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办教育是应对麦卡锡主义的最佳方式。我由于在“失去中国”问题上而遭受公开谴责，这促使我决定承担起教育美国公众的义务。在朝鲜我们与中国人作战；在麦卡锡时代我们又谴责存在我们当中的所谓阴谋家。然而，所有的努力换来的只有失败，朝鲜并没有统一，也没有在国务院查出共产党分子。因此，如今是我们应该运用知识和理性解决问题来取代暴力和恐惧的时候了。

1954年后，促进美国对华研究也因此成为一项有关国家政策的活动，但这主要是由个人基金会和高等院校具体运作。随着我们在哈佛大学以及其他研究中心继续从事培训和研究工作，毫无疑问，我们这里正在创建这个国家所需的知识体系和大批教师队伍。随后我们的越南战争的经历，这种想法不仅没有放弃，反而是更加强化了。如今人们对于知识和理性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的未来需要我们自己来创造，放任自流只会自取灭亡。我们注意到曾生活在地球上的物种超过百分之九十九如今已经销声匿迹了。

创建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并不是特别困难，慢慢组建自然会水到渠成。到1955年，东亚区域研究领域为期两年的硕士研究生培养项目每年大约可培养14名毕业生。其中一部分人将继续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到1956年，历史与东亚语言方向的联合博士学位申请注册共有26名申请者（1975年则达到70人）。这些人都成为研究人员，他们的论文也可能成为一些有价值的作品，出版成书。1947年，我们出版了年刊《中国研究文丛》（Papers on China），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研究和我主持的清代文献研讨班的一些论文。就这样，我们培训的系统工作自然而然地促进了一系列著作的出版。

1955年，在福特基金会一位代表的支持下，我们组织成立了更加正式的研究中心，同时福特基金会的人士将为我们提供资助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有了资金的支持，我们幸运地聘用了来自匈牙利的亚历克斯·埃克斯坦（Alex Eckstein）博士，他对事业的发展充满了热情和信心。同时，我们还受到卡耐基基金会的资助，进行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在1956年至1973年间，这些科研经费由我的助理弗吉尼亚·布里格斯（Virginia Briggs）夫人负责管理，她还负责东亚区域研究硕士学位课程以及历史与东亚语言联合博士学位课程的财政预算工作。1960年，福特基金会又提供了100万美元的资助，用以从事中国、日本以及朝鲜地区的研究工作，为此我们面对亟须改组机构的需求。

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东亚区域研究硕士培养项目引来了许多在研究院有志于研究东亚问题的低年级学生。而联合博士培养的项目也正在招收博士候选人，但是只有3个而不是4个历史领域要求同时具备汉语和日语两种语言能力。这些新的培养项目显然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其中他们招到的东亚问题研究方向的学生比历史以及东亚语言方向的学生要多，而所有的培养项目都是由我和布里格斯夫人负责管理，地点位于邓斯特大街16号（16 Dunster Street）。

这是一座建于1910年的高档住宅，套房由镶嵌板隔成，一共有五层楼高，位于封闭的院子当中。从精美的铁栅栏和大理石庭院看得出昔日庄严而宏伟的气势。可以在阳台上唱圣诞歌，楼下的人们则可以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以前的书房大小与现在的会议室大小相仿，而以前的卧室大小类似于现在的书房，当然这样浪费空间的情况现在不会持续下去。事实上，邓斯特大街16号的建筑已经有些过时了，让位给当代小屋霍利约克中心（Holyoke Center），当年其设计理念在于保护使用者不受灼热的太阳光照，大概设计师的脑海中始终希望这里能够保持西班牙永恒的夏季吧。

1960年，我们搬进了从前的大使公寓旅馆［Ambassador residential hotel，之后经过重新翻修为阿奇博尔德·卡里·柯立芝大厅（Archibald Cary Coolidge Hall），成为研究中心之一］，这里的浴室充足，以至于每一两个书房就配有一个浴室，于是我们在这里工作15年的时间中一直受益。浴缸为我们提供了存储空间，其他的摆设让人觉得不受限制，十分自由，不会让人感觉像一条流水线那样人挨着人。苏联研究中心和中东研究中心也位于这里，此外，我们还利用补贴开设了一个小食堂，慈祥的布莱克夫人每天都会从家来到食堂为三四十人准备膳食。

1960年的整顿改组，我们听从了埃德·赖绍华的建议，将区域研究系交由东亚语言系管理，因为不管怎么说，东亚语言系的人早已从事语言教学工作了。我们还聘请了一位兼职的管理者，单独负责联合博士培养项目的工作，管理者主要帮助学生联系就业市场，而这些都是博士生必须进行的活动。如此，这使得研究中心不再进行教育工作。从1960年起，研究中心仅仅从事研究工作，但仍然由本来是教师的那些研究人员进行管理。简言之，我们在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中首屈一指，不仅连续不断地拥有攻读各个学位的优秀研究人员，同时还是使论文著作变成书的专门机构。研究中心除了为一些研究项目提供资金，其大部分工作还是推动研究院的出版工作。

东亚研究中心里每个人不同的情况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另一番有趣的景致。总的来说，研究中心共有大约25位教授属于执行委员会成员。1955年至1975年的20年间，获得至少1000美元的津贴的研究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共计200人。而另外60人使用我们的地方，但不由我们提供资金。工作人员中超过一半的研究员和津贴获得者出生在美国之外：其中50人出生在中国，35人出生在日本，6人出生在朝鲜，12人出生在亚洲的其他地区，12人出生在欧洲——由此组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部落。撰写论文的高年级研究生也可以利用研究中心的各项资源。在此期间，超过60人获得历史与东亚语言专业的博士学位。与此相比，在哈佛大学其他院系获得东亚研究博士学位的人共计275人左右。由于人员流动，研究中心每年必须在由学校提供的场所中为流动人员增加25到40张桌子。

20世纪50年代末，研究中心开始逐步开展出版项目，到20世纪60年代它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在这幸运的二三十年里，手稿、资金以及管理通通汇集而来。我从不认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仅仅是为了培训。对于现代中国的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我们需要从历史角度思考作为专题论文的基础。关键事件的叙述、内容可靠的传记、思维和体制的研究都迫切需要给我们一个轻易有效的用英文记录的通用信息基础。幸运的是，我们国家的教育恰好能达到这种程度，这为完成博士论文作出了巨大贡献。

出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辑工作，伊丽莎白·麦克劳德·马西森（Elizabeth Macleod Matheson）是我们作品产出的一个机密人物。她于1955年至1974年间担任总编辑一职，培训了大量能干的同事协助其工作。在通过她出版研究生的研讨会报告以及书稿的同时，她还帮助研究生们学会如何写作，这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意外收获。

托马斯·J.威尔逊（Thomas J.Wilson）曾担任哈佛大学出版社社长（1946—1967），他高大威武、友善且充满了奇思妙想。一本具有可读性的新领域手稿总能很快勾起他无穷的想象和热情。我们的东亚研究中心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提供了一个难以拒绝的生意——一系列符合时代需求、亟待出版的手稿，对中国的革命、革命背景和发展作出了解释。与此同时，这些手稿均已编辑过，语言方面的问题也得到了校正。我们的编辑可以核查罗马字母的准确书写，并负责术语以及参考文献的编译工作，包括中文、日文以及其他东亚语言。此外，研究中心还为此提供了抄写员。哈佛大学出版社因此也可以节约成本，不需要越过太平洋就可以获得文学作品。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乾隆皇帝的书就像出版《俄亥俄州的威尼斯堡》一样轻而易举。

托马斯·威尔逊和我都极其重视我们之间的通信，它可以交流感情，又不需要相互客套。后来他受托出版一本收录我的随笔和书评的小选集［《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China: 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1967年出版］，当时我送去了一篇“匿名读者”的报告，“将你从麻烦中解救出来”。汤姆把这篇报告发表在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时事通讯上。

我们不会嫉妒将这个毫无头绪的大杂烩整理出版的编辑。然而，费正清先生显然讲学多年，听他讲课的学生绝不可能总是同一群体，由于长期对着不同的学生讲授同样的课程，可见他老生常谈的功夫连理查德·尼克松都会羡慕和嫉妒。而这种以异国题材为主题的杂文集正好借着举国之殇的机会，呈现在公众面前。

在之前第一个十年里，东亚研究中心以及哈佛大学出版社共计出版东亚研究书籍37册，相比之下，在第二个十年中出版数量增至103册（其中研究日本或韩国问题的占到25册）。而在1970和1971年可以称为出版的巅峰时期，两年中出版的相关书籍达到43册，几乎是每一个月出版两本新书，即使是最贪婪的创作者也会对这样的出版速度感到满意。我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进入了丰收期，并且在短短几年内以一流的作品遥遥领先于斯坦福、伯克利以及其他大学。我们出版的手稿来源不仅限于哈佛大学师生，有些书的作者我们甚至没有见过面。口碑相传，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国内挑选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稿件。

在我看来，哈佛东亚系列丛书不仅有助于研究生完成学业，同时还可以帮助他们谋求一份不错的教学工作。研究成果的出版是一个良好的开始。而一本优秀的著作可以为他们谋得终身教职。加强一个国家的教师队伍建设与增加研究经费是同等重要的。我告诉研讨班的学生们从一开始就应该以成为著作家为目标来严格要求自己。我给他们展示了一些早期发行的《中国研究文丛》，其中很多研讨会论文后来都已经出版成书。早期的论文以及随后出版的书籍加起来可以形成一份目录集，同时也证明了研讨会主题的选择就像选择配偶那样重要。从选题确立到撰写的整个过程需要占用一个人除去睡觉以外的大部分时间，经过多年的辛勤劳作后，想让作者舍弃著书的努力，包括大量的笔记以及成堆的书稿，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很荣幸，我们能够在哈佛大学这个平台为这些未来的教学能手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他们不仅仅是教师候选人，同时也是能够完成著作的作家，就业的大门正向他们敞开。据粗略估计，目前大概有75所院校聘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个地方同时招聘好几个哈佛研究生的情况，例如，在安娜堡（Ann Arbor）大学就有6人从事教学工作。

较之于物理学、生物学或是化学，东亚研究的突然兴起对于我们来说并不会像出现在屏幕上的雷达波一样显著，然而，这毕竟是经历麦卡锡主义时期后的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其发展势头令人欣喜。中国领域的研究并不像某些人猜测的那样士气低落，相反，这一领域正在不断地壮大，并充满了机会。当然，一切还要归功于福特基金会在资金上的大力支持。1970年，据约翰·林德贝克报告显示，在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的研究中，在15年期间，福特基金会已经投入了3000万美元的资金。哈佛大学获得了其中的550万美元，其中100万美元用来设立4个教授职位，其余的用作研究经费。由此可知，无论研究历史的工作多么紧迫，如果没有基金会的资助就不会有这一切发生。所以我们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这些赞助者的帮助。

通常研究室主任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决定你所要研究的项目课题？答案是，无须决定。每一个研究课题都是经过研究者的精挑细选后，加以论证、提炼并贯彻的，这是他们选择权和责任感的体现。如果教授委员会否决了此项课题，该项课题的研究者不得不征询各方的意见并对课题加以修改。这是一项系统的个人事业。当然，对于某些国家的集权主义的规划者们来说，这种模式似乎显得混乱不堪，但是这样做避免了研究中心的负担，例如，让B级人才来研究A级课题显然是毫无效用的。

当一群富有批评精神的人才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着手于一些未开发的课题时，研究中心通过召开研究性学术会议和出版专题论文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们进行了以下三大课题的研究：《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1965年会议研讨，1968年出版成册）、《在华与在美传教事业》（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1972年会议研讨，1974年出版成册）、《中国的兵法》（Chinese Ways in Warfare，1968年会议研讨，1974年出版成册）。除此之外，我们在50年代还举行了两次为期一周的会议研讨，会议议题分别为中国经济（1956）和中国政权（1959），但由于讨论过于宽泛而没有论文集出版。

当然，相比于出版著作来说，人才的培养显得更为重要。特别是区域研究培养的人才，他们了解当地情况，并且结识了一些能够说明当地生活的朋友。例如，在列宁格勒，我们经由马克·曼考尔（Mark Mancall）引荐认识了热情的俄罗斯朋友，还通过斯蒂芬·海（Stephen Hay）在加尔各答（Calcutta）的下层社会见到了虔诚的印度知识分子。

我们能够为研究生提供很多的帮助，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帮助他们完成一本著作。学生与书稿之间的联系甚至要比两性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男人或女人，书稿却是独一无二的，属于某人自己。对于学生来说，停止著书就如同放弃呼吸和吃饭，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最终书稿完成，经过被接受、校订、编辑，以等待出版，尽管此时作者已完成了一部分工作，但不会就此放手，即使靠这可以得到世俗的好处，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取得稿件的所有权，然后简单地将其出版，使其面世。一次，在普林斯顿大学，一位执着而年轻的教员恳请我审阅他的书稿，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把它带走了，如果能成就一本优秀的著作，这无疑是其事业发展的巨大助力。

多年的教学工作使我们结识了很多朋友，他们年轻，且多数并不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从1950年开始，全新的家庭生活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活力，这是回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事业或许会使人争分夺秒地工作，然而家庭生活却会使人相对放松。初入不惑之年，我们收养了两个女儿，从此这为我们的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社工十分尊重威尔玛的姑妈艾达·坎农女士，他们给我们帮了超出他们自己工作范围的忙。我第一次见到劳拉·金·费尔班克（Laura King Fairbank）的时候，她还是只有6个月大的粉白色很有活力的婴儿，对于我们的突然出现她似乎表现得有些不满。但当我抱起这个生气发怒的小家伙时，她开始平静下来，一只小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我知道我们是天生的一对。

成为母亲后，威尔玛展现出娱乐游戏的天赋。我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人（直奔终点是费尔班克家族的祖训），而坎农一家的业余时间会玩很多的游戏，包括纸牌游戏、球类运动、单词游戏、会话游戏、绘画游戏等，总之都是一些新颖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游戏。同样，旅行也是如此。我喜欢采取两点一线的方式，而威尔玛总是打乱我的行程计划，她喜欢蜿蜒崎岖的小路，在旅途中探寻各个乡村，回程从不走同一条路，避免重复的路线，以至于孩子们早上的问候总是：“妈妈，我们今天去哪儿？”

霍莉·坎农·费尔班克（Holly Cannon Fairbank）是在出生三个月后来到我们家的，她和劳拉一样，有着金黄的头发，十分漂亮。很小的时候，她就会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此外，两个孩子习惯于定期接触新面孔和新地方。夏天的时候，我们会租借马匹，抄近路穿过丛林来到富兰克林。随着她们慢慢地成长，劳拉和霍莉自然而然地将爱好从骑马转向了恋爱。幸运的是，性革命的时代已然来临，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她们时不时地会搬出去住，随后又会搬回家。这种早期的社会化，如果我可以试着以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会使得她们更加充分地准备好未来发展的方向。

她们并没有继承父母的道路继续从事汉学研究工作，相反，劳拉成为一名护士，而霍莉则致力于舞蹈事业，对于她们的冒险活动，我们作为外人也只是发出“噢”和“啊”的赞美声。由于对精神病患者感兴趣，劳拉开始在一家精神病医院从事助理工作。后来，她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完成了三年的医护培训课程，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和一位管理人员。随后，在她获取理学学士学位后，她继续攻读了心脏护理专业的理学硕士。这是一份高尚的职业，在病人濒临死亡的各个阶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给了医生很大的帮助。

与此同时，霍莉进入了纽约市萨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学习，这完全适合她。之后她继续留在纽约学习现代舞蹈，这是最辛苦也是最有意义的行业，尽管作为职业来说赚不到什么钱。很快她自己开始设计舞蹈动作，同时还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霍莉美丽出众，以至于节目制作者总喜欢将她安排到前排的位置。而舞蹈更像是一种全新的抒发情感的表现形式。

我在不惑之年得女，这使得我和研究生们之间有了共同的纽带，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此时正一边忙着写论文一边生孩子。虽然论文的创作比生孩子用时要长。当然，尽管日后它们的变化不那么大。

此外，幸运的是，我们在同事中也觅得了知心朋友，他们的工作我非常感兴趣，并受益匪浅。芮玛丽虽然名义上几乎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位学生，事实上她更像是我的一名晚辈同事。先前，她决定将研究方向由欧洲转向中国，但是她很少有时间跟我一同研究问题，或是参加我的初级研讨会。1938年，她来到拉德克里夫学院，她是来自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的南国俏佳人，更是瓦萨学院（Vassar）的高才生。她漂亮出众，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并非那种未加工的钻石，而是打磨抛光切割完美的钻石。在我们举行的一次茶话会上，芮玛丽与芮沃寿相遇，1940年他们结婚并飞往京都，1941年前往北京，一直到1945年他们从拘留所被释放后，我才在北京见到他们。

在我致力于研究19世纪50年代中国外交关系时，芮玛丽在研究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外交关系。随后她前往京都学习日语，之后在北京老师的指导下阅读清代文献，在拘留所期间，她又学习了俄语，而当时我正在撰写战时备忘录。她积极的工作态度令人印象深刻。一旦着手工作，只会勇往直前，绝不放松。她利用私下拷贝的《清实录》（Ch'ing Veritable Records，共1200卷，1936年出版）对19世纪60年代经历叛乱后的王朝的复苏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芮玛丽的著作《1862—1874年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中，她主要论述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领袖人物为镇压反叛以及拯救传统政权所作出的努力。正如其所言，他们的胜利只是“延长的阴影”，注定无法长久。

1959年，芮沃寿和芮玛丽来到耶鲁大学历史系工作，这样我们在家中私下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我和威尔玛以及两个女儿被邀请前往他们位于兰德佛尔（Landfall）海边的住所做客，这里的房产是芮沃寿利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遗产购置的。他们家有两个男孩，邓肯和乔纳森，两人都是当地游艇俱乐部比赛中的一流选手。参观芮沃寿带有厨师和男管家的豪华住宅，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芮玛丽光辉的职业生涯不得不令人加倍赞赏。她不仅站在研究中国问题领域的最前沿，同时她还积极为妇女解放运动而奋斗。她出生在阿拉巴马州的背景使其成为一位美丽迷人的女子，她有着众多的角色和身份。在家，她是妻子，也是母亲（育有两个儿子），她既要操持家务又要从事社交活动。在外，她以非凡的智力和无穷的想象力进入了历史研究领域，她是一位馆长（胡佛研究院）、斯坦福大学的讲师、耶鲁大学的教授以及研究室主任。在生活中，她扮演着双重的角色，不停地在两个舞台之间来回转换角色。压力自然存在，而香烟和酒精或许可以缓解这种紧张的状态。当时，芮沃寿也是幸福家庭生活的主要推动力，他把家经营得井井有条。但是芮玛丽还是会感到命运的不公。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并没有聘请她为教授，因为当时芮沃寿和芮玛丽同在历史系工作，大学里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即夫妻两人在同一个专业团队势必影响其判断力，往往两个人对一种事物的看法要么都赞同，要么都不赞同。在耶鲁大学她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赏，但是作为第一位女性教授仍然压力不小，毕竟，人们总是喜欢说一套做一套。

在耶鲁大学，芮玛丽将研究重点转向了清王朝的终结，与此同时，1965年她还组织了一场有关1911年辛亥革命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此后，由于神经衰弱，芮玛丽住院接受了几个月的治疗，出院后又组织了研讨会，并于1968年将此次研讨会成果出版成书，即《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芮玛丽在书中写了长篇的导言，本书堪称该领域的奠基之作。1969年，51岁她已是功成名就。她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分析工作中尽显才智，同时对于专题各方面的追求与理解也表现出了热情与执着，这一切使得她成为我们领域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不幸的是，某天她去医院例行作检查时，被告知患有无法治愈的癌症，生命只剩下6个月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芮玛丽表现得和平常一样理智、冷静和积极。她将患病的消息直接告诉了家人和校长［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并召集朋友聚会，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我想，她很快意识到，在命运逆转的时刻，一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掌控自己，以一个人能聚集的所有方式来摆脱她自身的悲剧。芮玛丽做得很好。经过化疗，她的病情得到了缓解，随后她与芮沃寿一同去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Florence），在那里度过了春季的两周时间。6月，她参加了一场部门招待会，她像往日一样打扮得光彩照人，见到了许多的朋友。之后几天便在睡梦中溘然离世。

芮玛丽去世的消息让很多人受到极大震动。此外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是另外一名闪耀之星约瑟夫·利文森（Joseph R.Levenson）于1969年在加利福尼亚不幸溺水身亡。他曾是我在柯克兰之家（Kirkland House）指导的一名学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学会了日语，他攻读博士的研究方向是关于伟大的中国改革家梁启超先生的。随后，他成为哈佛大学的一名教员，我们还一同讲授了“近代中国”这门课程。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他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容易激发讨论的方式，独创了“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他所著的三部曲《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传递了道家思想的“凡事皆有对立面”，例如热与冷、善于恶。同时他还痴迷于“常规化的直觉”、“理论反理论”等悖论的研究。他擅长文字游戏的背后隐藏着他对于大型课题的研究投入，诸如中国的多种价值观与史实的冲突这类。总体来说，约瑟夫·利文森是无法抗拒的创意人士——一位天生搞笑的模仿家，在诙谐与游戏间转换。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在他家客厅聚会，在我们谈话停歇的时候，一只猫宛若一个重要人物般走进来，这时约瑟夫·利文森看了看他的腕表，很严肃地对这只猫说：“我只给你两分钟的时间。”当时他模仿的语气和表达方式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很不幸，芮玛丽和约瑟夫·利文森都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幸好芮沃寿为自己寻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但1976年他也去世了。和我一样，他也是一名搞组织工作的人，我们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合作。

芮沃寿偏好北京家具、地毯以及绘画，这一爱好对他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为一名研究隋唐佛教的古典主义学者，他将中国近代政治问题留给了芮玛丽，而他本人则对贯穿几个世纪的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他认为，最佳的研究方式，即应该将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进行融合。例如，中国对于佛教思想的吸收和应用可以与西方基督教甚至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进行比较研究。

1954年是一个战略性的契机，我安排了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与芮沃寿会见，罗伯特是芝加哥大学社会人类学的领袖人物。通过这次会见，创立了亚洲问题研究协会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并在芝加哥大学一段时间的资助下，开展了一个学术研讨会项目。中国思想领域的研究——传记、文本研究以及思想运动——已经初具规模，这样一来，芮沃寿和他的主要合作者、来自剑桥大学的杜希德（Denis Twichett）便可以向世界各地的学者征集稿件了，包括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学者，他们有着普遍的学识和深厚的理论基础。最终一共出版了6部专题论文集。

总之，一名教师该如何评价他的学生、同事以及他们的著作呢？我通过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些年轻教授的学术创作过程，包括著作的构思、孕育、发展以及出版。要具体谈及这些作者和著作恐怕需要单独出一本书。这一代人改变了原来的英语读物世界，他们让更多的习惯于英语阅读的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轮廓和内容有了全新的了解。正如其他大学的老教授一样，我只负责了创作过程的一部分，以迪安·艾奇逊的话来说，我“见证了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