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30年隔离状态彻底结束的一年，也是我50年来为成为中国问题专家所作的种种努力的总结之时。显而易见，我尽力向国人展现一些事实的这些年与中美隔绝的这30年大体上是吻合的，尽管这些努力在我与中国接触的最初20年就已经起到成效了。1979年是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也给我个人带来了巨大转变。人生重大的变化也标志着我的事业进入高速发展期。

1967年5月，100多名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秘密来到我们街区对面的印章协会（Signet Society）为我举行了60大寿的庆宴。当时我们被告知芮沃寿和芮玛丽要邀请我们外出就餐，但是当我们还没走出街区就遇到穿着正式的小詹姆斯·汤姆森（James C.Thomson，Jr.）。当我们走到印章协会时，我看到了来自各地的我以前的学生，让我颇感意外。汤姆森是一位出色的宴会主持人，宴会上大家不仅带来了诸如短剧小品、诗歌朗诵等节目，还有很多的生日礼物。费维恺、罗德·墨菲（Rhoads Murphye）以及芮玛丽共同整理编辑了一部由12篇文章组成的纪念论文集——《中国近代史入门》（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这是一份令人十分惊喜的生日贺礼。这本论文集选取的文章质量很高，题材范围也很广，从引言中不难看出芮玛丽在确定主题（在这里是指我）方面具有敏锐的分析能力。

此次聚集的人才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衍生品”，他们是应时而生的一代专家。我能够充当他们的老师和领路人，也仅仅是能感到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能作出的贡献。作为一名学术带头人，要懂得恰到好处地后退，以便看清队伍前进的方向，并起到带头作用。

……反思这一感人事件，我也有着荣誉接受者常有的问题——如何改进自身的不足才能配得上朋友的真情馈赠呢？赞美似乎与历史没什么关系。我在这个领域的发展中的“成就”更令我确信一件事，即时势造英雄。我感慨地回复：“没什么，只要付出辛苦！只要站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和世界最伟大的大学之间取得有利位置，它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次庆祝会的要点在于，我们应该承认机构体系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即共同从事学术研究的师生之间的友谊。事实上，师生关系有些偏于一面，对于老师来说显得更为有趣，作为传道授业者，学生对其自然怀有感恩之情，但有时候这种感恩难免成为一种负担。而我们真正应该感恩的是社会，对于那些想要感激老师的学生，我想说的是：“你不需要偿还，只要传承下去即可。”

若不是我们共同关注中国历史这一领域的话，我们绝不会一起正视它的问题，而如果没有时间进行接触，我们也就不可能成为朋友了。看着那些离校的学生或是人们想要结识的同事，但愿他们都能成为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

作为一名名牌高校教师，部分职责就在于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与其说尽善尽美，倒不如说尽心尽力。如果教师精通中文原文，他便可以展示给学生，相反，如果教师不懂俄语，这样的不足之处便是那些懂俄语的学生的自信源泉。在这样一个高度竞争、全力以赴的领域，学生的信心是保持进步的主要动力。因此，在知识爆炸时代来临之前，学生的自信心尚未受到损害时，出版学生著作、确立其学者的身份，将会是开创新时代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而当这些新秀出现，专家能人赶超上来并超越过去的时候，教授们也需要精神上的支持，正因如此，这就是一封不只具有一重含义的感谢信。（1967年5月）

借此机会，我仿照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形式准备了一首打油诗。结尾部分如下：

六十学有成 女子入选坛

取智东方时 华夏正罹难

尽取其精粹 宜于美利坚

历史在人心 学者后追寻

点滴化传说 史海觅踪迹

开启尘封事 心血在其间

愚人掌学门 留名万书丛

此时亦奋笔 此生述万千

Now at sixty this highly trained poobah

Puts 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 in a perfect stupah !

Dispensing wisdom-on-the-East, during crises-in-Cathay,

Seems just what is needed in the U.S.A.

Since history only exists in the mind

Historians always follow behind.

They pick up the spoor of History,

The droppings it leaves, as a mystery,

Examining each with consummate care

And then pronouncing what used to be there.

The files, when examined, will demonstrate

That this “Fairbank” so-called was a syndicate

Who were busy writing memos and in other ways

During Benjamin Schwartz's earlier phase.

在哈佛大学的40年里，我在自己从事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当然我那些出类拔萃的同事也成绩卓越。在我们追求各自的目标时，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在与学生、年轻的同事以及女性助手打交道。然而，坐在系主任常坐的位子上参加俱乐部的长桌会议，我仍会感到局促不安，但作为较高水平的学者，我们在同辈群体中还是要起带头作用。而对于大部分由独立个人组成的机构里发现的奇怪的矛盾心理，或许应该进行单独研究。对于我而言，1970年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之际，被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蒲塞（Pusey）校长的学位授予词写道：“我们国家在东亚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应归于这位目光敏锐、持之以恒的学生所付出的创造性努力。”

此外，我也很荣幸被授予其他的荣誉学位，其原因部分在于，我喜欢穿上盛装受到万众瞩目。尽管我缺少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那样林肯般的气势，但我的牛津大学毕业礼服仍然能够在各个毕业典礼上为我增添光彩。我知道在我得到这些学位时就需要无偿为一些机构服务，这是一种公平的交易。尽管如此，如果将我从我的同事中挑出来，那么意义将会完全不同。这对我简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假如任何荣誉体制的建立目标旨在鼓励人们继续向前，那么荣誉获得者必将为此感到十分满足。雷斯顿（Scotty Reston）就是其中一例，他是我1970年在哈佛大学的同班同学。

另一件颇有成就感的事情是1975年出版了《总税务司在北京：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The I.G.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8-1907），赫德的继任者、最后一位外国总税务司李度作序。这两卷书评注了有关赫德和海关的1437封报告，这些报告其实是赫德每周或每两周写给他在伦敦的可靠代理人的信件，是一部包含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的书。我的很有天分的两位合编者，一位是伊丽莎白·麦克劳德·麦瑟逊（Elizabeth MacLeod Matheson），她在去世前确定了该书的整体框架，另一位是凯瑟琳·弗罗斯特·布鲁纳（Katherine Frost Bruner），她对赫德信中涉及的每个人物以及著作都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这不仅仅是一部堪与佩皮斯、博斯韦尔或是亚当斯的著作媲美的不朽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随着针对海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该书也为研究赫德奠定了基础。幸运的是，这个耗费巨大的项目最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承接下来，此时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处于经营转变期，后来才得知此项目预算超支。若是1874年毕业生马士博士仍然健在的话，他一定会欣喜于母校服务学术的出色表现。

与独裁者不受任期限制的情况不同，教授需要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按照几个月前的新规定，年过68岁的教授教学工作时间缩减为半天，但我成功地逃脱了新规定，仍然从事全天候的教学工作，直到70岁时我于1977年退休。退休教授的告别讲演有两种形式：其中一种较为平淡简洁，上了年纪的教授在告别课上神态从容，像平常上课一样结束最后一堂课，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而那些前来听课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可能很幸运既听过第一课也听过最后一课。讲课结束，他一如既往地走上讲台，由此走进历史。然而，我认为这样的讲课形式过于简单。因此对于我来说，另一种告别讲台的方式则是盛装出席。我故意穿着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礼服，这是一件由红色法兰绒制成的外加亮蓝色镶边的小斗篷。为了满足美国人以及殖民地对于新学位授予的要求，牛津大学在很晚才设计了这款礼服。事实上这种礼服与哈德逊湾公司为西北部印第安人赶制的色彩亮丽、华而不实的服装没什么差别。然而这件礼服却是我于1936年获得从教资格的一种象征，尽管参加了多次毕业典礼，它至今仍然完好如初，在我接受荣誉学位时我也会把它穿上。“女性解放需要男式服装的复兴”以及“如果你不得不趁着夕阳的余晖离开，那你自己就如同那一抹夕阳”，这些发言内容连同这件礼服成为演讲不可或缺的部分。

1977年在贵客委员会的一次晚宴上，白修德揭开了一块牌匾，上面赫然写着“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几个大字。我的同事们决定用我的名字命名研究中心，以此作为我的退休礼物。［如今该研究中心由孔飞力（Philip A.Kuhn）全权负责。］如果我们能够保证中心的经费，那么我的名字与研究中心将永世长存。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我的公众形象正逐渐取代我本人的形象，即使我退出历史的舞台，它也依然会存在。这确实是一种吸引人的新课题。将“我和我的影子”与“我和我的公众形象”这两个主题进行比较，前者显然比后者更加简单。不管愿不愿意，既然构造了这样一个公众形象，或许我能够为其填充一些有益的东西。美国历史协会早在1968年就设立并每年颁发“费正清奖”。如今又多了一个费正清研究中心。这样的趋势还会持续多久呢？一名作家在其所著的书中占据的分量究竟是多少呢？正如这本书一样，我正在从费正清的中国研究转向兜售研究费正清本人。退休自有很多机会。

事实上，我并未感觉自己是真正地退休了。从幼年时期，我就有着童子军一般的精神头，为此我自创了一套个人养生法，包括饮食、休息以及运动等方面，如同英国人常说的，为了保持健康。在学校我参加越野跑，还能独自一人姿态优雅地划船。在中国我又养成了午饭后小憩的习惯，回到美国后一直保持，有时为了午后小憩不得不提前离开午餐聚会。而我的书房和办公室还专门放置了休息的沙发。此外，我还养成快走的习惯。而与愿意一起玩的人玩飞盘也是我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的活动项目。

这样做的结果是，我年过72岁仍然保持着健康的体魄。一切有利于健康的事情我都会坚持去做。我也无须因吸烟、喝酒、熬夜、精神紧张、体重超标、高血压以及焦虑等情况担忧，因为我与这些压根儿不沾边。总之我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身体也没有任何衰退迹象。我将其看作对于那些放纵自己的人的一种警告。

除此以外，我的遗传基因也带给我幸运。我的父亲63岁死于白血病。但我的母亲一直健康地活到105岁，事实上她100岁时还一直自己料理家务。最终我的母亲于1979年10月15日在她家中自己的床上安然离世，无疾而终。

5周后的感恩节我突发冠心病，或许某些心理学家会对此比较关注。

发现我依然活着，我为此发了一封公开信，目的仍然是为了积累记录。

我相信非致命性的心脏病比其他病痛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除去密切牵涉到生理状态以及治疗过程之外，生病也唤起了人们暖人心房的友爱之情，这确实令人感动不已。由于我要到康复阶段才能独立撰写私人信件，因此我暂时先写了这封感谢信（或者也可以称其为通告）。

cccc最初的计划。dddd在感恩节那天进行感恩仪式前，我希望能够抽出一些时间用来工作，于是我早上8点半步行来到位于坎布里奇大街1737号的办公楼。整个办公楼空无一人，外面的门也上了锁，我径直走进大楼来到三层我的办公室，而我的隔壁曾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公寓。突然我感觉到我的肩胛骨之间一阵疼痛，我马上打电话给威尔玛，她当时正在位于温斯罗普街41号家中的地下室洗衣服。于是我又打电话给劳拉·费尔班克，她在马萨诸塞州阿林顿当护士，距离坎布里奇大街1737号5英里远，她说：“爸爸，赶快躺下，全身放松，别着急，我们马上到。”

由于当时意识开始模糊，以下内容大多是从他们口中听到的内容拼凑起来的。当时劳拉立即穿好了衣服，她的丈夫比尔·海恩斯（Bill Haynes）给威尔玛打了电话，威尔玛又给哈佛警察局打了电话，他们不仅是处理学生问题的能手，同时还是挽救教师生命的行家里手。他们距离坎布里奇大街1737号200码远，在赶来的途中，他们又召集了距离此处100码远的坎布里奇消防队的救护队。因此当12分钟后我的家人赶到坎布里奇大街1737号时，警卫和救护队正用担架将我送到救护车上。

去哪里？劳拉说，去奥本山医院（Mt.Auburn Hospital），她曾在这里工作了5年时间，后两年还担任了八楼（外科）的护士长。奥本山医院位于哈佛运动场对面的查尔斯河的拐弯处，这里有东西部最好的心脏科。于是我们及时赶到了门诊部。

果然，当我们来到医院，全体员工正在楼梯处微笑着鼓掌欢迎我们，头顶处的条幅写着“欢迎美国朋友费正清”——很可能我把1972年访问“北京西城五七干校”的情景和这次的场面混淆在一起了。

从救护车被抬出来后，我一直握着劳拉的手，我告诉她我将要离开人世。救护队一路给我输氧，但是我的心脏一直处于纤维性颤抖的状态。碰巧那天早上心脏科的高级专家坐诊，经过及时抢救，几秒钟内4次100伏特每毫秒的电击治疗，我的纤维性颤抖得到了控制。与此同时，他们将氧气管插入气管，以支持肺部呼吸，还用了监护器，并进行了静脉注射，帮助扩张毛细血管，防止血液凝结，恢复身体机能等，总的来说，控制住了病情。正如我的主治医师瓦基迪斯（Voukydis）所言，这次的情况有惊无险。

几个小时后我接受重症特别护理，在我进行脑部损伤检查时他们问我：“你觉得你在哪里？”当时劳拉也在场，在我回答说“我在纽黑文（New Haven）的一个二等护理病房”时（我对劳拉说：“你怎么会在这里？”），劳拉明显有些挫败感。尽管如此，对于一名退休的教授来说，一些混淆和判断失误也是被许可的，并不是什么大脑受损。

我有印象的另一个场景是在一个四张床的监护病房，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大大的黑色电视屏幕上，从屏幕可以看到四条绿色的波动线，这代表我们每个人一天10万次的心跳。每一个记录的小震荡无疑是几十亿年前大爆炸的回响。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些绿色的波动线并不像是心电图，而是诸如一排排斧锤长矛、绵延数里的铁丝网和自行车链条，或是莫扎特乐谱中演奏的变奏曲。

我的恢复训练首先包括一些测试，例如看我是否能够打开封闭的装有饼干、果冻、饮料以及其他用于烹饪美食的调味品的塑料储存盒。我很快发现如果我能有一把叉子，其他一切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了。

其他一些训练也同样具有实际意义，检测我是否能够掌握美国电视播放的内容。然而纤维性颤抖这只怪物依然困扰着我。在没有看电视画面的情况下，我听到的是德黑兰遭受洗劫的混乱嘈杂——宣礼员（在清真寺尖塔上按时呼唤信徒做礼拜以及祷告的人）的叫喊声，阿亚图拉（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的呼喊声，伊玛目（清真寺内率领穆斯林做礼拜的人）的咒骂声，锣鼓敲打的回响声，毛拉（伊斯兰教神学家）的抱怨声，歇斯底里的库尔德人的尖叫声——总之，一切如同古老文明自我摧毁时发出的刺耳声音。这些声音逐渐清晰起来，事实上我听到的并不是一场社会革命的暴力之声，而是在自由之地举行的一场组织良好、有利可图的次重量级冠军拳击比赛。

冠心病因何而起呢？它是心血管长期受到疼痛、饥饿、恐惧以及愤怒的刺激逐渐引起的疾病。［我记得在我观看罗杰·班尼斯特（Roger Bannister）打破四分钟一英里的纪录时，我的心跳加速。］因此，我走到不那么令人激动的房间中。

在我得力的秘书琼·希尔（Joan Hill）的帮助下，威尔玛此时成为流动指挥所和信息中心，减少了以后的工作规模。经过护士和治疗专家三周时间精心周到的看护，我准备出院了，重新回到我位于温斯罗普街41号的住所，而那些医护人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仅有着清秀俊美的容貌，更重要的是医术高明，实力不凡，令人钦佩。若不是他们，我恐怕早已进入附近修得漂亮却死气沉沉的奥本山公墓了。（坎布里奇真是应有尽有。）此外，他们的忠告也简化了我未来的生活，一切变得更加富有魅力。如今我不撰写文章和评论，不作演讲，不写信，不担任顾问，也不参加会议，只专注于6本书的编辑工作。还有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事情吗？

我和威尔玛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

费正清

1979年12月11日

上面的这些说明，无论是从时间还是地点角度考虑，我都十分幸运。我适时地进入了一个开拓领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有能力从事哈佛的教学工作，而哈佛也成为我实现目标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

尽管如此，所谓的功成名就在历史背景下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1929年至1979年的半个世纪以来，全球战事不断，此外还伴随着人口爆炸，消费剧增，军备竞赛等，导致冲突加剧。科技的进步更是引来全球问题的激增，而一切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问题了，不必在此一一列举。我们的智力资源如此有限，以至于当我们试图解决这些变得更加棘手的难题时，显得力不从心。中国问题的研究仅仅是我们进行总体危机管理中努力进行的一小部分。没有人可以宣称在此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朝鲜战争（1950—1953）和越南战争（1965—1973），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公众方面都没有给我们在精神上带来丝毫的荣誉。

在整个风雨如晦的国际舞台上，理性的安排与思想意识的激情之间的竞争未必就是理性的力量获胜。目睹了对节育和武器过分不切实际的控制和抵制的情形，这些抵制虽然乞求于信仰，却带来了社会灾难。因此美国不加思量地在国内发展与国外扩张的传统依然使我们在东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东亚显然是西方在海外扩张大有潜力之地。

至少此刻我们已经不再处于20世纪40年代能够对中国内战进行干预的时期，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一个中国”对于中国人民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承认“一个中国”也成为我们的第一需求。正如我们1979年所作的安排，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官方形式进行交往，与台湾当局则以非官方形式进行交往，这是一种政治才能，尤其是我们还效仿了日本在处理外交关系时的做法。日本在我们之前就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此同时日本还将“台湾大使馆”降为非官方的机构，由前外交官负责管理。如果我们不能作出这样的姿态，一定会感到后悔。

30年来，我们第一次调整了我们的外交政策以适应对华关系。1979年4月10日，我们根据国会通过的单边“台湾关系法”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商业和文化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于1979年1月1日承认由北京政府领导的“一个中国”（这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必不可少），以此作为发展与中国关系的基础。1954年至1979年间“中华民国”作为美国盟友的身份我们也不再承认，尽管我们继续向其出售防御性武器。这是一种微妙的官方与非官方的平衡关系，对于以法律为评判标准的美国人来说，确实是难以理解。改变这种得来不易的平衡，会给我们带来不愿见到的灾难。

未来我们应该将面对在中国地区的巨大风险，因为我们已经参与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我们不能认为我们作为早已现代化的国家，能够成为中国发展现代化的模范。在一些方面，我们的典范是什么不能做，而在另一些方面，我们两国所处的环境也极为不同，因此不具备现实参考性。事实如此，尤其是中国农村农民群体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的农村拥有至少8亿的农民，中国农村的物质生活容易改善，但是思维方式和社会行为方式却难以迅速转变。这一特殊而庞大的群体难以同化，很难受到外界的影响，或许还会对我们表现出不悦和诧异。中国农民骨子里的传统超乎我们能够理解的范畴，他们似乎并不关注法律指导下的公民权利，相反，他们讲义气，创立秘密组织，盲目相信破坏性活动。如果因为共同的问题导致我们与中国的精英以及城市阶层更加紧密地联合在一起，那么美国很可能会不明就里地再次卷入中国内政当中。或许我们将再次有机会与政府联系到一起，成为人民反抗的对象。

面对这些不祥之兆，我依然对历史展望的有效性持有某种信仰。我所进行的历史编写工作便对此有帮助。事实上，这是一部16卷的超级巨著。1966年，我接受邀请编写《剑桥中国史》，是两名主编之一。正如图书管理员所知，《剑桥中国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多卷本专家论文的合集，旨在为非专业人士提供宏观主题的易读史书。我和杜希德（当时在坎布里奇，如今在普林斯顿大学）原本计划编写6卷，但很快意识到6卷远远不足以呈现所有内容，于是增加到12卷。然而，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主题，对于中国的革命作出的反应有所延迟。这部有关中国历史的系列著作如今计划出版16卷，事实上，也有可能是18卷。

迄今为止，编写《剑桥中国史》的经验让我想到，这样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不朽作品可能有着完全不同于公众形象的内部真实性。例如，该书的内容已经超出控制地不断扩展。一篇原定75页的手稿可能最终达到200页，其中包含了新的证据和见解，想要删减内容而不破坏主题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因为一位有能力的研究者在总结概括了书中的新知识后，能够从这些新的证据和新研究中找到更多有价值的内容。令人欣喜的是，剑桥大学出版社能够对此书的扩充作出及时的调整和适应。当然这样的结果便是书价上涨。因此，我们的著作越厚重，我们的读者可能越少。一个人必须坚信利益扩散理论（经济学用语，一种认为给予大企业的财政补贴会使小企业和消费者受惠的经济理论）。我本人就对此坚信不疑。较大的历史主题需要多种形式的处理方式。此外，《剑桥中国史》所列出的参考书目有益于未来的研究工作，而专家们的文章仅仅是他们讲给我们的故事。

来自12个国家的超过100名学者对《剑桥中国史》的编写工作作出了贡献。关于19世纪历史的卷十和卷十一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出版。与我合编卷十一（刘广京）、卷十三（费维恺）以及卷十四和卷十五［罗德里克·麦克法库尔（Rodrick MacFarquhar）］在其专业领域学术水平已高于我。其中卷十三特别概述了一代有着现代头脑的中国爱国者的毕生事业，他们接受西方的教育，同时努力将自己的学识用于太平洋西岸的现代化建设中。与此同时，我为今天所处的教师位置而感到高兴，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虽然无法完成，但是好在后继有人。

在对中国问题经过50年孜孜不倦的研究有所收获后，我能为那些富有智慧的公民提供些什么信息呢？

令人失望的是，那里的人们的社会行为固执于既定模式，其所具有的惰性远远比我们美国人想象的要大。这块尚未开发的大陆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期望，包括长期的经济增长以及面临限制的司法改革。然而，美国人和中国人都不会改变我们根深蒂固的行事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民族形式，尤其是不可能适应对方的需求。尽管如此，由于严酷的现实需要，我们之间也会产生相似性。我们共同分担着全球性的问题。不幸的是，由于科技发展与公民权利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美国与中国也可能会面临误解的危机。

民族主义发展较晚的中国如今已经是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大体上按照日本模式发展，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必须依靠以美国食品交换中国工业产品为生。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带领其进入一种竞争性的沙文主义当中，那么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自宋朝起，许多现代国家都普遍出现了这种沙文主义的倾向。而当宋朝处于文明的鼎盛时期时，欧洲正从黑暗时代摆脱出来。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组织是由武装的主权国家构成，这也意味着会出现显而易见的灾难。冷静的逻辑分析表明，人类其实应该比当前的文明时期生活得更好。

而令人振奋的是，有着10亿人口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库。他们当中的卓有成就者早已遍及我们的大学校园，正在逐渐成为全新世界体系内的有用之才。如果世界的经济和政治被缺少理性的核武器同时毁掉的话，那么物质生活水平尚且不高的中国人民将会成为领导世界重建的主要候选人。

如果我们能够压下冷静的逻辑分析所带给我们的对未来的悲观失望的话，中国的社会管理也可以提供很多的实例。例如，维护社会秩序一直是中国的一个特长。中国的公民虽然没有法律保护，但受到实例的熏陶和教化。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杀人事件，凶手的头颅会被置于长枪上，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公开示众，而这种地方美国人通常只会用来张贴广告。对于更加可厌的犯罪活动，作恶者会被关进牢笼，当街活活饿死。这样看来，古老的中华帝国也拥有自己的法令和执行方式。

然而，我认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积极的。中国革命与其说是我们的敌人，不如说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关注自身发展，并没有对外扩张的野心。随着我们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一定能够互惠互利。

对于我们来说，需要做的主要是要纠正我们在谋求生存时武力和智力使用不平衡的状态。中国伟大的统帅通常都是文职出身，他们坚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念。很奇怪，原子时代也将这种观念强加于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还在准备训练我们的士兵使用他们手中的武器，而不是让他们尽量避免使用武器。与我们的武装力量相比，我们的思考只是沧海一粟。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只有更加全心全意地研究我们自身的问题，将宗教信仰当作一种原动力而非一种拯救的主要手段，否则我们的生存仍然无法预料。从现在起几年后，当我们发觉中国使用英语的人比美国还要多的时候，当前尚未完全开展的中国问题研究可能会占据美国教育的中心地位。这一目标不会太快实现，但并非全无逻辑可言。因此，在经过半个世纪的中国问题研究后，我想要传达的信息是，继续更加努力地研究中国问题。（除此之外，你还有其他什么指望？）

让我这样来说吧：如今的中国和美国是未来世界竞争的主要地区。这种竞争更多的是发生在两国内部的竞争，而非两国之间的竞争，是机械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抗。机械论者不仅相信科技工艺，同时也相信意识形态，这是物质力量与知识力量的强强联合。机械论者唯一的问题在于：这种力量和权力的结合也是其国家的敌人所信仰的，只不过是采用不同的方式。因此这也是解决冲突和自相残杀的良方。

从另一方面来讲，人文主义者大多善良，富有智慧且灵活变通。他们更信任人类个体的品格而非各种原理法则。例如，人文主义者关注女性，因为她们已经属于人类的一员，这远超过对于胎儿的关注，因为胎儿还不属于人类的一员。与教条或形式主义相比，他们更相信人类的理性。在人文主义的前线，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是作为精英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这本书的读者是一致的，这些读者自然也是人文主义者，尽管他们有时候如同计算机一般做事。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即越南战争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美国与中国的人文主义者都遭到了打击。如今我们有更多机会合作，让我们抓住机遇吧！