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的战时奋斗目标已经明确，即帮助保护留美归国的中国教授活下去，他们的一些人是我在北京时的老朋友。这是我对于周围情况作出的个人反应，而抗日战争的活动则几乎被中国和美国军人所垄断。很少有教授被调动起来，即使学生，作为稀有的国家资源也必须受到保护健康成长，而不是消耗在战争中。在战时的中国，一些被派驻在此的美国文职官员对此感到幻想破灭，最终开始通过救助妇女、儿童和收藏明代青花瓷器来减轻他们的烦恼。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反对抗日战争，但我认为在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更加迫在眉睫的是维护开明教育而非抗战。

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我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了三个头衔，分别是：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表以及美国出版物服务社主任。这样我就成了一名能在中国到处游历的拥有自由身份的代理人。我曾在昆明访问过三所处于困境之中的大学，还在重庆郊外访问了第四所主要国立大学即国立中央大学以及南开经济研究所，以此为基础，我还走访了国民政府的国家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如今坐落于长江上游的树林中。当然，我还有不为人知的目的，就是去看望我们的好朋友梁思成夫妇。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公共职责与私人愿望的结合并没有违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

距离蒋廷黻住所不远处就是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宿舍区。1942年9月26日，在这里我见到了我们从前在北京时的老朋友梁思成，“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足足有5分钟”。他来重庆是为了向教育部和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British Boxer Fund）请求拨款的。

我们在1935年圣诞节分开之后，梁思成和他的家人随学术机构南迁离开了北京，乘火车迁往湖南长沙。后来长沙遭到日军的轰炸，于是他们继续迁移，有时搭车，有时徒步，历时两个月来到西南地区的昆明。后来当日军又轰炸昆明时，梁思成夫妇就搬到了城外的村庄并自己建造房屋，我曾去过那里。之后，为了逃脱可能的袭击，至少是飞机轰炸以及昆明的高物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决定北迁到云雾笼罩的四川乡村。研究所珍藏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图书资料以及从安阳挖掘的殷墟文物都必须用卡车向北运到四川的李庄，这个小镇位于长江南岸，在长江航运终点宜宾（叙州府）以东20英里。这里冬天寒冷多雾，夏天炎热潮湿，虽然书籍文物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但员工的健康却受到了极大的危害。安阳发掘工作的参与者梁思永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面临死亡的威胁。而梁思成的中国建筑研究所也不得不跟着迁来此地，当时林徽因也患有肺结核，卧床休养。

梁思成发觉我已愚蠢地不再使用他在北京时候给我起的中文名费正清。因为战时新闻局的麦克·费希尔的姓氏也是费，于是我把名字改成了电影明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的中文名范朋克，但是梁思成告诉我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中国话‘番邦客’”，“而费正清意思是‘费氏正直清白’，而正清与约翰·金（John King）谐音。使用这样一个中文名字，你可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了”。显然，他是对的。与此同时，我回想起以前外国人常常不知不觉取了带有贬义的中国名字。例如1834年广州的英国特使内皮尔勋爵（Lord Napier），他的中文名为“律劳皮”，听起来像是“拼命做坏事的痞子”。蒋介石名“中正”，意为“居中正直”，有这样一个名字，人们自然愿意与之团结在一起。而我的“正直清白”的名字也恰合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身份。

1942年11月下半月，我计划访问李庄，同行的还有陶孟和博士，我们搭乘小火轮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自从我们1932年在北京初次见面之后，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研究所并入了中央研究院，成为其所属的一个单位。他带着自己生病的妻子一同来到重庆，后来乘飞机带其来到兰州，希望西北地区干燥的气候和充足的阳光能使妻子的病情得到缓解。与陶孟和同行实属难得，我们为沿途的所闻所见而感到心旷神怡，故事首先发生在我们乘坐的小火轮上：

我们于10号晚些时候登船，第二天早上8时，曙光透过薄雾照耀在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的上空，轮船起航，到了晚上便会靠岸停泊，如果我们在午后不久到达下一个较大的城镇，我们可能会一直停靠到翌日早晨。这里的人群像在地铁站一样拥挤不堪，但又并不显得那样匆忙。船舱是聊天睡觉的好地方，我们只能以此打发时间。

我的行李中还有一块崭新而极其有价值的油布，虽然它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浓烈的桐油气味，但可以驱赶臭虫，而不至于让人特别反感。同时，我们整晚开着灯，避免臭虫侵袭。此外，还有一种看着颇为敏捷的蟑螂，它尾部宽大，从尾部到头部逐渐缩小呈锥形，长着一个木槌形的喙。它试图接近我的油布，突然间又仓皇而逃。我将一个7英尺长、5英尺宽的机缝蓝色睡袋置于油布上，这样一来，就没有臭虫从我身上爬进睡袋了，而且一旦它进入可能就别想再出去。我还在睡袋内底下铺了一块绒毯，这样进去睡时就像在施展具有神秘感的柔术。格雷厄姆·佩克听说有位女传教士就曾光着身子睡在睡袋中，当然，这可能只是别人的想象。至于我，身体钻进睡袋中，头上盖一块老妇人用的薄头巾，这样除了野兽便没有人可以认出我是谁。

至于饮食，我们每天有三顿中国式的美餐，没有宴会的那些繁文缛节。早上、中午和晚上各两碗米饭，把我食肉的狮子的胃吃成了食草的母牛的胃。吃饭时从碗边把米饭拨进嘴里，然后等它们进入胃中被消化，此外我们还有额外的又圆又硬的四川柑橘可供享用。和衣而睡总有一种缩成一团的感觉，好在如今似乎习以为常了。

同时，长江昼夜不停地向东奔流。与密西西比河不同，长江的两边有着高高的堤岸，至少在四川境内如此，江面宽阔，宽度很少有所改变。放眼堤岸，山坡上一边是茂密的树木，一边是鳞次栉比的房屋，在地平线的映衬下，形成独具魅力的轮廓。一些地方，在江岸上坐落着面积庞大的厂房，像在重庆那样，高高的烟囱排放着浓烟。当然最有趣的还是船民的生活，大大的舢板上16名船员划桨顺流而下，掌舵的是一位妇女，她一手持舵柄，一手还抱着婴孩，像巾帼英雄一样发号施令。而逆流而上的成群的纤夫们迈着沉重的步子，喊着雄健的号子前进。即使有旋涡把他们拉得后退，号子声也不会停止。每次我们停靠码头时，总是有一两艘轮船在我们之前抵达，事实上上岸如同在堆满旧家具的阁楼里捉迷藏，转来转去，穿过人群，登上舱梯，经过水面上狭窄的木板，最终通过登上陡峭的台阶来到城镇。

我们停靠的第一站为江津，意为“江边渡口”，当然它的名字不比波茨维尔（Pottsville）更让人感觉愉悦。第二站为合江，“河流交汇处”，由南而来的赤水河汇入长江。这些小镇十分奇特，每个镇上都有一条与江水平行的宽宽的以石板铺成的大街。人行道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但没有车辆，街道两边都是商店，店里灯光暗淡，陈列着各种各样的货物。

新旧事物杂陈又是另一番令人迷惑的景象。昨天晚上我们先是遇到了一个正在进行道教葬礼仪式的出殡队伍，主持的道士戴着软呢帽，然后路过一座由三民主义青年团新建的尖顶方塔，上面还刷着标语。最后看到一位算命先生，带着哈罗德·劳埃德（Harold Lloyd）式的眼镜，用晃眼的乙炔灯招揽着顾客，还配有一个招牌写着“直言不讳，勿怒顺命”。

在一条十分偏僻的街道上，我们突然遇到一个人蜷缩躺在大街上，呼吸困难，不知道是生病还是喝醉亦或是被人伤害了。“别碰他！”陶孟和立警觉地对我说。随后他解释说，这可能是一个圈套，一旦碰他就要承担责任，不知从哪里冒出的人就会指责敲诈我们，除非我们出钱把他们打发走。

四天之后，我们来到宜宾（从前叫叙州府），长江轮船航行的终点站，随后我们换乘了一艘更小的火轮顺流而下来到李庄。这个——

梁思成的家和建筑研究所在同一个院子，而建筑研究所又占据了国立博物馆的一部分地方。从小镇的一端，沿着被稻田环绕的狭窄石径行走，梁思成的房子位于山脚处的大树下，山顶上筑有一座瞭望台，还有漫山遍野的柑橘树。四川的地理环境导致小镇雨水多过阳光，因此成年累月的潮湿和肮脏让整座城市弥漫着一股闷热和尿臭味，如同常年笼罩的云雾。事实上，这里白天经常被云雾遮盖，夜晚又会下起连绵不断的小雨。

在建筑研究所，12名年轻的制图员在内院一侧的一间大房子中工作，林徽因就住在这个院子的另一间大屋子里，因此她可以随时得知工作的进展程度。然而事实上，她到了哪里，哪里工作进展得总是更快，所以年轻人直接从她那里得到的教益远比他们自己贡献的成果要多。

依照传统，中国的学者解除公职后都喜欢归隐田园。但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学术带头人在此生活则是迫于无奈。一路跋山涉水来到四川，已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每况愈下。如今他们完全过着与农民同一水准的生活——用木桶提水，以米饭为主食，用木炭取暖且没有抽水马桶。日本飞机的轰炸使得他们与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如出一辙，不得不到乡下去住。

林徽因非常瘦弱，但是目前看起来充满活力，和往常一样，考虑任何事情总比别人快一步。她每次吃饭都吃得很慢，饭后我们开始长时间地交谈，不过大多时候是林徽因在讲。晚上，5点半天就黑了，只能点上蜡烛或是菜油灯，8点半就是上床休息的时间。这里没有电话，倒是有一个唱片机，有几张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带子；有热水瓶，但没有咖啡；有许多件羊毛衫，但合身的没几件；有床单，但没有太多肥皂进行清洗；有钢笔铅笔，但没有足够的纸张书写；有报纸，但总是过期的。这样的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如同守株待兔，结果就要碰运气了。

我在这里待了一个星期，由于天气寒冷，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我被学者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感动。依我设想，换作美国人，我想大家一定早已丢下书本转而去寻求如何改善生活条件了。而如今接受过高水平训练的中国学者却接受了原始的农村生活，并继续致力于学术研究事业。学者的角色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社会结构和对个人的期望之中，假如我们的朋友摒弃自己在学术上的坚持，为了生计用业余时间去做木匠、砖瓦工或是水管工，那么他们将会打乱社会秩序并很快失去社会地位，即使不被唾弃，也会成为人们非议的对象。

在参观了傅斯年的位于偏僻寺院的图书馆后，我返回距离此地150英里远的重庆。首先，我们在宜宾停留了一个下午，等待前往重庆的汽船。

于是我四处搜寻当地的传教士。我见到当地浸礼会的传教士领袖詹森（J.C.Jensen）博士，他来自南达科他州沃特敦（Watertown）附近的斯平克（Spink）。他于1911年来到四川传教，如今建立了几所学校、一家医院，以及30个福音堂。这些地方他每年徒步走访两次，其间每天行走20到30英里，每次需要花费几个星期的时间。他是一位目标明确且精力充沛的人，因为出身于农村，他不但满怀热情地宣讲福音，还热衷于帮助当地人改良农艺。他说当地人生活富裕，鲜有贫困，穿着比记忆中任何时候都要好很多。此外，吸食鸦片的人数急剧下降，自从中央政府迁到此地后，吸食鸦片的人减少了90%。

显然，除陪都政府的低级官员外，那些受过现代教育又无家可归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战时通货膨胀的特别受害者。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些人却忍受着比普通人更多的压榨和痛苦。1943年1月19日，陶孟和的夫人——

由于突发肺炎在兰州去世。她是我们的朋友中第一个去世的。我们原本让林徽因来兰州休养的计划现在看来没有用处。我们准备派到兰州的护士是一位体格结实的女孩（这个计划也取消了），但当不祥的乌云逼近时，或许这已经没有多大帮助了。

其他很多人也开始关心中国高校教员的福利待遇。美国联合援华会重点考虑了此项问题，该会总务长在22所院校成立了教员委员会，以便对教员提供医疗援助，为其子女教育提供费用，并实行战时生活困难补助。不幸的是，他表示这项援华资金用于支付“生活开支”。一些人反对使用美国慈善团体的捐款来维持中国教授的生活。以上内容被媒体大肆报道，蒋介石看后大发雷霆，否决了此项提议。在重庆的某一天——

当蒋梦麟博士对西南联大的教员作报告表示美国联合援华会援助计划被否决时，全体教员表示强烈抗议。鉴于租借法案和目前贫困的生活状况，教员认为接受美国援助并不丢脸。于是蒋梦麟极力劝阻教员不要发表任何反对言论。在蒋梦麟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骨干教师力量是否能得以保存，即是否中国将会在战争中损失教育人才的教师队伍，使得一切陷入混乱之中。他认为目前中国教育受到的创伤已经颇为严重了。

西南联大的教员凭借各种个人努力，甚至付出了远超他们能力范围的努力，却依然仅可勉强糊口。我提到的这些也不过是冰山一角。1943年8月，我们通过私人渠道为西南联大的全体教员运来药物。在柯里的帮助下，我从霍夫曼·拉罗什制药公司（Hoffmann-LaRoche Co.）获得了大量维生素B1，这些药物被西南联大的医务人员广泛用于治疗学生由于维生素缺乏所引起的各种症状（例如牙龈出血）。威尔玛将药物以及贵重物品（钢笔、手表）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再通过我们的邻居陈岱孙教授秘密地将它们以工资补贴的方式分发下去。到1943年底，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邀请6位教授前往美国，在我的督促下，哈佛燕京学社为6位教授每人赞助1000美元，其他8位教授每人500美元，共计1万美元。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也按同一方针组织了类似的援助活动。

在我的敦促下，柯里博士还说服陆军特别服务处拨付5000美元，作为聘请中国教授为驻扎昆明的美国军队演讲的酬劳。为了达成最终的协议，我还与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将军激烈地争吵过。他是史迪威在中国受训过的军官中最亲近的助手，外表英俊，极具艺术天赋，但脾气暴躁，人们称其为“赤红儿”（Pinky）。当我和他的下属汇报演讲计划的时候，他大发雷霆，认为我作为非军人无权干涉他的指挥权。他指责我到底把自己当成什么人物了，区区一个大使特别助理竟敢随意摆布军队。这句话说得太过分了，于是我提高声调回复他，并拿出了史迪威将军的授权文件（我本该一开始就拿出来），这时“赤红儿”平静下来，而这件事最终使我们成为好朋友。

在为驻昆明美军开办的系列讲座中，我曾分别与张奚若及钱端升合作一次，另外还安排军医署（Medical Services）署长林克胜（Robert Lim）少将作了一次讲座——“中国士兵的作战效率”。［1937年，在中国的6000名医生中，他动员了1200人加入陆军；30家医院扩增为750家，但是医疗设备仍然是个瓶颈。6年来，他们医治了350万名伤员。为了补充粮食与食盐给养的不足，他们自己种植蔬菜。这听起来像是西西弗斯（Sisyphus）在奋斗中逐步赢得胜利。］

1943年1月26日，我来到四川古老的省会成都，这里是教会开办的大学的聚集地，与我先前去过的昆明和李庄的纯粹官办大学形成强烈对比。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自山东济南的齐鲁大学、来自北京的燕京大学均为教会学校，现在都已经搬到他们的姐妹机构——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或是附近。

华西协和大学的建筑为灰墙瓦顶，道路两旁绿树成排，还有运动场，而传教士的房子也位于校园内的带有围墙的花园中，其中一排为浸信会传教士居住，一排为加拿大传教士居住。

我见到了30年代在南京初次相识的教会学校教师，包括毕范宇（Frank Price）、芮陶庵（Andy Roy）、芳威廉（Bill Fenn）。此外还有年轻的考古学家郑德昆，1934年我们在厦门见过面，如今他与一位来自英国的艺术系学生迈克尔·沙利文（Michael Sullivan）一起筹建一家博物馆。只是教会所属各委员会有接连不断开会的陋习，除了这些，这倒是一个十分友善的团体。学生们大多生活状况良好，但希望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大多数学生学习经济学、货币和银行学以便于在持续通货膨胀的形势下谋求好的出路。“蒋介石领导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也在华西协和大学校园中组织起来，由毕范宇对其进行教学指导。”

然而，远离国民党首都的正统氛围后，我发现了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在重庆待了6周后，我于1942年10月向柯里表达了我的看法：“抗日战争之后内战爆发的机会不大……共产党可能会被国民党打败，但不太可能成为如同西班牙一样两败俱伤的农民战争。”然而，当我在1943年1月份到达成都时，发觉“当地蔓延着内战即将爆发的不容忽视的情绪，其中传教士左派以及外国军事力量都对此深信不疑”。这当然也包括当地的一批缙绅阶级领袖，曾于1905年左右赴日学习的大地主们，他们反对四川军阀，但在1935年却欢迎蒋介石的到来。

他们会追随蒋介石，拥护他作为领袖，但是无法忍受国民党及其党员。同时，他们希望消灭共产党，使四川归他们四川人（地主）所有。这是另一个与其他所有派系存在争执的团体。

然而，所有这些人都预测，当时机成熟时，国民党必将在6个月内打垮共产党。

与此同时，反英情绪也很强烈。为人亲切和蔼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博士（1949年后担任中共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失望：

中国人将妻儿、财产转移到香港和新加坡加以保护，然而当他们与幸存的英军一起投降时，有着严重的挫败感。英国人无法按其要求行事，因而，当他们坚持他们的权益要求时，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

我曾与四川省政府主席、政学系人物张群在一次会议上见面，在他看来，英国人与美国人——

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为君主政体，后者则是民主政体。他反复强调中国与美国合作的口号，意思是美国必须一直扮演圣诞老人的角色。

我从这些游历中获得的五花八门的见识使我明白了很多事情，促使我决定用文字再次抨击想象中的敌人，即在华盛顿的国务院政治顾问亨培克。我给柯里博士寄了一份有关文化关系政策的备忘录，并希望递交给希斯，由其转交亨培克和汉密尔顿。这是一份主张采取干涉政策的文件，文中阐述道：

具体地说，是我们的项目计划往往只偏重于消息报道的某一个范围，即力图告诉中国人美国人是如何行事的。因此陆军公报在宣传我们是如何打仗的，新闻部门专门说明我们是如何生活的，美国发生了什么，而文化关系司的缩微胶卷以及技术专家又只会介绍这就是我们的科学技术。综观整个项目，都是各种信息的报告。其理论依据是认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够被中国人主动接受。如果它是好的，那么中国人自然会接受，而如果它是不好的，那么再怎么说也无济于事。

这种观点过于肤浅，属于19世纪自由贸易的理念，在今日早已过时。我们根本不可能任由美国生活方式自我推销，结果只会是将“平民街”文化传播到全球范围，包括插图杂志、合约桥牌、美国俚语以及大学礼仪。当然我们并不为这些“平民街”的东西而羞愧，但重点在于我们本来可以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平民街”的自我推销方式远远不够，且对于见识广泛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讲，这些东西只会令他们生厌和反感。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能接触到比《生活》杂志层次更高的方式。这种更高层面关注的是价值观念，关注“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而不是“如何做”。这些价值观念经过艺术、文学以及戏剧等“文化”介质来表达，它对那些寻求新观念和新艺术形式并具有创造力的人，而不可能是银行家，产生感染力。

近期文化关系司向中美文化协会拨款就证实了这一点。此协会是由孔祥熙创办的，体现的完全是当代中国学院派买办典型的生活方式。协会的经营者与参与者大半是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国商人，他们在美国留学期间，学到的无非是美国大学生活中扮演啦啦队角色的那套本领。此外，这个协会只对会员开放，属于营利性质的机构。但是对于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中国学生——想要寻求的新思想甚至比《时代》杂志提供的还要多的人，中美文化协会没有什么吸引力。

与此相反，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艺术展览却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人前来参观。这里还有一个对外开放的茶馆，同时他们有意识地通过艺术、理念和文学等形式竭尽全力地传播苏联文化的精髓。

中国人会像日本人曾做过的一样接受我们的技术。然而，即使他们接受了现代科学，也不太可能和我们团结起来。这可能仅仅是为中国提供了反对我们的手段罢了。当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使中国变得像美国一样，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希望在中美之间形成一个共同的立场。日本同时发展武士道精神和坚船利炮技术。中国正接受我们的援助创建重工业，但是中国教育部长信奉“本位文化”，即中国自己的文化，这让人想起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我们决不反对中国民主主义的成长，这对于当地发展是极其必要的，但同时也要推行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主义。

简言之，美国人在系统地阐释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如今我们称之为民主的生活方式上，一直落后于形势的要求。但是对于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不得不欣赏它，信任它，同时在尽力从中寻找全球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因素。如果我们能在这里有所贡献，那么我们最好是把它贡献出来。

举个例子，中国有一位年轻的戏剧领域的领袖，他曾在耶鲁大学接受教育，如今在重庆从事戏剧创作工作，他说他对苏联的戏剧以及俄国人的生活了如指掌，但两年来，却对美国的戏剧一无所知。那么文化关系司对此能够做些什么呢？（1942年12月4日）

随后，1943年1月5日，亨培克对此发表意见，恰好暴露出华盛顿对此缺乏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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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赞同费正清先生的看法，除了首段第二句，这恰巧是如今最重要的一句话。

就现状来说，我认为当前的对华文化关系项目完全适合“时机”，时机就是现在的局势美国正处于战争中，中国也是一样的情况，两个国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因此对于双方来说，如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赢得战争（不使其他价值观受到损害）。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凡能促使战争胜利的事我们必须竭尽全力。而目前最迫切的莫过于向中国运送那些能够并且将有助于取得战争胜利的物资、仪器和人员。相对而言，现在由我们派人前往，向中国介绍“美国戏剧”的情况不合时宜（参见费博士备忘录末段）。过去我曾敦促，现在仍敦促，将来还会敦促派遣到中国的人员不仅仅是给中国人讲授工程机械、工业以及农业等理论，更重要的是能深入工厂、矿区和农田实地采取一些有效的补救措施。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向中国人展示最讲求实际和足智多谋的美国人是如何做事情的，同时我们也要向同样讲求实际和足智多谋的中国人学习，学习他们是如何省钱省料地完成同样的事情或其他事情。

我注意到希斯的声明，说柯里先生之前曾提到，费博士指定备忘录只能给汉密尔顿和我阅读。尽管如此，我希望获得柯里先生的批准，将费博士的备忘录以及我的评论性备忘录一并转交佩克先生一阅。

斯坦利·K·亨培克

1943年1月5日

远东司司长马克斯·汉密尔顿对此表示赞同，并补充道，所谓“价值观”正由战时新闻局遵照美国政府首脑们的意见制订提出。同时，文化关系司司长威利斯·佩克（Willys Peck）也同意亨培克的意见。

在我看来，亨培克评论性备忘录首句先肯定后否定的表达方式是典型的官僚作风。他采取了一种冷漠乏味的假设，即两个国家同样处于艰苦作战中，而忽略了基本的现实情况。他仍然忽视了我之前提到的中国国内两党之间的斗争情况。他反复说到“敦促”，看似很有说服力，但其实并无用处，因为这些人早已被派到中国。他用“讲求实际而足智多谋”来平衡中美之间的关系也过于感情用事。最后一段话也明显拘泥于形式。

此外，来自国务院远东司的评论尽管是我后来看到的，却更加证实了我的想法，即华盛顿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我继续焦虑地思考这些问题，再次写信给亨培克的助手阿尔格·希斯：

这个国家正致力于为现代化而奋斗，但有可能保留更多过去的陋习而非美德，以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将无法看到它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稳定而起促进作用的因素。我们可以预料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问题会越积越深。因此，从自我防卫的角度看，中国必须努力快速实现工业化。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只有在美国资金与技术的支持下才能有效地推行了。

在即将到来的岁月，我们将继续被牵扯到中国的命运中。中国也将依然在世界组织中处于弱势的一方。许许多多勇敢而富有智慧的中国人正在奋发图强改变旧习，同时也毅然决然地改变自身。但他们只是沧海一粟。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但这将会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我们要具备知识。我们需要了解每个人的情况。

美国大使馆事务过于繁忙，以至于无暇顾及保持最新的人事档案，同样，在国务院这些人事档案更是滞后，非常糟糕。

就目前体制而言，我们对于中国的认知大部分是通过与中国行政人员用英语交谈获得的。当然，这对处理当前事务卓有成效，但如果进行长期研究，这种方式无疑像采用单腿跳跃一样，无法一直运用。中国政府发行了一本中英文的关于官方统计摘要的刊物。这个刊物属于月刊，至今已发行72期。或许我记得并不准，但我相信大使馆并不知道这本刊物的存在。无论如何，大使馆的公职人员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需要批评的是这种制度，它不容许对中国出版物进行认真的研究。

另外，那些虽不是处于决策位置，但对于此地区的工作负有重要责任的官员在战争期间竟然没有来过中国，这件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甚至有些人认为这些本该掌握地区情况的官员并不需要直接与该地区直接接触。令我震惊的是，我那些受人尊敬而聪明的朋友竟然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现有的书面文字资料来保持对中国的了解。我旅居中国多年，尚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在中国已进入第5年，但对其了解的程度仍极其表面肤浅。所以，无论在这里还是离开，即使拥有官方信息的便利条件，我也无法长期通过文字通讯资料来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在我看来，正在舞台上演出的新型戏剧、大量受政府补贴发行的杂志发表的关于文化的云山雾罩的评论，以及小镇上人们穿西装的比例日渐提高，这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现象汇合起来，才是公正判断的重要标准，才能看清潮流。

为了我们在此的长期利益考虑，我们必须鼓励培养那些具有领导能力且按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发展的中国人。所有人都认为没必要与留美归国学生保持联系，然而事实上，他们是学术领域的领袖人物，是我们对华主要的人才投资，同时也是连接中美的桥梁。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会陷入不幸的处境，就如同与苏联的关系一样。

因此我们需要采取以下措施：1.将文化关系项目提升到更高层次，而不仅局限于技术援助层次。2.直接从文化关系司派遣人员来执行文化关系项目规划。3.对中国的教育进行科学的研究（“文化”领域）。文化关系司派遣的官员走访大学并结识大学教员们。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布洛菲尔德（J.Blofeld）曾于去年进行此项工作，因此美国人应该做得更好。所定目标要讲求实际，主张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干预，需要找到站在我们一边的人并找到帮助他们的办法。不要轻信别人的话，轻易地认为他们过得还不错。事实上，一些人已经患病，而另一些人则为了养家糊口而被迫放弃学术研究。4.将美国的交流学者派往昆明、重庆、成都和桂林的四到五所重点大学开展交流活动。如果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如果美国军队在此进行作战，那么为什么在文化前线不采取行动呢？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这要求我们在对华关系上组建更多的政府机构。为此，国务院应该设立一个特殊的研究官员职位，其人选从学术界招募。如今，就像当初中国清朝官吏那样，外交部官员一揽全局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必须要支持美国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保护它们。而在中国开明教育就是美国的利益之一。（1943年2月于成都）

尽管这种普遍的看法所用的字眼并不总和我一模一样，但我想是有可能实现的。战争努力促使我们提出更多维护文教科研事业的主张，如果说不是维护思想体系的主张，以便与后勤方面的大量努力相适应。随后，威尔玛将我的备忘录的副本传给了华盛顿的一些重要人物。我想它们开始慢慢地产生了一些影响。

我在重庆非军事性质的社会各阶层从事的调查工作所取得的一项成就，就是有幸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一次会议。国民参政会由国民政府于1941年成立，其目的在于履行筹组代议制政府的诺言。它的权力仅仅是咨询性质，但是其成员代表确实为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我的朋友，来自昆明的钱端升，是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他为我弄到了一张入场许可证。

依我所见的全部情况而言，我怀疑国民参政会也会是昙花一现。然而，国民参政会成员似乎有一种自大的感受，很多人对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事实证明，这些自由主义者希望代议政府能够移入中国的政治体系当中，很不幸他们的愿望并未实现。统治阶层精英汇聚一堂，成为联系公众、偶尔产生作用的机构，但作用仅此而已，别无其他。实权依然掌握在安全组织系统，他们拥有暴力手段，能够恐吓异己分子并打击反对派。显然，戴笠压倒了国民参政会，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如同宣扬自由主义的教授本身一样，正日益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