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中国回到哈佛，我就开始同时从事两项工作——一面教授中国历史，一面开始大胆地评论对华政策。社会对于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强的需求，因此这两项工作也就很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而我则在同一部录音机和同一名秘书的帮助下同时进行着这两份工作。在战略情报局和战时新闻局我结识了很多官员和记者，在这个不断壮大的小团体中，我成为其中善于辩论的一员。实际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我对中国历史的不断研究增强了我这一贯有的自信心。自1941年以来，我在中国和华盛顿都主要是通过书面文字来与人打交道，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1946年以后，这种书面沟通的方式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我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对着更大的观众群谈论中国问题，我必须向人们解释清楚中国与美国的区别，解释某些英语词汇在与中国沟通的过程中可能会引起歧义。

1946年9月，我发表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文章“我们在中国的机遇”（Our Chances in China）是由一些事件促成的。7月初，我刚刚到达华盛顿，身份再一次变成了平民，当时中国并不稳定的停火局面终于维持不下去了，这不仅是由于国共双方重新采取了敌对行动，还因为一次明目张胆的政治谋杀事件。

1946年7月15日，昆明西南联大重要的自由派教授闻一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杀了。他曾经在芝加哥研究英国文学，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的诗人，一个有文化有信念的人。在反对中国内战的教职员工中，他扮演着领袖的角色。1945年末我在昆明时，当时的领事菲尔·斯普劳斯曾经和闻一多一起参加过一个盛大的晚宴。闻一多被刺，戴笠和CC系更加拼命地采用武力恐吓手段来消灭自由派和共产党。暴力被如此肆无忌惮地滥用，这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美国在中国内战中继续支持国民政府是否明智？在我的文章中，我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像以往一样，我的这篇文章马上在中国持续激烈的国内斗争中引起了极大反响。这篇文章至少有三种不同的中文版本，而且还被加上了分属不同立场的副标题。剧作家夏衍为此还曾写了一篇对我表示热情赞赏的评论。我开始面临扮演一个脱出自己掌控的公众角色的现象，因为人们总是希望把我当作他们所期待的那种人。

事实上，从1943年开始我就认为在中国爆发一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45年至1946年间，趋于崩溃的中国城市经济，以及国民党的腐败和对民众的压迫更加充分地证实了我的观点。当后来马歇尔的调停最终走向失败时，这让美国公众意识到不应该再继续支持蒋介石和他的右翼国民党人成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国民党不仅正在忙着自掘坟墓，而且还试图让美国也跟着一同殉葬。

这正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存在的一个老问题——作为一个多元化政体的国家，如何与世界上其他某党或某派独裁的政体打交道。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遭遇这个问题，拉美、非洲、中东、东欧，乃至东亚，似乎每一代人都需要重新来理清这个问题的思路，而最大的难题在于，我们只是一个外来人，并不能决定问题的最终结果。

同其他此类问题一样，中国的情况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我们曾经站在国民党一边，这个党派从早期很有希望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美国朋友。中国国内的反对派不是我们所认同的民主力量，而是公开宣称要建立新的一党专政的共产主义者。更重要的是，当时美国正在逐渐卷入一场世界范围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显然不可能有心情去取悦任何国外的共产党力量。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除了为美国公众讲授中国历史课外，还能对他们多说些什么呢？

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我的态度事实上是很保守的，因为我很赞同国务卿马歇尔富有见地的结论，即美国不应该再以亲国民党的姿态介入中国事务。实际上我们已经部分介入其中，包括帮助训练蒋介石的部队，为他们提供装备、物资和运输，甚至直接将海军陆战队部署在华北地区以防止苏联占领。

我曾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带着谨慎的自豪重新于1974年出版成书《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Chin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书中重点论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自由主义信念和目标、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以及中共在改善经济和“农民解放”方面的努力。“我们难道不应该或迟或早地准备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达成协议吗？”

我断言，中共并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如果我们盲目地反对中国革命，最终我们会发现自己将被一场群众运动赶出亚洲。”

从亲政府角度出发，我感觉到我是纯学术的，以事实为根据进行推论。在我作为政府官员的5年里，我始终想要研究出一套理解中国政治的方法，同时弄清楚美国在对待中国革命时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富兰克林，我很幸运地得到了我的连襟小亚瑟·施莱辛格的帮助，他积极地参与了一个“非共产主义左翼”组织的工作，这个组织形成于为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成为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大力支持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的政治对头时。我立即就意识到，我们想要有效地制定对华政策，就必须以非共产主义的组织为基础。换句话说，要想客观地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是非曲直，我必须首先在国内成为一个美国共产党的反对者。坦白来讲，这是我的固有立场。20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左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我正在中国，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寄予厚望。我跟美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而且我认为，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反对共产主义原则也是其自由主义立场的必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立场下，我始终抵制共产主义的普遍性思想，这种思想宣称，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世界各地都是普遍适用的，并获得了极端的美国人的认可。结果自由主义者就被夹在了两种对抗的思想之间。我坚定地认为，共产主义对美国是有坏处的，但对中国是有好处的，我确信事实也是如此。这样就导致我宣称中国和美国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或“社会秩序”——同样，事实也是如此。于是，像我这样的区域问题专家，只有我们才能理解此类中美社会文化差异方面的奥妙。而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把这样的观念植入其他同胞的脑中，并且让他们也成为（从意义上理解中美社会文化差异）这样的区域问题专家。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但也是确保美国外交政策保持正确的唯一办法。

如果要对中国革命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同时还要对美国对华政策作一个剖析的话，单靠个人的努力是无法实现的。这些都是深入的专题研究，工作量远非我能承受，而且需要大量的篇幅才能准确论述。尽管如此，我还是打算向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简单地解释一下为什么美国会反对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卷入这场对双方都毫无好处的对抗。

错误的根源，至少部分源于我们的认识。然而，社会上争论的很大一部分都可以认为是“宣传专家”所说的“噪音”，对于听众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很多都只不过是爱国主义词汇的拼凑，但更多的则是表达了模棱两可的意思。例如，人们只是听到了西方宣传的一些术语，其中还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这些术语被用来描绘中国的各种情况，但是对于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却压根儿搞不清楚。结果，美国公众对于中国政策的争执也只是在假设的基础上进行的。再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例，伯格利（M.C.Bergère）、柯博文（Parks Coble）以及劳埃德·伊士曼等人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1928年后的国民党从支持商业的意义上说，并不是保护资本主义，它只不过是一个纯国民党的政府，一个新的派系，一个黑帮，一个如同封建王朝的家族一样掌控了中国政治的利益团体。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建立一个错误的假设，把南京政府称为“资产阶级政府”，并且指责其代表了上海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给外界造成了不必要的混淆。他们的阶级分析结果蒙骗了他们自己，这只不过是把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外国思想生搬硬套在中国的又一次尝试罢了。

现在我们知道，实际情况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从一开始就通过暴力手段以一种完全是寄生者剥削宿主的方式摧垮了上海的工商界。国民党并没有给予工商界帮助，相反，却从其身上压榨了不少钱财。在以黑帮方式运作的恐怖统治下，工商业领袖不时遭到绑架勒索，甚至杀害。国民党作为执政者只为自己而活，将国民党称为资产阶级的支持者是错误的。更糟糕的是，在西方人的眼中，国民党被塑造成了一个守护西方自由合作企业价值观的盟友。

除此以外，一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政治头面人物，例如宋子文，自称是在捍卫与华尔街持相同价值观的资产阶级企业家，这更使得真相变得错综复杂。宋子文在中国的角色就如同鲍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在美国的角色，在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担任总统期间，鲍比·肯尼迪身兼数职，成为美国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花旗银行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领袖人物。想要在中国进行资产投资，只能直接通过某个政府代理人或官员，亦或在他们的保护下进行。中国的法律是不可靠的，私人关系才是必要的。

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已经意识到，由于缺乏现实基础而将“无产阶级”这个词的含义弄得模糊不清。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些职业革命者，他们尝试发动工人阶级革命的努力大部分都失败了，因此，他们只能接受“无产阶级”由处于严重贫困中的农民构成。在普遍缺少产业的情况下，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将数量较多的贫困农民组织起来，控制那些相对“富有”的农民。到了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突然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首先是由蠢蠢欲动的城市青年对政党官员发起进攻，之后又普遍发展成为不同派系间的内斗。

这一系列不当的名词套用背后的实际情况是：勤奋刻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19世纪欧洲的社会背景对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了分类，但是这些分类在20世纪的中国则几乎找不到相对应的阶层。就像世界上其他一党专政国家一样，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刘少奇，他们从列宁、斯大林那里借鉴而来的中央集权理论都有助于他们在中国建立一党专政的政府。但是这种借鉴并不能掩盖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失败，甚至这对于作为中国未来发展指导原则的毛泽东思想来说，似乎也是一种威胁。

我第二次公开讨论中国政策是在1946年10月对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所作的评论。白修德在这本两年前（1944年7月24日）出版的书中写道：“我作了一项重大决定——是的，我准备写一本书，因为我感到这个政府（指国民政府）不会有什么好的未来，必须有人充分明确地让美国民众看到真实的情况。”在他后来出版的《寻找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一书中（第49页），他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在作出这一决定时的紧张感。《中国的惊雷》由他在《时代生活》杂志的同事贾安娜（Annalee Jacoby）和他共同著述，并由比尔·斯隆（Bill Sloane）出版发行。直至今天，这本书仍然是描写战时中国最为经典的著作。我为这本书所写的评论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46年10月27日）的头版上。我的观点十分鲜明：

在中国要讨论解决的根本问题，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问题……我们对于苏联和共产主义充满了恐惧，而右翼国民党人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正因如此，我们自己后来将中国革命推向了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怀抱。

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中国的惊雷》所描述的内容客观准确的话，那么“掩盖真相的盖子已经打开，美国公众将会看到，在民主的旗号之下，他们所支持的是怎样一个独裁政权”。

另一个向美国读者揭露真相的机会随着两本书的出版而到来——一本是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官方英文版，另一本则是单行本的《中国之命运和中国经济理论》（China's Destiny and Chinese Economic Theory），作者也是蒋介石，但并不是官方授权，我在1947年2月9日的《纽约时报书评》上也对其进行了评论。《美亚》（Amerasia）杂志的左派编辑菲利普·杰菲（Philip Jaffe）后来也曾强烈批判这本非官方的单行本。书中所谓的“经济理论”显得既幼稚又充满沙文主义，一位国家领袖发表这样的学说，简直可以称之为丑闻。

在1948年11月19日发表于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公报上的文章中，我进一步浓缩了自己的这种消极观点——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老老实实待在那里！什么都不要做。”后来协会发给我的回复认为，我“发表了一种在当时近乎于异端的观点，因此这种观点受到了广泛的谴责”。我的观点部分如下：

中国国民党崩溃的进程很可能会不断加快，美国提供的物质援助并不能阻止这一进程。外国为警察提供再多的武器和食品，也不能使这个政权维持下去，因为它显然已经失去了广大的民意基础——用中国传统的观念来说就是“失去了天意”。事实上，在争取中国农民支持方面，蒋介石已经有20年时间来与共产党竞争，结果他还是输了。

美国在关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上保持某种程度灵活的外交手段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与这个被承认的中国流亡政府或蒋介石继续来往的承诺，帮助其在华南或台湾地区建立立足点的做法，都只会阻碍我们的事业。我们并不投入太多希望与共产党展开合作，但是对于那些已经被他们自己的人民所抛弃的政治人物，我们至少应该避免接受他们对政权合法性的说辞。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帮了俄国人的忙，但并不能就等同于俄国人掌控了中国。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是，在中国发生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更是真正的中国式的运动。

1947年1月，在马歇尔将军从中国返回后的一个时期里，其他很多人也开始发出批评的声音，质疑国民党的行为和执政能力。马歇尔离任时对国共双方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他将这次调解最终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右翼国民党人。他成为国务卿得以保证美国没有对中共采取军事干预——这也是他对美国人民最大的贡献之一。直到后来共和党在1948年的选举中将“失去中国”（loss of China）作为一项反对民主党的手段之前，那些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者的鼓励达到了顶峰。

我年长的同事贺尔康（Arthur Holcombe）教授曾经研究过20年代后期的中国革命，当时刚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被视为革命的最大希望，他对我贬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态度感到十分震惊（多年之后他写信给我，说我的看法是对的）。其他人的反应也同样是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经验。他们对不同时期的中国的了解给了他们自己的基本立场，有可能是混乱的军阀时期，也可能是充满希望的30年代早期，还可能是1937年至1938年的英勇抗战时期。我意识到，我对于中国的经验已经过时了，而使我得出以往结论的那些依据也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落后于时代。因此，我必须用一些新的研究来代替过去的观察经验。

这个时候我得到了来自我们过去在昆明的老朋友钱端升教授的帮助，他从1947年12月住在我们在坎布里奇的家中，直至1948年9月回到中国。当时他以哈佛访问学者的身份讲授中国政府和政治学，同时他还为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完成了相同主题的英文书稿。这项研究是以他和其他人的中文著作为基础，当然，对外国读者来说，其英文版是一部集大成的新书。钱端升工作非常辛苦，还得到了一名忠实的美国助手的帮助，我和威尔玛也曾帮助他审阅过手稿。这本关于国民政府的书描述准确客观，内容翔实有用。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年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当时作者已经回到了新政权统治下的北京，并不希望收到出版的书籍。他回去后预计到可能会被国民党在最后的大屠杀下被杀害，就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由于在昆明西南联大参加过一次反内战的示威集会，1946年国民党就曾经朝他的脑袋上方开过枪。）但是他幸存了下来，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民主人士，担任政法大学（College of Law and Government）的领导人以及友好代表团的成员出访国外。我们一直保持书信往来，直到1951年末，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失去了联络。不用多说，后来我们都因为相互认识对方而受到指控，因为自由主义者在竹幕两边都被视为嫌疑分子。

尽管这场关于中国问题的全国性辩论仍在继续着，但是这种辩论已经逐渐被外交领域兴起的冷战问题和在全民中爆发的“大恐慌”日益浓厚的阴影所掩盖。我在这里借用了大卫·科特（David Caute）的一本书的书名［《极度恐惧：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反共产主义肃清运动》（The Great Fear: the Anti-Communist Purge under Truman and Eisenhower），1978年出版］，因为在这部厚达542页、主题又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热点话题的书中，只有20页关于中国问题的内容。毫无疑问，中国出现在报纸头条的时候比以往更多，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些报道的目的只是作为“冰山顶上的避雷针”，刻意吸引各方批评，促使问题扩大化。在乔·麦卡锡（Joe McCarthy）时代，中国问题专家突然发现他们自己非常有新闻价值了。事实上，他们只代表了这场蔓延开来的对社会不满的一个方面。麦卡锡主义者正是依靠原子间谍事件、美国新闻处图书馆事件之类一切值得利用的话题使其不断发展壮大，而中国话题则被证明是一座尚待开发的金矿。

某种程度上这要归因于内德·卡特（Ned Carter）和比尔·霍兰德（Bill Holland）所取得的成就，我最早认识他们是在1932年的北京。爱德华·卡特（内德·卡特）过去在印度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在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一些人士于1925年在檀香山成立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后，他成功当选执行主席一职，并在不久后将其发展壮大，进入全盛时期。内德是个英俊的典型新英格兰人，有时则更像一名狡猾的经营者。他十分擅长与所有人取得共识，并且能让那些立场差异巨大的团体聚集在一起。他显然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设在纽约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日益忙于东海岸机构建设，将亚洲丢弃一边置之不理。但是英联邦国家中的同类机构，诸如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St.James's Square）查塔姆大厦（Chatham House）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类似机构，都十分重视亚洲问题。内德·卡特成功将这些机构的成员吸收到太平洋国际学会，最终组成了11个泛太平洋国家委员会——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后来加入的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荷兰、日本、中国，甚至还有苏联。所有分会中只有美国分会与众不同，它并不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下属机构，而只是一个设在纽约的、立场更倾向左翼的小机构。这个分会的资助部分来自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他在1934年至1940年间担任该分会的执行秘书。他被自己的名声和财富拖累，加入了共产党。

请不要忘记在两场世界大战期间旅行是靠轮船，真正的国际会议是很少举行的，也没有智囊团和学术中心研究当时正在发生的外国事务。太平洋国际学会是唯一能将商人、学者以及政府官员（1941年后）聚集在一起的方式。它每两年或三年举行一次为期两周的会议，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国际问题和国家利益。作为经济学家的比尔·霍兰德成为卡特的得力助手，担负着动员各个国家的代表团参会并展示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复杂任务。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太平洋国际学会已经发展为一个出色的学术机构。它的会议都选择在环境优美的地点召开。他们的工作人员里有很多富有才华的年轻女孩，例如芭芭拉·沃特海姆［Barbara Wertheim，塔奇曼（Tuchman）］和玛丽安·坎农［Marian Cannon，施莱辛格（Schlesinger）］。在1947年的时候，我欣然同意担任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分会的理事。

在1933年至1941年间，对于争议问题有敏锐观察力的欧文·拉铁摩尔担任太平洋国际学会官方期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的编辑。不同于一般人，他和卡特都坚信应该越过政治隔阂，与苏联保持联系并交换看法。苏联分会虽然从建立以来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贡献，但是他们始终自豪地将其列在会员名单上，并且尽力去扩大发展与苏联的联系——我猜你一定会称他们为不成熟的政治缓和派信奉者。与此同时，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执行者们努力确保所有从事东亚领域研究的成员能够参与其中。通过它的信函档案，他们之间都被相互“关联”了起来。而对于那些“牵连犯罪”的信奉者来说，这正是一个施展手脚的大好机会。

有大约20年的时间，我也在试着了解并结识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方面的人。这就如同你本来只是想善意地储存一些煤油在冬天取暖，但是最终发现这些煤油只会被纵火犯拿来作案。直到1948年，对华政策相关的话题才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或者（对我来说）在1951年该话题才开始达到爆发程度。当时中国政策研究只是我偶尔顺带开展的工作，而我在战争结束后的真正挑战是在哈佛大学开展区域性研究。

对于哈佛来说，中国区域研究课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映之一，用更常见和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地区研究”，所谓“区域”（Regional）是哈佛的叫法，它是特定地区使用的特定名称。不管叫什么名称，这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课题，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社会科学的相关技能来研究世界某一地区。

曾经有一段时间，地区研究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人们误认为将多个学科综合在一起，就会以某种方式产生一门超级的学科，会掌握一种新知识。有些人幻想这是在教室里进行的集体讨论，将地理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组成一个团队就可以获得启示。发生这些事情可能真的会打击学界人士的自信心，如果仅仅据此能评判的话。开展研究的真正场所应该是学生的大脑，而非教室的讲台。也许你会问一个学生能弄明白什么，我认为对多种学科的综合必须是在学生的大脑中进行的，将一群教授塞在教室里只会把他们搞得无所适从，晕头转向。

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地区研究并不是什么拥有系统原理的新学科，它只是一项活动，一项由人来开展的活动。所以，只需要取得文科硕士学位就可以从事这项工作，而不需要博士学位。

为了指导这项新的探索，唐·麦凯主持成立了一个国际和地区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这也正是我现在工作的小组，同时也是我开始中国项目的小组没有什么限制，而是一个提供支持和监察性的团队，我们也都是一边摸索一边开展相关的工作。

中国地区研究的研讨课每周进行5次，讨论时间从下午的3点到5点，还有每周四的上午（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时间似乎是很难接受的）。如此充满干劲的状态充分反映了我们是在着手一些全新的项目。除了语言课外，研讨班的成员几乎不学习其他课程。直到后来我们才决定像语言课一样开设历史课程，可以顺便从历史课中学到一些基本常识类的概况课程。在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一个由前战地记者组成的特殊群体出现，我们对于中国最新形势发展的感知得到了大大加强。这些记者以获得尼曼新闻学（Nieman Fellows）奖学金和其他基金资助的身份到哈佛进修，他们全部都在战争末期或是刚刚结束时到过中国。

这个以中国研究为中心的团体依然规模很小，通过座谈会和鸡尾酒会就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而且我也相信，这些成年人才刚刚开始进行初级汉语的学习，他们确实需要某种特殊形式的安慰。通过偶尔举办一些特别的节目，如表演短剧和模仿秀，这些吸引人的聚会能够冲淡人们平时在学术组织架构下工作的疲劳。在聚会中，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有平等的展示舞台，每个人的鲜明个性都能在公平的恶作剧游戏中尽情发挥。聚会上我们关于学术的讨论，很多都近乎于浮夸吹嘘或陈词滥调，而如果把这些东西混杂在一起，结果往往会十分可笑。在第一年结束时的庆祝聚会上，我发表了一篇讽刺性的论文——《水资源控制与个性的关系》。这篇论文夸张地论述了我们之前提出的两大理论：其一，实施灌溉和治理洪水都需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其二，人在幼时的如厕训练为日后成为父母后的强权习惯作了铺垫。将如此宏观和微观的两个主题混杂在一起，最终产生了一系列“令人满意”的“双关语”，包括：堤坝和尿布、降水率和吸收率、径流和淤积、各种五花八门的运动、上上下下的流动，诸如此类。

直到60年代我真正留起胡子之前，我有时在我的秃头上贴上假胡子让学生和同事们大吃一惊。甚至不仅是假胡子，真的，还有我从某个大皮箱里找到的古式假发，它是用一串串束在绳子上的头发做成的，是在19世纪80年代人们用来装饰的造型。这套戴在头上的东西让我尊严尽失，而这正是特技舞会上讽刺权威人物的方式之一。

区域研究的头两年成了许多问题汇聚的焦点，沉浸在大量令人兴奋的想法和思路中，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这种现象的出现部分原因是研讨班的研究生们——那批年轻人——将书本上的知识和他们在战争期间的经历融合在一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在太平洋地区、中国、菲律宾以及占领初期的日本工作的经验。史华茨（Benjamin Schwartz）后来成了哈佛大学的一名杰出的教授，马吕斯·詹森（Marius Jansen）和罗德·墨菲（Rhoads Murphey）分别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任教，比尔·尼尔森（Bill Nelson）则在中情局获得了高升。还有部分原因正是战后的新兴环境使得对人的潜力减少了限制，对创新的需求更加强烈。我开展过也曾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来充分利用我5年的教学经验和5年的政府工作经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在中国那两年半的经历。第一年结束后，我开始将自己的理论新成果写成文字。

《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48年出版）是我运用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完成的。这意味着这本书是建立在很多人研究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理论上的最高点。这本书的写作大体是在1947年秋天开始的，我一边在成堆的资料里翻阅，一边向打字员口授记录。在政府工作的经历将我的水平从一个三流作家提升到了口授作家，从1941年后，口述成为我著书的主要方式。

《美国与中国》是一部概括性的著作，但是比一般的讲义内容更加精练。我在书中对中国进行多领域综合分析，部分是根据我笔记中记录的不同学科带头人对中国地区研究发表的观点。我委托了委员会的三位成员开展相关工作，C.J.弗里德里希、爱德华·梅森和塔尔科特·帕森斯分别对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用精练的语言进行了汇总，然后各自在演讲中用更简明的方式将其应用在说明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此外，其他的同事也提供了相应的帮助。对我来说，这些工作的成果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还通过研究一些过去我不太了解的领域，使我的信心获得了提升。这些不同学科的带头人为我们指出了各种研究方法的精华所在。在我6年的中国生活后，我已经能独自收集资料，并能用实例来说明他们提出的理论。

除了汇总相关的学科理论概念外（这些概念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个分析框架），我还试着收集对中国研究很有帮助的一些书籍。这些书籍形成了一个“建议阅读”的描述性的参考书目，列在《美国与中国》的后面。（也许出于严谨，我应该注明：“预计阅读时间为10年。”）

《美国与中国》是历史学家合力写出的一部有关地区研究的早期成果，同时它也是一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简明历史。这本书被收入唐·麦凯正为哈佛大学出版社编撰的“美国外交政策丛书”，从而希望公众对于外交政策能够有所了解，就像我也想达到的那样。这本书于1948年面世，在中共1949年取得胜利之前，因此它完全是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1958年出版的第二版，讲述的是接下来的戏剧性事件，总的来说是一个革命重建的故事。1971年出版的第三版（共500页，1948年第一版为384页）讲述的却是一个更加伤感的故事——关于“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战争”。到了1979年的第四版（共606页），故事终于又有了一线希望。书后面的“建议阅读书目”从1948年的18页增加到了1979年的100页，而且有了单独的作者索引。我也许没有充分地研究罗列的这将近1200本书，但是每个新的版本都需要大量的重新编撰工作。我想，如果有人将各个版本作一个比较的话，一定会认为作者是个容易受外界影响而又顽固不化的人。

1948年7月《美国与中国》出版时，贾安娜在《纽约时报书评》头版（7月8日）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评论。（对此我十分感激！）我在书中为数不多的几页关于近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容中指出：马歇尔的调解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我们持续地“从物质上加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同时却又希望从政治上结束这一独裁政权”。基于人口死亡率比人口出生率下降得更快，我预测到了中国的人口爆炸。（显然，这正是1949年到1980年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期间发生的事情。）“这一结果必然导致中国出现持续混乱和不确定的社会景象。”我指出，“中国的抉择，不是在美国式生活方式和苏联共产主义方式间的选择，而是在旧的国民党独裁统治和新的中共专政之间的选择……这个抉择，只能由中国人民在中国作出，我们无法替他们作出决定。”

1947年至1948年间，我为20本书写了书评，其中包括很多人对于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如哈罗德·伊罗生《亚洲殊无和平》（No Peace for Asia）、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的《中国觉醒》（China Awake）、理查德·劳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来自东方的危险》（Danger from the East）、弗雷达·厄特利（Freda Utley）《在中国的最后机会》（Last Chance in China）、杰拉德·温菲尔德（Gerald Winfield）《中国：土地和人民》（China: The Land and the People）和其他的书。我还参加了大约12次广播评论节目，比如波士顿体育电台（WEEI）的系列节目《未来的十字路口》（Crossroads of the Future）、美国广播公司（ABC）的《美国城镇会议》（America's Town Meeting），以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圆桌会议》（The Round Table）。最后一次是在1948年11月28日，我和国会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及唐纳德·拉奇（Donald Lach）教授参加一个芝加哥的节目，我们坐在一张小桌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麦克风。我试图打败那位著名的国会议员，他擅长机关枪式的连续发问使对手无话可说，我则对着麦克风快速地讲话，试着盖过他的风头。高中时代周以德有着和我相似的那种咄咄逼人的辩论的经历，而这次小型辩论恐怕已没有人会想起了。

作为一名研究生导师，不仅要跟学生们一样聪明，还要具备目录学和原始材料方面的知识来指导他们——哪些已经研究过了、哪些可以研究。1946年下半年，我开始着手在哈佛燕京学社整理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书籍，非常幸运的是，我得到了我的学生刘广京的帮助。他来自福州的一个基督教家庭，1945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大学英国历史专业毕业，他有一篇关于托马斯·希尔·格林（T.H.Green）哲学思想的优秀论文，其中对参考书目的应用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尤其是在考察现有材料会对历史学家有何用处方面更为突出。我们寻找关于中国近代史资料的过程就像一次不断有新发现的远航，在三年的工作过程中，我们查阅了1067部有关的著作，最终编写成了608页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Modern Chin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 1898-1937，哈佛燕京学社研究成果，1950年出版第1卷）。这本书即使我现在读起来，依然兴奋不已。有这本书在手边，我就能告诉任何一个学生们他们应该去找中文原始资料，并告诉他们如何去找。就好像人多了一部分大脑一样，不仅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十分可靠。

由于我在1938年至1941年间的合作者邓嗣禹回到了哈佛，准备进行为期一年的战后进修，因此我们决定合作开展重要中文史料和著作的英译工作，记录着那段经常被提到的且被误称的中国“门户开放”历史。我们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获得了太平洋国际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赞助，征集了大约30名学者的意见，最终在1950年搞出了一部厚厚的油印初稿，这就是《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1839-1923）。两位非常有实力的学者房兆楹和孙任以，也作为第二作者共同参与了本书的撰写工作，我们最终在1954年将此书出版。在所收录的65部重要文献中，邓嗣禹完成了大部分译文工作，并负责编制我编辑过的大量有关文献作者的资料，之后我又写了书的最后文本以把这些文献材料连成一体。最终由同事们依次进行核查校对，这个过程再一次让我受益良多。

另一次合作是在1952年，我同两名已经是研究生的学生康拉德·布兰特（Conrad Blandt）和史华茨共同完成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他们当时正在为了完成博士毕业论文而研究中共党史，十分了解“党内”战略，至于“党外”或者党的路线的其他曲折就更不用说了。史华茨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1951年出版）是他后来一系列关于毛泽东的论著的开山鼻祖，布兰特的《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Stalin's Failure in China，1958年出版）则使用了收藏在哈佛大学的托洛茨基档案。我们选择了40篇文献并有针对性地撰写了23篇批判性的评论，最终形成了一部完整贯穿1921年至1950年7个不同时期的中共发展史，将原本混淆不清的内容完全理顺了。

关于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工作，包括我前面提到过的两部日文书目和清代文献要目（见第13章），这些对于我那些很快将要开展专题研究的学生来说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奠基石。将这些事情完成，不仅要求我们与合作者一起开展系统性的工作，而且还能体现出当今美国的文化条件下，在美国所从事的汉学研究领域是如何凭着两个依靠立足的，其中之一是很多有才干的中国学者为我们提供的大量帮助。

另一个依靠已经不存在了，为主持分析与中国有关的俄文资料，我花了几千美元去开展前期工作，却始终找不到一个能够顺利完成这项工作的人。我自己对苏联的研究开始得太晚了，而且最终我觉得苏联研究现代中国的学术成果没有什么大的价值，这也打击了我的研究热情。尽管如此，我认为就我们美国人努力理解中国民族文学的各个方面而论，苏联关于中国的看法优先级别应该是最高的。总而言之，这件事我们失败了。

就这样，我在学术和政策上的兴趣互相依存、相互促进。就像其他很多人也计划做的那样，在哈佛，我们已经着手开始对一件正在发生的大事展开研究，既研究背景也研究前景。中国的悠久传统和现代的灾难，以及它革命的根源，都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美国对华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感觉自己已经为公开辩论作好了充足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