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革命我们应持理解的态度，而非冲突和歇斯底里，这是一项全国性的工作，我们在哈佛大学培养教师队伍与出版书籍，可以在这方面起到一个表率作用——我想这一点是我们起码能做到的，如果说哈佛具备一些其他学校所没有的优越条件的话。尽管如此，中国以及东亚领域的研究工作迫切需要建立起一个组织作统一安排，只有通过建立组织机构才能保证全国各地有才能的研究人员获得新的资助。我们需要建立全新的学术机构来实现这一目标。先前在哈佛大学创建研究中心并组织研讨会，这引领我很自然地参与了这个全国性活动。

1959年，我担任了美国亚洲问题研究协会（Associate for Asian Studies）主席，此时我发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即如何得到一些基金会的支持，以发展研究会的机构设施。当时担任财务的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位教授，他是义务服务的，不收取报酬，另外还有一位有报酬的行政管理者，这样一来，协会的资金可以得到合理妥善的处置，同时也保证了会议的正常召开和委员会的正常运行。但是处于决策层的亚洲问题研究协会（AAS）高层却是一盘散沙。其领导成员每年改选3名，任期3年，因此他们也仅仅了解3年的协会工作事务。在收到资助款的2年后，很少有人还会想得起这笔资金最初的用途，3年后就彻底无人知晓了。然而事实上，协会很多有意义的项目需要5年的资助才能完成。

福特基金会，特别是其海外培训研究委员会（Board on Overseas Training and Research）提供了3000万美元大力资助东亚问题研究，为此，我利用资金首先采取措施设法补救因亚洲问题研究协会领导团队反复更替而造成的问题。我指派了休·博顿（Hugh Borton，日本问题专家）和诺曼·布朗（Norman Brown，印度问题专家）等一些忠于职守的成员，我还成立了亚洲问题研究协会的研究与发展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该委员会的委员5年轮换一次，均由经验丰富的资深学者组成，能够取得基金会方面的支持。他们的头衔之所以被称为“顾问”，其目的在于，一来防止董事的怀疑，二来避免章程随意被修改。

此时，全国各地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正在准备实施各自的计划和项目。或许他们的中文水平勉强合格，但是他们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到了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包括编辑参考书目、建立图书馆藏、收集翻译作品的原本、开展语言培训、在香港建立研究基地、举办研讨会等。自20世纪30年代起，这些需要实施的项目就逐渐开始成型了。其中最必要的工作就是面向全国广纳人才，即开展博士学位以前的培训项目以及博士后的研究计划课程。福特基金会以及其他机构已为此准备了必要的经费，目前唯一欠缺的是设立一个行政机构。

这样一个机构必然是由学者组成的，且他们能够以国家利益和互相信任为前提进行协作。正如1959年4月我写给福特基金会的信中所表示的，在过去15年中，由于中美事件的影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受到很严重的“情感上的牵连”，从其他人的表示可以看出，甚至我自己也多少受此影响。因此，我认为，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新领域（例如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我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研究人员彼此之间如何搞好合作”。“我们必须在有可行性及不偏不倚上取得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最低程度的合作关系。”简言之，我们必须克服麦卡锡时代对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所造成的分裂。

一种粗浅而陈腐的看法认为，麦卡锡——麦卡伦在中国问题研究上造成了“一半对一半”的分裂。事实并非如此。真实的情况更像是马肉兔肉一锅炖，虽然两种都有，但力量对比悬殊，其大小差异非常明显。除了西北大学的科尔格罗夫（Colegrove）和麦戈文（McGovern）教授以及诸如饶大卫、迪克·沃克（Dick Walker）等其他一些来自耶鲁大学的学者外，其余主要是支持国民党、主张对中国实行干预的学者，他们主要来自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远东与俄罗斯学院（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1946年由戴德华将其组织在一起。该组织包括几个来自纳粹德国的流亡汉学家，包括魏特夫和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流亡学者。他们集中在一起，对1850年至1864年间那场震惊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了深入、实证性和多学科的研究，无论从领导、组织角度还是学术角度来讲，这都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从零开始创建中文图书馆也是其成就的一部分。戴德华不仅要给这些背井离乡者鼓气，保持这些流亡者的斗志，同时还要和那些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他们的人作斗争，当时那些人将戴德华列入了嫌疑教授的名单中。

起初，戴德华是属于支持国民党一方的，但在麦卡伦委员会面前他也是一名表现得很友好的证人，与此同时，他的德裔同事却担心他出现亲共产党的思想意识偏差。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中国通们整个群体对思想斗争并没有那么神经过敏。麦卡锡时代导致西雅图的这些人成为被孤立的少数派。中国共产主义的崛起引起了这个群体的浓厚兴趣，使他们开始这项事关重大的重要研究工作，对此，福特基金会也作出响应。现在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齐心协力促进该领域的研究发展。

1959年6月19—21日，古尔德会议在纽约市多布斯渡口（Dobbs Ferry）一个属于纽约大学的会议厅召开。会议的实际目的在于讨论资助渠道的设立，通过这些渠道，福特基金会得以提供资金来支持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发展。作为新上任的亚洲问题研究协会主席，我被推选为这个三人委员会的总负责人，其余两位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韦慕庭（Martin Wilbur）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亚瑟·斯坦纳（Arthur Steiner）。我提出了会议日程安排，并提出理应在亚洲问题研究协会之下设立一个发展委员会。从形式上来看，会议由新成立的亚洲问题研究协会研究与发展顾问委员会负责召开，该委员会的领导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比尔·洛克伍德（Bill Lockwood），我们需要向其汇报工作。

从西雅图一方的角度来看，这次会议完全是美国东部集团同自己的一次合作，即主要由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起着一种制衡作用的西海岸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之间进行的。但会议更重要的在于讨论如何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问题。一些亚洲问题研究协会的中国通认为，中国共产主义仅仅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而事实上，它也是由苏联发起并指导的全球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戴德华和他的主要同事梅谷（Franz Michael）还强调区域研究应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即利用所有的社会科学方法并借鉴对苏联问题的研究经验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进行研究。如今回顾起来，这确实是一项正确的举措。这与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提议创立一个发展委员会的想法相同。

从4月到6月，我一直忙于亚洲问题研究协会的工作，负责联系全国各地的学者。我拟定了一份邀请大约25名会议成员的名单，其中包括一些政府人员和福特基金会的人员，同时我还拟定了一个可被大家接受的会议议程，以便我们所需要的各类论文资料能在会议上得到讨论。古尔德会议于1959年6月底举行，一连3天共5场研讨会，会上讨论了众多项目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共识。但是在最后一场研讨会上，关于选定发展委员会的组织者的问题出现了分歧。我发现很多人并不赞同由亚洲问题研究协会来主持工作，反对者不仅包括来自西雅图的成员，还有诸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白鲁恂（Lucian Pye）这样的政治科学家。最终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分歧，实际上是区域研究方法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较量。我们的目的是想用多学科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但是亚洲问题研究协会并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更能胜任，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是一些主要学科研究组织的代笔，有能力作出这样的判断。事实上，亚洲问题研究协会是一个民主的万花筒，其领导人每年更换，没有一个领导团队能记得三年前的事情，因此很难得到基金会的信任来确保实施一些连续性的项目。相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由长期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管理，他们有长期的责任心，并且就在纽约日复一日地向人们表明他们是可信赖的。

经过激烈的讨论后，会议成员开始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出现了分裂。名义上，很多人支持由我代表的亚洲问题研究协会提出的方案，实则多数人放弃了投票权。我开始意识到，支持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创立发展委员会是有道理的，而我之前对该会并没有太多认识。结果，产生的分歧使得福特基金会的人左右为难。于是我决定改变方向，加入少数派。我说服了组织委员会的同事也加入其中，同时请比尔·洛克伍德征询这方面的意见。

这样做的结果是，我关于发展委员会建立的问题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彭德尔顿·何林（Pendleton Herring）举行了一次会谈，他和戴德华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就已经认识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利用福特基金创立发展委员会的话，那么由谁来领导委员会？我提议由乔治（戴德华）负责，因为，一来他有做好这项工作的才能，二来由他主管发展委员将有助于减少西雅图和东海岸之间的“分歧”。经过讨论后，我打电话告诉乔治这个提议，当时他并不在古尔德厅。（我认为这相当具有戏剧性！）他欣然同意了，于是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应运而生。哈佛大学的约翰·林德贝克担任主席一职，我们也获得一丝安慰。我们还有幸请到一位善于合作的拉丁美洲问题专家布赖斯·伍德（Bryce Wood）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使其得以顺利开展。就这样委员会的工作终于走上了正轨。自此，在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问题研究开始渗入不同的学科。

根据规定，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将致力于20世纪中国改革方面的研究。然而，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大多数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专家都为历史学家，他们所需物品的清单之长堪比中国的二十四史。因此，针对中国1911年以前的研究，我们急需成立一个类似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这类的组织机构，否则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竞争和相互攻击，将会破坏该领域的工作。1962年，我召开了一次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会议，在我、戴德华以及约翰·蒲伯（John Pope，我在埃克塞特的同班同学，后来在弗利尔艺术馆工作）的督促下，协会中研究古代历史的领袖人物，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哥伦比亚大学的芮沃寿和德巴里（Ted de Bary）最终组建了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Stud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在接下来的10年间，由芮沃寿担任委员会主席。他不仅吸纳欧洲汉学研究的领袖人物加入委员会，而且他那富有批判性的思想见解给训练和研究工作，给历史、文学、哲学甚至是艺术的研究计划的发展留下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芮沃寿是斯坦福——牛津——哈佛——京都的学者风范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企业家实力完美的组合体，最终使我们都获得了益处。

1959年，我在耶鲁大学再次见到约翰·林德贝克，在之前的1933年，我们在洛阳他的传教士父母的家里初次见面，当时他还是一位刻苦用功的年轻人，后来他获得了耶鲁大学政治学的博士学位。我在他发表其有关义和团以及1900年的传教士方面的论文时，邀请他来协助我，并在政治系代课。此后，从1959到1967年，他在哈佛大学一共待了8年时间，直到后来他担任了哥伦比亚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的主任。而在我看来，我们在哈佛大学合作的经历是开展任何实际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约翰·林德贝克英俊潇洒，是一位态度温和的外交高手和活动家，同时也是几个有关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主要机构的发起人。他常常花好几个小时出门做联络工作，是研究中心名副其实的外交官。此外，他的外交能力体现在方方面面，他能把事件所涉及的有关个人问题聚拢起来，并在实际处理中很快地加以解决。此外，对于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方面，他帮助戴德华建立了一些基层的多学科的小组委员会，从而促使中国问题研究在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多个方面展开。随后，他在香港建立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基地（大学服务中心），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建立提供稀有书籍和刊物的中文资料中心，此外，考虑到未来的需要，由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联合建立了一个国家科学院（例如国家研究委员会），旨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以上三个组织均是由约翰·林德贝克最早发起的。然而不幸的是，1970年，他猝然离世，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这些由他创建的机构至今仍然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在约翰·林德贝克的遗嘱中，有一份写给福特基金会的报告，此报告题为“理解中国：美国学术资源评介”（Understanding China: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于1971年发表。这份篇幅不大的报告简洁地概述了全美中国问题研究的发展状况，包括1958年后由国防部外语培训项目为数百名研究员提供资助的情况，以及各大研究中心的资金分配使用情况等。毫无疑问，这份报告所呈现的数据对于像我这样撰写自传的作者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它有利于纠正传记中讨论问题时可能出现的错误。

林德贝克的报告指出，在1958年至1970年间，大约有4000万美元的校外其他机构提供的资助被用在中国问题研究上。当然，比起五角大楼庞大的军费开支，这些资金不过是九牛一毛。据说，恐龙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但其大脑却只有豌豆大小。我不想在此作什么结论，因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曾6次前往华盛顿的美国国防大学（National War College），这里的军校生都是高智商的人才，他们被强迫进行几个星期的集中阅读和讨论，以便对全世界的政权有所了解，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困窘。问题就出在我们用于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时间和资源的分配比例严重失调。

约翰·林德贝克和我都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观点，我相信他也会这么称呼它。我们认为，发生革命的中国进入国际社会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美国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将会有益于世界上其他地区，包括欧洲。1955年夏天，我分别在莱顿（Leyden）和罗马（Rome）参加了两次会议，并逐渐对欧洲的汉学研究有了一定的认识。

第八届青年汉学家研讨会（ Eighth Congress of Junior Sinologues）在莱顿召开，会议地点位于城镇边界护城河内的一座中世纪城堡中，当时已改建为青年招待所和会议中心。参会的年轻汉学家如今也都成了中年人，之所以强调“年轻”，是为了避免邀请老莫尔（Moule）、老翟理思（Giles）等知名汉学家，以免他们把持全部的话题。会议期间，人们大多使用英语交流。我们住在顶楼的集体宿舍，睡着简易床，共用一个公共洗手间，这样的好处就是大家有了互相认识的机会。来自巴黎的于如伯（Robert Ruhlmann）领着我们一同唱歌，如：“云雀，异邦的云雀……”清贫的学术生活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在报告中提到了哈佛大学的培训项目，其中图书架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图书本身，看起来就是典型的美国作风——设备第一，知识第二。

参加会议的成员中有两人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一位是上了年纪的翦伯赞，他出版过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概述的书籍；另一位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宋史研究专家周一良，当时在北京大学编写教科书。会议期间，欧洲学术权威白乐日站起来不住地向翦伯赞摇头，与其争辩，翦伯赞对白乐日这种说教式的方式极为反感，觉得受到了侮辱，于是，我们不得不为其西方冒犯性的辩论方式表示歉意。我们解释道，在古登堡发明现代印刷术前的几百年时间里，欧洲的大学里面就开始有了这样的辩论，而中国学者在此期间一直在使用纸张、笔墨和印刷术。

我向翦、周两人提到，我们已听说了有关中国的一些革命变化的好消息，但对控制出生率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于是我问道：如何避免人口过剩的问题呢？

他们回答道：“那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看法，是帝国主义的错误认识。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得知，劳动力创造了一切，因此人口越多越好。”

对于这次谈话我一直记忆犹新。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间，中国的人口数量翻了一番，但在毛泽东带领下的人民生活水平较之从前几乎是原地踏步。马克思的反马尔萨斯人口论导致了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可笑的惨败。

之后，我前往罗马参加第十届历史学家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ans）。在这次会议上，我提交了《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对日本和中国的影响》这一论文，其内容来源于哈佛同事间的几次讨论纪要，不过由我执笔而已。我们看到，对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日本积极的回应与中国冷漠懈怠的表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造成这种不同的基本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差异，这种观点完全违背马列主义的观点。剑桥大学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对论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它有掩盖和粉饰帝国主义邪恶的一面。事实上，早在二战时的重庆，我与李约瑟就关于他对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的计划进行了几次激烈的讨论，当时我们在各自的大使馆担任着对应的类似职务。（如果吉普车和卡车可以称为相对应的东西的话。）之后，他曾作证说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如今他又在日本研究问题上教条式地夸夸其谈。与其在《中国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泛泛而论相比，更明显地表现出思想上的愚蠢。我在想，一名精通这种掌管多个领域“法则”的万能科学家，如果没有这种马克思主义称为“社会科学”的“法则”作为依靠，是否就无法面对所有的社会现象呢？或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实际上应叫作不能正视“社会科学”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依靠多学科综合研究方式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来讲，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会议上提出的另一个组织性的问题，即是否能够将新的思想理念编入教科书，从而对东亚概况课程在全国各地广泛开设有所帮助。赖绍华和我每年都在重新修订和精练这块“试验田”，在我们看来，需要一本与时俱进的、全面概括性的教科书，为进一步地深入研究打好必要的基础。1951年，我们就开始讨论编写教科书的相关事宜，由于之前的出版商对如何出版缺乏想象力，后来我们又换了一家，所以一直拖到50年代末才正式开展此项工作。威德纳图书馆周日工作的制度使我颇为受益。你可以从马萨诸塞大道入口处往里看，在看到守卫换班的时候赶到那里，发现门锁打开你就可以进去，并在已列有你名字的专用登记簿上签名。这样你就可以享受一整天的自由时光了——没有人，没有电话，只需一个三明治，像特拉普派（Trappist）修道院一样安静。

编写教科书最大的问题无疑是教学内容的取舍选择。只有对此有了全面的认识，你才能进行取舍，并将代表性的人物、事件纳入你的编写内容中，去表现历史的基本主题。对总体的概括和对个体的详述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以马可·波罗为例，他个人的情况对了解他本人是必不可少的，也可以使人看到西方和中国那不断的接触、蒙古人利用外国人统治中国，以及西方民俗中的传奇等等情形。

《东亚文明史》（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丛书，卷一《东亚：伟大的传统》（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于1960年出版，卷二《东亚：近代的变革》（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于1965年出版。在前卷精简合并的基础上写成的合订本《东亚：传统与变革》（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于1973年出版，随后《中国：传统与变革》（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于1978年出版。按照这样一个“宗谱”排下去，恐怕“这本书的第三代”也迟早会出生吧。

1961年至1966年期间，赖绍华担任了肯尼迪政府的驻日大使，此时我们年轻的同事艾伯特·克雷格（Albert M.Craig）成为新的助力，即对20世纪的日本进行研究。最终，由赖绍华和克雷格编写的最新教科书《日本：传统与变革》（Japan: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于1978年出版，这是关于日本的一本最新教材。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古代中国以及古代日本和近代日本研究方面，赖绍华堪称是一位多面手。

对中国问题和日本问题作不同的分卷论述令我深感遗憾，因为它违背了将东亚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华夏文化区”的本义。其结果是，在我们的概况课程安排中，日本部分只占三分之一，只是将其和中亚、朝鲜以及东南亚等地区放在一起作综述式的介绍。但是，随着日本在美国影响力越来越大，当它不是一种美国公众的想象而是作为一种现实出现在美洲大陆上时，我们必须对其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样一来，通过“华夏文化区”（包括越南）的概念来体现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自然不得不放弃。不过，这种主导地位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的。

对我来说，完成这项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实属不易。我发现，编写日本问题研究部分的同事们有着大量学术出版物作为立论基础，而编写中国部分的我们；虽拥有众多的汉学史料，但缺乏社会科学对其作出的解释。此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和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才刚刚崭露头角。在中国，一方面，受过现代培训的中国历史学家少之又少，因此没有人把关于日本入侵、内战以及革命的数十年历史整理成体系，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总体研究。另一方面，中国近现代文学也鲜有学生关注，至于相关方面的数据资料更是难以获得。而研究日本历史则大为不同，一本参考书目满满记载着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所有主题，无所不包。

我们编写教科书时难免受到一些旧的史书影响，即著述重点放在社会制度和统治政权方面。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叙述了历代王朝，包括其征服的地区、税收制度、主要官吏以及在艺术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现在应该作一些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了。然而，书中并没有涉及普通人的生活。事实上，男女大众根本就无迹可循，你所能看到的都是不平凡的人物。社会历史并不如你所想的那么简单。你可以概述情况，引用数据，甚至声讨上层社会的衣冠禽兽，然而，任何人无论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并不是仅仅代表着他自身，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

无论怎样，我觉得我们所著的《东亚文明史》起到了与斯塔布斯（Stubbs）的《宪章精选》（Charters）开创英国立宪史的先河相同的作用。我们必须建立一种习惯和制度方面的组织框架，以便对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包括事件、历史阶段以及各种运动作出合理的说明。教科书的出版凝聚着许多人的心血，我们请威尔玛为这些书配了图解，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则以此为基础将其制作成了精美的艺术品。最后，我们认为这些书中已没有任何多余的可删除的地方，所有的内容对主旨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毕竟，我们赶上了马可·波罗以来最好的时机开展工作。事实上，我们的教科书任何3页的内容都足以扩展为一场讲座。一位学生就曾对我说：“我读不了您的书，但我很确定，我能研究它。”

这些都是20年前的事情，如今我们把我们的通论看作中国掌握文化知识的统治阶级对自己及其观点和成就的总结。革命促使普通人的生活进入我们的视线，特别是农民大众，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带来众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也在不断向前发展，并为人类学家如芮玛丽的学生和继承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等一些历史学家所运用。关于中国的近代历史同样需要编写一本新的教科书。

培训、研究以及出版的组织工作促进了学术观点的发展。鉴于国内一些社团组织往往会自以为是地热衷于一些事后看来似是而非或带有偏见的思想理论，我认为最基本的问题在于，美国的汉学家应该和其他地方的汉学家们进行接触，保持相互联系。如今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热点话题，这样的交流似乎尤其具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