开过中国一样；其二，这里的人们精力充沛，面带微笑，与印度人的疲惫压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其三，妇女和男人们一样在外工作，并享有和其他人一样的自由；其四，中国人方平的脸型与印度人消瘦的脸型相比显得更加强壮，气色也更加健康。

20世纪初，昆明还只是位于中国西南偏远地区的一个毫无生气的省会城市，它第一次遭受侵扰是20世纪初法国人从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修到昆明的铁路。1938年，来自中国华北的三所流亡大学迁入本地。1941年为美国飞虎队（空军十四航空队）专设的大型美国空军基地成为其越过“驼峰”从印度为中国提供空运物资的中转站。流入此地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美国飞行员使得昆明成为一座繁荣发展的城市，不断地向周围扩展，变得拥挤不堪。

为了等待往北到重庆的飞机，海登博士和我不得不在此地多待几天。我们借机看望了一些大学中的朋友。首先我们拜访了梅贻琦校长，他是一位物理学家，目前是由三所高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天津的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代理校长。他比我记忆中的要更加消瘦，衣着也很破旧，不过为人依然很热情。

作为生活需要，吃、住成为西南联大教师面临的首要问题。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以及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人陈福田，都刚搬入临时搭建的住处——位于美国领事馆隔壁的旧剧院的露台。美国领事馆与中国剧院都是由在1911年至1926年间统治云南的军阀唐继尧修建的。当时连接昆明与外界的交通干线还主要是法国修建的从河内到昆明的铁路。剧院露台上的设施易于破损，但不收房租。在我们坐着谈话时，

一只硕大的老鼠穿过纸糊的天花板，差点掉下来。于是我们说应该买一只猫，但是那需要花费200块钱。当我再次返回昆明时，应邀与他们同住在此地［牛津大学的修中诚（E.R.Hughes）教授后来也曾居于此地］。

教授们的贫困状况让我吃惊，我写道：

他们正在顽强地战斗，但是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况——这里充斥着绝望、悲惨、勇敢面对、互相支持以及思想与行动逐渐衰退。

后来事实证明，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了三年时间，随后他们回到战后的北京继续凑合着生活。

我见到的另外一位北京的朋友是鲍伯·温德（Bob Winter），58岁，他是I.A.瑞恰的基础英语运动在美国的代表人物。

在空袭中，他的衣服已经被偷了两次。如今他在院子里养了两只猴子，其中一只猴子特别凶猛，由绳索拴着，如有入侵者闯入它就咬，除非先射杀它。鲍伯的院子里到处都是花，还有装满书的书架，他了解很多当地的民俗与小道传闻。

这里的人都是单身汉，除了陈福田，他的妻子在檀香山。对成家的人来说，生活更加艰难。

我到处寻找西南联大图书馆馆长严文郁，他曾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代理馆长。之前我见到他时，他刚刚接管北大图书馆，正在研究一流的图书馆方案，当时已经获得完整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并且准备大展宏图。如今我发现他在越过补鞋匠摊位的顶楼房中和衣而卧，身体不适的他还要考虑三个孩子的吃食问题。（战后，严文郁成为联合国工作人员。）

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家张奚若一家住在秦氏宗祠中，“他们住在供满灵位的大厅当中，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而我们的朋友北京大学政治学家钱端升则住在5英里之外的乡村。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夫妇也住在那里，但是随后与中央研究院一起迁往四川。周日，海登博士借到了一辆军用吉普，而张奚若则充当我们的导游。

随后我们带着老金和钱端升一行8人返回。大家舒服地挤在一起……7点钟我们来到梅博士家参加宴会。梅博士的房子很大，尽主人之谊，邀请所有教职员工，他们大多数在顶楼住宿，也没有多余的地方接收其他访客。据温德说，梅博士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600元，而这次宴会的花销绝不少于1000元。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梅博士一瓶一英寸高的治疗疟疾的阿的平药片，这应该可以换回1000元了。

通货膨胀带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反常现象。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s）香烟每包售价10元，一支派克钢笔的价格高达6000元。钢笔、手表和照相机成了投机买卖的抢手货，这种买卖正是为了得到更多财富的必然产物。对于中国教授来讲，送其一支钢笔，其价格都超过了他一年的工资。在昆明，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表现为混乱的进口商品价格，因此许多有着官方背景的中国人与美国人趁机在市场上大捞一把。

昆明教职员工的生存状况让我极为震掠，于是我立即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我写信给阿尔格·希斯，希望亨培克与柯里也了解情况，其中陈述的观点我曾多次重复，现在我复述如下：

为了等待飞机，我在昆明已停留了5天，利用这个机会我见到了很多人，其中一些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朋友。接下来我想谈谈我对此地的第一印象：1.中国人比印度人更加精力充沛、更开明；2.在这里的英国人要比美国人更加积极活跃（工作人员多一倍，有大量出版项目，有藏书丰富的阅览室，派有一名牛津大学的教授，并且还有更多人即将到来等）；3.西南联大中原清华大学的教员，作为留美归国的中国学术精英，如今却陷入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之中；4.在我们上次的谈话中，我相信，你曾提到对于中国的发展在华盛顿比在当地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判断，因为华盛顿获取的报告更加全面，因此有才能的人留在华盛顿会更能人尽其才。

很遗憾，我必须以善意的方式告诉你，这是外交历史上最有害的教条思想。事实上，这种有害的思想能在华盛顿传播，使我更加坚定地确信：这将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可笑的一段时期，未来的历史家也会对此加以嘲笑。你是否记得，1870年，作为外交事务副部长的埃德蒙·哈蒙德（Edmund Hammond）曾公然表示，在白厅（Whitehall）通过对欧洲形势的30年研究，他发现欧洲的外交从未如此的安静和平稳。然而两周之后，普法战争就爆发了，从此哈蒙德的这段话常常被人引作笑谈。

我担心我们这一段时期对亚洲采取的政策也会由于没有成功抓住时机以及处理好事态的核心本质而留下恶名。不管怎样，这是一场战斗，即现代的西方民主理想方式直接对抗陈旧的中国专制投机方式。你也可以称之为文化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价值观将被重新建立，未来也相应地由此而生。我无须对此多言，你我都很明白。重点在于我们美国人参加了这场战争，但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并未用可行的方式承认这个事实。我们提及世界争斗，却避而不谈对华问题。

而中国知识分子这个事例就是“无能”这个词的很好注解，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由于缺乏本国政府的支持而处于垂死挣扎的边缘……这些接受过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表达和教学的方式和我们一样，他们代表了美国在中国的切实利益，同时他们也是斗争进行的重要因素。然而在过去一年中并没有可行的措施来帮助他们，只有美国联合援华会对其进行了一些援助罢了。

这种特别的失败只是我们政策失误的一个例证而已，我们的政策似乎隐含了这样一种概念：不能参与别国事务，即使它处于世界大战的战火当中。英国人至少正在向这里供应书籍，截止到12月7日，他们提供的物资要比我们的多。

在华盛顿还有另外一个有害的教条思想，遗憾地说，我曾从柯里那里听到过。从他那里本应该不会得到比你这里更多的错误理论。这个有害的论调是，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与日本作战，因而所谓的文化关系并不重要。我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文化才是主要的问题。柯里无疑会注意到，由他促成运往中国的武器并没有完全用于与日本作战。广义上来讲，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文化。向中国提供的物质支援仅仅是战争中的一个方面，除非中国人拥有使用这些东西的正确思想，否则结果只可能是坏而非好。然而美国人的理想尽管可能不怎么样，但如在这里击败，战争则不可能取得进展。当然，中国人总是与我们不同的，但是要使世界团结起来，我们必须拥有共同的想法并使其广为传播。而令人惊异的是传播这样的想法到这里，就像飞机飞来中国一样容易。然而这项对华传播思想的计划由于华盛顿主事者缺乏想象力而被延迟，遭到了挫折。事实上这种想象力的缺乏主要由于缺乏与中国现实生活的接触和了解。新闻报道可以在万里之外整理，固有的宗旨也可以同样得到维护，但只依靠书面意义的接触你永远不可能了解真实的情况。

你看我已经成为一名扩张主义者了，因为在这个国家有一部分人是与我们一样的，一部分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共同体——我们的世界，不是他们的。由于国内缺乏对这里的理解，因此我们在这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派驻的代表太少了。派到这里来的人谁也不应受到指斥，因为每个人都在干着三个人的活儿。

表达了上述意见之后，现在我必须考虑如何将他们交给你。幸运的是，我被哈佛大学任命为终身教授，假定哈佛会一直存在下去，那么我随时可以回国，并写信给《新共和》（New Republic）而无须通过大使馆渠道。我想你和柯里会很高兴收到这样的忠告，至少我希望如此。

1942年9月23日于昆明

给希斯的附信

cccc摘要：dddd在昆明，留美出身的清华大学的教员代表着美国在中国的投入与资产。他们正受到毁灭性的威胁，急需帮助。

cccc信息来源：dddd本报告内容源自与各位教授的谈话，具体人员如下：出生于夏威夷的美籍华人、外语系主任陈福田教授，政治系主任张奚若教授（两位教授均为学校评议会成员），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国民参政会成员钱端升；清华大学校长、如今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以上人员都是归国留学生中的领袖人物，早在1933年，我得到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推荐在清华执教一年，那时候就与他们相识了。在昆明的一周时间，我已经去过6个住所，并与居住在里面的12个人进行了交谈。

1.清华大学尤其代表了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因为几百万美元的庚子赔款归还部分已经被投入其中。而对于任何一所主要的大学来说，教员都是其重要的投资，因此凭借清华大学的声望与师资力量，这里的教师自然是留美归国者中的佼佼者。

总的来说，这些人都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术精英，他们是美国教育影响力的鲜活代表。鉴于教学楼和教学设备都已落入日本人手中，如今这些教师是美国30余年投资仅剩的部分，他们的处境需要特别关注。

2.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博士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实行严格管理，经过不懈的努力，他已掌控着清华大学以及其他大学的办学方针政策。尽管如此，他在清华大学遇到了资深留美归国教授们的坚决反对。这是一场持久的斗争，这是拥有权力和财政支持的国民党和教育部门与决心保护美国传统的自由教学方式的教员之间的较量。然而这也是一场不平等的较量，因为教员只能通过廉价出售收藏的书籍和衣服来维持生活，而这些微薄的生活来源很快就会消耗殆尽。除非得到援助，否则结果只有一个——营养不良、疾病，最终代表美国自由理想的教员士气低落，走向消亡、离散或堕落。

3.具体来说，国民党和教育部采取了如下措施：鼓励年轻的教员加入国民党，对此有兴趣的这部分人会受到款待并获得重庆方面特殊的支持和关照；总体上说，为大学提供的援助总是少于按其学术地位应得的数目（这种情况也适用于西南联大），政府根据招生数量而非学术水平来提供援助；昆明的地方大学云南大学收到大量的资金，情况自然比西南联大好很多，尽管后者拥有来自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中国学术界精英。

4.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无须描述教员们是如何居住在简陋的阁楼中，依靠卖书卖衣过活，陷入债务，最终因营养不良而患病。无论他们是官方故意的受害者，亦或仅仅是受通货膨胀牵连的无辜者，事实都是如此：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帮助，而以他们对于中国、对于美国的价值来说，他们理应得到这些帮助。

假使我们承认中国也是全球专制与自由进行斗争的一个战场的话，那么宣布置身于其中的我们却未能为这些人提供帮助，这必将成为美国参与这场斗争的历史上一个可耻的污点。

今天的读者会注意到，这份要求美国干涉的呼吁并没有考虑通过什么方式来给予中国教授援助。尽管如此，最终会找到一些间接的方法。这次的呼吁以及随后一些诸如此类的猛烈抨击对美国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过程漫长，并非立竿见影。我来到中国后遇到的第一次危机就促使我持与美国制定的武力对抗日本的观点不同的观点。我被卷入了另一场不同的斗争中。随着我对中国的了解不断深入，这场斗争也显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