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我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度过了9个月，这9个月，对于中国人民以及美国对华政策来说，可称为希望与不幸参半的一段时期。对于由纸币发行过量导致的通货膨胀，以及由通货膨胀引发的更严重的贪污腐败等问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已经完全束手无策了。在日本撤离后，国民党接管沿海城市的工作做得很失败，且相信凭借先进的美式装备能够在内战中打败共产党。共产党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扩充兵员，为内战作好充分动员准备。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日本投降之前的那几年，就已经被证明是缺乏深谋远虑且毫无理性的，在此危急关头唯一能做的就是临时制定策略，派遣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在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死对头之间斡旋调解。

形势日益恶化，我在此期间参与了美国在华新闻处的建立。如同纸牌搭建的房屋，建得越高就越不稳定。我们的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起始于美国的战时工作开始崩溃。1945年8月中旬，随着和平的到来，200多名在华为战时新闻局工作的美国人准备回国，其中很多人一起租用轮船从重庆穿过长江三峡顺流而下，来到汉口和上海。担任战时新闻局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的比尔·霍兰德目睹其在战时苦心经营的成果在瞬间毁于一旦。他需要帮助，为此我们需要将新闻工作扩散到“光复区”的主要城市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于9月底离开华盛顿再次前往中国。

不同于1942年我飞往中国的经历，那次我开拓了穿越非洲来到中国的先例，1945年这次则是在航空运输司令部的支持下，先游历了饱受战火折磨的欧洲各国的首都。我先是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从纽约前往爱尔兰。这是一架“大型运输机，其内舱是普尔曼卧铺车厢的两倍大，大概是最新型号吧”，它是短途飞行，只需飞越大西洋，飞得很慢。我在伦敦逗留了一周时间，仿佛回到了家乡。我与查尔斯爵士以及诺拉·韦伯斯特（Nora Webster）共度了一个晚上。查尔斯曾在华盛顿参加了邓巴顿橡树园会议（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并协助创立了联合国，如今60岁的查尔斯担任“外交部筹备会议处特别助理”。我在牛津大学的主考官杰弗里·哈德森（Geoffrey Hudson）邀我在白厅俱乐部共进午餐。此外，我还在我的妹夫小亚瑟·施莱辛格位于伦敦的高档住宅区的房子里小住了几天。

在航空运输司令部安排的行程中，我随后前往巴黎、马赛、罗马、那不勒斯、雅典以及开罗。包括公交汽车、军用伙食和住宿的军营都已经安排就绪。接着又前往阿巴丹岛（Abadan）、卡拉奇、德里、加尔各答、昆明，最终于10月12日抵达重庆，威尔玛开着战时新闻局的汽车来接我。我们在中国再次重逢，但这时情况随时会发生变化。我们的办事处正准备从重庆下游处搬走，因此这次搬迁使得我们又要分开很久。

幸运的是，在我1945年10月到达重庆时，自吹自擂的大使赫尔利已经返回华盛顿了。在此之前，他前往延安发出其乔克托式（Choctaw）的战争呼吁，同时他开始装腔作势地发挥美国人的调解作用，想要促使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但对两党来说，双方都宣称自己愿意接受调解，这只不过是现实需要的权宜之计。当时出任美国国务卿的是来自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的斯特蒂纽斯（Stettinius），此人颇为消极。罗斯福去世之后，强势的赫尔利反对驻外事务处的工作人员经过慎重考虑得出的结论——避免偏袒中国国内任何一方，宣布美国的政策是支持蒋介石。事实证明，这个无用而又愚蠢的决定促使我们最终选择了“冷战”（反对共产主义）来解决外交问题。这几乎没给我们留下操作的余地，一旦蒋介石被打败，我们将会被驱逐出中国。而蒋介石的失败也是我们多数人早已预料到的事情。

对我而言，此次在中国逗留的这段时间是与1942年至1943年的经历完全不同的。首先，抗日战争结束，美国正在收拾残局，一边遣送日军回国，一边尽力阻止国共内战。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这一年时间里，马歇尔将军一直在为双方调停，他希望通过协商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以避免国民党政权被共产党革命所推翻。我在中国逗留的那段时间还算太平，当时两党签订了协议，处于停战状态。

其次，我不再是独自工作、有时间就去会见各个政治派系人物的那个观察员了。相反，在我接任比尔·霍兰德的主任职位后，我成为美国政府部门的一位领导人物，主管上海办事处总部以及10个分支机构，这10个机构可以通过不同媒介与中国民众保持联系。在这9个月期间，我们将战时新闻局的工作重心从中国西部移出并扩展到中国的光复区。战争结束后，战时新闻局的整个心理战部门也无用武之地了，于是大约150名美国人返回美国。而战时新闻局的信息部逐步转变为新成立的美国新闻处（USIS），由大使馆直接领导，处理一些文化关系方面的工作。

1946年上半年，我们继续一边扩大活动范围一边准备转型过渡。从1945年9月至1946年4月1日，美国籍员工由125人裁减到25人，中国籍员工也从706人减少到342人。其中，永安分部（位于东南部，原属日本控制区）与兰州分部已经撤销；昆明分部精简为一个代理处，由领事馆负责；此外，成都代理处隶属于重庆，天津代理处隶属于北平。与此同时，分支机构只设立在上海（办事处总部也在上海）、广州、汉口、北平、台北以及奉天（沈阳旧称）。新闻出版和管理工作都集中在上海。首要工作重点包括：（1）中英文新闻报道；（2）中文专题报道；（3）图片、展览及广告。因为这些都是手头现有的可以发布的资料。幻灯片的制作工作也停了下来，电影和图书的发行也被推迟。文化交流的相关工作等丛书的出版和对当地居民的调查完成后才能开展。文化关系司的人员交流计划由大使馆的威尔玛负责。

无线电通讯网络为我们开展所有这些工作提供了便利，此前，无线电通讯是在美国军方的控制下，由战时新闻局开发的通讯工具，当时被用来发送战地记者的新闻报道。如今，我们利用莫尔斯电码和中国数字代码将其扩展为一个快速通讯系统，从而使各个分支机构与上海总部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借助无线电通讯网络，我们不仅播报新闻，同时还继续发送战地记者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信息，此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内部人员也可以用来处理一些私人事务，这是其他任何民用机构都无法做到的。同时，我们还可以为其他人发送生死攸关的信息，如金融危机或国家利益等信息。掌握了通讯就意味着掌握了权力，所有人都来奉承我们，我们也结交了很多朋友。

收回被占领土后的中国，人们对于知识充满渴望，亟须我们为此提供帮助。他们需要了解世界新闻并阅读各类书籍。当时中国的政治命运仍然不明朗，因此在我看来，中国对于信息的需求似乎与对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物资供应需求一样紧迫。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我因此将返回哈佛大学的时间从1946年4月1日推迟到了1946年8月。如果我不能亲力亲为保证工作顺利完成，又怎能期望美国新闻处的其他同事尽职尽责，继续开展工作呢？

10月18日，我与比尔·霍兰德一同前往上海（当时我是他的副手，担任信息处副主任一职）。我们住在上海国际饭店，用餐则在华懋饭店。

如今上海的丽斯（Ritz）酒店由美国海军进行管理，我们的办公室就设立于此。大街上人山人海，有军车、人力车及黄包车（黄包车是一种前面或后面与自行车连接的人力车）、出租车，行进的中国军队，在陈旧的电车前穿行的商店售货员，在交通拥挤的街道上卖报的小女孩，一些很快将被遣送回国的留着胡子的锡克族警察，还有各式各样的美国军人，穿长袍的中国买办，从上游返回的投机者，白俄罗斯的舞女，无依无靠的德国人，四处徘徊的日本士兵和患有结核病的苦力。

街上的景象不免映衬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上海依然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而她也仍然可能被任何掌控黄浦江上炮舰的人所统治。那年上海的冬天异常寒冷，尽管我们美国人住在最豪华的住所，普遍穿着加厚的毛衣、袜子，整天大衣不离身。然而，挑战是在这种仪器设备缺乏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不得不继续开展新闻工作。正如在我推迟返回哈佛大学时写给保罗·巴克的信中所述，中国正处于以下状态：

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停战却并不太平，其中暗杀、殴打、暴力、监视以及大众游行示威等事件极有可能会继续增加。当代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正试图抓住机会为实现民主而努力奋斗，其中很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美国新闻处的工作有可能会促使理性回归，多少会缓解形势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个国家所面临的灾难。

在比尔·霍兰德返回美国后，由我接任战时新闻局驻华办事处主任。此时我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为上海办事处总部留住大量专业人才，使其更好地服务于10个分支机构。为此，我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海外新闻专题报道处的4位女性专家从战时新闻局驻孟买办事处飞越喜马拉雅山来到上海。显然她们的到来保证了上海工作的良好开展。其中，新闻简报部由露丝·路易斯（Ruth Lewis）和爱丽丝·福特（Alice Ford）负责；专题报道部由战时新闻局中国职员主管刘尊棋（Liu Tsun-ch'i）和艾米·舍菲尔（Amy Schaeffer）负责；图片部（包括广告、图片展览以及图片新闻）由海琳·普莱森特（Helene Pleasants）负责。她们都是忠于职守且技能熟练的专业人才，深信他们的事业大有前途。

另一件幸运的事是，我发现了另一个人才——布兰德利·康纳斯（Bradley Connors），他是海外新闻专题报道处的图片编辑，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图片工作室。我任命布兰德利·康纳斯为上海办事处总部的运营主任。布兰德利有着富裕且有文化底蕴的家庭背景，但他并不依赖于此。他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有时在身高体壮的人身上才能发现的旺盛精力，他身高体壮且嘴里经常叼着香烟，因此常常被人误认为是一名难缠的纽约的稽查人员或是黑帮人物。最重要的是他对一切事物及所有人都了如指掌，是一位了解细节、处理后勤工作的能手。他结交了各行各业的人，甚至是机场的飞行员，连飞机起飞的时间都很清楚；他还认识总领馆的秘书和其他所有大人物，且极能体察上级的需求。他能搞定一切事情，因此每个人都找他帮忙。但他的技能都在制度范围内严格遵照规章制度。他善于捕捉有报道价值的新闻，常常从华盛顿清晨发来的最新电报中截取有用的信息，在晚上睡觉时转告给有关官员哪些是需要知道的。［1950年6月某天黎明，朝鲜的坦克越过“三八线”驶向汉城，此时在华盛顿国务院工作的布兰德利正准备关闭发报机上床休息，突然截获到这一消息并立即转告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在伦敦出任公使期间，之后不久他便猝然辞逝了。］我很幸运有他帮忙主持办事处总部的工作。

在众多我没法一一提及的专家的帮助下，美国新闻处中国分部最终得以建立。同时我更加坚信，大多数工作的开展需要有两位管理人员。正是由布兰德利掌控工作进展，我才得以时不时前往南京大使馆汇报工作，并到各个分支机构视察工作。在过渡时期（直到7月1日，布兰德利接替我的工作，成为与大使馆联络的主要公共事务官员），我与大使馆之间的联络员是约翰·梅尔比（John Melby），他深思熟虑，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曾在拉丁美洲和莫斯科工作，如今很快适应了中国的环境。

我的工作包括给10个分支机构下达官方指令（授权、限制、要求、建议），我自然想到：“如果是罗伯特·赫德处在这个位置，他会怎么做呢？”结果便是，我在1945年圣诞至1946年6月1日，共寄出了44封通函。这些通函内容涉及美国新闻处方方面面的工作，通常由上海总部的专业人员起草，旨在使所有人对于多层面的工作运行情况有一个全盘的了解。对于图片新闻的发布（1946年4月24日，34号通函），我们有一个名单，上面列出了110家拥有印刷图片的制版设备的出版机构，所以我们准备了110张照片和插图说明，并立即分发下去。对于专题报道的发送（背景信息不同于从旧金山电台收到的新闻简报），其内容由中文翻译部门主管（自1941年开始，同样隶属于战时新闻局）负责选择，并由上海总部运营主任批准。通常来讲，我们翻译的材料仅仅是已在美国出版过的，通过邮寄或无线电方式从旧金山、纽约或是华盛顿等地发送过来。这些被翻译的内容最终合成为周刊《新闻资料》（New Materials），每期8页，包含8到10篇文章，共发行5000册。（其中2750册为直邮杂志，其余发放到各个分支机构。）

我在名为“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目标”的20号通函（2月11日）中，提出了几点个人看法：

1.提供新闻报道，而不是有意宣传。

2.既要增进理解，又要注重行动。“我们希望提供美国人面对困难并克服困难的一些实际经验，以此鼓励中国人直面并克服他们自身的问题。”

3.现代化而非美国化。“对我们有益的未必对中国有益。中国的问题是科学与民主相互结合的问题，是将科学、民主与中国文化传统融合并运用到大众生活的问题。”

4.实事求是而非巧妙推销。“展现一幅完整而真实的美国风貌，而不会人为淡化经历中的困难、问题和失败。为了保持可信度，即使不利于我们的事情也应该第一时间进行播报，绝不向观众过分吹嘘。此外，保持实事求是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们要为独立行动提供可靠的思想基础。而诸如公民立法权、投票权、罢免权在政治腐败的中国并不是灵丹妙药，因为即使在美国，这些也并非万能。”

当我们在中国进行机构建设时，战时新闻局远东地区副局长助理戴德华和他手下负责中国事务的办公室主任约翰·考德威尔（John C.Caldwell）正就美国驻华新闻处所需的预算、人员配置以及部门需要的指令等问题与华盛顿方面进行交涉。考德威尔（出身于福建传教士家庭）专程来到中国，用6周时间了解这里的情况。通过军方渠道，我们用电传打字机与华盛顿保持联络，并用自认为精练的语言与乔治交换了意见。

我所面临的行政工作上的危机主要是人事问题，即如何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核心。1945年12月15日，由马歇尔负责调停国共冲突的通告引起了轩然大波。由范宣德、迪安·艾奇逊以及马歇尔为杜鲁门总统起草，并转交给蒋介石的公开声明中的措辞十分谨慎，以免冒犯到中国人的尊严，极力维持马歇尔公平调停人的身份。我和临时代办沃尔特·罗伯森（Walter Robertson）在重庆收到这份声明的同时，还收到一篇来自华盛顿的新闻报道，其中说杜鲁门的声明乃是一国首脑向另一位首脑发出的最严厉的谴责等，这与华盛顿的政策完全不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很快，我发现这篇新闻报道出自美国新闻处上海办事处总部，于是第二天我乘坐飞机飞到上海调查此事。（我还不想马上就去见马歇尔将军。）此篇新闻的作者并不是一位破坏分子，而仅仅是一名普通记者。他认为他只是提供一部改写的作品，并声称任何一家报社都有可能为了向读者强调新闻而进行改写。这种做法我是头一次听说。幸亏这位记者受到合众社（United Press）聘请，前往合众社香港分社工作。弄清楚这件事后，我召集了美籍职员开会，因为他们是保证在华工作顺利进行的核心力量。如果我不公正地对待他们的同事，他们很可能会辞职回国，因此我作了以下几点声明：（1）他并非恶意为之；（2）马歇尔的使命很微妙；（3）由于我们是政府雇员，不能违背国家的政策。对于这件事的具体处理方法为：我们这位同事已经辞职，到合众社工作，我会推荐他，同时我也会向马歇尔将军保证，我们会做好本职工作。经过一番讨论后，此事最终的处理方法得到大家的认可，于是我向罗伯森作了报告，并告知当事人已经离职。

在马歇尔将军的调停工作中，还有另外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具体原因我已经不记得了，当时美国新闻处为马歇尔安排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具体时间为下午2点。我经过考虑，认为没必要这样做，便取消了这次记者招待会。此外，我还有在下午2点午睡的嗜好，因此，我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考虑，就像一位教授帮助另一位教授一样，帮他的忙。然而，在我吃午饭的时候，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显得非常生气。电话中他表达清晰，简明而干脆，以至于如今想起来还让人不寒而栗，主要内容就是记者招待会必须召开。

而此时我只有一个小时来准备新闻稿，于是我开始四处打电话，然而几个主要的中文记者早已回家吃午饭了。因为时间紧迫，我乘坐吉普车前往他们各自的住所。外面下着小雨，司机在寒冷的重庆街道上找到了我所见过的最破旧不堪的一个住所，顺着摇晃着快要散架的楼梯向上走，不停地敲门，将那些满脸倒霉相的职员从饭后小憩中唤醒。我叫喊着马歇尔的名字，并告诉他们准时赶到现场。到达现场后，将军的助手，一位机灵的年轻陆军上校对我说：“其实你不必出席招待会。”于是我表示赞同，并偷偷地溜回了家。显然哈佛在这方面不像五角大楼那样训练有素。

战时新闻局在重庆已建立了七八座大楼，包括一个舞厅，如今大部分已经空出来了。我和威尔玛在这里的转角处有一间带壁炉的房间，它很舒适，然而不时地出差让我们常常被迫分开。10月，威尔玛乘坐大卡车前往嘉定和成都，11月又飞往西安，而我则飞往昆明、广州，并再次到上海，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我又两次前往上海。2月，威尔玛飞到昆明，接着乘吉普车经滇缅公路前往大理。而3月，我则去了相反方向的北京两次。4月，大使馆最终跟随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由于从上海到南京乘火车只需要一晚上的时间，因此威尔玛有更多见到大都市的作家和艺术家的机会。

所有这些东奔西跑的经历，加深了我对于中国混乱局势的认识。然而，从与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美国人，特别是跟踪报道马歇尔将军长达一年的记者们的谈话中可知，中国共产党取得越来越强势的地位似乎很明显了。

谈判从一开始就对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有了更加明确的界定，同时也促进了美国人与共产党人的联系。在重庆，一天晚上我们和乔冠华、龚澎夫妇共进晚餐，第二天又宴请了来自国民政府外交部的顾维钧一家。而双方都认为对方是缺少诚意的。资源委员会的钱昌照赞同中国应该同时实行工业化和土地改革，前者为国民党正在试图推进的项目，后者则是共产党努力追求的目标。然而，不久后他就去了欧洲。

1946年1月初，谈判似乎有可能要取得成果了，这时共产党重庆代表团宴请美国新闻处。

为款待美国战时新闻局，晚宴分为两桌，周恩来坐在其中一桌，叶剑英将军坐在另一桌。大家都显得兴奋而充满活力，周恩来摇头晃脑地唱起了歌，我们也跟着哼唱起来，而叶剑英则用筷子敲着桌子和玻璃杯进行伴奏。他们唱起了延安歌谣，互相敬了几次酒后，我们也唱起了同样鼓舞人心的美国内战时期的歌曲。而如今的音乐要么过于甜美柔情，要么太过伤感了。而周夫人（她使用自己的名字邓颖超），穿着长裤，十分朴素，却格外迷人。

（1980年邓颖超仍然在北京担任领导职务，叶剑英也依然健在，担任国家领导职务，而周恩来则于1976年逝世。）

在夜以继日的谈判会议中，共产党代表还积极地举办社交活动。他们在重庆最豪华的胜利酒店举办了盛大的鸡尾酒会，认识的每个人和其他一些人都参加了这个宴会。我和威尔玛、郭沫若和他的夫人以及这里的两个共产党好友也都兴奋地来到酒会现场，喝得很尽兴。在我看来，共产党所表现出的热情以及宴会上看上去无拘无束的轻松环境证明，基于明智的对美政策，共产党在谈判过程中取得了某种和解，并使其有了继续发展的机会。此外，他们富有热情还在于这是一群被挑选出来的拥有坚定信仰、勇于献身事业的优秀工作者。

在上海，我与来自檀香山的一位日裔美籍延安问题专家有吉幸治（Koji Ariyoshi）一同出行，他之前曾和军事观察团去过延安。我们宴请了中国伟大的讽刺作家“鲁迅的夫人和一位朋友，两位女士十分和蔼亲切、十分虔诚，对革命事业充满了信心，但并不明智，这让我想起了类似某种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们”。有吉曾是檀香山的一位左派码头装卸工，通过他的介绍，我们将延安列入美国新闻处投放新闻信息的名单中。

1946年初，位于北京协和医院内的执行总部派出了若干军调小组，试图阻止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中国华北地区交战。在国民党、美国和共产党三方中，龚澎是唯一的女性成员，负责处理叶剑英的公共关系事务。巴尔的摩《太阳报》（Sun）记者菲尔·波特（Phil Potter）曾报道，龚澎俊俏而时髦，穿着蓝色旗袍，梳着美式的发型。但龚澎表示：“这对于北平人并不意味着挑战。”与外国新闻机构的其他人一样，菲尔·波特也对其极力渲染。随着最初的积极热情逐渐平复，我在上海龚澎家中见到她和乔冠华，他们的儿子名为巴黎（以第一个被解放的首都命名），由孩子的外祖母抚养照看。之后，他们很快被转移到环境安全的香港工作，显然周恩来正在为将来的发展储备人才。（1971年，乔冠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大使，1975年至1976年间，在北京担任外交部长。）

由于杨潮（Yang Ch'ao）事件，美国新闻处卷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冲突中。杨潮是克里斯多夫·兰德（Christopher Rand，后来任职于《纽约客》）在抗战结束时担任战时新闻局驻永安办事处主任时所雇用的一名知识分子。在杨潮执行克里斯多夫分派的战时新闻局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战区指挥官逮捕，并被当成共产党嫌疑犯监禁在杭州。由于杨潮是为美国人做事，兰德设法营救他出狱，但是治外法权能够保护中方雇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终杨潮死在狱中，表面看起来似乎是病死，估计也是故意不给他治疗，但显然他受到了酷刑折磨。之后，由于担心杨潮的遗孀惹出麻烦，关押杨潮的监狱想尽办法迫使她离开上海。兰德和我以及其他一些美国人尽力保护她的安全。左翼分子也开始干预这件事，最后举行了一场大型的追悼会，会上郭沫若和其他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为了表示美国人对雇员的关心，我也参加了追悼会，虽然被要求发表讲话，但是我拒绝了。因为在这种纯粹的中国事件当中，美国政府并没有参与其中，我也不愿意被共产党利用来对抗国民政府。此外，情况颇为复杂的是，杨潮是我的朋友杨刚的哥哥，她当时仍在美国。

美国新闻处开展的文化项目需要与作家以及艺术家接触，我们发觉，在处理与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以及左翼分子的关系时陷入了令人困惑的境地。在我们看来，政治忠诚的问题与艺术和文学无关，当然即使我们想弄清楚，也远远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美国赞同联合政府的政策，要求我们远离中国政党之间的纠纷。我们尽量只涉及与个人有关的是非曲直，避免与政治相关方面的影响。

正如之后事态发展的那样，1946年，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在事后回想起来似乎令人惊讶。美国新闻处上海办事处总部极受人尊重的中文总编金仲华，1949年后成为上海市副市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新创办的报纸《文汇报》编辑宦乡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伦敦代办（即大使，1981年担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时为了扶植这家非官方性质的报刊，战时新闻局曾为其提供了一些很难搞到的新闻用纸。1949年后，我的朋友杨刚在北京担任《人民日报》的副主编（一直到1957年自杀）。如此权高位重的位置大概也只有长期为党派服务的老党员能够胜任。此外，战时新闻局负责管理中国职员的主任刘尊棋，是由麦克·费希尔招募来的新闻工作者。随着中国职员的规模骤然扩大，刘尊棋以其冷静的判断力为麦克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945年后，刘尊棋来到美国寻求帮助，希望发展大众教育、获得现代印刷机并在战后中国建立其独立的出版业。然而他未能如愿。早在20世纪30年代，刘尊棋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1957年后，他被关入东北劳改农场以及北京和湖南监狱，在这些地方待了21年的时间。（如今，他在北京负责《中国日报》英文版的编辑工作。）我想将一个人从世纪中叶以来的坎坷传奇的职业生涯记录下来，应该能写几大本书。“革命先革自己的命”，或许这句格言是能站住脚的。20世纪30年代成为左派的大学生是当时全球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而从1957年至20世纪70年代，因政治斗争而出现的红卫兵和其他人则属于另一类型。

1946年3月初，我到了北京，此时的北京再次成为天然磁石，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精英。从檀香山返回的陈福田正在帮助陈岱孙等从昆明返回的知识分子重组清华大学。而我们哈佛大学的校友芮沃寿和芮玛丽夫妇也已经从山东潍坊集中营经过三年的劳教返回北京。在学者们的邀请下，芮沃寿和芮玛丽居住在位于北城过去被伪政权所占据的一座四合院里，重新开始他们的研究工作。房屋配置一应俱全，镶嵌着黄铜装饰的大木箱，打磨发亮的木质桌子，精美的窗雕，我记得还有其他精美的装饰，此外还有传统且训练有素的仆人。芮玛丽正着手为胡佛图书馆收集有关中国革命的藏书。他们还向我介绍了一位来自苏联的年轻学生谢尔盖·齐赫文斯基（Sergei Tikhvinskii），后来成为苏维埃权力机构中的一颗冉冉之星。我还与曾为延安公共卫生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美国医生马海德（George Hatem）一起共进午餐。格雷厄姆·佩克在北京西城找到了一处住所，他在那里撰写战时中国回忆录——《时代的两种类型》（Two Kinds of Time）。两位共产党的联络员黄华和柯柏年前拜访了美国新闻处。（1981年，黄华成为外交部长，他的儿子在哈佛大学读书。）当时我正在帮助新上任的美国新闻处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约翰·伯特·福斯特（John Burt Foster），他也曾是1940年哈佛暑期学校远东学院的一员，之后与一名学生结婚。这简直就是一张朋友熟人混合交织的关系网！

在上海，如此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越来越难以应对。1946年4月，我们在位于总领事馆对面的汉密尔顿大楼中美国新闻处的新区举办了三次鸡尾酒会。酒会面向上海各个团体，包括外国军人、官员、商人以及中国的官员、编辑、艺术家和各界名人，其中很多人长期以来对于现状愤愤不平。每周都会有一些中国的朋友前来告别，准备悄悄去北方。

有一天，颇有诗人气质的日本知识分子，曾为吉姆·斯图尔特将战时新闻局传单翻译成日文的鹿地亘来上海找我，他希望我帮助他返回日本。此时，美国海军正在运载成百上千的日本人回国，而鹿地亘滞留在此显然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于是我给美国军方写信建议，那些在战争中帮助过我们的人至少也要得到与我们作斗争的人同样好的待遇。最终我的介入成功地让鹿地亘回国了，但给我留下了不良记录。我们已经害怕共产党，他们也对我们有些害怕。大家都在考虑安全因素。

在上海，我很期待美国新闻处能够为中国的读者翻译英文作品。为了顺利完成此项工作，我们需要邀请优秀的中国翻译家参与其中。中文、日文、韩文或是越南文的英译是一项对原著二次创作的工作，反之亦然。如果我们想要获得真正的文学作品，就必须找到中国的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s）来翻译我们美国的奥马尔·哈亚姆（Omar Khayyáms）的作品。在此过程中，我得到了权威学者郑振铎的帮助，给予冯亦代鼓励和支持，而冯亦代的夫人郑安娜（郑笑容）在美国新闻处帮助做过文化联络工作。我们还聘请了赵家璧、徐迟等人，但在我离开之前，还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后，我有幸参加了作家联盟的一次会议，该联盟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联盟遗留下来的部分。由于对中国文学造诣尚浅，我出席只是表达一种善意罢了。

美国新闻处驻北京办事处遇到了特殊的难题。4万名驻扎在京津一带、维持政治稳定的海军陆战队员自然而然成为共产党鼓动群众进行攻击的目标，他们被看作“美帝国主义”的代表。由于马歇尔的调停即将失败，筹建中美文化协会的项目因此遇到重重困难。内战和对文化工作者的镇压都即将来临。

1946年6月初，文化关系处在贯彻马歇尔将军对中国内战施行调停的政策中，威尔玛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经马歇尔将军批准，她邀请了共产党设在张家口的华北联合大学的4名学者前往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考察。国民党一方也有6名学者参与了这个项目。

为了挑选交流人员，威尔玛代表大使馆经由北京前往张家口，此时共产党的首府已从延安迁至张家口。当时新闻处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在休病假，由我代替他解决麻烦问题，因此，我决定陪同威尔玛前往，但这主要是她主持。威尔玛通过编谎话说服了一位美国空军上校驾驶飞机带我们飞往目的地。我们乘坐飞机越过长城，沿着如同美国亚利桑那州一样干旱、风沙漫天的蒙古边境一路向前。“45分钟后我们抵达张家口，一周后又花了16小时乘坐火车和四轮马车返回北京。”我们以边区政府客人的身份入住“解放旅馆”。随后，威尔玛处理公事，我们则观看了文工团表演的秧歌，这是一种连续跨步的民间舞蹈，在解放区农民中颇为流行。我们与很多团体进行了交谈。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民主的美国为何会制定出反对中国人民运动的政策呢？这个问题令人难以回答。

我们与文学巨匠周扬（交流项目被选中的四人之一）共进午餐。坐在他身边的是女作家丁玲和一位年老的创造社领袖成仿吾。诗人艾青直白地说道：“我们求助于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美国，反感赫尔利的美国。”

我一直没法凭空编造出合适的理由去延安，因此，一周的张家口之行是我在中共地区仅有的一次露面。华北联合大学只能达到中学的教学水平，学习资料主要通过油印。我们拜访了最高长官聂荣臻将军，随后我与威尔玛一同在挤满热情洋溢的年轻人的剧院作了演讲。我之前从没感觉到如此的不适应。我的汉语水平完全可以应付旅行、聚餐会谈以及现代历史方面的表述，但对于马克思主义术语一窍不通。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和我的听众在世界观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我所能表达的仅仅是保持两国人民的友谊、维护和平诸如此类早已塞满他们脑子的陈词滥调。我无法否认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的事实，更不能将其说成是通向新耶路撒冷的公正之路。倘若这是我1945年至1946年在华期间的顶点，那我情愿收拾行李打道回府。

在张家口，墙上随处可见“建立民主制，创建新生活”的标语。返回途中，我们坐着四轮马车通过10英里的无人区，远处传来国民党的炮声，我们和共产党的护卫只能等炮声停了再通行。随后到达南口长城城门，这里的标语写着“拥护蒋介石的领导”。最终，由于国民政府拒绝给共产党方面提名的4位学者颁发护照而使计划落空。几年后，麦卡锡时代到来，这段插曲也被我们渐渐遗忘。

离开上海前，一些左翼分子为我举行了欢送会，前来参加的知识分子大概有50人。欢送会上，郭沫若等人纷纷致词表示感谢，我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作为回复，并表达了对他们为自由而战的敬意。欢送会没有丝毫地敷衍了事，我也很高兴在这样的场合惯例用的签名簿派上了用场，上面签满了杰出文化人的名字。哎呀！我忘记了“忠诚”的不成文规则，我将这份珍贵的签名簿交给了一位办事处同事。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公报发布员，布兰德利称其为“麦克道格尔”（MacDougal），我嘱咐他将签名簿和其他一些资料一同帮我寄回美国。然而签名簿再也没出现过，此时我意识到人走茶凉的意义。“麦克道格尔”可能早已把它卖掉，或是成为戴笠的囊中之物。

1946年7月7日，我离开了上海，直到26年后才再次访问中国。然而，为了完成文化关系司和美国新闻处的整合，威尔玛在南京大使馆继续待了9个月。

1945年至1946年间，我在中国的所谓“战后”9个月，实际上是一段内战爆发前的经历。我亲历了国民政府使用美国武器向北方各大主要城市扩张，同时也目睹了投机取巧的国民党政治家对华东光复之地的掠夺与转让。贪污腐败和通货膨胀甚至侵蚀了支持国民党的上层社会。我本希望美国新闻处能够以某种方式阻止中国分裂，但无济于事。1946年1月，曾被马歇尔奇迹般阻止的内战，到夏天重新席卷而来。我们的对华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然而，美国公众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